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成语，自然有它的道理。但任何真理都有它的相对性。现实生活中我觉得不少旁观者真没清到哪里去。
我们看高手下棋，如果你有一定的棋力，有些妙着你还能够明白的;如果水平过分悬殊，那些高招你也只能是雾里看花，似懂非懂的。
毛泽东“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都被毛泽东搞得云里雾里，懵懵懂懂，那些旁观者就更是不明就里了。
像“瞎子摸象”“坐井观天”这样的旁观者，要么以偏概全，要么眼界狭窄，他们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客观事物吗?由于太熟了，即使有典型在身边，也会熟视无睹，甚至会产生“身边无风景，枕边无伟人”的错觉。让这样的人去选拔人才恐怕会误事的。
很多时候眼睛会蒙蔽事实，但是人却偏偏选择相信自己的眼睛，因此旁观者也经常会把一些错误的事情传开。
我认为，人要真正的认识事物，认清事物的本质，必须参与到事物本身，置身事外是不可能有恰当认识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如果我们不接触、不参与某件事情，却又能认识和解决某件事情，那是不可能的。旁观者清在某种意义上同实践论是相违背的。
邓小平在文革之初就被当做党内二号“走资派”被打倒了，后来又被下放到江西监督劳动。实际上和外界已经隔绝。这时他已成了一个旁观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对文革有全面、清醒而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1975年初，毛泽东不顾“四人帮”的反对，坚持把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重新推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来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并支持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其用意在于尽可能挽回“文革”造成的损失，恢复国民经济和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
应该说，邓小平对于“文革”错误的认识，是随着全面整顿的不断深入逐渐深化的。邓小平领导整顿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提出的“三项指示”(即：学习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中“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条，都是与“文革”相悖的。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武器，从问题最为严重的铁路运输部门入手，开始发动大刀阔斧的整顿，然后层层深入，渐次扩展到钢铁工业、军队、科学技术、文艺、国防科技、农业、教育等许多领域，最后进入最核心的党的整顿。全面整顿中所暴露的问题，使人们逐渐看清了“文革”的错误和造成的危害，整顿的措施和取得的成绩让人们看到了纠正错误、正确发展的希望和方向。因此，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到后来发展成为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全面纠正“文革”错误的大动作。正如他后来所说：“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邓小平年谱》第1003页)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开展整顿工作，局部纠正“文革”的错误，但不能容忍邓小平全面否定“文革”。这时，毛远新利用其特殊身份多次向毛泽东吹风：“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历史转折的前奏》，第564页)他特别提出：“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并说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同上，第564页)毛远新的这些话深深触动了毛泽东。当全面整顿“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的趋势逐渐显现的时候，他对邓小平的不满加剧了。经过慎重思考，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指示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文革”问题，帮助邓小平提高认识，并要求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但出乎意料的是，邓小平引用毛泽东将重新工作的老干部比作“桃花源中人”的话，委婉地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他回答道：“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文革”中他被打倒了7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是没有资格来主持写这个决议的;其真实含义则是他不认同毛泽东对“文革”的肯定。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被迫中断。
邓小平在个人进退的关键时刻，拒绝做肯定“文革”的决议，体现了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政治上的坚定和远见。在9个月的全面整顿中，他逐渐看清了“文革”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的严重危害，看到了人民群众对“文革”的怀疑和抵触情绪与日俱增，看到了拨乱反正产生的明显成效和广泛影响，找到了把中国从“文革”的灾难中解脱出来的方法和道路。因此，在这个事关中国发展的根本原则问题上，他只能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了。毛泽东提出的文革的不足方面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邓小平说过，单就这两条就不能说文革正确。邓小平拒绝做肯定“文革”的决议，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坚持原则的立场。由于他深感“文革”是一个错误、一场灾难，所以就不可能主持制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由此也可看出：他不是从眼前或个人利益的角度评判是非的;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才是他判断正误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由此可见，如果邓小平没有主持1975年的整顿，那他对文革的认识是肤浅的，否定文革的决心也不会那么坚定。所以，旁观者未必清。
如果一个人没有很强的认知能力，不管他是旁观还是参与者，都不可能看清事情的本质，更不可能有正确的行为。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所批评的那些看客，他们“旁观者清”吗?他们只有冷漠，幸灾乐祸，甚至助纣为虐。
没有强烈的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正义感，他们对黑暗势力、邪恶势力对民众的摧残根本就不关心，无动于衷，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连想搞清楚的意愿都没有，更谈不上去主动抨击，伸出援手----托尔斯泰说过：“如果面对不公和罪恶，你选择明哲保身，那就是把一切留给孩子与未来。”
2022年1月28日，徐州丰县生育八孩女子案件一经公布，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大冬天，衣衫单薄、表情呆呆傻傻的女人被铁链拴在了一间破屋之中，大多数人恐怕从没想过在现代社会中，会看到这种画面。
就是这样一个事件一些旁观者是怎样看待的呢?生生在“这个事件的众生相”一文里做了披露;一是岁月静好型。这个事件舆情汹涌的这段时间，在社交网络，我看到大多数人，晒的还是吃吃喝喝，说的还是玩玩乐乐，从没有提那个受苦的女人一个字。二是正能型。有一回，我与一个女人谈起那个被栓着的女人，并说自己为这事感到有些难受，我以为她作为女人，对此会感同身受，哪知她教训似地对我说：“你去看那些负能量的事干嘛?”你要正能，一切都ok了。”这种人不仅缺少同情心，而且还没有是非观念，把这样一个令人痛恨的事件当成了负能量的事情来看待，能说这种人旁观者清吗?三是棺材板型。这类人，心是铁做的，整个人就像过去放在某个角落里的棺材，对任何人和事都冷漠无视，就是父母的事，都不会去管，何况他人。四是利己主义型。他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管自己利益，与己利益无关的都不会去关住。五是自扫门前雪型。有一个人，她放在屋外的东西，不知被谁挪动了一下，便骂了好几天，而别人家有事，找她借一下梯子，她都不肯。像这样的人，会去关心别人吗?六是缩头乌龟型。有些人患有恐惧症，对外边的事情特别是公共事务，有着严重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生怕惹祸，不敢多说一句话，像乌龟一样把头缩着，又像是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有一次我跟一个熟人说起这件事，他马上条件反射似地说：别说别说，我们不能说的，我一家老小还要吃饭。后来他在一个群里看到有人议论此事，便马上退了群。七是卑微尘土型。这一阶层的人，很多并不知道这件事。为了生计，忙个不停，哪有心思管闲事。他们只对家长里短的小事感兴趣，对公共事件的宏大叙事则无知无感。这类人是最多的。八是扭曲如虫型。我认识一个高学历、爱读书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按理说，文人在面对公共事物时理应发声。可是这位不但不敢吭一声，见到别人为这事写文章，就冷嘲热讽，还咒骂那些写文章的人。其实我知道他这是心理变态，因为他也能写文章，但是又不敢，看到别人写了，就嫉妒恨，心态就扭曲了，变得极度阴暗，自己不行，就见不得别人行。
这些类型的人都是旁观者，有的是沉默者，他们面对这样被残害的人做到了或能做到旁观者清吗?他们缺少最起码的悲悯之心，也缺少最基本的是非判断之心，更缺少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正义感。也有些人，虽然发声了，可是他们不是为了寻求真相和正义，不是悲悯苦难，而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甚至为之叫好，这比鲁迅当时抨击的冷漠者不是更恶劣更缺少人性吗?
所以在调查事情时不要相信那些居心不良的人能够做到旁观者清。冤假错案怎么形成的?有些就是人为捏造或恶意陷害的。《突围》《扫黑风暴》《巡回检察官》等反腐影视剧，深刻揭露了黑社会和司法内部的腐败分子，是如何勾结在一起陷害忠良，制造冤假错案的，现实中的有些情况可能比这更严重。如果不加强法制，不严格治理政法队伍，不增强政法人员为人民主持正义的强烈责任感和技高一筹的业务本领，就很难有效地打击党内外的黑恶势力，就很难还人民以公平和正义。
2022年3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