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也是全党开展党史教育，统筹民族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之年。在2020年世界各国经历新冠病毒疫情严重影响，世界经济持续下滑的情况下，中国仍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稳定，特别是国家对农村落后地区实施脱贫攻坚，让家家户户都过上幸福生活。这是老一辈共产党人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目标。如父亲能看见当今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可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借此，我根据父亲陈念生在七十年前为记录地下党活动撰写的自传和有关资料编撰此文，以示纪念。
父亲陈念生，字昌隆，一九一九年九月出生，四川合江县五通乡人。父亲从小天资聪明，读书用功。在九支富家坳县立第四完小和合江县立初中读书时，就受到校长梁业广，教师金奚生、汪良杰、廖友陶等中共地下党人和进步老师影响，特别是1935年在家乡五通爆发地下党领导下震惊西南的石顶山武装起义，从而使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
一九三七年七月在合江初中毕业后，经何作舟(“五四”时期曾参加过新文化和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时任泸县职业中学事务主任，戚谊关系)帮助，在泸县职业中学作图书管理员，半工半读。在何作舟的鼓励下，认真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通史等知识和职业技能。此外，父亲还参加了由胡愈之、邹韬奋主讲的重庆战时函授学校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威信空前提高，在学生中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知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潮。父亲在学校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和接触学校中共地下党，摸索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以后投身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一九三八年九月，父亲经赵剑锋(古宋人，泸县天府中学教师)介绍加入中共地下党，和李治安(成都人，职校教师)、龚茂才(合江人，职校教师)在职校支部过组织生活。在职校期间，父亲还积极参加地下党的活动，利用图书管理员的职务，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在学生中发展了陈智(赤水人，一九四三年在遵义牺牲)、贾季芳(合江人，后作合江书店经理)加入地下党，并在罗汉场兵工厂做过一段时间的工运。父亲还在职校、泸县川南师范学校和泸县中学分别建立了三个规模较大的读书会，并利用自已参加重庆战时函授学习的知识和资科，油印后提供给党内同志和读书会的同学们学习，提高他们的学习情绪，因此影响了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毕业后直接参加了抗战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初，泸县惨遭日寇飞机轰炸，按照组织的安排，疏散回乡。回乡后，父亲在五通私立黄氏小学以教书为掩护，与中共赤水特支负责人田祟尧接上头，在赤水特支领导下，继续坚持地下党活动。在五通发展积极分子黄天如、李灼文入党。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父亲没有害怕退却，发动团结群众与国民党敌特进行顽强的斗争。以学校为基地，支持进步人士李济航在黄氏小学任校长。期间，父亲掌管学校的行政，黄天如联系开明士坤，李灼文掌握乡政的武装，经分工合作，用各种方式积极开展活动，启发民众，提高抗日热情。
同年六月，五通地下党支部为了激发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在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发动五通黄氏小学的进步教师、进步青年和社会上拥护抗日的各阶层人士，成立了“五通乡抗敌后援会”，父亲被推举为主席。他组织学校师生亲自编导排练节目，深入乡村向人民群众演出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抗日英雄刘三爷》、《难民闹街》等抗日话剧，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欢迎和好评。
十二月，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席卷全国。中共赤水特支遭受破坏，特支书记付方权、组织委员张跃龙和五通支部的党员同时被捕。上级党组织鉴于险情发生，决定五通乡支部书记冯剑魂紧急转移，由父亲陈念生接任支部书记。
一九四〇年春，五通支部利用学校开展工作，也在赤水、合江两县乡区起到带头作用。父亲还利用学校购教材的机会到重庆，购买大量进步书刊，混在教材中偷运回赤水，供地下党组织、学校及外围人员学习，用以提高党员和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语。同时，父亲在重庆掩护已暴露的地下党员陈智(在铜元局兵工厂任职)返乡安排在五通任教。为了避免赤水中统特务邹维明、谢刚的威胁，还掩护中共赤水特支书记田祟尧到五通黄氏小学教书。这段期间，赤水特支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五通。父亲由于组织发展与宣传工作出色，得到中共泸县中心县委书记李亚群、特派员彭维汉等领导来五通检查工作时的肯定，五通支部受到了“模范支部”的表扬。五通也成为赤水、合江两县国民党当局严密监视防范的重点目标。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合江、赤水的白色恐怖浓厚，形势十分严峻，中共泸县中心县委指示，暂停地下活动，马上疏散转移。父亲立即转移到叙永打鼓乡中心小学任教。
六月，中共赤水特支再次遭受破坏。七月，赤水特支书记付方权被暗杀于赤水县城西门外头桥后，中统特务洪育之去五通查封黄氏小学。接着陈智、田崇尧、沈际昌(赤水特支负责与父亲联系的人)等相继在赤水被捕。五通方面，地下党员李灼文也受到合江当局的严密监视。时任五通党支部书记的父亲陈念生因“异党嫌疑”被捕。五通“抗敌后援会”被取缔。党组织因与泸县中心县委失去联系，无法开展活动，只好通知党员迅速转移，组织按照中央当时对白区工作，“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期”的指示转入地下隐蔽。
父亲被捕后，经过半个月的审讯，在敌人多次威胁、恐吓、利诱下，仅承认自己同情共产党，坚决否认参加过地下党，没有任何悔过、屈辱、反叛和出卖同志的行为，保护了党的组织和地下党员安全。
在此期间，地下党通过五通、打古社会名流、民主人士及民众多方连保，再加上我爷爷陈丙文是五通的知名人士、袍哥大爷，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着急，上下打点。为营救父亲这个独子，还联系在合江县府等部门任职并有一定家产的几个叔叔都用钱财疏通关系，想办法营救父亲。
此时，父亲心里也特别清楚，心想如果能利用这次机会打入国民党县党部，掌握收集敌人的情报，不但能更好地打击敌人，还能设法营救自己的同志。主意拿定后，父亲从容应付敌人的审查，与敌人周旋，他在指定阅读的“总裁言论集”等书籍后，按照敌人布置而写的“读书笔记”中，有“三民主义合国情，共产党不合国情，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国民党是救国党”的文字,还被敌人有意刊登在《合江民报》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逐步消除了对父亲的怀疑。父亲也趁机打入敌人内部，参加了国民党县党部的特务调查组，给地下党作卧底。
一九四二年春节后的一天，父亲正在县党部特务调查组值班。有线人报告说五通的冯剑魂、黄君儒二人，活动频繁，有“共党嫌疑”，应立即抓来合江审查。父亲当然也知道冯、黄二人都是五通地下党的骨干，便立即主动向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家明报告，并争取到五通场抓捕冯剑魂、黄君儒两名“共党嫌疑”到县党部审查的任务。
父亲到五通后，将合江伪县党部己注意五通的地下党活动，和他这次到五通的来意分别告知冯、黄两人，要他们立即停止活动，连夜转移。第二天父亲返合江后以冯、黄二人“去向不明”向县党部报告，及时地保护了地下党的同志。同时也取得敌人“信任”。
同年三月十六日，父亲以为了承担家庭生活来源为由，请准回原籍五通，在打鼓乡中心小学任教。周旋于地下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父亲，依靠在县党部特务组当差的身份作掩护，往返在五通、合江、赤水之间积极有效为地下党作隐秘工作。
在此期间，父亲还营救过以“异党嫌疑”罪入狱的地下党员陈智出狱。
一九四三年上半年，父亲因事到合江，县党部书记长刘家明问及孙映腺、邓英两名非党进步人士有否政治活动时，父亲为保护他们，把两人说为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都很腐化，进而消除了敌人对孙、邓的嫌疑。
一九四四年元月，父亲被刘家明安排到县党部任组训干事时，为掩盖自己真实身份，违心的参加了国民党。
同年十一月，父亲作为刘家明的“心腹”，被送去成都参加四川省党务班受训两月，在成都集体参加了三青团。返县后按刘旨意办了组训所，发展五十多名伪保甲人员参加国民党。
贵州省立二中李济航等三名进步老师在学校的言行，引起了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为消除敌人对李济航等三名进步人士的怀疑，父亲动员他们参加了国民党。就这样，既保护了李济航等三位老师的安全，又因此得到刘家明进一步的信任，为父亲作地下党的隐秘工作打下了更稳定的基础。
一九四五年二月，按刘家明的旨意，父亲以教务之职，举办为期七天的伪区分部委员以上基层人员学习班，将原七十多个区分部调整为一百二十多个区分部。父亲在培训之际，暗中为地下党在保甲长中通过培养教育和考察后积极发展地下党员，使这些地方武装实力为我党所掌控。事后，父亲还将国民党县党部和全县各区分部几百个敌伪职人员名单秘密抄写一份送交给中共地下党组织。
由于出色完成了县党部的培训工作，父亲更加得到了刘家明的器重。父亲也利用他在国民党县党部组训干事的身份，与民主进步人士广泛接触，宣传党的政策和宗旨。由于他说话风趣，经常引经据典，很具说服力，且平易近人，深受各界人士的器重和支持。因此在合江、赤水一带涌现出一批积极支持地下党工作，靠近地下党组织的积极分子。
同年父亲还被刘家明指定代理过社宣干事两月，并经刘介绍参加四川通讯社为通讯员。六月，在国民党县党部选举中随着刘的书记长落选，父亲也因此辞去了县党部的职务，到合江电灯公司任过业务主任，还任过五通场乡民代表主席。
一九四六年春，父亲在五通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分化哥老会，打击“捧红吃黑”的恶习。同年，父亲在发动“反饥饿，争温饱”斗争，带头向县伪议会请愿，通过斗争后补发足了教师的米贴;父亲还公开检举九支区的教育贪官林上达贪污渎职，并在《合江民报》上揭露其事实。父亲所作所为结怨得罪了地方反动势力的后台，为此给父亲扣上“异党复活”的帽子，直接威胁父亲的安全，而被迫辞去乡民代表主席的职务，在友人张泰荪(合江中学教师)的帮助下，离开合江。
一九四七年春，父亲隐蔽避在泸县罗汉场、南城镇任教，积极寻找地下党组织未果。期间获悉合江当局函请泸县当局注意父亲活动的消息，只好离开泸县。
一九四八年夏季，父亲逃在重庆“正和纱号”供职会计。一面阅读进步书刊，一边关注研习时政，不断了解党当时的方针政策;一面暗中与在江安暴露，逃来重庆在市立师范任教的地下党员何作舟联系。
在重庆一年半的时间，父亲弃教经商，从乡村到城市而且工资收入可观。按说父亲可以从此安于现状，建没“温暖家庭”。但父亲没有这样做，因他心中有信仰，虽有家不能回，但仍然千方百计，积极寻找地下党组织、参与当地地下党的活动。
此时，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运动席卷全国，隨着“勘乱”压力而日益高涨，父亲利用业务上的便利，通过同乡、同学黄应朝(当时相辉学院的党外积极分子，后在重庆市寸滩区署工作)关系，参加重庆北碚相辉学院的策反活动。父亲负责联络和掩护积极分子鼓动学潮，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但第二次进校时被特务跟踪而暴露。在傳可舫(当时在白碚工作)的帮助下，离开重庆秘密返回泸县，在小市第二中心校任教。
一九四九年底，终于迎来了解放。
解放后，父亲回到五通乡参加农协会，并任乡文联会主席，后随同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张跃龙到赤水，被组织上安排去学校教书。
一九五〇年三月，到城关完小任教，校长是余佩群。一九五一年二月，调赤水一中任历史、语文老师和教导员，校长王树勋。
在我记忆中，那是父亲和我们全家最开心的好时光。由于父亲博学多才，满腹经纶，说话风趣，教学认真，而且为人谦和，深受学生的尊重和爱戴。和校长老师们的关系处得也很融洽。特别是李代泉、方泽民、金明永、袁沉颖、李济航等老师既是同事，也是要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研究教学方法，谈论教育工作，有时还聚在一起小酌几杯。
我家在我之前已有四位哥哥，没有姐姐，所以父亲特别宠爱我。父亲每天上课回家后，我总是要父亲抱一抱，亲一亲。父亲经常和隔壁李代泉老师喝酒时，相互夸自己的女儿长得乖巧。我小时候还经常和方泽民，袁沉颖老师的女儿一起玩，一起到城郊农村去打猪草、搧红苕等等。那时虽然家里经济并不宽余，但一家人能聚在一起，其乐融融。有时听父亲讲故事，有时又让父亲教我唱歌或听他拉二胡和吹笛子。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父亲慈祥的面容，高大的身影和永远挥之不去的美好回忆。
但好景不长，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开始，学校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党政机关和单位都制造了许多的冤假错案。父亲的“中统特务案”也在其中。
那是1958年的春节前，父亲突然被调离赤水一中到赤水二中(土城中学)工作，我们一家人也搬去土城居住。清明节左右，我们正在家里吃午饭。突然家里闯进了一群人，其中还有公安。他们不由分说就给父亲的手带上了黄黄的圈子，要将父亲带走。还有的人还将家里翻箱倒柜整了个底朝天，连坛坛罐罐都没放过。
我不知父亲手上带的是什么东西，但感觉不是什么好事，象是要天塌地陷的灾难来临。我嚎啕大哭，用小手去想抓去父亲手上的“圈子”。我撕心裂肺地哭喊：“爸爸!爸爸!爸——爸!……”一会儿，我又转为双手抱住父亲的脚，不让他走，来人动手想把我拉开。父亲大声对他们的吼道：“我跟你们走!别吓着我娃儿!”
父亲跟他们走向了门外。谁知，父亲这一走，竟成了永别!
几个月后、母亲才听人议论，说父亲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含冤两年后，死于监狱)。父亲走后，我们又搬回了赤水，一家大小七口人，失去了生活主要来源。母亲只好靠帮人带小孩，每月八块、十块钱以微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特别在六十年代初，国家又遇上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我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也因饥饿、生病相继死去。只剩下母亲和我们三兄妹，我们从小就到河边挑水、捡柴、淘煤渣、……，每天下乡找野菜、搧红苕等当粮食充饥。我们稍大一点就到处做小工，修公路、锤石子、扛楠竹换点钱来补充家庭的支付。我们三兄妹因为父亲被定为国民党中统特务的问题，都没有进过中学的门坎，更不可能安排到任何单位就业。岁岁年年，年年岁岁，我们就这样度过了这不明不白、多灾多难、含冤忍辱的童年、青年时代。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主持下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作了彻底否定的结论。这使一切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有效实施。
在此情况下，父亲生前的领导、同事和朋友谢吉、余佩群、罗文凯、李代泉.袁沉颖、罗浩洪等出于对父亲的怀念和尊敬，也是对我们子女的同情，支持我们去找落实政策办公室，提出要求复查父亲的问题。他们有的提供了线索，有的提供了证词。特别让我感动的是赤水二中(土城中学)原校长谢吉多次给我讲述父亲的事情，还写好证词盖上他所在单位中共赤水县委党校的公章给我送来;城关完小的老校长余佩群年老多病，也多次柱着拐杖来我家提供线索和交换情况;远在四川成都供职的当年地下党领导、曾任过赤水县县长的张跃龙也给我大哥来信关心父亲的平反问题;合江五通当年父亲发展并一起出生入死为党工作的地下党员黄天如每年都来给我母亲拜年，对父亲表示深切的怀念……。
有鉴于此，我们全家经过商量于一九八二年初，由大哥陈大业代行向人民法院提出:“原判事实有出入，要求复查改判的请求。”由于土城镇在一九六五年赤习二县行政区划调整后，划归习水县，因此，由习水县人民法院和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着手复查父亲的“中统特务案”。
复查中，调查组的同志找到了当年五通乡地下党的领导，也是了解父亲当年情况的赵欲樵同志(曾任贵州省副省长、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职)。赵欲樵同志在听完调查组讲述父亲的情况后失声痛哭。他说：陈念生同志是地下党的好同志，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担了不少风险，对党是有贡献的。解放后，我们一直在找他，没想到是这样一结果。现在人已死了，但你们一定要安抚好他的遗属，照顾好他的子女。习水县当年的外调人员、习水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冯文学(曾任习水县监察局局长)也是流着眼泪向县委、县人民法院转达了赵欲樵同志的意见。
一九八二年四月三十日，习水县人民法院以(82)刑申字第027号裁定：“被告陈念生于一九三八年参加地下党后，以教书作掩护，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营救过以‘异党嫌疑’捕押的地下党员出狱，印过伪县党部和全县区分部人员名单交给地下党同志”“根据党的‘全错全平’的政策精神，特裁定如下：一、撤销原判;二、对陈念生宣告无罪。”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习水县委组织部习组落(82)127号关于陈念生同志党籍问题的复查决定：
“……查原土城中学教师陈念生同志，一九三八年九月经赵剑锋同志介绍参加中共地下党，入党后，积极从事宣传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五通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四一年因组织受破坏，负责人被捕。与组织失掉联系后被迫到合江伪县党部任组训干事、社宣干事，四川通讯社通讯员等职，利用敌人对他的“信任”，继续从事地下活动，曾营救过同志出狱和保护过被敌人怀疑的地下党员脱险等，为党做有贡献。……经中共习水县委落实地下党政策领导小组于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研究决定:一、恢复陈念生同志政治名誉，恢复党籍。二、补助安葬费150元、抚桖费230元。三、给遗属张孟君每月生活补贴15元。四、给予困难补助200元。……”
父亲终于沉冤昭雪，可以瞑目含笑九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