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感悟
张克庚:说士
作者:左下方的鱼   发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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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文学秀才  总稿: 76篇,  月稿:76篇

  当下说士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懂士的人不多,真正意义上的士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是凤毛麟角。士与我们渐行渐远,未来,士可能会成为一个生僻的冷字,以后说士就像今天我们给孩子们说狐仙、妖怪一般。年少时看人下棋,对棋盘上“将”的身边有两个士感到疑惑,车、马、炮、卒的功能使用容易理解,就是这个士到底是个什么样、是什么武器,始终是心中的一个谜团。

  想到说士,缘于前几日,一位资深的部长(曾经的同僚)跟我开玩笑,说我身上植有士人风骨,言下之意是因此未成大器。于是我就搜肠刮肚地琢磨起士来。突然想到著名文化学者周非先生,十年前出版的一本书《中国知识分子的沦亡史》,其中对士多有阐释,连忙找来一读,茅塞顿开,说士的兴趣一下子就上来了。读好书、交高人真是头等大事。

  仕,就是做官,如果一个人是士或像士,大凡就能走仕途,就能谋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官职)。仕,又是学而优者,显然仕是需要读过书、有点学问才能成的仕通士。那么真正的士应该是怎样的人呢?有五句话大抵能勾勒刻画。首先,“士为知己者死”,是有情有义的人;其次,“士可杀不可辱”,是有节气重人格的人;再者,“士不可以不弘毅”,是有追求有担当的人;第四,“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是不僵化不守旧的人;第五,“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是不恋家讲自由的人。所以,真正的士,要具备以上五种特质(何其难也),不单是指读了一些书的人,也不全是因为读书读得不错而做了官的人,士有丰富的内涵和特定的气质。我不知道,我们那位同僚部长是怎么理解士的。不过,无论怎么理解士,“士人风骨”应该都不是贬柳之辞;“未成大器”与“士人风骨”理论上讲,不应有直接的逻辑关联。今天我们习惯于把知识分子称作士,但知识分子绝不能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士。这是一点也不能马虎的。所以,斗胆地建议周非先生,如果他的书要再版,书名改为“中国士人精神(风骨)沦亡史”,似乎更妥帖、更严谨。再说,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近现代才启用的,其用意也不排除以此来区别或替代士。几千年来,知识薪火相传、不断弘扬、日益宏博、爆炸式增长,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功莫大焉。何以言知识分子沦亡了呢?周非先生所说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士人精神现在正在沦丧,满大街的知识分子、读书人,包括相当多的官员们,脑子里天天盘算的,大多是名利。追名逐利,自然就远离了士人的精神传统,没有了真士的铮铮风骨,这才是周非先生所悲叹的。

  士,起于西周、盛于战国、衰于唐、沉于明清。士,曾是封建社会中最基础的贵族,也可以说是高等级的百姓(公、卿、大夫、士),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在战国以前,士多为卿、大夫的家臣或掌握一定知识技能的人(为巫师、萨满),到了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士逐渐成为一支活跃的社会力量被分化出来,游走于江湖庙堂,有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严格意义上的士,就此定格、定型。随着时代的变迁,士也不断地蜕变:分化、裂变、瓦解,变得鱼龙混杂、名目甚多、真假难分,以至于面目全非了。我们今天不少人感慨怀念、敬仰心仪的士及其精神风骨,是特定时代里的一群特别的人,我们不吝惜给他们以特别的爱。

  我们不妨粗线条地对战国以来的士作一个分类画像,正本清源,找到我们各自内心所认同或向往的士。士在隋朝科举取士(进士)制度形成之前,更多的是指策士、谋士、侠士、名士这几类形象,一直比较正面,人格特征比较鲜明,常使后人津津乐道。策士、谋士,虽都为出谋划策、襄赞机务,但又有些区别。策士,在没有投奔任何人之前,就有自己的战略思想,然后才会投奔他认为能实现自己理想目标的人。像商鞅他有王、霸两道策略,供秦庄襄王选择;苏秦则怀揣着合纵联横的计谋,游走游说,寻找买家、东家;诸葛亮三分天下、胸有成竹,在等待合适的买家。他们可算是策士。像荀彧、张良他们有固定的主公(上),专为其筹谋,是为谋士。侠士,又称义士,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司马迁的《史记》都专门为侠立传,可见在那个时代侠义之士的地位和影响。他们不单是勇武(猛),更有其“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忠人所托而不避生死”之品质,像刺秦王的荆轲,他们“从道不从君”“行义可犯禁”;追求公平正义、好打抱不平、仗剑行义、个性恣意、特立独行,像豫让、聂政、曹沫、专诸……每个人的故事都让人啧舌不已、口舌生津。墨子就是那个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学说创始人,被公认为第一大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不惧牺牲,这是侠士的最高准则,不是以我们百姓讲的侠客有飞檐走壁、一剑封喉的功夫来论的。李白身上也有侠气,他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他杀没杀过人我不知道,姑且称之为文侠吧。秋瑾号“鉴湖女侠”,是为反封建、解放女性而战的侠士。至于名士,那是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或有相当的家世背景,又有一定的才学,只重名、不做官的一类人,属于不愿当官、害怕当官、能当官、未必能当好的那种。隋朝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制度——科举,是士分化嬗变分化的重要拐点。要进入体制内,要为皇上效忠,为国家出力,为家族显威,唯一的出路,或者说正途就是去参试,中了进士这一层,做什么都好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可以一步登天。到了唐朝,“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多大的荣耀、多大的诱惑啊。所以,板凳一坐十年冷、穷经皓首,都心甘情愿了。传统意义上的士人精神风骨,就是从这时起,被风吹雨打、日渐飘零的。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把天下读书人(当然也有武举)聚拢起来,也等于是看起来,为皇上所用,供朝廷驱驰。天下从此太平,生民无怨无悔,有什么不好呢?但自从有了“功名”,士的味道就变得寡淡,确是不争的事实。道理很简单,有(进)士及仕,入朝为官为僚,食人以禄,忠人之事,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时候,你再谈精神风骨,讲自由人格,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士的精神,变与不变,变成什么样,是由国家机器所决定的。把你塑成圆的,你就不能是方的;让你身上有孔,你就不可能滴水不漏;让你呆着不动,你敢朝秦暮楚?周非先生所说的中国知识分子,沉沦也好,衰退也好,科举是个分水岭,不无道理。只有在动荡不定的朝代,或朝代更迭期,像民国时期,士精神又复萌复活,形成一定的气候。我们可以举出一批人物,他们身上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皆因国家机器出了故障,打磨压塑的能力有了问题使然。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无论是在隋前还是在隋后,都还有三类士普遍存在着,像方(术)士、道士、隐士。方术之士,很早就有,他们占星卜卦、驱神弄鬼,能够去病消灾、祈福添寿,甚至能够让人长生不老,像秦朝的徐福、卢生,居然把雄才大略的秦始皇都忽悠住了,派他们去东海仙山炼丹制药,花糜了大把银子,最后无功不返、逃之夭夭。汉武帝时代有李少君、李少翁,淮南王刘安门下有“八公”,各能吹嘘风雨、震动雷电、出入水火、移易山川……此风绵延。即便是近现代,也时有耳闻,像王林之流。我们也可能把道士单列,也可归为方(术)士一门。隐士几度风行,魏晋为甚。我曾专门写过一文《隐与归》,不再细说。这三类士,在隋朝之后,大都是功名无望、名落孙山、入仕无门或仕途失意的人,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长期占据着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我们习惯也是自然地把四书五经的一代代文化人称为儒士,并与道士相对应。他们都是中国的本土的,与外来的佛教文化不同。信佛修佛的人称僧(尼)、和尚,名号里就没有士的影子,这也不能说士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西方古代有骑士,照我理解,骑士有点像我们的侠士。英国绅士在电影里通常手拿文明棍,头戴大礼帽,身穿笔挺的西装,足蹬亮皮鞋,很有风度,我们称之为绅士风度。代表着优雅有礼,这又很像中国的儒士,文质彬彬,温良恭谦让。当然,中国也有绅士这一说,也叫士绅,多指地方上有势力的地主或退职的还乡官僚。不知道英国绅士在前,还是中国绅士在前,不懂英语,不敢妄断。

  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反封建,也一度反传统,许多文化糟粕、牛鬼蛇神都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有一些曾经流行、广为人知的字或词,逐渐被淡忘,甚至消失。像这士那士,解放后的文章报刊中就极少见到,但又有新词大量涌现,形成潮流,妇孺皆知,如“战士”。人人争做革命战士,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战士光荣,做勇士,不做懦夫。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学士、硕士、博士,成为文凭学历等级表述的专有名词。部队里有士官制度;在正规的社交场合,我们称女性为女士。士,这个词获得新生,赋予了时代新的意义和价值。论叙至此,关于象棋中,老“将”身边的两个士代表什么,似乎就没有悬念了。我想不会是儒士、道士,也不该是方士、绅士,必须一个是谋士策士,一个是战士勇士,主帅卧中,这样方能高枕无忧了啊。

【审核人:雨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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