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到合肥，总是匆匆来去，得机会到合肥开会，觅得半日闲空到李鸿章故居看了看。吸引我关注的一件事，是有名的李中堂竟然有“裱糊匠”外号，这外号不是别人加诸于他，倒是李鸿章生前自嘲为“裱糊匠”。
李鸿章故居位于合肥市庐阳区淮河路208号，这里是安徽省会合肥市中心城区，位于“逍遥津”商圈。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应记得“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故事，说建安二十年合肥之战，张辽率领八百将土，袭击东吴十万大军，一直冲杀到孙权的主帅旗下，差点活捉孙权。此役之后，张辽威震江东，《三国志》中有“张辽传”，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故事应不属杜撰。“津”之本意为渡口，自然是交通要道，如今指认逍遥津处于淮海路，已成有名的步行街，热闹繁盛，店铺林立，人气颇旺。下车后沿街行走不远，有一古旧宅子，门楣匾额书“李府”两个大字，两边檐下挂的大红灯笼也同样写“李府”字样，门前一对狮子，依然显现大官僚家的威严。据说李府最盛时曾占据半条街，现有规模也够气派，未曾入宅进馆，我以为与许多历史名人宅第建成的博物馆大同小异，无非是颂扬主人公当多么重要的大官，立下多少宏大的“功业”，没指望得有价值的收获。然而，认真看过李鸿章故居展品，特别是与李鸿章自嘲“裱糊匠”相关的文字记录与物品，不能不认真品评思索。
据说李鸿章曾有这样的感慨：“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梁启超著《李鸿章传》，在“序例”中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清史稿》李鸿章列传则说：“国家旧制，相权在枢府，鸿章与国藩为相，皆总督兼官，非真相。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其所经画，皆防海交邻大计。”这说明，李鸿章与曾国藩一样，以总督的身份干宰相的活儿，没有实授宰相的名份，但国内国际的声望比清政府还高，清政府对他也特别倚重，有职有权，筹划经营的都是外交海防的大事。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却自嘲为“裱糊匠”，真是怪事，不免让人费解。
认真追寻真相，发现李中堂自嘲为“裱糊匠”，是客观状况的真实描述，又是他本人心境的真实写照。李鸿章显露头角，在咸丰去世、慈禧开始“垂帘听政”掌权之际。慈禧的儿子同治死后，按清朝祖制应从同治的下一辈中选新皇帝，慈禧为能继续“垂帘听政”掌权，竟违反“祖制”选同治的同辈、慈禧的亲姨侄儿载恬即光绪为帝，这种将“祖宗之法”都能玩弄于股掌的情势下，李鸿章能怎么做?虽然曾、李联手终结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之乱，但清王朝已失元气，加上外患日益严重，确实成风雨飘摇衰颓将坠的破屋子;慈禧是绝不允许维新求变的，慈禧又是权力欲极强的，绝不允许手下大臣们有丝毫违反她意志的行为;当昏庸凶狠掌握最高权力的慈禧以泰山压顶之势压过来时，李鸿章为了自保，唯一可选择的出路只能委曲求全当“裱糊匠”，维持破房子的表面风光，能维持多久就维持多久。
李鸿章明白，即使是维持破房子的表面风光，也需要做些事情，如学习模仿西方的“坚船利炮”，兴办近代实业等，这就是从曾国藩、李鸿章直到后来张之洞等人闹腾的“洋务运动”。李鸿章办海军，初衷当然是增强海军军力，保卫海防，抵御侵略。可慈禧为“庆寿”享乐，不惜挪用海军军费去修颐和园，还编造挖昆明湖大水池是为“操练海军”的鬼话骗人。李鸿章敢反对吗?当然不敢。甲午海战时日本那条最快最狠的铁甲舰，原本是北洋水师定制的，朝廷克扣海军军费，下令“两年不新购舰船”，北洋水师定制的船反被日本海军购去用作打击清军的利器。李鸿章为强兵富国，再三陈述理由恳请慈禧掌控的最高当局批准修建铁路，朝廷却发布“铁路断不宜开”的上谕阻止，延宕阻碍十多年。无奈之下，李鸿章偷偷试探修建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铁路，这条不过十公里的短短一段铁路建成后，奏报朝廷时不敢说是铁路，只敢说是“马路”。有人说李鸿章是“遇到红灯绕道走”的鼻祖，实则是李鸿章受顽固势力的掣肘，只能施展“裱糊匠”的手腕，在夹缝中寻找空隙，以求办成星星点点有价值的事情。办海军、修铁路这类事都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大事，绝不可视作儿戏，马虎从事。“裱糊匠”善于做表面功夫，利害攸关的重大事情如果只做表面功夫，后果会很可怕，精明老辣的李鸿章对此当然明白清楚，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还是只能求表面光亮好看，内里的货色如何就无法考究了。李鸿章自嘲为“裱糊匠”，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整个国家的悲哀
李鸿章当“裱糊匠”的另类用处，是顽固腐朽的“老佛爷”闹出大乱子后，要李鸿章去“善后”，好多事明知吃力不讨好肯定会留下污名，李鸿章仍不得不为之。甲午战败后慈禧令李鸿章去日本求和，此行李鸿章受尽羞辱还被打黑枪险些丢老命，签下“马关条约”，国内舆论大哗痛骂他是“卖国贼”，也是“裱糊匠”该负的骂名。慈禧听信义和团有“刀枪不入”法术的骗人鬼话，向十一国宣战，攻打各国使馆，对这样荒谬荒唐的“决策”，李鸿章是十分不满坚决反对的。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他与张之洞、刘坤一、盛怀宣等策划并推动与各国签订“东南互保协议”，以避免祸乱殃及中国东南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挟持光绪仓皇出逃，又令李鸿章出面“议和”。此时的慈禧已吓破了胆，在诏书中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只要她自己能保命保权位，什么样的条件都可答应，什么样屈辱的条约都可签订。“裱糊匠”李鸿章万般无奈，内外交攻之下，签订臭名昭著的“辛丑条约”，“裱糊匠”李鸿章不得不为慈禧背黑锅，他是大“卖国贼”的千古骂名进一步坐实，也更“臭名昭著”。
李鸿章一辈子当“裱糊匠”，甘心吗?他当然不甘心，“自嘲”就是这种不甘心的发泄。心有不甘当然想有所改变，但李鸿章根本无法走“有所改变”的路。李鸿章曾经访问过西方许多国家，会见过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其中有人称“铁血宰相”的俾斯麦。俾斯麦先任普鲁士首相，打赢普奥、普法两场战争，建立德意志帝国，实现德国历史上真正的统一。俾斯麦纵横捭阖，领导德国与欧洲列强周旋较量，终于让德国在欧洲取得霸权。俾斯麦是保守派，但他通过立法，建立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制度、健康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等。李鸿章对俾斯麦是敬重的，当时的媒体报道李鸿章见到俾斯麦时曾问：身为大臣，“想为国家的发展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但君主的意见与自己的意见不相吻合，反对的人也对自己形成掣肘，在这种状况下要想实行自己立下的这些志向，那该怎么办呀?”
俾斯麦回答：“首要的在于得到君主的支持。”
李鸿章又问：“假如有的人碰到这样的情况，他的君主耳根子软随便什么人的话都听，占据中枢机要侍奉君主左右的人，常假君主的名义作威作福，挟持了国家的大局，假若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又该怎么办呢?”
俾斯麦考虑后说：“既然担任大臣，必然以至真至诚的态度操心国家的大事，想来没有不能得到君主的理解支持的，只有与妇人女子一起管理国家大事，才会出现您说的情况。”李鸿章听了俾斯麦这话只好沉默不语。
俾斯麦的话恰恰戳中李鸿章痛处。一八六一年，李鸿章三十八岁，由曾国藩荐举，开始独当一面，主持江苏军事，操练淮军。也就在这一年，咸丰帝驾崩，慈禧夺得大权，其后虽然有同治、光绪两名傀儡皇帝，实则都是慈禧“垂帘听政”牢牢掌权，直到一九O-年李鸿章七十八岁死去，仍是慈禧掌权，所以，李鸿章一生最重要的年月，都受制听命于慈禧。慈禧攫取最高权力近半个世纪，直到去见阎王的前一天还要择定溥仪继位才放手。据说李鸿章第一次见慈禧，以他老辣独到的眼光，看清慈禧是“有实力的”，因为慈禧豢养大批奴才把持中枢和各紧要关节处的实权，造成所有王公大臣都十分惧怕，所以李鸿章对慈禧只能取曲意应付的态度。但李鸿章也看准了慈禧是什么样的人，她“有实力”很强势，但这种强势会把中国带入很危险的境地，当儿子问李鸿章见慈禧的印象，李鸿章淡淡地说了八个字：似有韬略，或无大才。李鸿章用这八个字给慈禧画像，应该说是很准确也很精妙的。慈禧一生的“志向”就是掌权和享乐这两件“大事”，为了这两件“大事”，慈禧是“有韬略”的，她给中国带来的祸害罄竹难书，李鸿章在她手下办事吃尽苦头，只能忍气吞声，当“裱糊匠”。
李鸿章是不是生就注定只能当“裱糊匠”?不是!李鸿章兄弟六人，他排行老二，24岁金榜题名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当年写过一首诗：“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这诗在汗牛充栋的中国格律诗中虽算不上拔尖的上乘之作，但读后不能不觉得很有点气势，很有雄起的志向，压根儿没有表现什么衰朽懦弱的“本性”，谁能想到写这诗的人几十年后会被许多人唾骂为罪不可赦的“卖国贼”呢?
李鸿章是不是才能不逮，不足以成大事，只能做些“裱糊匠”的表面功夫?不是!李鸿章22岁入京会试，因李父与曾国藩是同年进士，以“年家子”身份受业曾国藩门下，“曾大器重之”。曾国藩一生阅人无数，以“识人”著称，能得曾“大器重”肯定非等闲之辈。论文，李鸿章文笔好特别是奏折写得好，少有人能超过他;论武，李鸿章年青时在安徽巡抚福济幕府帮其筹划军事，时太平军占了庐州，福济欲收复，李鸿章帮其出主意先取含山、巢县以绝敌援，福济当即要李鸿章带兵前往，果然攻克二县，李鸿章从此有了知兵的好名声。曾国藩器重李鸿章，可以说是伯乐相马，喜得人才。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一直延续到后来，围攻“天京”时，上海吃紧，曾国藩知道此事的利害关系重大，本来下令自己的弟弟曾国荃去救援上海等处，曾围荃为抢夺攻下天京的“头功”，不愿去，曾国藩只好改派李鸿章前往，随之荐举李任江苏巡抚。李鸿章不负所望，不仅解了上海等地之围，还从那时开始募集操演淮军，几年功夫淮军的规模声势竟都超过了曾国藩的湘军。
晚清发生的所有大事，几乎都与李鸿章相关联。有人将李鸿章就这些“大事”所写的奏章折子拣出，一一评说。从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对当时世界大势的认识，对一些重大事务的见解，都远高出其他清廷朝臣，每篇奏章折子都写得缜密得体，应该承认李鸿章确实是有才能。他一生做了许多实事，留下许多“遗产”，如他办洋务弄的“招商局”，至今遗存。李鸿章所办“北洋学堂”为天津大学前身，“南洋公学”为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至今仍属中国最优大学之列。李鸿章并非所谓彻头彻尾的“坏人”，他做过不少好事。
梁任公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中坦言：“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又解释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在竞争进化的十九世纪，一心只想弥合缝隙填补裂痕，偷得-时的安宁，不把扩充培养国民的实力当成重要的任务，国家置身于威望高德性强者必定在竞争中完胜的环境下，危机四伏，可是李鸿章等重臣，仅仅俯拾西方国家一些皮毛，汲取发展流程中一些细微末节的东西而忘记考察西方国家赖以强大的本源，学得一点东西开始起步就自满自足，更挟持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小智小术，想与地球上著名的大政治家相比拼，往往在一些大的方面不得不退让，而在一些小的方面争持不下，不是(李鸿章)这些人不鞠躬尽瘁，实在是这种搞法不行，怎么能有济于事呢?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对李鸿章一生成败得失的考究，虽说不上全面周详，但基本上是中肯的公允的。更难得的是，梁启超看到了满清专制制度是根本性问题，“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专制制度是掣肘李鸿章们有更好作为的大障碍。昏庸腐朽的制度桎梏着李鸿章，注定了他只能是一名“裱糊匠”。有人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换一个人，处于李鸿章相同的位置，如处于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时李鸿章的位置，能不能比他做得更好?结论是不可能做得更好，不可能有另外的结果。且不说当时的满清朝廷，没有比李鸿章才能更佳的人选，就是有个把人“脱颖而出”，专制体制能让其挣脱牢笼，蹦跶出新花样吗?不可能嘛!正如邓小平所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抉择，关乎国运，也关系个人际遇兴会荣辱沉浮，不能不放在头等重要位置。
李鸿章对自己“裱糊匠”角色的可笑、可怜、可悲、可恨、可耻，颇有自知之明，谢世前李鸿章有句诗“临事方知一死难”，怕确是肺腑之言，表达了他痛彻心扉的无奈和悔恨。
从李鸿章故居出来，暮色四合，华灯明亮，人流如潮，世事向新。逍遥津里逍遥遊，中堂往事道不尽。李鸿章和他那个时代早已远去，但李鸿章留下的教训值得记取，不惴鄙陋，记录闲话一番，是游在新冠大疫前2019年11月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