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着你
翁大明
父亲去世后，母亲独自住在乡下的那几间土房子里，空旷而寂寞地打发着时光。白天在地里忙，日子过得便快，可是一到晚上，母亲就像走进了一条看不到头也走不到头的隧道，一夜一夜地支棱着耳朵，听风从门缝里吹进来呼呼地响，听老鼠在楼板上打架，听猪圈里的猪哼哼唧唧，想是饿了。那公鸡早就开始叫鸣了，叫一声，隔半天，再叫一声，又隔半天，也不知数到了多少声，那天就是不见亮。
儿女们一个个长大了，成家了，也一个个离开了，走远了。曾经拥挤而又热闹的老房子，在父亲去世之后变得空空荡荡，几天没有一个人来，母亲便几天找不到一个说话的人。找不到说话的人，母亲便喂猪的时候跟猪说话，喂鸡的时候跟鸡说话，常常抱着猫儿牵着狗儿坐在门槛上发呆，嘴里喃喃自语，却连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周末回家看母亲，母亲自是欢喜，一边张罗烧茶做饭，一边却说：“这大老远的路，多难跑啊!以后没啥大事，就别回来，安心你自已的工作，把娃儿照顾好。我在家好着呢，你别操心我，我不咋的!”为了让我放心，母亲总是表现得很硬朗很结实很能干，地里的庄稼长得比别人的庄稼好，猪喂得比别人家里的肥，但我知道，母亲的哮喘病依然很厉害，一到冬天就咳嗽不止，过三九寒天就像是过鬼门关一般，这如何能让我放心?
我便劝母亲：“妈，你跟我走吧!这单门独户的，离大哥大姐们远，离二队的邻居们也远，身边没个人照顾，有个头疼脑热谁都喊不应，万一哮喘病发了爬不起来了怎么办?”母亲摇摇头，叹息一声：“我不去!我要守着你爸!我去了，你爸就孤单了。你爸活着的时候，我守着他的人;现在他走了，我守着他的坟。我那儿也不去!”
母亲不走，坚持在老家种地。父亲在时，庄稼活儿都由父亲做主，父亲不在了，母亲便自己规划，哪块地种玉米，哪块地种小麦，茄子栽几行，辣子栽几棵，什么时候锄草，什么时候施肥，全凭自己安排。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便望望父亲的坟，念叨几声，愣怔一回，主意还是得自己拿。
喂猪倒是轻车熟路。农业社的时候，母亲为集体养过猪，养猪挣的工分，抵得上一个男劳力;土地到户后，就是再忙，母亲每年也要养两头猪，大的养肥了，过年至少能杀两三百斤，留下小的接槽。有喂猪的经验，母亲便继续喂。梧桐树叶和枸皮树叶都是好糠，捡回来，晒干了，打碎了，过筛了，兑些麦麸和糠秕，再加些洋芋和瓜瓜菜菜，煮上一锅，能管几天，猪喜欢吃，长膘快。母亲地里回来，这屋转到那屋，门前也没个人影儿，便提了拔桶，一边给猪添食，一边対猪唠叨。那飞来抢食吃的八哥忐忑不安地看着母亲，母亲却不撵，叹息一声，看它们吃。
母亲说，你们都不在家，以前靠你爸，你爸不在了，就得靠自己。我得啥都种点儿，啥都有点儿，样样都买，那要花多少钱，再说我们这儿也没地儿买。我种的有，想吃啥就有啥，才不会让别人小看，你们回来了，也可以拿点儿。
母亲果然样样都种，好像啥都不缺。玉米地里套洋芋，洋芋大堆小堆地堆在屋里，母亲把大的捡了装进麻袋装进背篓，把小的洗了剁了喂猪，还剩下了许多，母亲便请了人，帮忙背了去打洋芋粉。洋芋也没有耽误玉米的生长，那包谷也是黄橙橙地挂上了屋梁，堂屋的大板柜里，新的压陈的，都装满了。
包谷地边儿上，母亲种了豆角儿，四季豆，花花豆儿，还有扁豆，一排一排地插着豆牵儿，哨兵似的护着庄稼，那豆牵儿上豆花招来蜂飞蝶舞，长出的豆角也是一抓一抓的，密密麻麻地坠下来。庄稼地里的粪场儿上，母亲撒了白菜籽儿，种了黄瓜、南瓜、翻瓜和结瓜，间或种几株粟子，撒一把小豆。从坪地到门口，有几道石坝，母亲在石坝边上统统栽上了黄花，说这黄花叫金针，好吃，晒干了好带，给我们准备着，干工作的人稀罕这个。黄花的间隙，母亲也挖个窝儿，倒一筐儿粪，撒几颗瓜子儿，种出瓜来，那瓜吊在石坝上，不歇庄稼。屋拐角的那窝丝瓜，直接从猪圈爬上厕所，在厕所顶上的青瓦间蔓延，仿佛搭了一个天然的凉棚。在这天然的凉棚里，透过丝瓜叶子，顺着旧房子的后檐沟，能远远地看见父亲躺着的那片桦栎树林，母亲在这里一站就是半天。
接到调进县城工作的通知，我首先想到要回家一趟，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进城了，离家更远了，回家就更少了，我得征求一下母亲的意见，看母亲能不能把老房子的门锁了，跟我一起走。母亲先是高兴得满脸是笑，笑着笑着目光便暗淡了：“不想让你走远，但你还是走远了。进城是好事儿，你去好好干，不要担心我。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守着你爸。你进城没房子，工资又不高，我去了，是个拖累，你养不起的。”想了片刻，叹息一声：“要是你爸还在，该多好，他知道了该多高兴。”
母亲继续着她在老家的日子。不知从哪儿跑来一条狗，饿的只剩一把骨头，母亲便收养了，天天喂，缓过气来的狗便天天跟在母亲身后，下地干活时，那狗便蜷缩在地边，陪着母亲。耳爬大姑给了母亲一个猫娃儿，母亲也养着，一回家便跳到母亲怀里，舔母亲的脸，晚上就睡在床上给母亲暖脚。看看天暖了，母亲便攒了鸡蛋，一窝孵了十几只鸡仔儿，唧唧喳喳房前屋后的跑，母鸡领着，在花坛上的牡丹地里找虫子，母亲撒一把苞谷碜儿，唤来门口，坐在门槛上数来数去，又数去数来，愣怔一会儿，便起身到鸡窝里摸鸡蛋，一个个捡起来，放进板柜，自言自语：“这些鸡蛋，娃们啥时候回来拿呢?”。
母亲天天盼着我回去拿些东西到城里吃，担心我为了买房子舍不得买吃的肚子饿，苦了媳妇和孙子，便把家里的东西都攒着，等我回去拿。那些核桃、毛栗和柿饼儿，母亲放在一只箱子里，黄花、木耳和菌子，母亲放在另一只箱子里，隔几天便取出来晒一回，时间久了怕坏。挂在屋梁上的猪肉，夏天直滴油，母亲用塑料袋子兜着，怕长霉了，便蹒跚着搬来楼梯，颤颤巍巍地取下来晒，晒一天又颤颤巍巍地挂上去，那猪油也烧火炼了，装进罐子，给我准备着。
可她就是见不着我的人影儿。初进城里，总觉得自己在单位上是个忙人，走不开，即便是有周末，也对那三百里回家的路有所畏惧，尤其是从乡上到村上那时不通公路，其中的五十里要翻山越岭，全靠步行，便犹犹豫豫地变懒了，起初三五个月回去一次，继而七八个月回去一次，再后来，干脆一年到头才回去一次。母亲便一天一天的等，一天一天的盼，太阳的斜晖拉长着她的影子，头发在无尽的时光里渐渐变白，那给我攒着的东西，大多也已坏了。大哥大姐隔三差五地来看她，但小妹远嫁了，两个弟弟又出门在外长期不回来，母亲便真切地感到这个曾经温暖的巢现在空了，也变冷了。
母亲想子女，也想父亲，实在望眼欲穿抑制不住思念的时候，母亲便称几斤火纸，买一包好烟，再炒了菜，做了饭，抓一把焦黄的烟叶子，用篾篮子盛了，提到父亲坟上哭。母亲边哭边数落庄稼的收成，地肥，庄稼长得就好，粮食一个人吃不完;数落村里的电通了，电灯泡比煤油灯亮，路也通了，只是不见车来;数落冬天风大，屋里冷，有几块瓦碎了，屋里看得着天，可她爬不上去，这几块碎瓦没办法换;说大哥大姐对她好，隔三差五地来看她，但几个小的很长时间没没回来了，给他们准备拿走的东西，都放不住了。母亲摆好饭菜，烧了纸，又把那焦黄的烟叶子一匹一匹地烧，说：“这烟叶子还是你自己亲手种的，还有一箱子，我没舍得卖，都给你留着，你喜欢吃，我每次来都拿给你。”那烟叶子被纸火烧了，缭绕一道青烟，母亲在这缭绕的青烟中独自抹着眼泪。
我不知道模样清秀的母亲怎么就看上了带着两个孩子的父亲，但母亲自从跟了父亲，便觉得自己跟对了人，贴了心地护着这个家。都说前娘后母难当，但母亲却当得滋润，把两个孩子视为己出，心肝宝贝似的可怜着，家里的布票少，但再少也少不了每年都给两个孩子做新衣服，饭少了，自己不吃，也要给孩子留够，生怕两个孩子冻着饿着。老大嫌路远逃学，母亲便替他背了铺盖送他到宽坪学校，老二头上生疮，母亲便天天清洗天天上药，没有一点厌烦的意思。两个孩子便黏着母亲，家里很快有了起色，父亲和爷爷的脸上，笑容便多了起来。渐渐又有几个孩子出生，家里人口增多，便成了大家人口，母亲和父亲一起撑着，挡住外面的风雨。
虽然说不上是大家闺秀，但母亲也算知书达理。有一天，家里来了个中年妇女，身材高，说话的声音也高，穿一双黑底白帮高腰胶靴，母亲欢喜地迎进来，拉住我，说：“快，快喊大妈!”我便知道这是大哥大姐的生母，便遵了母亲的命抱柴烧火，给大妈拿果子，看大妈脚上的那双好看的新鞋。母亲忙不迭地煮了肉，又打了一碗黄酒荷包蛋递给大妈，叫大妈先垫个底儿。这天晚上，母亲破例做了一顿面条，虽然把面条都捞给了大妈，但我还是爬上锅台，用筷子戳了几根。之后我便盼大妈来，大妈来了，就像是遇到了一件喜事，就一定有好吃的。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平凡的母亲，怎么会有如此博大的胸怀。
嫁给父亲的时候，母亲还是刚满二十岁的姑娘，那家庭的担子便压在了母亲的身上，但母亲以前娘后母的名分，全心全意地支持父亲，把老的小的都照顾得妥妥帖帖。大集体时，母亲跟父亲一起参加集体劳动，说种庄稼就种庄稼，说修水利就修水利，说学大寨就学大寨，那倒粪丢籽晾晒捡簸的活儿，都是母亲和队上的妇联会们一起干，为了多挣工分，母亲还给队上养了一头猪，卖了猪崽交给队里给社员分余粮款。每天收工，母亲便回家烧火做饭，洗碗喂猪，一家人的吃喝拉撒，缝补浆连，天天都把母亲忙得团团转，晚上又用家里的那台全村少有的缝纫机噗噗踏踏地连夜给邻居们赶做衣服。土地到户后，母亲竟是更忙，那地里的活儿好像永远也做不完，家里的事儿又堆起来，偏是弟妹还小，几个上学的催命似的要钱缴学费买作业本儿。
母亲终于扛不住长年累月的劳累，原本就有的哮喘病愈发厉害，一到冬天便咳嗽不止，喉咙里拉锯般的响，中药西药地吃却不见好转。父亲便向医生讨教，要了注射器和酒精棉球，冬天一犯病便给母亲打青霉素和链霉素，怕母亲脚冷，父亲便在烘笼里夹了炭火，把被窝烘热，才安顿母亲睡下。半夜里，听着母亲咳嗽得接不上气，父亲便爬起来，试试鼻息，掐掐人中，连忙找药救急。这子女虽多，平日里作伴的还是夫妻，母亲说，好几次都是父亲半夜里把她喊了过来。父亲不在了，母亲独自一人如何在寒冷的冬天里挺过慢慢长夜?
城里的这间办公室，窗口向南。每到过时过节，我便站在窗口，默默南望。透过崇山峻岭，我仿佛看见母亲站在屋檐下，或是站在洼口的大路边，孤零零地逢人便打听她的子女出门在外的消息，就如祥林嫂诉说着不知道冬天里才会有狼;孤零零地等待说不定她的某一个子女会在这一天归来，天上突然掉下一个惊喜;孤零零地提着篮子到父亲的坟茔上，在烟雾缭绕中一个人悄悄的哭泣。
进村的公路一通，我便迫不及待地回去看母亲。母亲果然大喜过望，比来了贵客自然是还稀奇十倍，恨不得把自己身上的肉都割了煮了，给儿子吃。我看母亲的头发有了花白，脸上明显憔悴，眼睛也被烟熏火燎地出现了白内障，便心里一阵发酸，说：“妈，现在路通了，有车了，这次你跟我走吧，到城里检查检查身体，实在不愿在城里久住，哪怕住一段时间再回来也行。”母亲说：“我不!我走了你爸咋办?你以为多喂一张嘴容易啊?我才不想成你的拖累，给你们添麻烦!再说没人看门，这鸡呀猫的，走了还不饿死!”
母亲一夜没睡，翻箱倒柜地给我收拾东西，把核桃、毛栗、柿饼、瓜子一样一样的装进塑料袋，把晒干的黄花、香椿、菌子、洋芋粉一样一样的装进塑料袋，把黄豆、小豆、花花豆和扁豆也一样一样的装进塑料袋，整整齐齐地摆在堂屋的板柜上。又找了蛇皮袋子，把新磨的头道麦面装了一袋儿，专拣好包谷磨的糊汤糁子装了一袋儿，转过身去捡洋芋，叹一声：“唉!也不晓得要不要!要是多拿些，多好!”忽然想起了什么，便搬了楼梯，艰难地爬上去取猪蹄子，再爬上去取长礼吊儿，又爬上去取猪屁股，装了满满一蛇皮袋，用麻绳儿扎紧。怕走时忘了，便把那罐滑猪油也搬了来，和肉放在一起。
我看了母亲，给父亲上了坟，烧了纸，便要回城上班。母亲知道留我不住，便一早把东西搬到洼口，一个劲儿地催着叫装进车里。我说：“妈!你叫我拿这么多东西干嘛啊?这些东西城里都有呢，你在家里多艰难，还给我拿这么多!你还是留在家里自己吃吧!”妈笑着瞪我一眼：“我不知道城里都有!城里买不花钱啊?这些东西，我不给你给谁?”忽然一摸头发：“你看我这记性!你等一会儿，还有一点木耳没拿!”母亲反转身去，风吹着她的头发，跟她的衣襟一起往后飘，母亲的背竟有些驼了。过了一会儿，母亲喘着递给我一袋儿木耳：“这木耳是我一个一个地挑出来的，你们自己吃，别送人了!回去你打开，倒出来晒晒。” 母亲追了一截儿，便站住了，她撵不上车。她一动不动地看着车跑到郭家洼口，又一动不动地看着车拐到了桃园梁子，风依然吹动着她的头发，母亲孤独的身影在我模糊的泪光中慢慢消失。
过了几天，便想把母亲给的带进城里的东西捡拾一下，该挂起来的挂起来，该晒晒的再晒晒。我摊了几张报纸，把木耳倒出来晒太阳，却见那木耳里有一个布卷儿，红头绳缠着，一道一道地缠得很紧。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我好奇地一层层打开来，那布卷儿里竟是一沓钱，一沓有百元有十元还有五元的钱!那钱整整齐齐地一顺溜儿理着，卷成一个卷儿，就这么用布包着，头绳缠着，装进木耳袋子，被我带了回来。哦，母亲定是怕我不要，才把钱用这种方式给了我。我愧疚得只想哭，却把眼泪生生地压进了心里。
此后每年，一进腊月我便开始动员母亲，说到了年底一定要接她进城过年，母亲经不住我的反复劝说，便答应了，说过了年，决计要回来，不可多耽误一日。
见我回去接她，母亲似乎犹犹豫豫，又好像恋恋不舍，但还是妥妥当当地收拾了，说这大老远地回去接，不一起走心里过不去。临走时，母亲提了篮子，叫住我：“走，再到你爸坟上看看，给你爸说一声!”母亲像往常一样在父亲的坟前摆了果子，烧了火纸和烟叶儿，抹一把泪，对父亲的坟茔说：“我要进城去过年了，过了年，我再回来守你!你要是急了，想说什么了，就托梦给我”。
那年腊月二十六，是我把母亲接进城里的第二天，见母亲精神尚好，我便陪母亲转街逛商店。转到塘坝那条街，见真草堂的门儿开着呢，我便对母亲说：“这里面好玩，我们进去看看!”母亲将信将疑地跟进去，问：“这是个啥地方?卖啥的?”我说：“妈，这是洗脚的地方，我给你洗个脚吧!”母亲笑着斥我一声：“我叫你给我洗个啥脚?我自己不会洗啊?家里不能洗啊?”我说：“这儿洗脚舒服，也不贵，才五块钱，你就让我花五块钱给你洗个脚吧。”母亲一蹦地跑出来，生怕别人把她拉住了似的，边跑边说：“洗啥脚还要花五块!在家里洗，一块也花不了!”其实那时的真草堂，洗一次脚至少是需要花三十元的，我哄了母亲说是五元，可是这五元，母亲也嫌贵，没让我花。
母亲没让我给她洗一次脚，成了我一生念念不忘的遗憾。过了年，母亲回了老家，种了包谷和洋芋，忙完了春耕生产，便病倒了。那时村上没有手机，我给母亲买的大灵通座机被大风吹歪了天线，无法知道母亲的病情，我便给一河两岸少有的几部电话一个一个的打，迫切地想知道母亲的病情，又托了人捎信给母亲，定了时间，叫母亲按时到邻居大国兄弟家里接电话，劝母亲到城里来住院治疗。在电话里，我说：“妈，你还是到城里来住院治疗吧!在老家这儿打几针那儿打几针是不行的，又没人在身边照料你，你一个人在家，又病着，这咋办啊?你收拾了，我准备回去接你呀!”妈说：“我不，我就在这儿守着你爸!”过了两天，知道母亲病情愈发严重，便再打电话：“妈!你一定得来，你来城里住院还有治好的希望，你不来城里治就没啥希望了，你得明白这个道理!”母亲怔了半天，说：“那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如果我到城里治不好，你一定要把我送回来，我要回来和你爸在一起，守着你爸!你答应了，就回来接我;不答应，就别回来!”我说：“妈，我保证!我听你的!”
接母亲进得城来，我直接把她送进了医院。一番检查，医生便下了病危通知，叫住我：“你母亲这是心衰，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想在这儿住院，就签字。”我吃了一惊：有这么危险吗?办了住院手续，叫来两个兄弟，嘱咐道：“妈这病很严重，我们要放下各自手里的事儿，尽心尽力的照顾妈。钱没有了，还可以挣;妈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两个兄弟果然听话，大哥大姐在老家给母亲看门，打理着母亲的牲口和庄稼，叫母亲安心治病，小妹也从西安专程赶来，在母亲的病房里搭了个小床，日日夜夜地照料母亲。
但是我们终究没有挽回母亲的生命。在医院住了二十一天之后，2007年5月19日，也就是农历四月初三的那天下午六时二十分，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在医生紧张的抢救中，母亲大睁着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一只手定定地指向窗外，分明是想对我说：“我要回去，守着你爸!”
…… ……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
每一阵风过，
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没有人，
听懂我们的言语。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
像刀，像剑，也像戟;
我有我红硕的花朵，
像沉重的叹息，
又像英勇的火炬。
…… ……
按照母亲的嘱托，我们把母亲送回家乡，安葬在老家那块秀美的、跟父亲一起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上。母亲肯定没有读过舒婷，但却像那棵橡树一样，作为树的形象永远和父亲站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