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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司马光的清廉故事
作者:胖子 时间:2022-03-15
浏览:29次  字数:10869  原创
级别:文学秀才,  总稿:12677 篇,  月稿:1301 篇

  王志英 刘学基 武安亭 整理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市夏县)人。

  司马光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直谏忠臣

  司马光秉性刚直,在从政活动中始终坚持原则,举荐贤人,斥责奸人,也敢触犯龙颜,宁死直谏。

  仁宗得病之初,皇位继承人还没有确定下来。群臣怕触犯皇上忌讳,都缄口不言。而司马光却当面和仁宗说起此事。仁宗虽然没有怪罪他的意思,却迟迟不下诏书。司马光再次给仁宗上书,言明其利害关系。仁宗看后大为感动,不久就立英宗为皇子。

  英宗并非仁宗的亲生儿子,只是宗室而己。司马光料他继位后,一定会追封他的亲生父母。后来英宗果然下命让大臣们讨论应该给他的生父什么礼遇,唯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这一意见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司马光却为他们求情,没有得到恩准,也请求与他们一样被贬官。

  司马光一直坚持这种原则,被称为“社穆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说: "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

  人才、礼治、仁政、信义是司马光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他说,修心要有三条要旨:仁义,明智,武略;治国也要有三项要旨:善于用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

  一次,朝廷下诏在陕西征兵20万,民心大乱。司马光认为此举不太妥当,便向掌管军事的韩琦询问。韩琦说他想用这种方法吓唬敌人。司马光却说,庆历年间征兵戍守边地,已经把老百姓吓怕了。韩椅琦说他不会用老百姓戍边的,司马光不信。果然,不出十年,事情竟像司马光所预料的那样。

  还有一件事表明司马光是很有军事眼光的。西戎部将嵬名山打算帮助朝廷捉住敌人李谅祚。司马光上书反对,他说:嵬名山的兵力不足,但未必能捉住李谅祚。即使侥幸得胜,治标不治本,以后还会产生另一个李谅祚,这就成了我们的祸患。皇帝没有听从司马光的意见,从此西边狼烟四起。

  著史也是从政治国的一种方式

  1071年,王安石为相,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请求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这个闲差,退居洛阳,专门研究历史,企图将几千年的历史兴衰得失,编写成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以便从历史的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的经验。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司马光把自己创作的史书 《历年图》25卷呈献给英宗。过了两年又呈上《通志》8卷本。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给费用,增补人员,专门进行编写工作。司马光深受鼓舞,召集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共同讨论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他总成其书,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

  神宗即位后,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说它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亲自为此书作序。神宗还将颖邸旧书三千四百卷赏给司马光参考,写书所需的笔墨纸砚以及伙食住宿等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给司马光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同时也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到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此书终于完稿,连修定在内共用了十九年时间。

  该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通史,记述了1362个年头的历史,全书共294卷,且记事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质朴精练,不仅可以作为史学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作为文学作品欣赏。

  《通鉴》已和《史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使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 "通鉴学"。“九碗三行”的悯农情缘

  从北宋开始开始,运城市盐湖区三路里一带就延续着“九碗三行”的待客之道,这种办法就是司马光创造出来的。

  一次,北宋明相司马光从夏县出发微服私访,走到三路里一家姓刘的农夫家时,见刘氏满脸愁容。便问:“为什么愁眉不展?”刘氏说:“我们这里,长年干旱,靠天吃饭。儿子好不容易说下个媳妇,想办酒席却没钱买肉,又想不出一个既体面又少花钱的办法,因此发愁!”司马光沉思片刻说:“我给你想个办法:利用咱当地的特产豆腐、白菜、萝卜办个豆腐席,就是豆腐熬白菜,豆腐熬萝卜,油炸豆腐熬萝卜白菜,一样三碗,九碗三行。八仙桌三面坐人,一面上菜,既能夹上热气腾腾的热菜,又不失主家的体面,你看好吗?早饭嘛,来一碗‘浆饭’,就是用面粉擀成面条;再揉和一些面团,把面团中的淀粉揉出来,剩下的就是面筋,放在锅里一搅,即像鸡蛋又像肉,口感还很好;再把豌豆煮熟研碎,放入小茴香、花椒面等调料,人们喝了,又热又香又美,保你满意。”

  刘氏一听,大喜,便按照司马光的办法照做,果然,村民们吃了,都觉得“妙不可言”,一直延用到1980年左右。群众感恩司马光体恤民情,为民解难,司马光却说:“食君之禄,为君之臣,理应为国效忠,为民尽力。我不能为了当官,忘了国家忧患,忘了百姓疾苦。”

  官居高位 却“薄棺葬母”“典地葬妻”

  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不爱钱财。

  仁宗时,施行高薪养廉制度,朝廷对司马光有不少赏赐,但他分文不取。如嘉祜8年3月,仁宗诏赐司马光金钱百余万,珍宝丝绸无数;元丰7年12月,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赏与银、绢、衣和马”等等。哲宗即位后,垂帘的宣仁太后也没少给钱给物。但史料记载,这几次赏赐,司马光都没有要。仅有的一次,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获得近千缗,他左手进右手出,将全部所得都交给谏院作公使钱了。

  司马光一生不喜华靡。为官四十余载,位至尚书佐仆射兼门下侍郎,但他却“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除了薪俸之外,从不收取份外之财。司马光的宅第简陋,仅可蔽风雨。由于夏日酷热难当,司马光便在家中挖地丈余,以砖砌成地室以避暑,这与宣徽使王拱辰的豪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被洛阳百姓戏称为“王家钻天,司马入地”。更为可贵的是,司马光不仅自己以俭养德,而且深深地影响着他身边的家人,尤其是他的独子司马康。一篇《训俭示康》,言之谆谆。

  薄棺安葬母亲、典当薄田葬妻就是两个很好的例証。

  司马光从小浸润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他的最初启蒙老师就是他的母亲聂氏。一次,他和一群小同伴在庭院玩耍,一个同伴不慎掉进大水缸里。其他的孩子吓得慌忙逃走,而司马光却《砸缸》救了人;又一次,司马光想吃青核桃,却剥不开皮。姐姐试了试,也剥不开。女仆见了才把青核桃放在开水里烫了一下,皮就剥了下来。姐姐回来问他,皮是谁剥下来的?司马光说是自己剥的。在场的母亲看得一清二楚,便教育儿子:“谁剥开了核桃皮是一件小事,可撒谎却是一件大事。一个人即使才能盖世,品德残缺,一生也将无用武之地!”

  这件事对司马光教育很大。在母亲的教诲下,司马光德才超众,通贯古今,十九岁考中进士,后来官至宰相,他之所以能一生为人、为文、为官都为后人树立了一座丰碑,他的母亲聂氏功不可没。

  可是母亲离世后,司马光却薄棺安葬母亲,仅盖一块旧被,前来吊唁的皇帝和大臣无不慨叹!

  他的妻子与他结婚44年,感情和睦,相敬如宾。可妻子去世后,她的娘家人想把葬礼办得体面些。司马光却掩面叹曰:我何尝不想如此,只是手头没有钱啊!别人不信,他只得把收支账户拿出来让大家看,确实他能拿出来的钱少得可怜。无奈,司马光只好把家里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为妻子办了丧事。

  家风,以俭为美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周公的《诫伯约书》、诸葛亮的《诫子书》,到司马光的《训俭示康》、清代朱柏庐的《朱子家训》,历代家训中体现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俭”。对节俭的崇尚,首推司马光家族,其祖孙三代皆以俭为美,并将节俭作为家风世代传承。

  司马光从小不喜欢金银华服,“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身居高位后,依旧“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认为“衣取蔽寒,食取充腹”即可,“勿求多余”。

  北宋中期,奢靡之风渐起。司马光却写家书教导后辈力诫奢靡,谨身节用。司马光在他的《训俭示康》中训导其子司马康要学习春秋季文子、宋代张知白的节俭之道,要以西晋何曾、石崇因奢侈而败家丧身的教训为戒,牢记“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不仅自身当厉行节俭,还应将这种家风传承给后人。他在《训子孙》中指出“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则寡欲”,对于物质不要追求过多,否则会成为牵累,甚至招致祸患。在《温公家范》中,司马光告诫天下的父母,给子孙留过多财产并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要教会子孙“以德以礼”,“以廉以俭”,廉洁俭朴的优良品德才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

  在司马光的教育下,司马康养成了清白高洁的品性。《宋史》记载他“为人廉洁,口不言财”,“途之人见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俭约修身的家训代代相传,直至今日,司马家族后人仍恪守《训俭示康》的教诲,涵养良好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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