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日记
我的走读生涯
作者:星语 时间:2022-05-14
浏览:0次  字数:10586  手机原创
级别:文学秀才,  总稿:85 篇,  月稿:36 篇

  1975年末,我于本村(烧坡里大队)小学毕业。1976年初,与本村十几名同学顺利地升入了段家堡公社中学读书,由于家离学校十里的路程,从此我开启了走读生涯。

  当时仍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回潮,升学不讲究择优录取,应升尽升。也尚未实行义务教育,上学需缴纳学杂费,虽几元钱,但缴得十分艰难,特别是孩子多的家庭。小学毕业前一直封闭在穷山沟的一亩三分地,渴望走出去,进入更高一级学府。想象中的社中环境优雅、窗明几净、学风良好、师德高尚。因此,被录取后心情无比激动,就像高考生考上了全国名校。

  段家堡公社是个小公社,现为全省最小乡之一,村少、人口少,经济落后,教育资源匮乏,办学条件简陋。当时,初一、初二年级各有一个班,另招有一个高中班,分别为初八班、初七班和高一班,我们初一年级是八班。高一班除本社学生外,还代招定方水公社部分学生。1977年初我升入初二后,办学规模有所扩大,从高到低依次有高一班、高二班、初八班、初九班和初十班,其中九班、十班为初一年级。1977年至1978年成为社中建校以来学生人数最多的黄金时期。

  起初学校位于段家堡大队西南部(后改为乡农机站),翌年搬入村北原公社党委、革委会旧址。原定我班占用东北角三间房做教室,在改造过程中墙体突然倒塌,好在躲避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后来改用三间大南房做教室,大南房正窗户,窗户用麻纸糊裱,光线昏暗。夏天,窗户纸常被雨水打湿,雨水淋入教室;冬天,由于封闭不严四处透风,教室前后各生一个土炉子,为了省煤,寒冷难耐。老师不在教室时孩子们不时搓搓手、跺跺脚,黄土地面尘土飞扬。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是山区教育最真实的写照。

  由于受办学条件所限,本届实行划片招生。段家堡、石胡里和牛心山大队学生就近升入段家堡七年制学校。我班学生分别来自烧坡里、李家梁、黄家楼、观音堂和刘家庄五个大队,全班共有五十多名学生。除刘家庄大队外,其它各大队学生皆为走读生,其中我队最远,距离段家堡单程约十华里,每天往返至少需要两个多小时,我们真的很辛苦、受罪。

  夏季昼长夜短,气候温暖,冬练三伏,夏练三九的滋味很不好受,路上还经常遭遇阴雨天气,既防雷电、又防洪水。沿途黄土崖凿有窑洞,我们偶然钻入窑洞避雨,因担心坍塌而提心吊胆。当时雨水偏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时往往被淋为落汤鸡。没有雨具,就用对折的碳酸氢铵包装袋当雨披,“披”不蔽体,首尾难顾,只好顾首不顾身。

  冬季昼短夜长,气候寒冷,十分难熬。那年头的气候真可谓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寒冷的感觉想必只有观看过电影《林海雪原》的人才能够深刻体会到。社员生活条件普遍艰苦,大多数孩子都没有太好的衣着。我的着装至今记忆犹新:黑色棉衣棉裤,母亲亲手制作的夹背心(煮腰子)算唯一的内衣,用鞋带扎裤脚,脚穿条绒棉鞋,以上这些都是“妈妈”牌的;头戴一顶本村毛毛匠制作的杂色狗皮帽子,像个大头娃娃。因天气寒冷,手、脚、脸、耳部都被冻伤过,至今留有遗患。冬天多暴雪,朔风吹、电线“呜呜”吼叫,如同虎啸,令人恐惧。一杵两腿雪,我们踏着没膝深的积雪,迎着白毛旋风艰难跋涉。环顾四周,在茫茫原野只有零星的黑点在蠕动,同为走读生。早出晚归,两不见太阳。天不亮起床,匆匆用餐,凌晨6点左右便从家出发,天刚破晓,三、五米间辨不清张三李四,只见人头攒动;下午返家,已掌灯时分。中午就餐自带干粮,大都是小米饭或玉米饼就咸菜,油煎糕则成为奢望。食堂有两名工友,冬天可让食堂熥干粮,因为取饭哄抢,常出现错拿现象,甚至出现丢失现象,只好忍饥受饿,很悲催。夏季,有的学生利用课间十分钟就将干粮一扫而光。午休无宿舍,困的不行爬桌子上打会盹,有的同学到处跑的玩。放学后,提着空饭盒懒散地回家。劳累一天人困马乏,见到生产队的马车格外兴奋,拼命地追赶。能体谅的车官,可捎脚;有的车把式故意快马加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教师大都是本乡人氏,民办、代课教师偏多,平均学历较低,但大都很敬业。我们就读时,学校领导机构叫公社中学革命领导小组,王老师任负责人,贫下中农代表参与管理学校。革命领导小组下设团总支和红委会。团总支、红委会下设宣传组,我与学姐负责宣传工作,主要任务是报道本校各班级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无多少典型事迹,采集起来挺费心的。宣传工作集采编播为一体,每天午饭前雷打不动地按时广播,别人就餐,我俩播报。当时我既非共青团员,又非红卫兵,能参与团总支、红委会的工作倍感荣幸。

  1976年是建国以来乃至上世纪极不寻常的一年,三位伟人相继逝世,唐山发生大地震,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根据公社安排,全校师生积极参与到有关活动之中。毛主席逝世,公社设分会场,我们沉痛悼念毛主席;10月,热烈庆祝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产生了新的领袖,学校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我是领喊口号者之一。用通告纸反面画“王、张、江、姚”漫画并张贴上墙,七班万富毛笔字写得好,他为我抄写了前言。或许与宣传有缘,二十年后我有幸担任了县委宣传部领导,得益于那时学校领导的信任和各位老师的精心培养,得益于从小接受的锻炼。

  当时的课本为河北省试用教材,物理、化学分别叫工农业基础知识物理部分和化学部分。物理课重点学电学等实用技术,这是响应毛主席“不但要学工、学农、学军……”伟大号召的需要,也是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方针的需要。由于实验用品奇缺,实验课很少,尽管物理、化学老师都费尽心机。同时开设历史、地理、生理卫生和劳动等课程。

  根据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伟大号召,当时学制仅两年。前一年大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经常参加校外劳动。主要是在李家梁、石胡里交界的大瓦沟挑渠造田,去刘家庄砍架杆、割窑柴。治理大瓦沟劳动场面十分壮观,十几名老师带着一群身高不足铁锹把高的孩子们挑大渠,实行大兵团作战,现场人山人海,那场面、那战天斗地精神不逊任何生产大队。砍架竿、割窑柴都食宿在刘家庄大队社员家中。砍架杆,多者达三百多根,少者几十根,我身材瘦弱,仅仅能砍五、六十根。十几岁的娃娃们钻入深山密林劳作,累得筋疲力尽还得背负劳动成果下山,现在想起来令人动容。学校真胆壮、学生真勤劳。大势使然,既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也是解决学校经费不足的需要。后来一提起上劳动课,我就非常反感,不是咱不热爱劳动,每周两、三天重体力劳动确实过于劳累,超越了初中生的承受能力,脱离了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之宗旨。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于1977年底恢复了高考制度,各级各类学校相应恢复了招生考试制度。从此,学校才开始重视教学工作,劳动课大幅减少。从1978年起,全国改变学制,由春季招生转变为秋季招生,因此,我们这届初中学制变为两年半,本届毕业生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首届考入高中的幸运者。当年,我与四名同学考入本县洋河南中学就读高中,其它同学有的归队劳动,有的升入本校高中就读,有的补习,后来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业务骨干。

  当时文化传媒少、信息量小,接受正面教育多,孩子们的思想像白纸般纯洁。想的、唱的都是争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相信个人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党和领袖人物充满无限热爱之情。

  1977年前上大学实行保送制度,根红苗正的有几分希望,家庭出身成分高的绝无可能。但多数学生坚信:多学点知识有百利而无一害,不当睁眼瞎,还可混个初、高中文凭。回村劳动年纪小,也挣不了几个工分,因此,那时辍学率低下。我出身上中农家庭,成分偏高,保送大中专院校万万不可能。尽管如此,并未影响学习的积极性,应当感谢老师们给予的鼓励和精心培养,感谢我父母亲的严格要求和大力支持,使我始终以旺盛的精力保持不掉队并名列前茅。恢复高考制度后,实行择优录取,不再讲究家庭出身,同学们尤其是成绩优秀者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卯足了劲刻苦学习。华罗庚、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科学家成为我们崇拜的英雄人物;学哥存忠是我社第一个考取大学者,身边的榜样给了我们精神动力;“攻城不怕坚,攻关莫为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叶帅的《攻关》诗鞭策着我们去追求伟大理想。1977年后,学校一心一意抓教学工作,为我们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果说理想信念是人生的灯塔,那么,艰苦奋斗才是登上胜利彼岸不竭的源泉。

  四年后,我回到母校任教,又过四年调入宣化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工作,共从事教育工作九年有余。在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工作期间,几乎走遍了全县的各级各类学校,对“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因为我见证了家乡教育事业的落后状况,切身感受到山老区孩子的苦难和乡村教师的艰辛。

【审核人:雨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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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中学 西南 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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