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若晚上十二点还牵着孩子的手在静谧的乡村水泥路上悠闲地散着步，你突然对懵懵懂懂的孩子说：“我们这么晚了还在路上你害怕吗?”孩子一定会说：“不害怕”。为什么夜里十二点在路上都不害怕，因为和平安宁的日子已经过好几代人了。你又问：“你害怕土匪吗?”他会被“土匪”两个字懵住。土匪、恶霸在他们幼小年龄和幼稚的头脑里没有任何概念，如同是我们对遥远外太空文明的传说和遐想。不要说小孩子没见过，我们这批70后以及现在六七十岁的五O后也不曾亲眼见过，只是听父辈爷辈讲过。
是啊!夜里十二点在星月交辉的公路上散步不用担心什么，一个人睡在家里也不用担心什么。然而在七十三年前的解放前，“不担心”三个字真的是普通百姓的奢望，不仅是我们爷爷辈的奢望更是历朝历代祖祖辈辈的奢望……故事还是从共和国的黎明前夜说起。
土匪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消失过，而且历朝历代数量群体都十分的庞大。胸怀大志，谋略超群的土匪组织后来就成了军阀、诸侯，甚至帝王，如西汉的刘邦，刘邦手下的悍将彭越、南北朝时的石勒、近代的东北王张作霖…都是土匪出身。若干个胸无大志的地痞流氓组织就成了鸡鸣狗盗为祸一方百姓的土匪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西南及各地边疆地区并不稳定，在山林中一直都活跃着国民党的残余势力。特别是在广西地区由国民党残兵败将转化而成的土匪，横行乡里肆无忌惮。于是从1949年到1953年4年时间里，解放军剿匪260万，解决了横跨清朝、民国几十年的匪患问题。据不完整资料统计从辛亥革命到1930年中国境内当过土匪或者正在当土匪的人包括家眷，总数应该在两千万左右，平均一百个人里就有四个是土匪，实际数字可能比这更惊人。
在很多地方土匪大多都是由本土的农民转化而来，在北洋政府时期，军队耗于内战，无力镇压多如牛毛的大大小小的土匪组织，同时对那些胸无大志的土匪组织也并不在意，因为他们对政府构不成威胁。政府怕土匪做大，而各地土匪也害怕官府集结兵力去围剿他们。这种情况下官匪之间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就是招安。北洋政府以招安的名义给他们委任状，愿进入编制的土匪就安排到了当地的保卫团。不想进入编制的就继续占山为王，如有人来清剿就把委任状拿出来，告诉前来清剿的人，我们是自己人，别打!执行公务就是做做样子。但这样做，中间受苦受难的还是老百姓。
党早期的领导人陈独秀针对这种情况就发表长篇文章痛斥说：“这哪里是中华民国!分明是中华官国，中华匪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候，我国光有统计在册的土匪就有105万人。从1949年5月开始，1953年底结束，先后150余万部队参战，历时4年剿灭土匪260余万。对土匪，中央给出的指令还是以教化为主，重点打击的是政治土匪，即和国民党有没有关系的土匪。对一般的投降土匪我军甚至会发放路费回家。
在我的家乡，解放前土匪活动也是异常的猖獗。我家乡人把土匪也叫“棒客、棒老二”袍哥、土匪的罪行主要是明火执仗的抢劫，绑架勒索，奸污妇女，甚至公开的杀几个人对他们来说也没什么。
据一个85岁的李大孃讲，那个时候的土匪凶的很啊!就是家里到西来十来里的山路都会遇到土匪搜身，李大孃讲她们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两姊妹都不敢在家睡，拿着床单到竹林里去裹着布巾巾睡的。我爷爷家也曾惨遭洗劫。晚上一群土匪，身上背有长枪，头顶脑门处扎了一个油壶点着油灯，白帕子包扎在头上。类似于今天的头戴电筒，但那个时候没有电筒，人家户里更没有电灯。看中了那一家就破门而入，进门之后发现值钱的能带走的统统会带走。牵牛的牵牛，抓鸡的抓鸡，担谷米的担谷米。那时家家都有后门，往往主人发现土匪敲门了都会选择从后门逃跑。若出去求情认识其中一个了想攀关系还容易招至杀生之祸。土匪有时候也想杀人灭口。那个时候每年进入腊月二十四以后要过年了，此时官府也不再理会各类抢案，因为太多了，想管也管不过来。而且很多人家害怕与匪家结仇也会选择忍气吞声，失财免灾。但那时的土匪基本不会去抢劫保长、甲长，保长是国民政府的基层干部，不太惹的起，祸害的全是无依无靠的老实百姓。
我爷爷家的牛被抢走了，就经过邻居李X炳家门前，而这个人也正是土匪组织的一个成员。他家的牛却从不会被抢。一次他的兄弟在山上放牛，被一个土匪给强行牵走。他就回家告诉了他大哥，他大哥就找到那个土匪头，土匪头就对手下兄弟骂了一通“狗眼瞎了”用刀把牛鼻上的绳割断，这牛很识路，晚上就自己回到了家里。这家人就对外说是牛挣断绳子自己跑回来的，不敢说是团伙里有关系要回来的。如果说是要回来的，今后周围人都会找他托关系帮忙。左邻右舍乡里乡亲的不帮又不好，因此规矩不能坏，抢了就抢了，谁也要不回来。一次李文炳的牛掉进了自家的茅坑，周围的人都还去尽力帮助打捞，目的都在尽量讨好这些人。这李Ⅹ炳解放以后被评为第四类分子(坏分子)，平时不能乱说乱动。到了文革时期包括他亲兄弟也参与了“斗争”他的行例。
解放前，土匪绑架勒索敲诈，当时的老百姓叫作“拉肥猪”。这通常针对的都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人家，知道这一家是拿的出这些钱粮的，有油水可榨。比如，在我们村一个叫邓河坝的地方，离我家也很近。有一邓姓人家解放后被评为“地主分子”。邓家一个六岁的儿子被土匪绑架了，但这家人呢迟迟没有把索金拿去，这个小孩后来就死在了土匪手里。这个土匪组织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当地蒲山碥的，他是土匪成员之一又是出主意的人。后来当地一家人办酒碗，这邓家女主人为给儿子报仇对这个蒲姓匪徒恨入骨髓，就在匪徒醉酒之时用事先准备好的剪刀猛扎他，将蒲姓匪徒扎死。终于为死去的儿子报了仇，杀了人之后全家就搬到了蒲江去了，解放后又搬了回来。从此蒲邓两家就结了私仇。解放后死者蒲xx的儿子就当了村干部，邓家解放前有土地出租但不是很多，每年收取谷物作租金。运动当头，恰好可以给这家安个“地主分子”。邓母已死，大女邓Ⅹ秀就被定为了“地主分子”，尤其在文革中饱受了无尽的折磨和侮辱。在我的采访中很多老人对邓家是“地主”是不认可的。
再说一下匪伙之间杀人的事。在我们西来乡(现在是镇)这个地方解放前有两个比较有名的舵把子(相当于今天的黑社会老大)一个叫杨万和，一个叫戴明渲。其他地方的舵把子也还有很多，这些人平时手下都有一群持枪的兄弟。舵把子与土匪之间有时也会有相互残杀。比如一次复兴的一个土匪头子李福儒到西来街上卿待诏的理发店里理发，正在修面刮胡须时很自然的躺在椅上闭着眼睛，冲进店一个人，拉开理发师用手枪对准李福儒耳门“砰、砰”两枪将其打死，并将其尸首拖出去扔在街上。据说当时李福儒察觉不对都在摸手枪了，手刚摸到枪就毙命了。后来一说此人就是戴明渲，又有人说是戴手下人干的。大体是匪寇之间的矛盾纠纷而引起，至于什么矛盾也不知道。李福儒死后他的老婆改嫁到了高桥大田村，据说还是个土匪头子。
一个叫杨万和的大舵把子，一次西来的一个材料员贺生龙因说了一句让他忌恨的话。这话也不算是伤害杨万和，但杨万和授意手下弟兄将其用棒打死。民国乱世，土匪、舵爷随意杀个人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民不告官不管，民告了官也未必管，甚至官匪就是一家，沆瀣一气。
关于土匪抢劫的真实场景，蒲江县的知名大作家李德安先生的纪实文学《天华黎韵》中有一篇详细的讲述，这些都是有名有姓的真人真事。故事的主人翁黎金凤离我的家四十里左右。也可以毫不牵强的说就是我家乡的故事。书中写道：“黎氏一大家里虽有几十亩水田，每年有上万斤黄谷收成，但家里人多，开支也大，加上军阀混战，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今天派款，明天收捐，像刮地皮层层剥去，所剩也不多。最可怕的是占山为王、四处打家劫舍的棒客，他们杀人越货抢劫，‘吃大户’绑架人质，俗称‘拉肥猪儿’。
民国22年(1933年)，过中秋节几天后早晨，天麻麻亮，忽然一阵枪响，惊动了黎家，大院狗狂叫，顿时，大人，娃娃吵吵嚷嚷跑动，乱成一片。
这时，小金凤去茅房解手，突然枪声响起，吓得他躲在柴禾堆里。‘轰’→，外面甩进院坝一颗手榴弹猛然爆炸，震得房屋哗哗响，瓦片掉下，柴屋摇晃。
原来这股土匪早就盯上黎家了。之前，派人探听虚实……长工吴洪福起早去打开龙门子，忽隐忽现，见门外田间草堆中有人晃动，‘不好，有棒客!’老吴惊骇退回，大声喊道：‘棒客来啰---’，大人小孩来不及穿上外套，甚至鞋都没穿，光着脚便翻墙而逃。
那时，较富裕家庭为防范，或多或少有枪护家。黎家也不例外，唯一一支老套筒步枪，不知谁放了枪弹，打落院门侧房上，瓦片哗哗挥下一大堆，起到了震慑土匪的作用，为逃跑的人赢得了时间。
土匪蹿进院坝，见还有人在翻墙出逃，慌忙甩出两颗手榴弹，拉动枪栓扣板机，乒乒乓乓射出子弹，一阵乱打……
土匪进院后，挨间挨屋搜，翻箱倒柜，衣服鞋子洗劫一空。见粮仓谷物不多，抓来寡妇-金凤二婶询问。金凤二婶回答：‘被缴捐缴税征去了…’土匪头子见没多少油水可捞，大喊：‘给我拉肥猪儿，找人……”
土匪进屋见一做月子的妇人，怕血腥霉倒自己，乱搜一阵退了出去，这下就把故事的主人翁童年黎金凤给抓住了。于是黎金凤就成了土匪手中的绑票。书中又写道：“土匪头子怕待时间长了，县城保安团来清剿，欲准备‘打道回府’，忽然黎山埂山腰有人打枪，还有人敲盆打锣，传来‘棒客抢人啰--’的声音，所以，土匪们不再恋战，把实用价值不大的长工老吴、金凤二婶放了，也把妨碍走路的大水牛放了，慌忙中拖着小金凤往长秋山方向逃窜……”后来家属迟迟未与土匪交涉索金，小金凤也与土匪们混熟了，趁土匪晚上打麻将疏于防范时利用自己的聪明机智成功逃脱魔掌。
为什么解放前土匪多?这是一个原因非常复杂的问题。大体因素是五个：一是人性因素，丑恶的和不劳而获的思想駆使;二是社会因素，地广人稀，山高林密，土匪游刃于蛮荒难寻之地，官府有心剿灭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更何况本身就腐败;三是百姓自保因素，很多百姓本不想做匪，但不加入匪帮自己家就会经常遭抢，有了匪帮关系不仅保全了自己的财产和性命，而且还能在外掠夺不义之财;四是腐败导致因素，很多百姓有冤无处申，义愤犯法为自保不得不投靠匪帮;五是天灾因素，饥荒之年政府又无力救民，万般无奈许多百姓只好投靠匪帮混饭吃。当周围百姓都活不下去都投靠匪帮时，匪帮力量迅速壮大，为解决吃饭和发展问题唯一能打劫的对象就是官府。当官府受到打击时，政府就会调兵镇压，军费财政又加剧了百姓负担，继而各地良民又减少，匪帮又壮大……
1949年蒲江解放，蒲江县的大大小小舵爷、土匪们没有选择象上海滩的黄金荣学习做新时代的良民，没有响应党的政策放下武器投降，而是选择和新政权死磕到底，做蒋家王朝的殉葬品。于1950年2月4日响应国民党反动派的叛断号召，发动了万人土匪叛乱。解放军60军某团用8个月的时间平息了这场叛乱。据老人们讲，匪首杨万和战败后逃盾隐居邛崃一寺庙当了和尚，最后还是查出来枪毙了。杨的下属戴明渲的死相对要“壮烈”的多。据说在与解放军的战斗中，用机枪猛扫解放军阵地，此时有一个国军炮兵与他并肩战斗。共军发射了一个五梅花炮弹在戴四周爆炸。那个国军炮兵懂炮战，大声提醒他：“戴哥，辗的地方了!再不辗就要炸到这里了!”戴不愧为恶贯满盈两手鲜血的悍匪，怒喝道：“老子都不怕，你怕啥子!”说完就被身旁的一枚哑弹炸死。
据《县史志》记载光就消灭戴明渲的那一天就击毙匪徒124人，俘虏匪徒133人，缴获大量武器和财物，解放军也牺牲了15名战士。
4月17日在县公园坝召开群众大会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霸黎凤生、李学恺丶廖重民丶当众审判执行枪决。不久大塘的土匪头子王国宾与宋明轩见大势已去无路可走，相继投降，我军缴获机枪3挺与长短枪数十支。5月初在蒲江总岗山丶五面山丶将军庙等地取得大小百余次战斗的胜利。县内大股土匪被歼灭，匪患基本平息。
当时我们生产队一个叫叶凤鸣的土匪也响应杨万和的号召去打解放军，并约上了另一个土匪李X炳。结果叶凤鸣被击毙在战场上，他母亲找了两个抬夫用担架把他抬了回来，据老人们说，不愧为悍匪，死时还目露凶光，身体和手都还做着端抢的姿势。叶凤明就是从西来江山沟那个地方抬回来的，担架走一路血就滴一路，他母亲守着他大哭一场。而李炳呢中途跑了回来，毫发无损，在七十年代初得了癌症，很凄惨，妻子对他薄情儿女对他寡义。在无限痛苦折磨和人情冷漠中死去。
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有些干尽了坏事的土匪，最终也没有逃过仇家的报复。解放前一个叫代金州的土匪头子曾抢劫了40多头牛，40多个家庭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啊!一次赶西来场回家担着一担米在路上走，就被一个叫李福成的百姓用枪击毙。打死后又找人抬走抛尸大河，几天后才被家人找到。
土匪叛乱被镇压后，一场声势浩大铺天盖地的大清算随即开始。刚开始搞群众阶级斗争运动比较粗放化民粹化。那个时候根本不具备成熟完整的司法诉讼体系，而阶级敌人又是强大的。什么人该杀不该杀都是由群众大会来决定。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简单快捷高效，但这种过分相信群众和高估人性的做法也产生了很多错误。
比如李营村的地主李家仙被枪毙，为什么要枪毙，因为有地出租，所以是地主。据老人们讲，枪毙他的那天他穿了件厚棉袄，开枪执行的是他的是他同家族的一个兄弟，武装队长李家山。由于棉袄厚，子弹打进去后未打进内脏，连打几枪不死，李家仙痛不欲生，直喊几声：“打脑壳、打脑壳!”以求速死。当时的老百姓把开枪执行称“掌炮”。
当时一个叫张家树的恶霸，当时定性的是恶霸，据家人讲，他当时依附于大邑的一个舵把子，而这个舵把子还是通共的好人，具体是怎么回事至今也是众说纷纭。在一个叫张滩河坝的地方杀的。此人由于身体彪悍，押他的人都是将两个手心用刀扎穿然后再用一根铁丝用老虎钳扭紧反绑着。尽管这样了，他还能一脚反跳上几尺高的讲台，要站在台子上讲话。他一个孩子还在老婆肚里，临死前当着老婆的面给未出生的孩子取了一个名。据说随后起大风大雨袭来差不多把台子都吹翻了。
据多位老人讲，在离我家不远的彭河村，一个叫彭绍庭的人，当时他被例为陪打者之一，所谓“陪打”不是真的要真的押去枪毙，由于被热行人罪过较轻，只是押去吓唬一下。没想到持枪押他的这个人是与他是有仇的本地人，就借故陪打，假戏真做，真的就一枪将彭打死。
刚平定土匪的那一阵，枪毙罪犯没有统一的标准，很多都是以泄愤为目的在干这件事。比如当时一个叫郑全兴的保长被绑起来，执行枪决的人不是一枪爆头而是从脚开始一枪一枪地打，直到打死。据说打了170多枪，全身打成了一小堆血肉模糊的烂肉。据说他也知道这样太痛苦了，事先就给原手下的兄弟说了，要开枪的时候麻烦你抢前一步把我的头打了免的遭罪。果然打的时候，他原来的兄弟上前就背上一枪击毙，随后那些去泄愤的就开了一百多枪，据说血肉都溅了几尺高。
还有一个叫万子珍的，被人告抢了半升米，而被抓了起来，究竟当时有没有这桩小小的抢案?到今天都是迷。也许是真的抢过，也许受人诬陷。枪决万子珍时，第一枪打在大腿上，让其痛苦呻吟。第二枪从屁股肛门子弹打入胸腔毙命。由于太过残忍，不久以后国家明令规范执行死刑的标准，再也没有把人打的稀烂的事了。
还有一个叫代国兵的是大兴乡的人，据说解放前抽鸦片，在地方好像也不太说的起话。刚解放那个节骨眼上，一个女人就说代国兵抢劫她。一天代国兵在田里耕田，就被来人抓了起来。此时任何辩解都没用，没过多久，就通知他母亲明天要枪毙他儿子了。代国兵又是家中独子，代母于是就嚎啕大哭一场。没办法，人死了，尸体还是要拿回来安埋的。他母亲就在家里抱了一个大公鸡，找两个地方上的男人拿着竹竿担架。按农村的迷信习俗这个大公鸡主要是拿来开路用的，把魂招回去，也叫“撵魂鸡”。
那天枪毙的时候就在蒲江的公园坝，一同被处决的有十二个人。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若不是亲自采访，就是让我写小说也不敢这么写。十二个人并排跪在那里，代是第二个。轮到打代国兵的时候，执行手的枪居然打不响，当时代国兵有没有喊冤不得而知，估计喊了。其他的人都随着“砰、砰…”枪响应声倒地，只有打代国兵的枪不灵了，于是又换了一只枪子弹在堂还是同样的打不响。可能加上他在那里不断的鸣冤叫屈，当时负责执行的人也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于是宣布代的死刑暂不执行。尽管这样代已经吓的四体瘫软，魂不附体了。他母亲原本去是为儿子收尸的，没想到找两个抬夫去正好把他抬回来。他母亲抱着公鸡走在前面，一边走一边喊着，为儿子招魂。后来代母在亲戚熟人里找了24个人去政府签字担保他不是坏人才把命给保了下来。后来据说代国兵活了九十多岁。
最后还要说一个蒲江县当时最大的冤杀案。
中兴乡有个地主叫黎魁仕，他是个开明绅士，曾积极帮助支持过革命。他的一个儿子黎富敏还赴延安参加了革命，改名为张黎群。黎魁仕可以说为了革命不惜毁家纾难，曾一次就变卖十亩良田及家财合计银元数千元支持地下党。在家乡开办农场果园，以聘请农技师、工人为掩护，帮助地下党约30人。黎前后支持革命所花经费共两万多银元。就这样一个对革命忠心耿耿的人，因为他是地主收过租金，在镇反工作和群众娱乐式的喔呼声中被送上了“断头台”一枪爆头。
文章的最后我想问一句：“解放前我爷爷那一代人以及爷爷以前的祖祖辈辈，他们活的幸福吗?”鲁迅早在他的文章里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故乡》一文中有一段话：
“……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文中的“他”就是鲁迅笔下的润土。少年润土和少年鲁迅两小无猜、耳鬓厮磨，他聪明伶俐活泼可爱，中年润土被残酷的世道折磨成了一个“木偶人”。注意文中提到了“匪”!我们爷爷辈以及之前的祖祖辈辈又岂不是一个又一个的“润土”!
家乡的黎明，共和国的黎明从枪炮中诞生，从枪炮声中走来。声声枪响撕裂了几千年漫漫长夜与无尽光明时代的分界线。历史上几千年里没有那一朝那一代像共和国这样以烈火燎原风卷残云之势，把千千万万罪大恶极的匪徒一网打尽，尽数送上断头台，让新中国的熊熊烈焰吞噬掉一切毒蛇害虫。也许烈火之中有许多无辜的稚鸟，我们不能苛求历史的完美，更应看到它的功大于过。我们今天能深夜在乡村的马路上散步，在家里睡觉不用再提心吊胆，我们今天得到的幸福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命中注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