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陈腐观念的瓦解
在一段时间内，中华大地上掀起一股“下海”热，干部下海，科技人员下海，艺术家下海，新闻记者下海等等。这么多过去自视清高的人，下到被人们曾经鄙视过的商品市场的海洋里游泳，确乎是一件令人注目的新鲜事。
中国历来是重农抑商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商人的地位一直很低。古代的“士农工商”，近代的“工农兵学商”，商人都排在最后一位。传统戏《陈三两爬堂》中的陈三两，虽为烟花妓女，也不愿嫁给“大腹便便的珠宝商”；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中的那位琵琶女，也感叹自己“暮去朝来颜色故，老大嫁作商人妇”。在他们看来，嫁给商人很有失自己的体面。至于商人在其他人的眼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商人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西方世界，早就有“学而优则商”的说法，即学业最好的首先去经商。可是，在中国这块地方，商人地位的变化却比较缓慢。在一些地方，至今还有“奸商”、“无商不奸”的口头语在流传。所以，在一段时间里，尽管大街上的商业个体户腰缠万贯，却难在人们面前扬眉吐气。如果有哪一个国营企业的女职工嫁给了商业个体户，那准会被身边的亲友带着鄙夷的神色议论一番。
改革开放的浪潮，把中国的商品经济推到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上。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提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面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关于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一个新的商潮正在全国兴起。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社会观念也在迅速地发生变化。所谓的“下海”热，就是这种观念变化的必然结果。
“下海”热，标志着人民固有陈腐价值观地迅速瓦解。尽管过去人们口头上说职业分工无高低贵贱之分，但实际上何者高尚，何者低俗，何者受人尊敬，何者为人鄙视，心中还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可现在则是高尚向低俗倾斜，受人尊重的职业向为人鄙视的职业流动。辽宁、北京兴起了“辞官”热。仅辽宁省，1991年以来就有700名官员停薪留职，兴办实业，多名官员离开党政机关，其中有不少是处级干部，还有年轻有为的某市市长等，应聘到企业任职或“下海”自谋职业。上海兴起了文化名人“跳海”热，其中有电影艺术家秦怡、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沪剧名演员茅善玉等。他们纷纷走下舞台，办起了商业公司。这真是世风日变，过去一些人处心积虑追逐的官位被抛却，过去清高的文化殿堂也开始逐流入俗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对固有的观念重新思考，按照新的价值标准作出新的抉择。
“下海”热，也标志着人们已逐步从旧时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始寻找自己的合理位置。人们不甘于让职业选择自己，而是开始自己去主动选择职业。自己最喜欢什么，有什么长处，有多大才能，一般来说自己最清楚。热衷于“下海”的人，除了追求高收入这一因素外，他们还有一种自信，即自己有在商品市场的海洋里游泳的本事，要在这里表现自己的价值。实践证明，他们之中已不乏成功者，体操王子李宁就是一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李宁服”不是在全国兴盛一时吗？以演“周恩来”著名的名演员王铁成，不是在香港也开办公司，成了富翁吗？当然，也有失败者。失败了也不可怕，他们可以重新选择职业或者重操旧业么！就是失败了，他们这种赶海精神，对全国人民合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也是一种推动。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海正在汹涌澎湃，正在以强大的魅力，召唤着那些敢于和善于搏风击浪的弄潮儿投入到它的怀抱中来。
之二：大胆朝前走
前不久，一个新闻界的同行悄悄告诉我，他也想下海，就是有点……我说：怕什么，世上没有万全之策 。只要你有点自信，就撩开面纱大胆地朝前走，管他别人说短长！
这位同行终于走了，走到发达的祖国南疆。
可是余音尚在，他这种对下海既想又怕的精神状态，像镌刻在我的脑际，频挥不去。我联想到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下海”的种种表现：
一种是欲下又缩。有一位朋友过去经过商，“下海”热兴起后，他旧情萌动，有了重新下海的念头。可领导、亲友都来劝他，你这个搞新闻的，名有名，利有利，何必再去冒那个风险呢？他想想也对，自己虽不是搞新闻的大料，可凑合着也能完成工作任务。但他下海之心未泯，常常暗自喟叹之。
另一种是明留暗下。看到人家“下海”，自己想下又没有大的胆量，于是就偷偷地下，上班溜出去搞，下班悄悄搞。有的则几个人合伙，一人出头，大家投股，暗中出力。他们说这样搞保险，搞成了是额外收入，搞不成也不妨大事。
第三种是“吃曹望汉”。三国时有一个徐庶，初事刘备，后来被逼归曹操。但他人在曹营心在汉，终身不为曹操设一谋。现在也有一些人，脚踏两只船，公家的事应付一下，主要的精力和时间下海赚钱。比如说搞第二职业，本应在业余时间搞，可有些人第一职业打个点，第二职业拼命干，用公家的工具、设备和原料，办私人的事。有人说这是端第一职业的碗，吃第二职业的饭，即群众说的“吃官饭，放私骆驼。”
这三种心态自然是不同的。第一种犹犹豫豫，第二种试试脚再说，第三种则是瞒天过海。但他们也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想下海或者实际上已下海；二是都怕丢开“海岸”，也就是公职。其原因都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以便下海不成随时再上岸。当然，“吃官饭，放私骆驼”，还有贪占公家便宜的意思在内。
把这些精神状态，放在当前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但长此下去，于国于己都不利。于国，则精神不振，贻误工作；于己，则精力分散，难成大事。我看，这些站在十字路口的人，应该早下决心，早定位置，不可以再这样犹豫下去了。
害怕什么？无非是怕担风险。下海是有风险的，可能赔钱，甚至可能破产。可办什么事能没有风险呢？正因为有风险方能激发起你的智慧与才能，方能给你带来成功，也才能显示出你的自身价值。
给自己留后路吗？狡兔三窟，情有可原。不过自古就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之说，首鼠两端，左顾右盼，就像身上拴着一根保险绳子在大海中游泳，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倾其全力与恶风险浪搏斗的。未曾出海，就想返航，怎么能获得航海的巨大成功呢？
留恋大锅饭和铁饭碗吗？有一定的道理。现在的机关、事业单位，尽管进行了不少改革，大多数仍在吃着大锅饭，端着铁饭碗。但这种大锅饭能一直吃下去吗？机关人员要精简，工资制度要改革，有志者不如早打算，早动作。
话说到这儿，不由得想起电影《红高粱》中的两句歌词：“妹妹你大胆朝前走，莫回头，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在当前的大转变时期，我们每一个有志气也有能力“下海”的人，一旦确定了方向，就应该有这种“大胆朝前走，莫回头”的精神，用自己的全副精力去搏风击浪，夺取胜利。
之三：在深层次上做文章
最近，从广播上、报纸上不断传出行署专员、区委书记等领导干部带头摆摊设点做生意的新闻。群众之中赞扬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人问我持何种态度，我答曰：精神可嘉，非为上策。
所谓“精神可嘉”，是他们冲破了过去鄙视经商的陈旧观念，开了一代新风。有州官、县令出面经商，人们对商界的地位自当刮目相看，长期受世俗压抑的商贩们，也会感到有人撑腰了。记得汉朝的文帝、景帝，为劝农耕稼，在百官地陪同下，煞有介事地到农田里扶一下犁耙，竟引起了全国震动，彪炳于史册之上。而今一些领导亲自“下海”，而且实实在在的，其引导作用当然更要大得多。由过去的劝农，到现在的“劝商”，反映了生产的发展，时代的变化。
所谓“非为上策”，是指领导干部摆地摊，和教授卖馅饼、工程师卖茶鸡蛋一样，并不是最佳选择。领导干部、教授等，都是知识水平、思想水平比较高的阶层，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商品生产的深层次上做点文章，以发挥自己知识丰富、社会关系联系广泛的优势，却去从事较为简单的劳动呢？
在深层次上做文章，是需要认真调查思考的。做什么样的文章，怎么做？一是要适应市场需要，二要发挥自己的专长。美国科学家爱迪生，是一位有名的物理学家、发明家，他发明了留声机，实验并改进了白炽灯和电话，制定了照明系统。后来他也“下海”了，但不是去搞摆地摊、卖馅饼之类，而是利用自己的发明创造成果，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大型发电厂。他自己也成了有名的企业家。1991年，担任澳大利亚联邦总理达8年9个月的霍克下台后，也“下海”了。他发挥自己社会联系广的优势，担任了电视专题节目独立报道人，准备推出一部《世界政要专访》电视系列报道片，计划采访包括美国总统布什、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等十几位政界要人。事成之后，他将有一笔巨额收入。事实上，每一位“下海”的人，都有自己的长处，科学家有知识，文艺界名人有“牌子”，领导干部有广泛的社会交往和丰富的经验。如果他们不会利用这些优势和长处，在开发第一、二、三产业的深层次上做文章，却一味地同市场上的小摊贩争生意，那有什么意思呢！
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中国咸阳厂厂长来辉武，原来就是机关干部。他运用自己的发明成果“505”神功元气袋办厂，一举成功，产品风靡世界，产值达几千万元。据报道，著名演员刘晓庆也要“下海”搞房地产生意，将集资上亿元。这些钱从哪里来？还不是靠她名演员的“牌子”？名演员的“名”就是她的长处和优势，就是她“下海”的资本。
前一段，我们批评过以官经商，这当然是对的。但干部“下海”之后，却不可能不利用过去当官时给他带来的 “好处”，如知名度高，老朋友多，同企业界领导交往广泛等。这就如同科学家手中掌握的科技成果，名演员手中有知名度高的“牌子”，一旦“下海”，也会给他们带来好处一样。如果他们“下海”之后，撇开这些长处不用，却从当店员开始学做生意，那就显得过于迂腐了。
之四：不可忽略的感情投资
在一次关于中外合资企业的座谈会上，一位市长深有感触地说：我同外商打过几年交道，深感感情投资的重要。你如果不通过各种渠道，使外商了解你、信任你，对你产生亲近感，要做成一笔生意是很困难的。
对于长期从事机关工作的干部和从事科研工作的知识分子来说，对“感情投资”一词不免觉得生疏。但是，不懂得感情投资，又怎能够“下海”办企业做生意呢？关于“感情投资”的含义，辞书上并无经典解释，大约因为它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名词吧。我们不妨这样解释，那就是利用精神和物资等各种手段，换得对方对你的思想感情上的接近。有这个接近和没这个接近，做生意的效果就不一样。国内有一个工厂同国外某公司总经理谈一笔棉纱出口生意，如果谈成了将给工厂换回2000万元外汇。可这家公司面对几家工厂竞争的形势犹豫不决。正当此时，工厂托一位总经理的朋友，把总经理请来，在酒席饭桌上一举拍板定案。其它几家工厂只有“望洋兴叹”了。看来，外商不真正了解你、信任你，是不会贸然行事的。
在国内，情况就更是如此，一个名叫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美国做了一段生意，回国后感叹地说，做生意在美国要想成功，首先得熟悉法律；而在中国，首先要懂人际关系。在美国要做成一桩百万元美金的生意，一杯咖啡即可；但在这儿，做同样数目的生意，就得吃上几十次酒席，这叫“应酬”。在法律健全的美国，是不是做生意不必熟悉人际关系，我说不清；而在法律不健全的中国，曹桂林讲的却完全是事实。企业界不是有句俗话么：“大吃大喝，生意红火；小吃小喝，生意凑合；不吃不喝，生意冷落。”所谓吃喝，也算是一种感情投资吧。能把与生意有关而又有实力的人请来一起吃喝，还算是一种本事呢！
也许有人会问，你说的该不是拉拉扯扯，搞不正之风吧！我说不是。感情投资是一种公关手段，其目的是通过各种活动包括吃喝在内，使对方了解自己、相信自己，决不是靠给回扣揩国家的油，以便把自己的假冒伪劣产品卖出去的鬼把戏。拿回扣、揩公家油是商品生产尚未充分发展时期的产物，随着企业改革地深入和大锅饭地消失，将不再可能发生。
感情投资只能在供求关系大体平衡的情况下，才能持久地发挥作用。比如有几家企业同时争夺一宗生意，在价码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谁家在感情投资上下了功夫，他就可能是胜利者。如果你的产品质次价高，尽管也可能利用感情投资做成一笔生意，但受骗者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当吗？这种感情投资是“一锤子买卖”，最终只能伤了双方的感情，砸了自己的牌子。
之五：重新认识讨价还价
在崇尚纯朴、崇尚诚实的中国老百姓中，讨价还价的名声是不好的。他们习惯于过去国营商店里说一不二、照价付款那种经营方式。特别是一些机关干部、知识分子，让他们到生意场上讨价还价，一定会感到难为情的。
可是，在商品市场上，不会讨价还价是难免要吃亏的。
前年，我到厦门出差，看上了一件适合妻子穿的衣服。正当犹豫时，当地的卖主用花言巧语打动了我，没怎么还价就给了他55元钱。可回到家里经妻子一鉴别，说顶多值30元钱。又一次在另一个地方，我要买一套呢子西服，卖主张口要280元。我有了经验，还价后只给了他135元。我高兴地对妻子说：“哈，我也学会讨价还价了。”
我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于是，我开始重新认识讨价还价。讨价还价是伴随着商品交易的出现而产生的。在以物易物时，以多易少或以少易多，受损失的一方，总要提出来争论一番，这就叫讨价还价。这样，讨价还价便成为交易的一种手段。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供求之间的差距有时会拉得很大，或供过于求，或求大于供。这时，讨价还价就又成了达到供求暂时平衡的一种手段。所以，讨价还价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一种经济行为。我们不可一味诅咒“讨价还价”的出现，说他怎么不纯朴，怎么市侩，这些都是无用的，因为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它有自己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既然是这样，对于讨价还价，我们就不能一概排斥，而是应努力掌握它。特别是对初涉商品市场的党政干部来说，讨价还价的过程往往就是动脑筋搞经济核算的过程。讨价还价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多赚钱，不赔钱。在这个过程中，生意才能越做越精。
我们是提倡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但合法经营并没有规定出成本与利润之比。在商品市场上，人们总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可以根据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尽量以较高的价格卖出，获得更多的利润。在这里，更强调的是经营艺术，并不是“舍己为人”的道德品质。如果不讲经济效益，该盈的不敢多盈，那我们还搞什么商品生产呢？
但是，正像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价值规律是一种经济规律，它只存在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之中。这种讨价还价的做法，也只在经济活动中适用，决不能引用到政治关系和人际关系之中。那种拿原则做交易，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的金钱关系，甚至牺牲人品、人格，向别人讨价还价的人，是可怜而又可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