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朋友发来一首《我们这一辈》的老歌，高亢而嘹亮，浑厚而庄重。歌词中，“我们这一辈，与共和国同年岁……”，使我浮想联翩，勾泛起了许多儿时的记忆。
我和姐姐的儿时，在韩城农村长大。
那是一个三反、公私合营、成立农村人民公社、反右倾、批胡适、大跃进、大炼钢铁、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的时代。一个拿布绳系裤带，冬季里穿着单件粗布棉袄，没有衬衣，没有外套，脖子，腰间，到处透着冷风，每年手指脚跟都会被冻肿冻烂的年代。上幼儿园，自己提小布袋，背小板凳，没有小桌子，围着墙边坐，却认真听课的年代。一颗水果糖，把它砸碎，六七个孩子分着吃，有时还觉着那样吃的太奢侈，便用小勺子把它熬化，拉成细丝，由姐姐组织，小伙伴们反复排队各咬一小节的年代。60年，一个馒头便是一天的口粮的饥饿年代。一个在收了麦子后能捡一小把麦穗交给姥姥都非常高兴，村上收了红薯后，作为孩子，拿上小撅头在地里再刨一遍，挖出个指头蛋大的小红薯都兴高彩烈的年代。一个买不起化肥，常跟着羊群眼盯着那只羊拉屎蛋，给自留地，捡拾农家肥的年代。
苦吗?真的挺苦!
但，我的姥姥爱我，爱给我带来无尽的欢乐。
那时的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韩城又是文化大县，村里以族群为纽带的血缘关系，使人们的心境安逸又丰满。在众多亲戚的庇护下，那祥和亲切的氛围，简直就是孩子们的乐园，与如今农村的苍凉与静谥，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那个不以为苦却以为乐的年代里，苦的生活被忘记，姐妹，兄弟，小朋友，生活在一个尺度里，在族群文化的熏陶下，没有攀比，没有嫉妒，没有争斗，融洽而温馨。我们玩皂角核丢窝窝，玩纸包子饺子，玩弹球进洞，玩扣泥巴。还养过用弹弓打下的麻雀，记得那麻雀活了好几天，终于受不了笼子的禁锢，活活气死了，我们三个小朋友立碑埋葬了牠，下午又挖出来给牠洗澡，并用泥包裹着，架火烧熟吃了牠。那时村里不通电，买煤油，点灯，都是我最喜欢给姥姥干的事。那时的气灯是村上夜晚开大会用的最亮的灯，我很奢望自己有一盏汽灯，那气灯被我视为能照亮一大片地方的圣物。当时水磨是村上最先进的磨面“机器”，我常在磨房里瞅着它发呆，水渠里的水，推动着木制的大转轮，木制的齿轮，带动着磨盘转动，吱扭吱扭的声响，给我带来无限的遐想，限于当时幼小的认知，我想像如在韩城禹门，那个大禹治水的黄河出山口上建一个大大的木水轮，它一定转的更快，带动的磨盘更多……。
我很怀念那段时日。
我是小学二年级转入西安上学的，小小年纪，便体会到城里娃与乡下娃的差别，开始感觉到非亲非故人的薄凉，开始有了自卑，更有了憋在内心的自强。言语越来越少，用心的观察却越来越多。好在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自信渐渐爬了上来。
我似乎到了初中，才逐渐消除掉与城里娃的区别感。虽也算得上融入，但一旦遇寒假暑假，我的心便早早飞到韩城。那里有我姥姥，有份重重的乡情，深深的牵挂。
如今想起来，我也很感念有这段由农村转学城市的经历，它使我多少有些早熟，让我更早体验到人生的多彩与心思成长的艰难。
无疑，儿时的经历对我人生有着巨大影响，无论对爱的理解，对艰难的承受，对善良的坚守，对习惯思索人生的养成，点点滴滴都贯穿于整个生命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