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从老家打来电话，说二舅死了。姐说得轻描淡写，像在说一件与己毫无干系的事情，可我还是有些吃惊。二舅怎么就死了呢?去年，不，是前年我见到他的时候还好好的。时间过得可真快，一晃两年就过去了，也就是说我已经两年没见二舅了。
姐停了片刻又说：“死了好，死了就不遭罪了。这对他或许是个解脱，对那个家也是个解脱。”从姐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大致听出了一些眉目：二舅犯脑梗，已在床上躺了小半年了，期间生活不能自理。到后来，连舅妈、表弟、表妹都不认识了，话也说不出来了，跟植物人差不多吧。如果真这样的话，死倒真不失为一种解脱。但我从内心里还是不能接受二舅的突然离去。
我最后一次见二舅，是在我家进门厢房的廊檐下，因母亲患脑萎缩走失，掉进村外倒垃圾的臭水沟里跌断了一只胳膊，二舅气得脸色发青，上来就给了我一记耳光，打得我半个脸火辣辣的，耳朵里嗡嗡直响。
“你这儿子是咋当的，啊?”二舅嘴唇哆嗦着，抬起手还想打，见我媳妇拿眼睛剜他，他就将手收了回去，蹲在地上，两只手捂着脸一个劲地叹息着。
我没料到二舅一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说死就死了。
挂断电话，我赶紧跟单位的领导告假，回家去吊丧。
一路上，我的脑子里全是二舅的影子。二舅比我大十多岁，其实他还是最疼我的。打我记事起，就被二舅架在勃颈上，在门前的打谷场上跑来跑去，跑着跑着二舅脚底一绊，身子往前一扑，跌了个狗吃屎，啃了一嘴的泥巴，我也被摔了出去，一头栽进旁边的麦秸窝里。二舅顾不得疼，呲着牙从地上爬起来，抱起我翻来覆去地瞧着，确认没有伤着才松口气嘿嘿笑了。
有一次，二舅领着我，从村东头的苹果园里，刨了一窝拳头大小的红薯，拿到打谷场上用柴禾给我烤着吃。结果被邻居发现，揪着耳朵拎到姥爷面前。姥爷气得话都说不全乎了，从脚上脱下鞋子，将二舅打得哇哇乱叫，捂着屁股半晌站不起来。
那时二舅是村里的娃娃头，走到哪手里都握着一把用自行车链条自制的手枪，屁股后头跟着一群流着鼻涕的半大孩子，可神气了。那手枪是用八号铁丝折的，装上链子、枪栓，挂上皮筋，将火柴头插进去，或填上炮药，一扣扳机，啪的一声脆响，枪口冒出一缕青烟，吓得树上的麻雀扑棱棱地飞开了去。
没想到二舅为了我被姥爷打得哇哇乱叫，威风扫地。这让我很是感激。
“年纪轻轻的不学好，不打你不长记性!”姥爷下颌上那几根白岑岑的胡须抖动着，一边打一边奚落。后来还是母亲从院子里跑出来，劝住了姥爷。
相比起二舅来，大舅从小到大，让姥爷省心多了。他生得文文静静，说话轻声漫语的，学习也在班级里挑稍子。后来考上市里的中专，进城当了老师，给全家都长了脸。
而二舅从来就没让姥爷省心过，他俩好像天生就是一对冤家。那些年姥爷最怕有人敲门，那一准是二舅在外面闯了祸，不是旷课被老师叫了去，就是打架被村人找上门来不依不饶地兴师问罪。
“我真是羞了先人了，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不争气的东西!”姥爷气得差点吐血，而二舅已经被骂疲了。舅爷训斥的时候，他面无表情，低头心不在焉地玩弄着擦得铮亮的链子枪。“我跟你说话呢!”姥爷一把将枪抢过去，扬起手抛出老远。枪跌到地上，链子像爆米花一样散开来，落到地上又弹起来。二舅没有去捡拾掉在地上的枪支，依旧低头绞着手指。姥爷失望地摇摇头：“真是块扶不上墙的烂泥巴，扎一针连个血印也没得!”
二舅上初中的第二年干了一件天大的丢人的事儿，让姥爷对他彻底死了心。那是七八月份天正热的时候，晚上喝罢汤，村街上的人都围坐在打谷场边上的大柳树下纳凉。池塘里的懒蛤蟆也热得猫进了水底的淤泥里，半晌才探出头来，有气无力地咕咕几声。
夜深人静的时候，燥热慢慢退去，柳树下的人开始站起来，舒展着腰肢，准备回家去搂着婆姨睡觉。这时有人听见不远处的麦秸垛背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声。大伙屏息敛气，蹑手蹑脚地围拢过去。到了跟前，有人突然摁亮手电筒，二舅和村里刘寡妇家的闺女绣花衣衫不整地从麦秸窝里坐起来，喘息着抬手遮住脸。
“啊呀，咋跑到这搭偷人来了!”有人故意抬高嗓门嚷嚷着。姥爷气得一个踉跄，跌坐在地上。一向视颜面如性命的姥爷这回可算是在村人面前把颜面给丢尽了，姥爷发誓要和二舅断绝父子关系，他指着二舅语无伦次道：“你滚，滚得远远的，不要再踏进我的家门，我权当没养你这么个东西!”(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