喝酒
1975年3月我到“昭乌达盟五.七干校”学习，被分配到三连第四学习小组(当时无论什么单位都按军事编制编排)，连长也就是班主任，是学校组教科的老师叫王文仲。每个组有六位学员，住在一间宿舍里。我们组都是市直机关干部，组长宋廷元是盟交通局人事科长，组员有运输公司经理江巨涛、盟公路段长王俊卿、地质队工会主席滕广恕、电厂副厂长崔国范。江巨涛、崔国范是建国前的老干部，县处级。宋廷元、王俊卿、滕广恕是科级干部，我是以工人理论队伍身份参加培训的，大家关系非常融洽。在干校有一条规定，无论职务高低，一律称“同志”，因此彼此称呼都是“老宋”、“老江”，我年龄最小他们以“小”字称呼我。
六月份到阿旗下乡搞“斗批改”，大轿车从赤峰到阿旗整整走了一天，下车时已经是繁星满天了。阿旗革委会设宴招待我们，餐桌上摆放着两瓶“天山大麯”， 大家非常疲劳，这个酒喝起来那就是一个香。两个月后我们回到干校，一提起阿旗，必然议论那次晚宴，议论那次晚宴，必然提到“天山大麯”。有一天又议论到“天山大麯”，王大个子(王俊卿个子大)建议：“我们凑钱买两瓶，晚上喝。”大家一致响应。
我拿着12元钱到农研小卖铺，花4元钱买了两瓶“天山大麯”，其余的钱买了花生米、咸鸡蛋，又到食堂打了三样菜。
在干校学习日喝酒是违反纪律的，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晚上熄灯号响过之后，我们把门楣上的窗户用报纸挡上，四个小课桌凑到一起，开始了酒局。老宋抓住酒瓶说：“学校不让喝酒，今天只喝一瓶解解馋。另一瓶星期六晚上再喝。大家同意我们就开喝。”老藤是工人出身豪爽：“没说的，同意。”
酒局开始了，我不会喝酒，他们每个人倒了半茶杯。老崔说：“小钱不喝酒，吃亏了。”我说，“不吃亏，我多吃菜。”其乐融融，三下五除二茶杯都见了底。老王还要打开另一瓶，老宋说，“再喝就喝多了，讲好了今天只喝一瓶，那一瓶周末喝。”说完郑重其事地把酒瓶交到我的手上，“酒还放在小钱那里。”我把酒瓶放到床下的纸箱子里。大家都躺到了床上。
心里有事那里睡得着?躺下很久，左邻右铺翻身弄得的床直响。先是王大个子探过身来，悄声问：“老藤，老藤，睡着没有?”老藤那边瓮声瓮气地说：“今个不知怎么了?就是岁(睡)不着。”那边老江搭茬了：“你俩怎么还不睡?”老藤说：“妈的，天太叶(热)了，开开窗户。”老藤起身开窗户的档口，王大个子、老江都坐起来了。老江试探着问：“我有点饿，吃块馒头?”王大个子说：“想吃就吃。”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凑到了桌子旁边，王大个子自言自语地说：“把酒拿出来喝点。”摸摸索索到我的床下掏出了酒瓶，老江顺手打开了电灯：“老宋、老崔起来喝点。”老宋说：“不让你们喝你们偏喝，班主任来了看你们怎么说?”老崔躺着没有动，我更不能凑热闹。三个人穿着背心裤衩坐在桌前，先说喝半瓶，给老宋、老崔留半瓶。喝到在最后，老藤说：“明天我再去买，今天咱们仨把它干了。”三个人一股脑把一瓶酒喝个精光……
酒喝光了，三个人心里也踏实了，很快进入了梦乡。这回轮到我们三个睡不着了，老江呼噜打得震天响，老王又蹬被子又蹬腿，老藤时不时地说上两句沈阳味的梦话……折腾了俩小时，老王起身上厕所，没有开灯，摇摇晃晃地摸黑打开了房门走了出去。左等右等不回来，我心里正在纳闷，突然隔壁宿舍嚷吵起来，原来是老王迷迷糊糊地闯到了隔壁房间，把人家吓了一跳。老王回来了，老藤又起身下地，只见他从床底下掏出痰盂就小便，夜深人静，铁痰盂发出的声音格外刺耳。痰盂的声音停下来了，呼噜声又起来了。这边老江翻了一个身，突然呕吐起来。老宋我们两个连忙起身帮忙收拾，老崔给老江倒了一杯白开水……这一通折腾还睡什么觉?
事后的第三天，班主任王文仲在走廊叫住我：“前天晚上你们组干什么了?”我还想装傻充愣：“前天晚上?……没干什么呀。”“没干什么?有学员向我反映了，我也向老宋了解了情况，批评老宋了，今后注意下不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