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陕西青年诗人贾浅浅的诗歌遭到网民炮轰之后，今年又因中国作家协会将其列为拟发展新会员对象而再度受到网民空前的嘲讽和批评，其诗作被讥讽为“浅浅体回车键诗”“屎尿屁诗”等等，是低俗下流的代表作，并由此而引发了对其父——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陕西文坛领军人物贾平凹先生文学创作及其在陕西文坛作为的质疑与批评，大有引爆一场“文坛反腐”的浪涛之势!这种由民间发起的对文学现象暴风骤雨般的“批判与反思”，在新中国的文学史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这场热浪，毫无疑问引起了文坛的震动，迫使中国作协不得不取消了贾浅浅的这次入会资格，有人欢欣，有人感到悲哀，它必将在文艺界引发一场对中国当代文艺现象更广泛更深刻的反思!
其实，“贾浅浅现象”的出现，是普罗大众对当下文艺界颓废、消遣、虚无、荒诞等消极“靡靡之音”泛滥现象的不满而爆发出的、对“文以载道”的呼唤，催逼文学创作者“弘道意识”的觉醒!
何谓“文以载道”?所谓道者，就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文学，从鲁迅先生所说的“杭育杭育派”产生的哪一天起就以表达人类的美好愿望、表现和讴歌人类为征服自然、追求美好生活而英勇奋斗的历程及其斗争精神和价值追求为己任，这便是“文以载道”，更是作家的天赋职责和神圣使命!中华文学，无论是先秦神话、歌谣和《诗经》、楚辞以及诸子百家的散文、寓言还是秦汉辞赋、乐府诗歌、唐诗宋词、山水游记、元曲杂剧、明清小说，再到近现代的新文化文学、革命文学、新时代文学，无不体现着这一精神，古今中外，能够流芳千古的优秀作品，无一例外，都是这一精神和创作原则下的产物。
文学是上层建筑。人类自进入私有制社会以后，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时至今日没有也不可能消失。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站在自己所处的阶级本性的立场上对客观现实生活认知的产物，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其阶级利益和阶级观念，表达其阶级的思想、情感及其追求。因此，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都不会是孤立和偶然的，都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或者说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作用下的产物!是故，在文学的发展史上，就始终存在着文学是什么?写什么、为谁写和如何写的争论，存在着文学“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和“为上流社会消遣、娱乐服务、为满足世俗低级趣味和猎奇心态服务”的两种文学观的斗争，存在着两条文学创作的路线。在浩瀚的文学史上，尽管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确实不乏色情颓废、荒诞迷信等宣扬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和消极没落意识的反动文学以及无聊、恶俗的垃圾文学，但弘扬真善美，鞭打邪恶丑，给普罗大众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鼓舞和真实善良的美好生活启迪，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却始终是文学的主流，无数胸怀正义有担当的文学家，正如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所言，是以“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和担当，创作出了无数优秀灿烂的文学作品流芳千古，而那些以迎合低级趣味情调来博人眼珠的文化垃圾，也许曾喧嚣过一时，但终究是昙花一现，摆脱不了被历史涤荡出局的可怜命运!在我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契机所催生的以民族振兴、救亡图存为主题的反帝反封建文学和革命文学，如鲁迅的《呐喊》、巴金的《家》《春》《秋》激流三部曲和矛盾的《子夜》《林家铺子》、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曹禺的《雷雨》、冼星海的《义勇军进行曲》等等光辉灿烂的文艺作品，构成了近现代文学的主流，特别是以鲁迅、沈雁冰等为代表的“左翼作家联盟”所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武器，大力倡导大众文化和革命文化，展开与以表现颓废、糜烂的低俗社会生活情调，充斥着色情、荒诞与消极、虚无甚至反动的文学现象的斗争，比如，与“鸳鸯蝴蝶派”“新月派”“第三种人”以及“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争论与斗争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以及在解放区“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影响下，全国广大进步的文学艺术家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原则指导下，用“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艺术手法，创作出的一大批优秀乃至经典的文艺作品，如矛盾的戏剧《清明前后》、张恨水的小说《八十一梦》、老舍的名著《四世同堂》、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路翎的小说《财主的儿女们》及电影《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歌剧《白毛女》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文学，如柳青的《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老舍的话剧《龙须沟》，包括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以及路遥的《平凡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等等，无一不是作者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投身于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感受生活，表现人民大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下的真实生活和情感，表达人民大众的愿望，唱响了时代的主旋律而成就的彪炳史册、光照千秋的文学丰碑!
反观当代文学，继建国初期以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题材的“革命文学”之后，随着“十年文革”的被全盘否定，以揭露和控诉“文革”罪恶为主题的“伤痕文学”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先河,并展开了对建国“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反思和批判，在第四次“文代会”确立的“二为”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指引下，文学创作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在继“伤痕文学”之后，产生的“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如路遥的《人生》、諶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的《灵与肉》、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及电视剧《渴望》《三国演义》等等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取得了丰厚的成果，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欢迎，出现过“万人空巷去追剧”的现象，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社会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型期”，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在国门打开之后蜂拥而入，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出现了信仰危机与精神的空虚与迷茫，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思潮泛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文学思潮引起了新时期文学“先驱者”们的极大兴趣和极力鼓吹，认为“是文学史上的一场革命”!一部分作家从思想上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二为”方针产生怀疑和动摇，放弃了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传统，认为文学是“表现生活”而不是“反映生活”，出现了以表现极端个人主义、宣泄个人情绪为主要特征的所谓“先锋派”和“新写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创作思潮，大致分为以下四类：
一是在信仰危机、精神极度空虚，价值观极度迷茫甚至扭曲的心态作用下，通过赤裸裸的性描写和极度荒诞的情节，极力表现和渲染在金钱和权力膨胀下寻求刺激、追求享乐的颓废堕落的都市空虚生活，正如贾平凹先生一样，把当代社会看成是一座曾经辉煌过的《废都》，是城废了，人废了，烂透了，看不到前途，看不到曙光，表现出的是极度的个人消极悲观情绪。
二是以虚无、调侃的态度对待历史，肆意歪曲和丑化建国初期到“改开”前的历史。如果说“伤痕文学”及随即出现的“反思文学”是在对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所产生的“社会罪恶”的揭露和控诉中进行的理性反思，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痛楚，那么，此后一些所谓的“知青文学”“商贾文学”则是借社会变革和特殊历史背景极力表现人性的贪欲、险恶和虚伪。一些人，要么站在旧时代地主、资本家的立场上，看待建国初期及“文革”历史，否定这段历史，要么以“智叟笑愚公”的姿态，调侃历史，通过夸大、歪曲和捏造事实，嘲笑历史，极力表现人的“疯狂”“幼稚”与“自私”“恶毒”，所塑造的人物，不是“坏到出奇”“无孔不入”又“神通广大”令人防不胜防，就是“善良到愚蠢”“懦弱到弱智”的没有立场和是非的傻呆，看不出人物的精神在哪里?比如，今年在某地方台热播的电视剧《人世间》《芝麻胡同》和《爱你一生》等。更有一些抗日剧甚至把八路军游击队塑造成不是游侠剑客便是闲痞无赖混混，既愚昧无知，又残忍到“手撕鬼子”，比如在几个电视台热播的《敌后武工队》等，真是令人不忍目睹!
三是打着“文化寻根”的旗号为没落阶级歌功颂德，甚至为历史反动人物涂脂抹粉，树碑立传，大兴“翻案文学”，颠覆中华民族的是非观，混淆视听，愚弄民众，误导后世。比如，由陕西作家叶广苓的长篇小说《青木川》改编的电视剧《一代枭雄》把一个原本顽劣无赖的地痞恶少靠加入地方民团爬上红帮首领，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统治青木川二十余年，人称“土皇上”，最后被人民政府依法镇压的恶霸反动人物，塑造成了一个正义勇敢、嫉恶如仇、胸襟宽阔、大智大勇，于乱世中保一方平安、造福一方黎民百姓的英雄人物，极大地颠覆了了解陕西地方历史，特别是陕西匪患史民众的“三观”。
一些作家在现实中挖掘不到创作的题材，捕捉不到创作的灵感，就挖空心思的去做“死人的文章”，借“死魂灵”移花接木，编造甚至捏造故事以标新立异，更有些人，热衷于“文化翻案”，以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服务文化旅游事业为名，打着“地方文化研究”等旗号，将上至封建官僚显贵，下至草寇地痞恶霸，但凡是一个地方有点名声的死人，不管是好名恶名，统统从坟墓里请出来供到“文化的殿堂里研究”，为其歌功颂德。一时间，各种所谓的“文化名人研究会”如雨后春笋，民间各种形式、规模的研讨活动此起彼伏，就连明末清初，为苟且偷生，先降大顺再降满清，一生“三易其主”，被其效忠的清朝乾隆帝钦定为“二臣”，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而做《鹃失啼》以自嘲辩解的明朝叛臣党崇雅，也有什么“崇雅文化”研究会，我不知道这“崇雅文化”之类的“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更有甚者，有人竟然以学者姿态撰文要让在西湖岸边跪了上千年的大奸臣秦桧夫妇“站起来”，说是再“跪下去”不利于中华民族大团结;有人奔走呼吁，要为大地主刘文彩平反，不仅否认刘文彩的罪恶及其糜烂的生活，更将其说成是一方开明绅士，说其兴修水利，为繁荣地方经济、造福一方乃至保障民生等等做出了突出贡献，极力为这个大恶霸漂白!还有的地方，竟然为争《水浒传》中大坏蛋西门庆的祖籍大打文化战、口水战，种种乱象与闹剧，普罗大众嗤之以鼻，有识之士讥讽为“香臭不分”!网络文学、地摊文学，乃至抖音上，更是鱼龙混杂，充斥着色情、暴力与荒诞、迷信，流行的诸如《乡村医生》《上门女婿》等等已不仅仅是文化垃圾而是腐蚀毒害青少年的精神鸦片与毒草了!
四是表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情调，脱离社会生活，脱离人民大众，把文学当作消遣娱乐的工具，无病呻吟，玩文字游戏，无“道”可言。毋须讳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新生代”的作家也不可避免的分化为两个阶层、两种写作意识的群体，一个是象贾浅浅之类从小在父辈荫庇的优越环境中生活的官二代、富二代及文二代的“新生小资”阶层，一个是没有什么社会背景，在滚滚红尘中随波逐浪，东碰西进，与命运抗争的“新创业”阶层，共同的特点都是生活在个人的情感世界里，对社会的认知都是“碎片式”的，所不同的是，一个生活的无忧无虑，鲜花簇拥，一个遍尝人间甘苦，饱受人世冷暖。“新生小资”们体察不到中下层普罗大众的甘苦，“新创业”者对上流社会更是“雾里看花”，理解不了他们的烦恼，因此，新生代的作家们总是囿在个人的情感世界里，表现个人的生活，宣泄个人的情绪，很少，或者说很难自觉地站在社会的潮头把握时代的脉搏，将个人的命运融入滚滚潮流审视社会万象，因而其作品很难突破表现“我”的遭遇和“我”的欢乐痛苦，跳不出狭隘的个人主义桎梏。
贾浅浅有其父贾平凹这棵参天大树的庇荫，生活无忧无虑，学业、事业不仅是一帆风顺，而且是扶摇直上，其生活是单色而灿烂的，她没有经历过任何磨烂，也没有遭受过挫折，从学生到教授，一路直线上升，因此，她对自己的生活自然是惬意自豪的，她生活在象牙塔之中，哪里能体察到人间疾苦?所谓“屎尿诗”，不管是想表达对孩童稚气的欣赏和喜爱，还是想表达男欢女爱时情不自禁的生理反应，都表现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情调与闲情逸趣，与其说是低俗下流，倒不如说是糜烂生活的写照，当然是普罗大众看不惯和不能接受的，遭到抵制和炮轰就是自然的，这就足以说明，文学，只有为人民大众服务才有生命，作家只有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为人民大众而写才有前途!颓废文学、消遣文学以及那些哗众取宠，企图靠颠覆社会主流意识博人眼球，损害中华民族精神灵魂的“逆流文学”都会成为文学的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