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桌。是的，我习惯叫“书桌”，不说“写字台”。（我的恋爱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书桌。是的，我习惯叫“书桌”，不说“写字台”。老屋西房有一张长条形的桌子，我们叫它书桌。父亲如果坐在那里看书备课，或者打算盘，母亲就把房门掩上。大队每年年终决算时，有许多账目，大队会计常常夹着一摞表格，请父亲复核。父亲打算盘的速度特别快和准，弹指间，三下五除二。这个时候，我们兄弟仨也静悄悄在饭桌上做作业。饭桌、灶台、床铺，都可以成为“书桌”，只要能放下书和作业本，就是书桌。除了课本，我有时会有几本小说，《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 《三家巷》《林海雪原》，放在枕头边。这些不合时宜的小说，成为我少年时最丰富的文学阅读，父亲也不限制我看这些闲书。我也曾尝试.....
书桌。是的，我习惯叫“书桌”，不说“写字台”。
老屋西房有一张长条形的桌子，我们叫它书桌。父亲如果坐在那里看书备课，或者打算盘，母亲就把房门掩上。大队每年年终决算时，有许多账目，大队会计常常夹着一摞表格，请父亲复核。父亲打算盘的速度特别快和准，弹指间，三下五除二。这个时候，我们兄弟仨也静悄悄在饭桌上做作业。饭桌、灶台、床铺，都可以成为“书桌”，只要能放下书和作业本，就是书桌。除了课本，我有时会有几本小说，《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 《三家巷》《林海雪原》，放在枕头边。这些不合时宜的小说，成为我少年时最丰富的文学阅读，父亲也不限制我看这些闲书。我也曾尝试坐在父亲的书桌前看书，但不习惯正襟危坐，感觉坐在天井里，一边看书一边看看小鸡啄食更舒服些。
和大队部里的两张书桌相比，我们家的书桌相形见绌，前者是“地主”，后者是“贫农”。大人说那两张书桌是红木的，非常结实，我看到有社员在大队部就坐在书桌上，双腿悬空不着地。曾经的主人是地主家的两个少爷，据说都用功念书。一个不问窗外事，后来做了教师；一个常去县党部，后来进了监狱。1976年防地震，我从公社回到大队读高中课程，经常被叫到大队部帮蹲点的公社领导抄写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稿子。领导说，你就用这张书桌。
这好像是一种仪式：父亲端坐在书桌前，母亲悄悄掩上房门。这个细节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只要坐在书桌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似乎被篱笆墙隔在外面。这其实是一种错觉。父亲坐在书桌前有时也不看书，好像沉思什么，我从平常的日子里猜测到父亲对我们兄弟仨成人后命运的忧思。如果有一天，从房门的缝隙飘出烟雾，我就知道父亲在为日子犯愁。通常在第二天的早晨，我在西房隐隐约约听到东房的父母亲坐在床上商量什么事，他们从来不当我们兄弟仨的面谈论借钱这样的事。这个时候，那张书桌也许是破落人家的账台桌，抽屉里空空如也。
有一天，我看到父亲的书桌上放了《红楼梦》，不久又加了一本《水浒传》。我问父亲，我可以看吗？父亲说：你看吧。父亲当时还不知道我已经偷偷看过几页《金瓶梅词话》。再后来，父亲又从学校带回《朝花夕拾》和《呐喊》，说是帮我买的。我读不懂《呐喊》，但认识了阿Q；以为自己读懂了《朝花夕拾》，而且模仿着写散文。初二的一篇作文，我用了“往昔的时光”这样的句子，老师说这句写得很好，是不是从哪里抄来的？我红着脸说模仿鲁迅的。我还模仿过魏巍，模仿过浩然。写一个生产队长的作文，我模仿鲁迅的《一件小事》，在结尾处写道：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在后面我又加上了这样一句：生产队长走远了，但他瘦弱的身躯在我心里越来越高大。写作从模仿开始，但那时能模仿的范文太少了。
词与物未必那样完全对应。生活本身赋予器物以规定之外的功能，所谓词也就随之调整。父亲用的那张书桌，应该是母亲的梳妆台。乡村用来梳妆的，只有梳子、镜子、护肤品——冬天和春天用蛤蜊油，我们叫“弯弯油”（万万油），后来才用雪花膏，已经是当年的奢侈品。母亲年轻时梳妆没有给我留下印象，她总是把自己整理得干干净净。早上出工，有时未必来得及洗脸，如果不是冬天，路过码头，或者到了田里，在河边就可以用水抹一下脸。我现在偶尔还会这样，在洗脸池用水抹脸，再用毛巾擦干。这是乡村生活的后遗症。我在影视剧里看到素朴的或者灵动的女生在湖边、河边、溪边梳妆，觉得很美，但在乡村的实际生活里，如果有女生在河边梳妆，肯定会引起乡亲们的反感。洗头的皂角水、石碱水、香皂水就会流落到河里，那需要漂浮沉淀很长时间，从这里担回家的水才能食用。
在父母亲离开老屋以后，我们偶尔回去，但不住那里了。老屋的家具闲置着，包括那张书桌。每次清明回去，我习惯打开尘封的两个房间，看看，闻闻。如果时间允许，又是晴天，我会打开朝南的窗户，让阳光照进来。还是新鲜的阳光，但家里的器物都陈旧了，连同它们散发出的气息。我和两个弟弟住的那个房间，在上大学前没有书桌，为了方便我们看书，父母亲在两张高的凳子上搁了一块长方形木板，就当书桌用。这应该是我的第一张书桌。
一年以后，这块板子有点发光了。又过了几年，我坐在那里填写了高考志愿表格，这块木板在那个暑假后也移作他用了。
就像父母亲越来越老一样，房子和里面的器物也越来越陈旧。在阳光照耀下，父亲的那张书桌已经在要散不散的状态。常年不怎么通风通气，房间的家具开始腐朽。我和父亲商量，要不要把房间的东西收拾一下，有用的东西带走。父亲觉得很好，我便开始整理。书桌上有一把算盘，我拿起来上下一抖，架子散了。三个抽屉里，有母亲用过的《赤脚医生手册》，父亲用过的《读报手册》。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红楼梦》《水浒传》是我读过的。
抽屉里面还有父亲的记账本，简单记着家里的经济往来，我这才详细知道我们兄弟仨读大学的费用是哪几位亲友接济的，父母亲借了谁的钱。有一张纸，父亲记了我爷爷奶奶还有其他我知道但没有见过的长辈的生日。有一本信纸是我熟悉的，父亲用这种信纸给我们兄弟仨写信。我现在还保留着的大学毕业前夕的家书，父亲应该就是坐在这张书桌前写给我的。父亲说：如果最终不能留校，你要以好的情绪告别学校，再回来做一个好的语文老师。在收到父亲的信后，我没有回信，过了几天，我到学校总机房给家里打了个电话。那年的梅雨季好像特别长，时阴时晴，才释放出压抑时雨水又无所顾忌地来了，这种感觉让我想起1972年夏季乡村的光景。我整理床头的有些发潮的书，放在靠窗户的桌子上晒着，然后放进那只木箱。这些书最终还是留在了我熟悉的校园。
现在，我在老屋的东房，面对着书桌，把抽屉里的东西装进一只包里。阳光下的灰尘柔弱地飘浮，我在恍惚中，回到青年，回到少年。父亲没有写过一本书，但我觉得这张书桌上叠满了父亲的字词句。这些字词句散落到我的稿纸上，慢慢生长发育，我写《民谣》，就是写村庄的字词句。
我负笈江南之前，父亲找人做了一个木箱，又请镇上的朋友上了油漆。父亲说，以后给你做一张好的书桌。许多年后，父亲在给我办理结婚家具时，特地问我，你的书桌要多大？我说了尺寸和样子。这张书桌搭乘了老乡的运输船过了长江，终于有一天，放在了拥挤的宿舍里。那一天我特别兴奋，把饭桌上的书床上的书，选了若干本放到书桌上。就像坐花轿的姑娘一样，我坐到了书桌前。我一直习惯在餐桌上写稿子，突然坐到一张崭新的书桌前，有点不知所措，人与物需要磨合。很长时间，我只能坐在那里看书。我时常用手摩擦桌子，就像当年用砂纸打磨那块长条木板。我和书桌彼此熟悉着，它的油漆味逐渐淡了，我在上面堆放的书也越来越多。苏州是个小城，感觉旧书比新书多，我时常去上海和南京的新华书店去买书。20世纪80年代那些影响过我们的书， 我几乎都是在上海买的。越来越多的书堆在书桌上，放在书架上。我眼花缭乱，思想好像也有点乱了。
校园大门外的那家书店还没有成为馄饨店前，我喜欢在黄昏，踏过地面上被雨淋湿的梧桐叶，去书店看看有没有新书。这个季节，校园里的银杏叶落地，成为无数人照片里的背景。即使在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也从未站在银杏树下听落叶缤纷的声音。这其实是一种审美缺陷。我怀疑这样的选择，与我内心的忧郁有关。这座被诗话的城市，留给我的印记是潮湿的。在石板的青苔上，在小院子的断垣残壁的杂草间，在梅雨过后朝阳的皮箱里散发的樟脑丸气味中，我听到被风吹雨打的时间的回响。这个时候，你站在书店里，选一本书，就会生出一丝沧桑感。
五月四日的前一天，我终于坐在那里写了几张纸的提纲，准备给学生做一个讲座。母亲正好走过来，看着稿纸说：五四，再过几天你要过生日了。我在五四后的几天过生日，后来写文章时，我抬举自己适合五月的孩子。记得五月四日晚上给学生讲座回来，母亲看到我脸红红的，说：你不是吹风感冒了？
很奇怪，我少年时从来没有梦想自己有一张书桌。
但我特别在意稿纸，就像后来写小楷，我对信笺的挑选特别严苛。刚留校工作时，看到一些研究室有专用稿纸，我特别羡慕。能不能也去印制自己的专用稿纸呢？我悄悄去了学校里面的印刷厂，印刷厂回答说可以。但我很快抑制住了这种冲动，我意识到了这种虚荣心的可笑。在出版了第一本书后，我对专用稿纸的理解和之前不一样了，还是去印刷厂印制了自己的专用稿纸，上面有三百个方格子，线条是浅蓝色的。这是我喜欢的那种纸张，介乎光滑与粗糙之间，像半生半熟的宣纸一样。
我用这种稿纸写了一本《乡关何处》，这本关于现代散文的书也是半生半熟的，我自己的书架上也找不到了，后来还是从孔夫子旧书网上购得一本。我差不多忘记这本书的内容，只记得好像给现代散文下了一个自己的定义：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最为朴素的存在方式。这个忘记让我越来越确信，写作常常是无足轻重的。
同事中有一位长者，在我们还没有进校读书时他给学生讲课说：我是个讲师，一节课能有五分钟精彩就不错了。这句话广为传播，我听到这句话时已经开始给学生讲课，觉得能有五分钟精彩实属不易。以此看待写作，看待一篇文章和一本书，我时常对自己的写作有虚无的感觉。这个时候我已经学会了抽烟，烟灰有时落在书桌上。书房里烟雾缭绕，即便冬天，我也不得不打开窗户。我后来写过一首诗，其中一句是：弥漫的烟雾熏黑了我的字词句。
稿纸很快失去了它曾经的部分功用和意义，很快打印纸的销售量远远超过各种稿纸和信纸。更为恐怖的是，纸质书的地位也遭遇挑战。我的书桌上放上了一台电脑，桌上除了书以外，又有了硬盘、U盘、打印机、扫描仪，放书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书桌还是书桌，但它承载的物件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苏州长期四季分明，在冬天和夏天，触摸书和电脑的感觉是不一样，我不能用温暖和冰凉去界定它们的差异。但我知道，阅读者和写作者连接世界的方式和以前不同了。
我发现原本很大的书桌确实太小了。在有了新的书房以后，我如愿以偿地做了一张一米宽三米长的书桌。书桌大了，书房就小了。电脑屏幕大了，视力弱了。我的习惯是，每次写新的东西之前整理书桌，把用过的书挪走，把准备用的书拿来。现在好办了，用过的书不必挪走，只要移到边上即可。我慢慢地发现，这不是一个办法，书桌再大，也容纳不下你想放上去的书。我开始把用过的书往高处堆，有一天，几堆书塌下来 ，砸翻了我的墨汁。我不得不像以前一样，不停地重新整理书和打印的资料。尽管如此，这张书桌比以前阔多了，我可以把不同领域的书分类放成几排。书和电脑并置，在形式上犹如古人和今人坐在同一条板凳上。
这很容易让人产生时空错落的感觉，尤其在深夜，或者在清晨。世事纷扰，坐在书桌前，喝一杯茶，翻翻书，心绪似乎宁静一点。以前常常能从书本里找到一些答案，这几年好像不如从前容易。如果不读书，也许更没有答案。读书塑造了自己的一半，写作则塑造了另一半。书桌就是这样一个让你成为自己的平台。通过写作成为自己之前，是阅读，没有阅读就像没有生活一样。文学阅读首先影响的是人生，然后才会影响写作。如果是良性的循环，写作又会影响人生。博尔赫斯好像说过这样的话，首先是阅读者，然后才是写作者。我无法想象还有比自由阅读更幸福的事。
有一天，当自己进入写作状态时，写作就成了自己与世界的一种对话方式。我在二十多年前尝试写小说，困扰自己的问题很多。我写了一些片段，每次改写和续写时发现，自己笔下的那些人物长大了、衰老了、往生了，其中的一些人不适合在我的世界里生存而自动离开了。即便是我同辈繁衍的后代我几乎不能完全辨识出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我和笔下的人物相处太久，但彼此都有了熟悉的陌生。他们和我都变化了。但无论怎样变化，我看到了少年的我在他们中间奔跑。
奔跑的我又和我敬仰的先贤相遇。我在长沙、昆明访问过与“西南联大”相关的遗址，也凭吊过闻一多先生殉难处。坐在书桌前，我有时会觉得自己在路上遇见朱自清先生了，我停下来喊他朱先生，他不认识我，朝我笑笑。在读《联大八年》时，我在想要不要给哪个学生杂志投稿。老舍到联大讲座了，是闻一多先生主持的，我应该去抢个位子。苏州也有定胜糕，我想告诉在街上摆摊的梅贻琦夫人，她做的糕点滋味和苏州有什么不同。
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只有书桌能够容纳古今，容纳自由与散漫。坐在书桌前，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书和键盘会让一个人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
在我自己还算年轻的时候，有几位书香门第出身的学者作家朋友，会说起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晚年在书房的状态。他们已经不写作了，甚至也很少读书了，但他们还像以前那样，在习惯的时间里坐到书桌前。这个场景，很符合我对自己老年的想象。许多年以后，我应该就是这样坐在书桌前，想，或者不想。我确信的是，我肯定忘记自己写过的那些字词句。
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当代散文史》《“思想事件”的修辞》《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王尧文学评论选》等，另有长篇小说《民谣》、散文随笔集《纸上的知识分子》《时代与肖像》等，先后在《读书》《南方周末》《收获》《钟山》《雨花》《上海文学》等开设散文专栏，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