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冬月，体重只有76市斤的我被分配到一个煤球点卖煤。因为在农村时急着要回城，曾对大队书记说，到城里扫厕所我都干，那么，也就心情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报到的第一天晚上参加政治学习，20多名工人在不足40平米的办公室里跳忠字舞，让我感到十分好笑。
跳忠字舞是政治学习的内容，况且我们在农村也天天跳，只是看见这些工人年龄偏大，没有青年人，我的未来同事少说都是我的父辈，极个别人甚至可以做我的祖辈，那个忠字舞的舞姿可想而知是多么的让我忍俊不住了。
一会儿，进来一个年纪约二十四、五岁的年青人，高高的个子，他穿一件咖啡色的呢上衣，戴一顶圆顶呢帽，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忽闪忽闪，嘴角微微上翘，带着一丝笑意，他没有跳舞，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我奇怪地看着他，旁边的师傅告诉我，他是个哑巴，哦!哑巴!
这次的政治学习，厂革委会陈主任向大家兴奋地介绍，我们东区综合组终于来了一个下放学生，是个初中生。当晚，这个当兵转业的革委会主任拿了几份文件让我带大家学习。我不懂，哑巴没有看文件，但他都却分明从我的口型中明白了每一个字。
工作是十分辛苦的，我每天要抡起和我差不多高的铁锹从大汽车上将散装的煤御下，然后再卖出去，一天下来，嘴里吐的痰都是黑的。但我为自己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工人阶级而高兴，虽然苦累，但却开心着。
一天，陈主任对我说，小妹呐，我看你别卖煤了，去到油漆组学漆匠吧，女孩子做漆匠轻松点。好啊!陈主任带我到油漆组，老师傅曹老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陈主任唤过哑吧，用手比划着告诉他，我将和他学徒。
哑巴雀跃发出的欢呼是我始料不及的，他穿着一套发白的蓝工作服，十分干净。当天，就把我领到一户人家去漆家具了。他利落地用砂纸将家具打了几遍，然后用桐油调石膏粉刮灰，不知怎么，桐油的气味让我十分倒胃，早上吃的早点全都吐了出来。他关切地拍我的背部，让我坐下，他闭上眼睛，双手合在耳边，做了一个闭目休息的姿式。我痛苦地喘息着，再对他看，他居然用两个手掌插在耳边作猪状叫。
每天，师傅背着工具包，我跟在他身后，默默地工作着。一天休息时，他从工作包里拿出一个信封，信封上用漂亮的仿宋体写着，北京，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收，下面署名是安徽省安庆市东区综合组朱绍良。展开信笺，竟然是他在新闻纪录片中看见**的言行举止甚为不满，认为她不是当兵的出身，竟然穿着军装等等，吓我一跳。
我和他进行了一次笔纸上的交流，谁知，这个该死哑巴，第二天竟然在信封上贴了一张8分邮票，将信丢到墨子巷邮局门前的邮筒了。
嘻嘻，当然是安然无恙。
一天，哑巴在油漆组为我扛来一块銜牌，他要我从写字到油漆一人完成。当漆工也有三个月了，我写的銜牌是安庆市标准件厂的，第一次写仿宋体，我的水平端得不好，哑巴一笔一笔纠正过，然后蹲在旁边看我精雕细磨，他突然十分调皮地对我比划着，唉!我可惜是个哑巴，要不，我要娶你的，这个死哑巴!
第二天上班时，他带来了一个白面书生，举止投足甚是儒雅，他神秘地把我拉到一边，用两个拇指并在一起，然后相互勾了勾，“交个朋友”。他的唇形告诉了我。我十分恼怒地用脚狠狠踹了他一脚，他顿时黯然了，面红耳赤地将那个男生带走了。
时间真的好快，我出师了，哑巴高兴地把陈主任喊来向他展示我的作品，一个劲夸奖着。陈主任十分严肃地拍着哑巴肩膀，告诉他，明天我将和另外几个回城知青到港机厂去学电焊工了。
哑巴愣愣地站在那里，他的眼圈红了，他用手势告诉我，和年轻人在一起工作非常快乐的。很快，他眨着眼睛，笑了，竖起大拇指，好!好!他无声地说。
我告别了轻工，转入到重工，工资加了几块钱;我告别了位于老韦家巷的油漆门市部，告别了哑巴师傅，但心中对他的聪慧总是不忘;从此，我们只能在天天晚上的政治学习会上见面了。那时，我读报，而他，则是聋子耳朵摆设，永远微笑地望着我。
两年后，哑巴师傅和四川一个漂亮的哑女成家，调到成都工作去了。
我到机关工作后，老同志们都说我不爱多讲话，我自己也知道，有时讲话常常是辞不达意。偶尔，我会说：嗨，谁让我碰到了第一个师傅是哑巴哩!
哦，师傅，你在他乡还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