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皖中丘陵地区的一位普通农民。14岁前，他在私熟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爷爷清早到合肥四牌楼贩花生，白天在地主家打短工，家中日子倒也过得去。这天，爷爷像往常一样挑着一稻箩花生起早赶路，却在大蜀山脚下遇到土匪，他们不仅抢去了爷爷的挑子，还夺了一位农民的魂魄。爷爷失魂落魄地空手往回赶，一头栽倒在家门口，再也没能起来。14岁的父亲去求村里一位表叔，想借口棺材钱。表叔说：“伢呐，不是我不帮你，‘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就要了。’我们的关系可以‘了’啦。”父亲装了一肚子教训，空着双手回家，对着爷爷的灵床放声大哭，闻讯而来的邻居借了钱：“伢呐，今后有钱就还，没钱就算了。”在邻居的帮助下，父亲和奶奶草草安葬了爷爷，千恩万谢地把邻居的钱还上以后，“一担箩筐挑起全部家当”(母亲语)，离开瓦屋郢，投奔嫁到中农家的大姑，租住在离大姑家不远的小红山村一户张姓人家屋檐下。——真正的寄人篱下。
母亲是“大兵过江”那年嫁过来的。嫁过来后傻了眼：在娘家好歹有口饭吃，有屋住，在人家屋檐侧着身过日子，这是平生第一次。“处处都小心，连炒个豆子，都要装一碗送给房东。”
好在父亲——这位乡间董永天性乐观，贫寒日子唱着过。回忆这段时光，母亲记忆里最鲜明的一幕：晚上，年轻英俊的父亲迎着窗前的月光纺纱，他一面纺纱一面大声地唱起歌来。歌声安慰了新嫁娘，一颗心安定下来。——此心安处吾乡。
大姑是那个年代的“扶弟魔”。她的心巴着娘家，明里暗里贴着娘家。她到河湾挑水的次数明显多起来。她的水桶里、怀里都装着米面之类，一到河湾，就大声唤父亲：“大兄弟!”听到大姑声音，父亲就往河湾奔，姐弟俩一见，便迅速完成交接仪式：大姑将吃食塞到父亲手里，顾不上多话，便挑着水唱哟哟而归。
大姑因病早早离世,母亲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亲娘死时我都没哭得这么伤心。你大姑太贴娘家了，没你大姑就没老陈家一家人。”
“苦吃有腰深”的父母亲总算在村中央一处河湾处盖了五间泥屋。荒草扎大脊，堪称那个年代的豪宅。
孩子们陆续在泥屋中出生。我小时，家中的泥屋简直是幅吉祥N宝图：墙上贴着整面墙的干爽的牛屎巴巴，老牛住在东厢;猪睡在隔厦的小房;鸡有笼鸭鹅有舍。泥墙上一个个小洞坑，蜜蜂从中飞来飞去;屋梁上有燕子窝;屋檐下有麻鹊;场地的泡桐树梢上有喜鹊窝。吃饭时，我们一家人扒在方桌上吃饭，一抬头，燕子就在头顶，它们把爪子搭在窝边，睁着小黑豆似的眼睛看着人类，家禽生畜、自然界的草木鸟虫与人谐共处，三合一，成一大家子。
20世纪90年代。晚年的父亲和我二哥儿子陈曦。父亲是皖中丘陵一带标本式的农民。这张像梵高笔下《吃土豆的人》中的布拉邦特农民。二哥把照片传过来，我一点开，泪水就夺眶而出。
我印象中的父亲是个温和的男子，“巴掌从不上伢们头顶”，对幺女的我更是顶在头顶上“惯”。割稻季，他一回来，大老远就向我扬起草帽，帽子里全是红红的野树莓——俗称“泡泡”。耕田回家，他手里提着草绳拴的黄鳝，向母亲喊道：“赶快打浪好，烧给伢吃。”哥哥们钓到鱼，也说：“烧给伢吃。”几乎每顿饭前，母亲都会端一黄盘或瓦碟鱼虾之类，嘱我先吃——防饭沾上鱼腥气。我小时胃不好，每到双抢季犯胃病，会吐出黄胆。父亲干活回家，一身泥汗，可是我要他背，并且要“走来走去”。他背着我到后院，我抬头，看板栗花像毛毛虫一样一串串吊下来，让他颠起脚，我伸手去够。他给我摘野樱桃，满满一手帕，我一出门，就会被村里小伙伴给哄走。我一生病，会“加缸”——要平时吃不到的东西，比如苹果。父亲让在读师范的大哥买，每次给我苹果都说“最后一个了”。
我吃饭，有个毛病：“生饭娇”，不是第一个给我盛，我就闹脾气。父亲会哄我：“长大买的确良碗、的确良筷。”的确良衣服是当时最好的衣服，“的确良”代表最好的东西。我满意地端起碗吃，炫耀：“我有的确良碗、的确良筷。”哥姐们“哧”一声笑了。
我还有下床气。午睡后起来闹脾气，非要父亲哄。母亲走到那棵檀树前，向父亲干活处大声喊：“哎——快回来，给伢做响响。”响响是竹笛。母亲也就是那么一喊，父亲也并不回家，传说中的竹笛也并没做，但我已经满足，高高兴兴起床。
长大后，听村人“陈大雷”长“陈大雷”短，感觉很新奇。我特意向人打听，据说遇到违反原则的事，父亲会发出雷鸣般的怒吼，因此得此绰号。
我曾向母亲打听父亲“雷霆之怒”的详细情况，母亲语焉不详。但她举出一个例子。她说，担任生产队会计的父亲双手打算盘，打得又快又好，他账目记得很清楚，20多年前的账本都保存完好。有一次，他在到生产队算账，时间不长，突然急匆匆扑进家门，要找一本旧账。找来找去找不见，他越翻越急，嘴里念叨着：“怪道，我明明放得好好的。”回过头，打眼看到母亲在糊袼褙，奔过来，急忙掀开，喜出望外：果然是他要的账本。哈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账本已有26年啦。我一直保存着旧账本，今天不就派上用场了?”把尚未干的袼褙一层层小心掀开，一张张揭下，父亲抱着“袼褙”大步流星而去。
母亲用的是纯客观叙事的平淡口气，但我听出了一位妻子对丈夫的赞许。
父亲把那袼褙版的陈账拿回去，算账的人都打惊，“真有你的陈大雷”，“这种事也只有你才干得出”。父亲听出并笑纳了乡下人惯用的戏谑式赞赏。
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姐女儿出嫁当年春节，在老屋拍的合家福。第二排右起第三第四分别为任劳任怨、从不言悔的我的父亲母亲;后排右起第四是大哥，第五是三哥，第九是二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父亲算得上乡里能人：他会种庄稼，会养鱼、种树;除了能吃苦耐劳外，父亲还头脑灵活，他不满足于仅仅从土里扒食，他一直开动脑筋，搞活经济，致富奔小康。
父亲堪称一头老黄牛，每天雷打不动天麻麻亮就起床赶集，母亲种的菜养的鸡鸭、田里的作物或庭院的水果……一年到头，家里总有值钱的好东西可卖。父亲回来向母亲表功：“人家卖不掉，我都卖掉。”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两点：第—，父亲的东西新鲜地道;第二，父亲忠厚，给足秤外还抓上一小把“陪衬”人。不仅如此，父亲还允许别人赊账，记得就还上;记不得就算了。父亲既卖菜，又送人情，广结人缘，如是，当然受新老主顾欢迎喽!父亲卖完东西回到家，村人还未起床呢。他吃过早饭，下田，干了一片活，村人才陆续下田。
父亲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劳作上。父亲爱栽树。劳作回家，打眼瞅到路边有野杏苗野桃苗，他便动手挖回家栽，并最终嫁接成桃、杏。我家还有野樱桃野毛桃呢。他用棠梨嫁接梨树：酸酸的薄皮青梨、皮厚肉白的大白梨、黄皮沙梨，还有用苹果树嫁接的苹果梨等。他先是小规模嫁接，后来是大范围：栽一田冬青树，嫁接上千棵桂花树。
盛夏，别人都在歇中，父亲却把破草帽往头上一卡，冒着酷暑，下到芦苇荡中打鱼草。父亲每次都要打回三大挑苇草。裸露的腿部撒上草毒，一片惊心的红点，父亲倒白酒消毒。往鱼塘撒草的时刻，心似乎插上翅膀：一撒草，鱼就成群游过来，它们欢快地嚼动草叶，发生清脆的“吧唧”声，在父亲听来，这无疑是最动听的音乐。家人吃饭时一律托着碗到鱼塘边，看鱼浮头，看鱼吃草。印象中最深刻的红鲤鱼。它们像绸带一样流动在水中，它们是鱼中的贵族，优雅，精致。这些红鱼养到年关，用自行车驮到县城出售。县城人喜欢买两尾红鱼，在年三十吃年饭时装盘子，年年有鱼(余)，而且是红色，格外吉祥喜庆。
冬天，父亲和三哥几乎天天清早下塘捕鱼。三哥的加重自行车两头绑上两大尼龙袋鱼：有草鱼、有链鱼。大草鱼每斤3.3元。据三哥说，我家的鱼一到，鱼贩子就蜂拥而至，他们一把兑下，转手用高价贩卖。兑完鱼，花1.2元吃一碗酥鸭面，三哥便优哉游哉一路吹着口哨飞车回家。
我家经济活泛。父亲做农活，母亲兴菜、养鸡鸭。春有桃杏，夏有梨，秋有板栗、柿子，冬荒，还有母亲种的菠菜和香菜卖呢。我家有好几样别家没有的，第一是两口鱼塘，第二是板栗树，第三是桂花树。我家那四棵大板栗树在村里独一无二，板栗值钱，随鸡价。中秋佳节，板栗烧鸡是标配。中秋前夕，一筐板栗、一筐鸡，这样的黄金搭档父亲接连卖好几天呢。父亲率先用大叶冬青嫁接桂花树。他一有时间就带着三哥嫁接桂花树。我家那千棵桂花园渐渐名声在外。当陆续有人从我家买走桂花树时，村人睁大了眼睛：“乖乖，我们只晓得土里扒食，这个陈大雷，挣水里的钱不讲，还挣上了树头上的钱。真是能人啊!”
村人来讨树苗，或请教嫁接技术……父亲来者不拒。有些人上了年纪，眼花，手也抖，怎么也学不会嫁接，父亲就亲手去帮人嫁接，或者拔桂花苗给人家栽。在父亲的带动下，村人陆续种广玉兰、红叶李、冬青、蜡梅等苗木。我们村渐渐变成名闻乡里的苗木花卉基地，树能卖到钱，村人的脸上都有了笑模样。
20世纪90年代初，穿红滑雪衫的是16岁的我，绿衣是我心灵手巧的三姐。
父亲非常重视子女教育。他的名言是“掼锅卖铁都让伢们读书”。有一段时间，父亲是村人嘲笑的对象。村人一见父亲就说，“让伢们回家，帮你干活，像我，每天小酒咪着，小洋楼照样盖起来!”父亲笑笑，不解释。我们村孩子，基本上女孩读个小学，男孩读个初中，到年龄就回家帮父母干农活。我家却是例外。
与新中国同龄的大姐是村里唯一读书的女娃，读到初一，因“文革”而辍学回家。她参加“串连”，因火车上人太多被挤下。村里开会，她读报，大家都夸她“读得淌淌的”——像小河淌水一样流畅。来提亲的人自然多，父亲拒绝家殷财富的商贩之子，相中了老三届毕业生的大姐夫——大姐夫读书时学俄语，他和同学曾组织批斗地主。父亲笃定“有文化，失不了业”，机会果真来了，那时大姐夫在林场干活，父亲冒雪去送信，大姐夫得信回来考试，当上中学化学老师。
作为家中长子的大哥是76级毕业生，恢复高考第一年大哥就考上了，可是体检被刷下。父亲为大哥操碎了心。
他操心大哥的身体。据说，为了让大哥身体好起来，父亲甚至到庙里求过“仙方”。最好的方子莫过于加大食补力度，历来以“刻骨”自己出名的父亲画风大变：以前见到贵东西绕道走;后来一见到有营养的好东西眼都不眨一下抢着买下。家中煨罐日日煨猪大肚或乌鸡等，母亲后来悠悠道：“对外宣称给我补身体，他得了好名誉，我得了好福气。”大哥还养成跑步、举哑铃、练俯卧撑等习惯，加强体育锻炼。食补+健身，双管齐下，大哥体质日益增强。
父亲操心大哥的学业。他担心大哥一脚踩到农田里再无时间和精力摸书边，当务之急是找份与书本打交道的工作。当得知中学教导主任是二姐婆家远亲这一重要消息，父亲很振奋。那时我尚小，记忆中有个画面：一行人来了，父亲远远地迎到村口，有个人是人群中心，他说什么，大家都以欢声笑语捧场。人群涌到院中，有人把棍子殷勤递到那人手中，让他“剪彩”，他一举棍，落一地梨子，大家都叫好，一院梨子，一院欢声笑语。这位贵客，想必就是那位传说中那位主任吧。当年他的来访，定让当时还是茅草顶泥墙的我家蓬荜生辉。一行人走后不久，精选出的满满一袋大梨子被有“飞毛腿”之美誉的三哥扛到了目的地——放到门口，二话不说，撒腿就跑，待主人追出，人已跑得无影无踪。
父亲究竟往主任家里跑了多少趟，磨了多少嘴皮……我们都不得而知。最终，大哥如愿以偿地成为中学数学代课老师。大哥去报道，主任感叹：“父亲我见多了，却从没见到像你父亲这样称职的，为孩子巴心巴肝，你要惜福哇。”
大哥的代课老师生涯其实也憋屈：他到食堂称米，那个食堂师傅脸一挂：“排队!”大哥的脸一下子红了：学生在大厅排队称米;老师都在里面称。人家显然并不把他这位代课教师看在眼里。类似这种轻性屈辱都化为动力，让大哥更加发愤备考。这些大哥自然没有告诉父亲，他怕伤了父亲心，更怕抱屈会让父亲看轻自己的志向。
20世纪90年代，我和大哥站在老家门前的红山前(大哥眨了下眼，时光打了个盹)。
大哥任代课老师期间，“差点儿出了岔”。那个年代，农村女孩普遍不读书，后被动员上学，年龄自然要比同学大出一大截。大哥班上有位大龄葛姓女生，眼睛明亮，粗长的麻花辫一根拖在脑后一根垂在胸前，她嗓子就像含着一个金铃铛，话未出先飞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眼波流转，双颊飞红。班里女生都喜欢一说话脸就红的数学老师，他辅导题目讲得透彻，属葛姓女生往大哥的办公室跑得最勤。师生恋的传闻不胫而走。这可是大事，事关大哥的前途命运。大哥要考学，政治上可不能有污点啊。
父母如何商量，孩童的我自然不知情;商量的结果，我却亲眼目睹。葛姓女生是我们村一位婶子的远房侄女，婶子将她领进我家门便退出。母亲拉着她的手：“伢呐，你可要讲真话啊，不是事实的话讲出来会害了你陈老师啊。”这话像火舌似的，女生被烫得一激灵，她猛地抬头，怔怔地看着母亲。母亲又重复了一句。泪水像涨潮一样漫卷，她的身体似乎有无尽起伏的海洋。母亲叹息一声，潮起又潮落，泪水“啪嗒”“啪嗒”砸下来。我跑开，从大哥房里找来一方蓝灰格的男式手帕，塞到她手中。我那时有没有桌子高?仰着脸望着她，她把我抱在膝上，泪水如枣花，扑簌簌地落了我一头一脸。哭罢，将我轻轻放下，她对母亲鞠了一躬，旋风般跑了，麻花辫子都跑散了……
校领导找谈话，女生怎么说的一概不知，不久有消息传来：女生退学。大哥继续代课。
婶子有一次前来找母亲聊天，提到女生，抹了泪：“这丫头命苦哇。在继父手里日子难熬，早早嫁人。出嫁时，哭得那个伤心哟。丈夫经常打她……
大喜之日，女生托婶子给我捎来一方粉红色手帕：四围有花边，蔷薇一样的粉红，滴上泪，一下子洇开，一团血也似的红。
许多年后，听大哥云淡风轻地提过葛姓女生。大哥说，他只想把葛姓女生介绍给二姑家大表哥。我信大哥，“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向沟渠”，一位情窦初开的乡村女孩，她的爱情启蒙是关于才子佳人的庐剧或黄梅戏，眼前的白面书生胳膊一抡一个圆就出现在黑板，和舞台上董永和七仙女的画面叠加，她的心花瞬间绽放。但，大哥对此毫无察觉。他无法翻译女生眼中的如泣如诉如思如慕，亦志不在此：他一门心思要考上，一雪代课之“耻”。
深明大义的葛姓女生到底有没有和大表哥相处?两人后来为什么没成?没有答案。只是，从小和大哥好得吃饭必须坐一条板凳的他后来总是和大哥不太对付。我那书呆子大哥总是莫名其妙，不知自己哪里得罪人家……
大哥二次高考，远远高出录取分数线，体检顺利，全家尽开颜。
忙完大哥，又轮到二哥。
20世纪80年代，大学时代的二哥。这张照片有点像诗人。
崇拜宋江的二哥
二哥读高中时，平时母亲饭头上蒸的咸鹅都骨头骨脑，有肉的都留存，“大胯”——鸡鸭鹅的大腿——本是我的专利，后来都剁开，给二哥补充营养。周六——那时的周末，二哥回家讨米讨菜。母亲用柴火把鹅肉和黄豆炖得烂烂的，装了满满一大茶瓷缸，一再压实。二哥走时，肩膀上扛一小袋米，手里用红色网兜兜着一缸黄豆咸鹅。每次将米袋送到二哥肩头，父亲同时送上一句交待：“好好干。”二哥“嗯”了一声，把这句沉甸甸的交待扛上肩头。
二哥的高考季一波三折。
当年，小庙中学高中是两年制，不学英语，二哥转到农兴中学，从头自学英语，高考英语严重拖了腿。于是转到肥西中学复读。高考前，大姐夫起早骑自行车去县城进货，在车站，二哥头从车窗探出，招呼他。大姐夫大吃一惊：“你不是今天高考吗?”二哥说身体不舒服。大姐夫应急力强，一面骑车带二哥去医院打针，一面往考场奔。幸好时间来得及，二哥带病坚持参加考试，英语卷才做完一半，人就趴倒在桌上。高考一结束，便被同学架到医院。
回家，大哥随口问一句：“数学考得咋样?”二哥嘀咕一句：“找不到错的。”全家都笑了。当年没有电话、电脑查分，二哥坐在车上，听人说今年肥西中学有两个数学满分，心里一动。到校一看，果然自己是数学满分的两位之一。即便带病上考场，二哥也终究凭实力考取一所财经大学。
二哥少年时仰慕仗义疏财的宋江，有意效仿。童年的我喜欢他带同学回家。一群人“呼啦”一下涌进家门，家里的空气便骤然活泼起来。母亲发愁，拿什么招待一大群学生客呢?二哥手一挥：“洒家自有办法。”他们兵分两路：一路下菜地，砍毛豆、摘扁豆;一路在河边钓鱼，用虾网挑虾。“毛龙”——此人名字中有一“龙”字，人容易炸毛，故有此诨名——每钓到一条鱼，把鱼从钩中取下，便双手合什，祈祷：“罪过啊罪过。”他们插科打诨，笑傲江湖。他们是孩子眼里的新鲜世界。
红烧鱼、糊白米虾、山菇炖老母鸡、毛豆炒油公鸡……母亲将饭菜端出，大半是自己劳动成果，同学们大快朵颐，连呼“好吃”。
同学中，有位看起来很清秀很冷静的曾姓同学，他到我家一住就是几天。他后来考到安徽大学，读法律专业。也有同学考入北大。
小时候，我是二哥的跟屁虫。他一放学，我就追着他跑。我让二哥打红枣给我吃。他却弃棍子不用，往后退几步，猛往前冲，对着枣树蹬几板脚，“啪啪”声不绝于耳，红色的枣子纷纷滚落我脚边，有一颗甚至直接滚到我口袋中。枣子好吃，二哥的出手更好玩。二哥出场总是出人意料，让人格外惊喜。
他曾迷恋武侠小说，金庸的、梁羽生的一本本带回家。他给我借阅的是中英文对照的外国小说，可他的武侠小说书，我却一本不落地全偷看了。迷恋武侠小说的结果是他爱上武术，他买了一些诸如《小红拳》之类的书，把书摆在屋檐下，翻一下，便在场地上摆开架势;摆完之后，觉得不对劲，再回去翻书。他的热情很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已练到一定火候了，“对付十来个人没问题”。他热心地要教我“几招”，我天性羞涩，对在大众场合完成一套动作表演有着天然的抗拒，誓死不练。他只能作罢。
他喜欢吹牛。他唱《南屏晚钟》，唱完自我陶醉了，说目前来看，全国来看，像他陈某这样的男中音寥寥无几，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这样的二哥谁不喜欢呢?
大哥和同班同学、准二嫂。二嫂是山里妹。要背柴走一二十里山路上学。她是那所学校第一个大学生。
二哥在大学很受女生欢迎，是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一位福建某大学教授的女儿暗恋二哥，给他织了一件桂花针的黄色毛衣——代表幸福的祝福，那时二嫂在杭州实习，在西子湖畔为此哭了鼻子，一结婚，她就动手把这毛衣拆了。直到现在，听说这女生要来二哥的城市，远在北京的二嫂都如临大敌。
彼时，积劳成疾的父亲因中风而偏瘫，常年坐在家里那把靠背木椅上。他身边有两样：一是日历，二是收音机。他喜欢翻日历，每过一天便亲手将日历扯下一页;他收听单田芳、刘兰芳的评书。他很少说话，一说话，忍不住吃吃笑;或者会流下口水。这是中风的后遗症。
二哥毕业，分在财经系统。回家，父亲总是交待：“公家钱不能动。”“没钱给我们不要紧。”“手一定要稳。”“不干净的钱不能收。”很奇怪，说这些时，父亲面色凛然，没有像往常一样吃吃笑，嘴角也没有淌口水。
二哥坐在门前的小马扎上，听着父亲的教导，望着父亲，答道：“嗯!”
父亲的话很短。父亲的情很长。
我听惯了父亲的交待。“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现在回想起来，感动于父亲——一位普遍农民所秉持的家风家训。作为一名老会计，父亲深知“钱”字的深浅。钱是一把双刃剑，对整天与钱打交道的人来说，“钱”分明是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的儿子在财政系统，手头有大额款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作为父亲，他要在儿子心头种植下什么?种下健康的金钱观，种下不挪用公款、不利用职务之便捞取私利的人生规条。
对父母最大的孝心是管住自己的心，不向公家伸手。这是发自父亲打心窝里掏出的热乎乎的话，是人生箴言，也是核心价值观。
二哥做到了。
一直到现在，二哥都安于平常。他曾有任地方财政局局长的机会，几经思考，终究放弃。他的这种放弃，在部分亲戚看来，太没上进心，简直是不思进取自甘落后。他们不解，二哥明明起点高，怎么就不见发迹呢;明明手头有一副好牌，怎么就不见红呢?
他一直在做自己。工作之余，钓钓余，看看书，在世界转了一圈之后，归来还是少年。二哥的容颜一直是清俊的。那眼睛，还是他自诩的“丹凤眼”，很清亮;那眉毛，还是他颇为得意的剑眉。
他的眉宇处隐隐有英气。
书生本色是他人生的底色，但他同时又富有人格魅力。在呼啸来去的人流中，他身上似乎有一种标识，总是那么让人眼前一亮。
二哥讨人喜欢，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他身上的书生气，来自农家特有的那种朴厚，以及父亲在他精神及心灵上安装的认知程序。
二哥后调到纪委，扫黑除恶，雷厉风行，“只要有村民举报，一律追查到底。”二哥说时，做了个果决的手势，他的眉眼顿时英气逼人。我突出想到父亲“陈大雷”，作为小小的大队会计，父亲当年也有霹雳作风。这也是一种非遗传承。
父亲，您可以含笑于九泉之下了。正如您所期望的，二哥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活出了青少年时所追求的“英雄”气。他是他一个人的英雄，也是我心目中的平常英雄：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活出一介书生的本色，活出大我，这，同样需要勇气和力量。
只要拥有有趣的灵魂，小人物的生命也能焕发出异彩。在一位农民父亲精心的雕琢下，一位普通公务员用初心谱写出了属于自己的英雄史诗及壮丽诗篇。
母亲坐在门前的山坡上。
栀子花一样的母亲
我母亲生得美：瓜子脸、丹凤眼、樱桃小嘴，削肩蜂腰。她一头乌发，老了都很少见白发。母亲和奚美娟长得很像，可我一点都没遗传上她的优点，真是气死人。小时候在家里闹过一回，说自己既不像父亲又不像母亲，一定是从别人家抱过来的。
有人说我小时候长得好看，有个安农大教授还想抱养我呢，可惜父亲舍不得，“不然你就到城里去了，穿大皮鞋，戴手表。”有人说我像父亲，“丫头随父，长大有饭吃”，我被抚慰到：二姐像父亲，个子高挑，双眼皮大眼睛，一口贝齿，能说会道。
“你像姑——侄女随姑。”不知是谁冒出一句，我大惊：二姑是小矮个;小姑虽然高，但眼睛更小，我可不愿随姑。我又哭开。父母赶紧训斥那个冒失鬼。明明父母、哥姐们都高，而我偏矮，对此，有人给出解释“秋后的瓜，结不大”，母亲生我时已四十来岁。这是一大原因吧?
——我不怕鬼，也不怕黑，证明小时候被父母养得好，幼小心灵曾被细心呵护。的确，除了个子，童年没有留下任何阴影。
大舅家菊姐像我母亲，这是正向的“侄女其姑”，她唇红齿白明眸善睐，都说她可以当演员。
我母亲性格也好。她是一位寻常的乡间女子，没机会接受学校教育，但目不识丁的她身上却有知性美。乡村多的是“切切察察”的声音。或有婆婆，来控诉媳妇的“恶”;或有嫂子，来申述小姑的“刁”。我母亲一律听着，偶或叹息一声表示同情，但无一字评判。母亲从不试图做审判官，从不给出是非对错，只倾听，不评不传。但，大家都乐意向她倾诉，没有是非传出，只有安全的倾诉与倾听，对倾诉者来说，这是最合内心诉求的一种诉听状态吧。我说话，总习惯带着主观评判，这是恶习。我需要向母亲学习。
大舅家大表姐嫁在我们村，大家都喊她“孬学英”。她张口说话，“结结结”，结半天，才说一句周正话。母亲道：“她孬?怎么不见她把家里东西往外掏?”“小时候出天花出的。”
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我，穿的白底红花裙是我三姐亲手做的。
大舅很深谋远虑，把学英大姐婆家行在我们村，让母亲罩护着她。事实上母亲就是学英大姐的保护神。一开始，她连生几胎都是女儿，婆婆和丈夫都不待见。有一次，母亲去看她，她正坐在灶下抹泪，说她上粪桶，孩子掉粪桶里了。孩子后来怎么样了?是捞上来洗洗，还是就扔了?我记不得结果。在乡下，用被头捂住女婴的嘴，或溺死这种事并不鲜见。直到生下一个儿子她的日子才好过起来，儿名中有个“根”字——生了儿子，她才在婆家真正扎下根。她的声音从此豁亮起来。遇到村里孩子追着她学舌，她会恶狠狠反扑上来，孩子们立刻一哄而散。
当她二女儿长大，在吵架中也学着她，“结结结——结你妈个屁!”母亲知道了，撵了过去，跺着脚，好一顿炸：“儿不嫌母丑。妈再不好，轮不到你讲，你的命是她给的。人家欺负她，你还要帮她;哪能当女儿的来欺负自己妈。”这是我第一次听母亲长篇大论。她历来多微笑，少语言。此后，二女儿果然不再欺负她，有两位女儿护驾，村里渐渐无人学她说话了。
为了将这两位女儿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母亲没少“小恩小惠”拉拢她俩。我家后院的桃啊杏啊梨啊，只要成熟，母亲便用围腰兜着，送去给两个女儿吃。“我们小时候吃过姑奶好多水果。”长大后，两个女儿笑着说。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母亲往学英大姐家去得勤，每次去都系着围腰，围腰里兜着一大兜的东西……我们都选择性看不见。
至于村里的孩子，哪个没有吃到母亲围腰里的水果呢?她生性慷慨仁慈，手敞，享受把家里收获的东西散给各家的快乐。
母亲攒的私房钱都留给大舅家小女儿菊姐。菊姐和大姐学英比真有云泥之别。菊姐美丽活泼，小嘴从早到晚说个不停。有一次，大姐递过来一把锯镰刀，叫她去割稻，她花容变色。被大舅娇生惯养的她“手没扶过锄把，脚没踩过秧田埆”，这个娇滴滴、滴滴娇的大小姐可不是好惹的，她躲到我家，嘴里不停地抱怨“孬学英”搞不清现状。她是那个年龄段亲戚中唯一读到高中的女孩，张口必说“我堂堂一个高中生”。每次高考，我大舅都从家里步走赶到，在考场外她看不到的地方蹲守。一连蹲守几年，她终究没能考上大学，她抱怨说，谁谁都是互相抄才考上的，她没机会抄。后来她嗷嗷叫：“怪不得我考不上，原来父母是表姊妹结亲。”她认命了。
她生得美，人又瘦弱，格外惹人怜爱。后排的男生每次听到她一咳嗽，心就揪起来。曾经有个男同学小何找到家里去，被大舅撵出来了：“我这个女儿是当儿子养的。甚娘，你文不能测字武不能挑担筐，以后怎么养活我们老两口?”后来她嫁给一位宅心仁厚且又赚钱的理发师，给二老养了老送了终。
菊姐形似母亲而神不似。母亲能干。大集体干活，母亲总被选为带头人，插的秧苗“就像被线拉的”，横看竖看斜看都整饬。
20世纪90年代，中学语文老师的我和母亲在老屋后院。我穿的套裙是三姐做的。
母亲人品正。三年自然灾害，许多人为了保命，都去偷生产队的花生。“我从花生田埂过都不弯腰。”母亲就是这么刚气。正因人品好，她被选到食堂烧饭，她自己能吃饱饭，还能救一下孩子。那时大姐在上学，每次去，母亲会把开水倒进饭桶里，刮刮，刮出小半碗汤水，给大姐吃下，叮嘱：“你吃过了，回家就不要再吃了，省下来给奶奶。”母亲太正直了，食堂其他人看不过去：“大家都偷偷往家里带米、拿馍，就你不带不拿，你这是干什么，救命要紧!”同事硬塞一个馍给大姐，母亲会自己少吃一个来补上。——这样做她才心安。
母亲刮下的米汤不禁饿，大姐饿急了到山里捉蚱蜢炸吃。
我大哥尚小，有一次饿得眼看不行了，奶奶说：“过河找你妈去吧。”大哥不敢走桥，他跪下来，一步步爬过去，找到母亲，母亲赶紧把省下的一只鸡蛋掰碎了，一点鸡蛋一只水喂下，大哥脸上才有了血色。
日子虽然艰难，一家人总算挺过来了。
孩子们读书，每天早上母亲都会起早煮早饭，隆冬季，孩子们早起上学，有热水洗脸，有热热的早饭暖身体。好不容易孩子们长大了，母亲预备可以歇歇，孰料，积劳成疾的父亲像一只船搁浅在沙滩上，家中顶梁柱倒了，病弱的母亲撑起整片天。
刚生病吃，父亲吃不下别的，只想吃一点炸面糊。盛夏，母亲坐在灶下做炸面糊，一做就是四十多天。
生病伊始，父亲总对母亲说：“我会好的。”母亲心里还有个盼头，随着他中风偏瘫，连站起来都艰难，连出门走走都成了奢望，母亲彻底死了心。母亲本有老病在身，给父亲抹澡，搀扶时渐感到体力不支心力交瘁。她眼花了，帮父亲剪指甲，不注意剪出血来，而父亲只会父亲吃吃笑，母亲又是心疼又是自责：“还笑!”背着父亲抹泪。
此后大哥一趟趟往家跑，定期给父亲剪指甲，搀着父亲在场地走走。除此之外，还得靠母亲照顾父亲。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父亲。她给父亲抹澡，家中最好的东西都留给父亲吃。这一照顾就是18年。直到去世，父亲身上无一处褥疮，亲友都夸母亲服侍得精心。
母亲老了，冬天的白色高领衫仍洗得雪白。她每抱怨说洗不动了，大哥就说她：“老了要那么干净干什么?”她就忍住不说，该洗还是洗。
母亲风风火火一生，走路恨不得贴地飞。她从不服老，七十来岁时赶集，遇到邻村人，劝她“老了，多歇歇”，母亲说“讲老都丑”。但后来她总叹没力气活了。上街，她连拎几小斤马铃薯的力气都没。“活够了。人家都盼着活，我却盼着死。”她所有的力气好像都在服侍父亲的18年中用尽了。我曾对母亲说，你服侍父亲18年，老天开眼，一定会奖励你10年以上寿命，结果父亲去世没几年母亲就到了风烛残年。母亲去时，煤炉上炖的百合红枣粥还是热的。
我曾做了一个梦，在故乡那泥屋的西厢房，母亲的腋下长出翅膀，她的头脸也变成鸟，她从木窗里飞出去，飞到暗沉的天空。天上全是鸟，分不清哪一只是母亲。
没有忧伤，只有自由和歌唱。这个梦给了思母不止的我很大安慰。
我家有一棵大栀子花树，开的花又大又香，谁走过都会深吸一口气，说“真香”。有人会开口讨要几朵，戴在襟前，或插在口袋里。母亲干脆在花树上挂一把剪刀，方便人自取。
母亲，一位乡村平凡女子的一生就像栀子花一样洁白自守，斯人已去，馨香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