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某师范校出了一桩事情：该校一名男生爱上了宋庆龄。
——我理解你的惊讶。但事实就是这样，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西南一边远小县的师范校里的一个男生，爱上了已故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孀、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女士。
这事儿初初听到，觉得简直不可思议，甚至有些惊骇，此后，我就时不时地在想这件事情，直到近年，也就是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改革开放，新风吹拂，才觉得这事儿其实也没有啥，属于人间正常现象。
首先是，感情这东西，你说不清，也说不准，更没法规范和预测，你压根就不知道它何时会冒出来，在怎样的场合下、以怎样的形式冒出来，为什么要冒出来，冒出来的后果会是怎样，要不，人们怎么会把不受理智约束的过激行为称为“感情冲动”?
其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约六亿人，其中的一半，也就是三亿为男性，三亿男性中的一个人爱上了三亿女性中的某一个人，这不应当感到奇怪吧?
并且，感情这东西，似乎也不宜以“对”、“错”论之，你可以说它不合时宜、难以理解、有悖伦常、无法接受……总之怎么说都可以，却不能说某种感情“正确”还是“错误”。
细想之下发觉，人们对这件事情感到惊骇和怪异，不是因为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或者说一个男性公民爱上了一个女性公民，也不是说这个男人不能爱、那个女人不该爱，而是这爱与被爱之间宛如霄壤的巨大落差，阻隔了人们的正常判断。
说到底，是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当然还有年龄，过于悬殊。
但这不能成为阻断人们思考、并在思考的基础上做出正常判断的理由。拿“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之类的“最高指示”说事，更是迂腐和可笑——比方说，至高无上却把这句话挂在嘴上的领袖本人，你说他是“高贵者”还是“卑贱者”?想要“高贵”即堕入“愚蠢”者流，选择“聪明”则落进“卑贱”陷阱。总不能左手抓“高贵”右手捏“聪明”屙尿擤鼻子两头逮吧?
况且，宪法，或者其他的什么法律条文，何曾规定，地位低下的草民，不能爱一个声名显赫并受人尊崇的要人?
其三，爱是无罪的，爱一个人是无罪的。
其四，爱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就这件事情本身说，这大男孩的爱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而只能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暗恋”和“单相思”。
害单相思的人自有其苦闷处。加上地域遥远、“豪门深深”，这么说吧，这大男孩的爱，既不可能有任何具体的作为，也不可能给对方造成任何看得见的不便和伤害。
至此，倒是浮出来一个问题：既是暗恋和单相思，这事儿就只能是这个可怜的大男孩的十分私秘和自我的事情，后来怎么会被学校当局知道了呢?
老实说，对这其中的细节我并不了解，我并没有就读于这个学校，而是在另一个县城上初中。但事实上，只要想到当年反复的整风、清查、洗脑、“向党交心”、以及连私人的信件和日记都要受到搜查，这小青年内心的那点秘密被窥见，也就一点也用不着奇怪了。
学校为这个有如犯了弥天大罪的学生组织了一场全校性的批判大会。
谁都知道，那年头的批判会是怎么回事，所谓“群情激愤”，和声一片的、排山倒海的“打倒”呐喊，总之是把你搞臭，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我完全能够想象，那大男孩站在台上的窘境，和悲凉。他一定面色苍白，浑身发抖，为爱，也为由这爱而招至的对他的莫名其妙却如泰山压顶般的仇恨与扑杀……
事实上，这么一个批判会，既终结了这个大男孩注定只能有一个悲剧性结局的爱恋，也终结了这个因爱而燃烧、而“走火入魔”的大男孩的生命。
于批判会进入最高潮时节，这位面色苍白而始终咬紧了牙关的学生终于嘣出来一句话：
“就是打死我，我还是爱!我没有罪!”
说完，冲下台去，奔出校门。
并投了河。
追问这师范校学生为什么要“爱上”宋庆龄，是没有意义的。
甚至，也没有必要费心去考究我们初初听到这件事情时，所表现出来的惊讶。毕竟，我们生活在现实社会里;而正是现实社会的一切，决定着我们的思维和言行。
那么，话到这里，想要拷问学校当局几个“为什么”，似乎都已经说不出口了。
比方说，学校知道这件事情后，何以会吓成这样?就不能采取温和一点的态度去对待吗?学校，可知道自己是干什么吃的?想到粗暴以对的后果没有?
还有，为什么不给那大男孩自我申辩的权利?
等等。
然而，所有这些“为什么”，都只能在“社会现实”这堵墙前顿住;顶多，你只能将这些意犹未尽的问号，挂在这堵墙上，晾衣钩般，聊作无谓的装饰……
而这，却又成了郁结在我心里的，另一个更大的问号。
现在呢，我想知道，将近半个世纪过去，那已故大男孩的校友、老师中，可还有谁记起这事?那师范校的校志、校史上，可曾提到这事?
当然，问问而已，想想而已。是因为新近听说，那所师范学校已经撤销，于是想起这事。不过，整个看来，这事儿除了在我的心里留有些微波澜而外，也许再也找不出别的痕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