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宝鸡人民广播电台在中午“七色阳光”时段，推出了评论栏目“午间漫谈”，两年多时间播发针砭时弊、弘扬正气的杂文数百篇，曾经轰动一时；后经栏目主笔方舟在播出稿基础上深雕细琢，编辑出版了《人生成熟的色调》、《珍重你金色的年华》两部宝鸡市最早的个人杂文专集，分别由全国著名杂文作家毛和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刘文义作序，在西秦大地上又引来好评如潮。当时人们竞相收听和阅读的热烈场景，仍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至今三十年过去，又见方舟杂文精选集《人生琐谈》重新出版，再次阅读，不禁感慨多多。
这些杂文产生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正像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改革开放激活了一池春水……同时，风浪之中也难免泥沙俱下，沉渣泛起，各种思潮蜂拥而出。旧时人们曾经奉为金科玉律的一些民间谚语、民风民俗、人生哲理、经验之谈等等，受到了冲击，一些人突然陷于迷茫之中。对于这些问题，急需要我们打破长期禁锢的封闭局面，摒弃旧的观念，在思想大解放的前提下，用新的视角予以剖析、诠释乃至新解。”。
历史是一面镜子。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的深层次矛盾，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人生之问。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作者审时度势，主动出击，提笔撰文，高瞻远瞩，明辨是非，释疑解惑，逐一作出回答，使听众读者豁然开朗。这就是当年这些杂文所以能够在听众和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重要原因。
方舟是宝鸡人民广播电台老台长胡云林的笔名。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与云林先生分别在市委组织部、宣传部供职，从八十年代初到退休我俩一直在电台共事，在半个世纪风雨路上结下了同志加兄弟的深厚情谊。他早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熟读过马列和毛泽东、鲁迅著作，又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有胆有识，具有撰写杂文所特有的爱憎、是非分明的立场，以及应有的理论素养、文学造诣和语言风格。他出版过的杂文著作，我都喜欢阅读并受益匪浅。现在重读这组杂文，感触犹深，思前想后，认为其中有四个突出特点值得我们深思。
一是志存高远，站在时代潮头。杂文被称为“文艺性政论”，它首先是政论，只有站在时代的潮头，方能对现实问题看得清，望得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正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西方和平演变攻势咄咄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只有中国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仍然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继续前进。此时群众中出现了许多对于人生问题的错误理解和模糊认识，在社会上一度造成了混乱。方舟作为一家新闻媒体的“首席记者”，义不容辞，敢于担当，毫不犹豫地站在改革开放的制高点上，把握历史规律和发展大势，条分缕析，对这些问题逐个予以澄清矫正，可谓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意旨深远。
在《猫与草与大树》一文中，作者对那些在社会动荡中意志不坚定、左右摇摆的人物，给予辛辣的讽刺，把他们比喻成猫：“猫是嫌贫爱富的。谁家富，它就往谁家跑；主人穷了，它就另寻一家。”比喻成草：“草也是随风倒的。它在风平浪静之时，颇有一些刚味，亭亭玉立，直上直下，谁的账也不买。可是一旦起了风，就摇晃起来，风越大摇晃得越厉害，东风来了向西倒，南风来了向北倒，一点刚味也没有了……一有风，它就低头弯腰，随风俯仰，这就是它的品德。”而于此时，多数 “通晓历史规律，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人，却仍然昂首阔步，一往无前。”作者号召人们：要做“在暴风雨中独立支持的大树，而不是向两边偏倒的小草。”
在《从破戒说到改革》一文中，作者以传说中的济公为例，对那些在改革中思想僵化、惧怕破格的人给予善意的规劝：“济公身为佛门弟子，却酒肉穿肠过，触犯了佛教不食荤腥的戒律，颇有大逆不道之意。可就是这个济公，却处处主持公道，‘哪里不平哪有我’，而且法力无边，为群众办了许多好事，被大家称为‘活佛’。破戒的人居然也成了佛，这恐怕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们所难以想到的。”“济公虽然犯了不食酒肉的戒律，却抓住了佛教教人向善，驱除邪恶教义的宗旨。他的成佛是必然的。而那些虽然表面上严守清规戒律，内心却暗藏凶险的弟子们，却是永远也成不了佛的。”最后得出结论说：“改革就要破戒，就要破格，不然就谈不上改革。当然，有些戒不能破，党的基本路线不能破，四项基本原则不能破。除此而外，只要是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戒条，都是应该而且可以破除的。”
类似这些论述，都给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人们以信心、以力量，可谓让人口服心服。
二是直面现实，回答人生之问。从鲁迅所处时代起，杂文就被称为投枪、匕首，与现实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方舟的这一百多篇文章，每一篇都针对着社会上的一个观点，或一个哲理，或一种习俗，或一个谚语等等，进行分析论辩，作出符合时代发展大势的回答。这些观点、哲理、习俗、谚语，全部来自于现实，正是急需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重新认识，予以释疑解惑的。着眼于现实，针对性强，正是这些文章的生命力之所在。
改革开放犹如在原有的体制上打开了一扇门窗，在新鲜空气进来的同时，一些灰尘、蚊蝇也乘机而入，腐蚀我们健康的机体。作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在《参透钓鱼经》一文中，以垂钓者“投其所好”为诱饵，以比喻糖衣炮弹的攻击，针对性地提出：“鱼儿是低等动物，它们是不可能总结出不再上钩的经验教训的。可是作为高等动物的人，却完全有可能运用自己的智慧，经受住‘投其所好’的考验。譬如金钱，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可以说人见人爱。可是也有人在金钱‘诱饵’面前，没有上钩的。他们认为，世界上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人格。不义之财，决不苟取。有一个缉私队的干部，面对百万巨款不动摇。当罪犯问他：‘你要什么？’他回答：‘我要你的良心！’罪犯终于难逃法网。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数不胜数。他们在诱人的‘大诱饵’面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也保住了自己的名誉、地位和前途。”
在《老教授何以语塞》一文中，老教授和倒腾生意的儿子展开了一场争论。儿子说：“你一生写了那么多书，当了一辈子教授，可你得到了什么？我母亲有病需要住院，你连三千元住院费也交不起，眼看着母亲死去；再看看屋里，电视机、空调器、电冰箱，哪一件是你的钱买的？不都是我捣腾出来的？你这个教授当得有啥意思？老教授在儿子咄咄逼人地质问下，一时语塞。”这就是以后俗话说的“造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针对这种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现实问题，作者没有回避，而是运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回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识到，知识也是一种财富，知识分子既要讲贡献，也要讲报酬。有不少知识分子，已经在知识商品化的路上先行了一步，集教授、企业家、工程师、商人为一身，办起了实业。更多的知识分子，则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保护自己，如申报专利，维护版权等。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也在改变，认为脑力劳动是更复杂的劳动，理应得到更高的报酬。”历史证明，这种回答是正确的。
在我国古典文学的园地中，歌咏知识分子追慕高洁的文字俯拾皆是，如“菊残犹有傲霜枝”呀，梅花“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呀，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呀！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有些人开始鄙视高洁了，他们撇撇嘴说：“高洁能值几个钱！”赚钱、致富，逐渐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于是，有些人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过去的一些优良品质，什么“不义之财，不可取也”，什么“买卖公平，童叟无欺”，什么“合法做事，清白做人”等等，统统都可以不要了。对此，作者在《追慕高洁》一文中坚定地回答：“在当今的情况下，我们当然不能固守旧时代一些知识分子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陈腐观念，更不应唱那些‘君子不爱财’、‘君子远庖厨’之类的陈词滥调。知识分子‘下海’赚钱，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总趋势的，是不应受到责备的。但我想，过去知识分子那种追慕高洁的道德品质，似乎不应当轻易抛掉。为什么腰缠万贯的人和善于乘风破浪，兴云播雨的企业家，不能有一些高尚的追求和纯洁的精神世界呢？那种只顾发财而道德沦丧的人，是不会受到社会欢迎的。我多么希望在当今的商品生产中，人们能保持我们民族素有的‘追慕高洁’的传统啊！”
以此类推，作者在《打牌子》、《为父莫学蒋振兴》、《包公为何沉吟》等文中，都对现实提出来的诸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之风、头脑发昏的人格分裂和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都给予了有力地批驳。
三是文风犀利，语言尖锐泼辣。杂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其短小的篇幅对语言提出了严格要求，就是要精练，容不得拖沓和冗长。方舟的语言正是如此，他文笔老道：叙述描写，干净利落，明白如画；议论抒情，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引用典籍，准确有据，寓意恰切。通篇简洁精干，生动活泼，很自然地受到听众的欢迎。这里且举几例。
讥讽那些公款吃喝的人：“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唐僧肉’也不那么好吃。原因之一，是吃来吃去，最终吃瘦了自己。现在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经营情况不是那么好，大约有一半左右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亏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而个人揩国家的油，大家都来吃‘唐僧肉’，恐怕是其中的重要一点。试想，企业亏损了，作为企业的一员，自己能胖得起来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企业垮了，企业职工又当如何呢？原因之二，是越吃越馋，越吃越懒。占惯了公家便宜的人，最终是要犯错误受处罚的。到那时，你为贪吃‘唐僧肉’却受到‘孙悟空金箍棒’地无情惩罚甚至毙命，是划不来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还少吗？”（《“唐僧肉”未必那么好吃》）
挖苦那些以权谋私、吃拿卡要的人：“当今的三奶奶，比之神话中的三奶奶，也有些不高明之处，就是‘阎王爷不嫌小鬼瘦’，有钱无钱一刀切，都要揩点油，结果弄得天怒人怨。而神话中的三奶奶，却能看对象办事，专打富人的主意。在这一点上，三奶奶倒有些可爱之处。”（《民间故事中的哲理》）
讽刺那些心怀“侥幸”的贪官：“有没有做了坏事未被发现的呢？我想偌大的世界千变万化，恐拍也不能说没有。尽管‘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但在无边的大海中捕鱼，又怎能保证有不漏网的呢？漏掉千分之一、百分之一的事肯定是会有的。可世界是一个流动的整体，捕鱼活动是一而再、再而三进行的。你跑了今天，跑得了明天吗？你做了坏事，会整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就说前边那位企业负责人吧，他怎能知道在退休之后，报应的厄运又临到头上了呢！”（《说“侥幸”》）
批判那些合谋坑害国家的人：“给‘瞌睡者’送‘枕头’，比喻恰切，惟妙惟肖。送者，迎合也！我哄你睡着了，你高兴，我也得利。有人说，这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其实周、黄二人都是得利者，板子最终还是打到了曹操的屁股上。”（《给“瞌睡者”送“枕头”》）
规劝贪吃珍稀动物肉的“美食者”： “捕猎者是为了赚钱，要他们不猎不可能；烹调者也是为了赚钱，要他们不烹也不可能；那么，美食者呢，他们是在花钱买口福吧！我看，猎捕者、烹调者自然是很可恶的，那么美食者也不能算怎么高尚。如果他们意识到，他们是在吃我们人类自己朋友的肉，怎么还能品尝出滋味 ，而且吃得津津有味呢？”（《我品不出蛙肉的滋味》）
读了这些幽默犀利的文字，我们都会忍俊不禁，发出会意的笑声来的。
四是知行合一，去浮华以务实。宋朝范仲淹的《蒙以养正赋》中就有 “务实去华”之说。那种只会“寻章摘句”、生搬硬套，而空话连篇、不切实际的文章，历来为人们所诟病。方舟先生崇尚“知行合一，成己达人”。他写杂文不只是动动笔头、说说而已，而是据实说理，将思想观点融合落实到行动上 。我读《人生琐谈》，从“珍重金色年华”、“提升人格修养”读到“锻炼生活智慧”，再到“走向人生成熟”，不但觉得篇篇有新意，段段有韵味，而且感到其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就是字里行间都镌刻着作者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愿望结合了起来，处处都闪耀着以文铸魂的思想火花。
正因为作者有了这种知行合一，去浮华以务实的精神，才赋予他令人折服的细微精准观察能力，许多在常人看来平淡无奇的生活小事，在他眼里都会悟出一番大道理来。在《想起“乘虚而入”》一文中，他讲了一次去西安出差打车之事：出了火车站他问出租车司机去止园饭店多少钱？司机说10元，他嫌贵不坐，司机拦住说“可以给你20元报销车票”。结果他乘公共汽车只花了1角钱就到了，可脑子里却不停地琢磨“从1角到10元，又到20元，这种数字的翻番意味着什么？”，突然眼前一亮，“它意味着个人在层层地揩国家的油”。作者在批评司机唯利是图的同时，指出：“它还会腐蚀我们的干部队伍。”“过去，攻城略地有‘乘虚而入’之说”，现在“解决的办法也有，那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应该把出公差时要廉洁奉公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打铁还要本身硬。公职人员的自身素质提高了，那种司机和乘客共同坑害国家的事，就会慢慢少起来。”
常言说，文如其人。所有这些，都是和方舟在现实中的为人处世相一致的。方舟先生几十年来严格要求自己，言行一致，身先士卒，敬业奉献，韧性奋斗，在广播电视、新闻出版领域德艺双馨、卓有成绩，为宝鸡电台夺得“最早面向社会招聘人才”等八个“第一”，全台先后出版新闻著作数十部，尤其是重视队伍建设，甘为人梯，为国家主流媒体培养、带出了一批栋梁之才，赢得广泛好评。
总之，方舟这些杂文是充满时代特色的作品，而充满时代特色的作品，隐含着生机活力，是不会过时的。这些文章中所论述的关于人生的观点、哲理、习俗、谚语，都是数百甚至数千年来老祖先流传下来的为人处世经验的精髓，随着社会的变迁，其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各个时代都会为其注入新鲜的内容。方舟“用新的视角予以剖析、诠释乃至新解”，正是体现了改革开放时期的新的时代精神。当前，改革开放正处于攻坚期，重读这些文章，无疑会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
杂文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体，在现当代革命和建设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从鲁迅杂文到新中国建国后的许多优秀杂文，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近几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杂文作品和作者都处于减少的状态，有人甚至喊出“杂文式微”的呼声。我认为这仅仅是暂时的现象，因为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改革发展攻坚战中，仍然会有阻碍社会前进的弊端和泥沙出现，杂文在针砭时弊、弘扬正气上仍然会大有可为的。希望这本书的出版，对于振兴杂文创作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