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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八十岁生日那天许了一个愿，她想去上海，而且点名要我陪同。我那时正放暑假呢，平常又因为爱读旧上海的小说，倒是很愿意陪她达成这个心愿。听母亲说，外婆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干脆孵在家里，连大门都不迈，除非别人硬拉她出去。
“外婆这辈子过得很苦，你对外婆好一点。”——自我懂事以来，母亲经常对我念叨这句话。这次她讲完这话，给了我一千块钱，叮嘱我藏好，别丢了，明天去买火车票，剩余的路上开销。我满口答应。她又说，把外婆照顾好，路上多陪她说说话，她最疼的就是你。陪她说话特别累，我说，有时候是她觉得累，有时候是我觉得累。母亲不理解我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说，因为外婆总是敷衍我，有时候我问她以前的事情，她总是说，记不清了，记不得了。母亲笑说，傻孩子，外婆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不是很正常嘛。
类似于这样的对话，我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了。和外婆一样，我母亲的记性也是忽好忽坏的。往事仿佛蘸了隐形墨水，在她们的脑海里留下的痕迹就像家里丢失的东西，我刻意去找，劳神费力也没有结果。我懒得与她们争辩，我想，还是赶紧把钱藏好。
那是一九九五年，一千块钱可以买一百多盘流行歌磁带呢。几天后，我带着Walkman、两盘自制的英文歌曲集、一箱衣物，还有外婆，登上了绿皮火车。我很享受这样的旅行，跟外婆面对面坐在最后一节车厢，周围乘客不多，火车一跑起来，窗外的太湖跟着耳机里的ABBA乐团一道在唱：“You can dance, you can jive, having the time of your life.”
可是外婆并不乐意。于是，我把耳机摘了。
对嘛，陪我说说话，外婆说。她喝着搪瓷杯里的白开水，露出了微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在面对外婆的笑容时总是无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幻想。我总觉得，一个女人活到像她这样的年纪，一头银发，满脸皱纹，笑容里依旧透着一丝秀气，上天对她无疑是相当眷顾的。可惜我只见过一张照片——严格来说只是半张照片——能够为我的幻想背书。我第一次见那照片是外婆过七十岁生日的时候，我和母亲为她整理相册。她的相册只保存了她中老年时代的容貌，唯一的例外便是那张结婚照。按照时兴的讲法，那应该是婚纱照，她是真的穿了一身洁白的婚纱，捧着鲜花。那张黑白照片里的陌生女子美得让我惊叹。外公呢？我当时欢喜地把那半张照片摆在外婆面前，问她，这张照片怎么撕了一半，另一半在哪里？我只不过是问了这么一句，那半张照片就被老太太没收了。从那之后，我就很喜欢问她一些过去的事情，她总是答得那么潦草，把阅读分析题当作填空题、选择题来应对，有时我哗啦啦讲了一大堆，在她的嘴里却沦为一道是非题。好在她隔年就从中学的讲台上二度引退，又过上了孵在家里的日子，我有大把的时间向她提问，有时是向我的外婆，有时是向我的英文家教。关于她的第一次退休，我记得她讲过这么一段：我运气还算好，提前退休，不然后面有得苦了。我不知道她后来为何重返讲台，第二次退休为何又如此突然、果决——那时候，学校的校长曾经亲自登门慰留，做外婆的思想工作，希望她再带一届毕业生。
外婆的脾气真是让人难以捉摸，此刻，她希望我陪她说说话，聊什么都行。见我不为所动，她说，这次去上海，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妈妈陪？我说外婆宠我，我知道的。她说，我最早去上海的时候，跟你现在差不多大。我哦了一声。她说，你妈妈年纪大了，给她安排这个任务不太合适。我认为外婆的话未免夸张，只是相陪去一趟上海，母亲是绝对胜任的。外婆摆摆手说，她不行，她不行。还说这个任务非我莫属。又听到任务一词，我的惶惑更严重了。
外婆说，你下学期就该准备毕业论文了。我说对呀。她说，你上次跟我讲，你想研究“孤岛”时期的女作家，想去图书馆查资料。我说，外婆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原来是为了我的毕业论文。外婆笑了，手中的搪瓷杯顺时针转了半个身位。她说，交给你一个任务。我问什么任务。她说，你如果查资料的话，到时候帮我查一个人。我说查谁。她说，名字不重要，给了你名字你是查不到的。我有点生气，觉得又被敷衍了。外婆说，我讲的都是事实，名字并不重要。我说，那什么重要？外婆说，经历重要。她以自己为例：比如说哦，你现在要查你的外婆，你得知道她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由父亲的安排去了上海读书。然后呢，我说。这就是她的任务，外婆说，既然是读书，她在南京其实也是可以读的，何必去上海呢？我说，对呀，你快讲呀，问我干吗？
外婆不作声。一种对牛弹琴的氛围迫使我们俩都开始补充水分。老太太喝了好几口，看她气呼呼的模样，会让人误以为她这是退回到拳击擂台的边角蓄力呢。随后，她说，外婆的意思是，人在乱世，搬来搬去是很正常的，这种时候你需要一点弹性，要懂得趋利避害。我懂她的意思。为了趋利避害，我没有继续抬杠。我请老人家讲讲她到了上海以后的故事。她思忖后，讲道，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应该说是在上海度过的，我在上海认识了你外公，然后跟他结婚。外婆的回忆在此停滞，她的目光轻轻垂落，凝在搪瓷杯身的那句口号上。火车咔哒咔哒响个没完。
我突然想起母亲的生日，由此推导出一个足以颠覆家族史的结论。这次外婆没有责怪我又插嘴，她说，是的，你妈妈生在上海，你大姨也是。由此衍生而出的一些疑问，她统统拒绝回答。她希望我把注意力挪到那个任务之上：她希望我能帮她查一个人。
她要查的那个人是她最要好的女朋友，曾经是旧上海的影剧明星，演过十三部电影，五部话剧，还拍过不少广告；当年没有电视，所谓广告主要是帮大公司拍平面广告，印在杂志上。在那个文艺界普遍学历偏低的年代，外婆的那位女朋友居然拥有大学文凭，先后在南京和上海的两所知名大学里念过书。她在南京念的是金陵大学的中文系，当时给她讲课的有一位名教授，对女同学相当轻慢，要求上他课的女生都坐在教室的后面。教授希望营造一个全体学生专心听讲的氛围，而那些爱打扮的、长得漂亮的女同学，在他眼里，都是会破坏气氛的潜在敌人。尤其是我的那个女朋友，外婆说，她皱了眉头，相当夸张地哦哟了一声，仿佛教授当年的眼中钉此刻就坐在她的对面。
在外婆的回忆里，她的女朋友在金陵大学是不爱学习的。小姑娘更热衷于参加学校的演剧社，排一些类似《茶花女》《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文明戏，不仅没把学习放在心上，课堂上还闹迟到。像她这样的问题学生，名教授的应对办法就是当堂提一些刁钻的问题，叫她回答，使她当众出丑。可越是这样，课上的男同学越是有理由回头，有理由分神，有理由破坏名教授苦心经营的讲课氛围。每当名教授提问之际，班上的男同学简直成了巴甫洛夫的狗，齐刷刷地回头盯着某几位女同学看，看得人家还没被点到名字呢，脸已经变成了红苹果。
她在南京读了一年大学，外婆说，肄业，然后被她父亲送到了上海，安排进了光华大学，我跟她都是光华的学生，同寝室，我们是室友。我说，她父亲本事挺大呀。外婆说，有说是经商的，也有的说是当官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我说，你没问过她？外婆说，问过，她没有正面回答。大体上，外婆对于这位室友的了解主要是在她从影以后，从报刊上读来的。她的身世一直是个谜，后来众说纷纭，不见定论。
我问外婆，你是希望我帮你查她的身世？身世不用你查，外婆说，你查不到的。那查什么？我说。你别急呀，你听我讲下去，外婆说，我跟她呢，在大学时代都有一个爱好，我们喜欢看电影，还喜欢听电影里的那些插曲。她说她们当年去戏院看电影，看第二遍甚至第三遍，主要是为了听电影里的那几首新歌，听会了就学着唱。那个年代没有流行歌曲一说，当时社会上管周璇、白虹、姚莉（外婆跟我讲这段的时候，我只认识周璇）她们唱的歌叫时代曲，意思是最时髦的歌曲。
看电影，主要是外婆的女朋友出钱。她们去戏院里面听歌，学会几首歌，远不止我想的那样简单。因为，在一个没有磁带没有激光唱盘的年代，一首时代曲的诞生首先是为了服务电影，而后才有可能被灌录到七十八转的粗纹唱片上，成为某种流行文化，或者说时髦的消费品。而那些能够抢在唱片上市之前就能哼唱出时新歌曲的人，无疑是在引领风尚。
如此摩登的室友情谊，并没有因为大学毕业而终止。踏上社会以后，外婆与她仍旧当室友，合租在爱多亚路的公寓里，住二楼。当时二楼还住了一对电影明星夫妻，还有一个医生在二楼开诊所。那医生是留法的博士，当年二十多岁，很清秀，戴金丝边眼镜，一表人才。电影明星夫妻里的太太很是古怪，有一天突然宣布息影。讲到这，外婆清了清喉咙，喝了一口热水。她说，据说是某天夜里拍完戏在回家的路上被一只猫给吓的，从此不肯出去演戏，今天说这里不舒服，明天说那里不舒服，变着理由去找隔壁的医生看病。久而久之，我们这些当邻居的都看出了一些端倪。她先生也发现了，搞秘密侦察，最后在大东旅馆破了案。
我的身体往后一退，抵住硬座的绿色背套。我说，外婆，你怎么跟我讲这种故事。她反呛道，你爱看的张爱玲小说不也是这种故事嘛。我哦了一声。外婆说，明星夫妻从此离婚，女的跟了医生，男的一怒之下也退出影坛，改经商，去了武汉。我说，我还以为他会引诱你的女朋友，然后把她培养成电影明星。外婆说，她当时为了养家，被迫当了舞女。我抱怨外婆又在敷衍，她的女朋友先前还是大学生，父亲不是当官的就是经商的，怎么一转眼就沦为了舞女。外婆说，都是事实，她当年对我说，家里不行了，她得扛起这个家来，说得就像花木兰一样。我问那是哪一年？一九三七年的秋天，外婆说，淞沪抗战刚刚结束，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上海。我说，那时候上海人还在跳舞？还需要舞女？外婆说，租界里舞照跳、马照跑，当红的舞女还是报纸上热议的话题。我无可奈何地哦了一声，我估计我脸上的鄙夷肯定是被外婆瞧见了。她说，上海当时有一本杂志，叫《弹性姑娘》，就是一本专门报道舞场和舞女的刊物，弹性取自dancing的音译。我说，外婆，你当时在做什么职业？她说留校当了老师。我说，你在旧社会就当老师啦？外婆说，结婚之前，在大学里当过几年助教，这段经历连你妈都不知道。我的惊讶还没来得及消化，外婆继续道，我的那位女朋友，长得非常漂亮，自从进了百乐门当舞女，她就成了上海滩最耀眼的新星。我说，外婆，她能比你还美吗？胡说，她顿了一下，我当年什么样子你又没见过。我反复强调自己是见过的。老太太不相信，我便讲起十年前我和母亲帮她整理相册的事情，当我重提那张被撕掉一半的婚纱照时，外婆沉默了。我追问，外婆，那上面怎么没有外公？她说，这个问题啊，等我见到你外公了，我再托梦告诉你。我抱怨外婆又在敷衍我。她说，都是事实，我们在离开上海之前，绝大多数的东西都被你外公一把火烧掉了。我说，家里闹了火灾？她用双手比画了一个圆，说，用一个脸盆，照片丢进去，一张一张烧掉。我哦了一声。外婆说，他烧完我的照片，烧我的杂志、我的唱片、我的小说，我说那些杂志你好歹给我留一本，那封面上印的可是我的女朋友，我最好的朋友。我说，然后外公给你留了一张照片，一本杂志。她说，照片是我暗中救下来的，杂志目标太大，都被你外公烧掉了。我哦了一声。她说，你看看，你外公多狠心。她这话讲得我都不知道如何去接。她似乎是失去了往下展开的动力，许久之后，冷不丁地通知我，她要去上个厕所，还坚持不用我陪，说上厕所而已，一再地关照我坐好，把行李看牢了。可我难免会担心，怕她在上厕所的时候发生什么意外。
2
我没见过外公。我的外公在我母亲刚进初中的时候就过世了。听母亲讲，外公于一九五七年调到外地的农场工作，因为这次调动，外婆后来养成了春节期间独自出远门的习惯，只为了能够在农场与外公团聚。她在农场吃过三顿年夜饭；第四次去农场，时间提前到了八月，这一回，她把外公接回了家。关于那段经历，我曾经听外婆亲口回忆过，她说去接外公的时候，她还遇到了另一个去农场接丈夫回家的妇人。在那个地方，你会听到很多名字，谁谁谁的家属，外婆顿了一下，还有嘛，就是家属的哭声。她说她在那里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那个名字来得如此突然，还叫了好几声，使她短暂地忘却了疼痛。外婆说，我就顺着那个声音回头一看，那个妇人我认识的……我心想，好吧，原来他也在这里……那一刻，真的是……我看着那个妇人，有那么几秒钟，我觉得自己的悲伤好像减轻了，可随后我却哭得更加厉害，我想到自己不仅没了丈夫，现在就连曾经喜欢过的男人也没了。讲到这里，外婆陷入了沉默，而我更是惊得说不出话。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愧对外公，我当时竟把他给忘得彻彻底底，满脑子都是那个被外婆喜欢过的男人。不得不说，我当时已经念到大三了，对于婚外恋什么的已经有了一些抵抗力，这种抵抗力主要来自文学作品。
我正动歪脑筋呢，外婆修正道，我主要是欣赏他的才华，他是旧上海很有名的音乐家，写了很多优秀的歌曲。我说，你暗恋他。外婆说，那时候我与你外公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我因为喜欢他的歌，对他产生了好感。我说，他长得帅吗——我问完这句，通向旧社会的时间隧道就被老太太关闭了。随后无论我如何努力，旁敲侧击，她都避而不谈。
回想起这些年我从外婆和母亲那里拼凑出来的家族史，那位音乐家是唯一顶着明星光环登场的人物，可是此刻在火车上，她却主动与我分享起她与另一位明星的故事。我想好了，待会儿要问外婆什么，结果她迟迟不现身。我真是担心她，上个厕所去了那么久，就在我预备起身的当口，厕所的门终于开了。眼看着她安然返还，我整个人舒了一口气，那口气像长江泄洪，把我先前想好的问题都给冲走了。
反倒是外婆，很快就找回了话匣子。我的那个女朋友，她说，我都不知道她是如何办到的，自从她上了火山——上了火山是当时报纸上面很爱用的一句话，某某某当了舞女，他们就说某某某上了火山。外婆让我想象一下火山爆发的场面，说那就是她的女朋友当年带给上海的震撼。我不知道一个舞女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一座城市，但是我认同外婆的分析，这种万众瞩目的效果或许源于她念过大学，为此，舞客们，包含那些不爱跳舞但是喜欢凑热闹、看风景的人就成群结队，去百乐门给她捧场，想方设法接近她。有些人意犹未尽，喜欢在报刊上面起哄。外婆说，当时有一份新开的画报，叫《香海画报》，报社里的人来向她约稿，她很吃惊，推脱自己不会写文章，对方说没关系的，女士可以给我们一些日记，我们每期发表一篇，帮你开一个专栏。
她答应了，写了两年的心情日记。舞客之中另有一位导演——她真正踏进电影圈，是托那人的福，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也是她的影坛处女作——那位导演有意跟她再合作一部更大的制作，但是被她婉拒。数月之后，该导演在赴宴的路上被不明来历的人乱枪射杀。坊间一直有他替日本人办事的传言，没有任何一方声称为此负责，这次暗杀行动在抗战胜利以后得了一个诛杀汉奸的批语。好在女明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电影事业更上了一层楼。一九三九年是她如日中天的一年，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她的消息。那时候上海滩有一位大音乐家，因为帮她主演的电影配乐，创作插曲，与她结识，继而钟情。音乐家后来在《大晚报》——外婆说，《大晚报》曾经办过歌星评选，当时还远远称不上明星的周璇拿了第二名——上面写情书，公开追求，后续的表白方式更加罗曼蒂克：情书发表之后，音乐家特地买了两份报纸，卷成筒状，里面插满了红玫瑰，亲手送给她。女明星不可能不感动，私底下，她跟外婆透露过自己对于那位音乐家的欣赏与好感，但是音乐家离过婚，还有两个小孩。她说自己没有给人家当后妈的打算，狠心地拒绝了这段爱情。
《大晚报》的记者闻讯前来采访女明星，她告诉记者，这段爱情是永远不会有结果的，各自努力前程吧。接着，记者追问她的择偶标准，她说，无论何人，不应该娶一个女明星做妻子，或嫁给男明星做老婆，这都是不大合适的，因为他或她跟异性接触的机会太多了。
自从《大晚报》登载了那则血淋淋的访谈，追求女明星的人反倒更多了。也许是为了竞赛，因为追求她越是艰难，男人们就愈加引以为荣。可无论他们费多大的心思，她都拒绝。外婆说，她当时给人的感觉，真的是一门心思在奔前程。可是，有一天，报纸上突然登出她订婚的消息，整个上海滩为之一震。外婆当年完全惊呆了。她没想到女明星居然连她这个室友都瞒着，更没想到，女明星要嫁的人竟然是那个早年与她们在爱多亚路的公寓当过邻居、离过婚的电影明星。
她把她对待婚姻的那些标准全部推翻了。但是这段婚姻细查起来也并非全无线索。那个男的是一九三七年去的武汉，一九四〇年回了上海；回沪租房子，偏偏又跟她们成了邻居——当时外婆与女明星住在兆丰别墅一百三十四号二楼，他住三楼。外婆说，兆丰别墅虽然都是很洋气的弄堂房子，但是那地方风水不好，离臭名昭著的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太近了，住在魔窟的眼皮子底下，血腥气太重，也是这个原因，租金或者顶费都不算贵。女明星订婚以后，当即宣布息影，她的爱人当时在上海开了一家贸易公司。
我想当然地认为那是一家大公司，可外婆说，小公司，没几个职员。我说，那干吗要嫁给他？外婆说，我问她，她只说了一句——我们是同一类人。我说，什么意思？外婆说，我不知道。
女明星的这般解释当年也许只对她讲过，但是讲了她也听不懂，更何况其他人。当年，大半个上海滩都在编排女明星下嫁的理由，各种传说，那些小报记者更是使劲造谣。多年以后，我在上海图书馆馆藏的民国小报里翻到了一篇文章，标题直言女明星的肚皮出毛病，内文更是赤裸裸地写道，某某某“新婚燕尔，但是肚皮因为先行交易，所以日渐通货膨胀”。
这跟外婆当年在绿皮火车上与我讲的版本有出入。外婆说女明星与她的先生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订婚，四二年开春结婚，第一个小孩是四三年夏天生的。女明星订婚以后随即从兆丰别墅一百三十四号的二楼搬到三楼，外婆一个人仍旧住二楼，后来她与外公订婚，外公再搬过来住。
女明星婚后请了用人，但是那个用人做事情毛手毛脚的，一点都不像个用人，做饭都不成样子，有一次烧个小菜还闹了火灾，幸好外婆在楼下，听到叫声就赶紧冲上去帮忙，火势才不至于蔓延。外婆说，那天要不是我在家里，我们家的那些照片杂志，后来都不必你外公亲自动手了，所有的历史问题都会提前解决。讲到这，外婆极为罕见地批评起了女明星，说她都退出影坛了，竟然比拍电影的时候还忙，经常不在家。她新婚的那一年，神出鬼没的，完全没有当太太的模样；后来怀了小孩，才算安定下来。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年，抗战眼看即将胜利，然后某天夜里，日本宪兵突然冲进兆丰别墅，把女明星的先生抓走了。
抓他的理由没有公布。上海滩的小报记者消息多灵通，但是在抓捕之后的几个礼拜内，全部失声，唯有一份电影杂志婉转地透了一点消息，说某某某突然失踪。而女明星呢，每隔几天就抱着小孩去杨树浦日本沪东宪兵队探监。一个月后，日本宪兵又冲进了兆丰别墅，这次把她也给抓走了。
外婆是眼睁睁看着女明星被宪兵带走，离开的时候没有交待一句话，连一个眼神都不舍得给她。外婆直到他们走远了，才敢上三楼探探情况。很奇怪的，外婆说，他们家的用人不见了，小孩子也不见了。我说，外婆，你讲慢一点……我想一想……日本人要抓的人，肯定是抗日的，难道他们是地下党？外婆说，有可能。我说，我们这边的？外婆说，不清楚。我说，那边的？外婆说，都有可能。
这个问题其实早在抗战胜利以后，就被上海的报刊杂志广泛议论过了，都说她是地下工作者。我后来在上海图书馆馆藏的老报纸里见过这样一条报道，是曾经编排女明星肚皮通货膨胀的那位记者写的，说某某某“由夫君领导正式参加了神圣的地下工作，以刺探敌伪情报为职责，建功殊伟，后被敌伪宪所逮捕，遭禁达两月，受尽酷刑毒打，夫妇二人，深明大义，坚不吐露真情，旋经保释后，入医院疗养”。
望文生义，我推断女明星的先生当年是她的上级。可是这个细节外婆当年在绿皮火车上并没有讲过。外婆只记得女明星重回兆丰别墅是一九四五年六月的事情，除了那个用人，一家三口都回来了。我问外婆，你问她了吗，到底怎么回事？外婆说，我没问，我觉得即使我问了，她也不会讲实话。她见到我，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我没事，你别担心。后来我才发现，他们一家虽然被释放了，但是日本人一直盯着他们，他们出门都有暗梢跟着。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女明星一家谨小慎微，不轻易与外界接触，直到那年的八月，日本人投降。
胜利后，女明星完全变了一个人。她当时在社会上拥有极高的声誉，大家都期待着她能够重返影坛。当时的电影界，一方面非常缺人，另一方面，还在不断地把人往外赶。社会上弥漫着清算的肃杀之气，很多电影明星成了问题人物，他们曾经帮日本人拍过电影，有的甚至拍摄过宣传大东亚主义的汉奸片。如果真要清算的话，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被太平洋战争给拖下水的，因为在那之前，他们还能躲在租界里独立拍摄，可在那以后，日本人占领了租界，电影公司都被敌伪接管。为了生活，很多人都会拿这个理由为自己辩护，可是女明星偏偏在那个节骨眼里息影，所以她在胜利之初就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例外，再加上地下工作者的殊荣，想请她出来拍片演话剧的人很多，但是她始终没有答应。
电影公司后来筹拍抗战间谍片《天字第一号》，她是女主演的首选，导演、编剧、电影公司的老板一一登门拜访，她却婉言谢绝，说自己在被日本宪兵扣押的时候受了酷刑，嗓子坏了，失去了往日的甜美，无法再为观众服务。她讲述这个理由的时候，嗓音还是那么可人，可是她的态度明摆着，旁人劝不动。没有新片，各地就展映她的老电影，她的旧作里有一半以上是古装片，此番重温，有些观众恍然醒悟，原来那些电影里包含了抗战的味道，譬如有一部以林冲为主角的水浒电影，她在里面饰演林娘子。“她是我们的抗战英雄。”当年的报纸上，经常这样写她。也怪她没什么新闻，写来写去就是说她深居简出，外头各交际场所绝少走动，一天到晚孵在家里，带带小孩子，一本正经地做起了贤妻良母。
外婆说，那时候我跟她一样，在家里带孩子，有空的时候，她会叫我上去陪她打麻将。我说，没别的事情？外婆说，有时候呢，陪她去新雅喝咖啡，逛逛街，买点衣服。我说，这倒是太太过的日子。外婆说，是呀，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我说，没有离开上海？外婆说，一直待在上海。我说，那应该是南京那边的。外婆说，未必吧，当时的地下工作者很多人都拥有多重身份，你怎么知道她不是深入敌营的同志呢？我哦了一声，又问外婆，她没有重返影坛？外婆说，没有，但是我总感觉她其实并不情愿人家真的将她忘记。外婆这样讲，自有她的理由。女明星在面对报刊造谣时有着一种异于常人的冷静与宽容。有些新闻阮玲玉读了会想不开，但是她却能够坦然面对。有时外婆在报纸上读到一些非常夸张的诽谤，实在是气不过，就跟女明星讲，外面这样诋毁你的名声，你怎么不发声呢？让记者帮你澄清一下，或者自己登报发个启事。可是女明星却说，随他们去了。于是，在胜利后的几年间，报刊上面每隔几个礼拜就会放出风声，说女明星预备复出，说她写了一个剧本，要把她和她先生蒙难的事迹拍成电影，还有的说她计划组建一个剧团。这些新闻统统没有下文。
她还是很享受当明星的这种感觉的，外婆说。我说，她跟你讲的？外婆说，我猜的，我们从来不聊这些，但是我知道胜利以后她为一些杂志写文章，写的都是她以前拍电影时的轶事、趣事，如果你读了那些文章，你大概也会那么想的。我说，外婆，你讲到现在，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外婆这次终于没再敷衍我，给了我三个名字，但是那些名字太过普通，都是张红、陈芳、刘娟这种比比皆是的大众面孔，叫我在茫茫的文献里如何分辨呢？外婆说，我前面不是跟你讲了嘛，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经历，你就根据我讲的这些经历，翻一下旧上海的报纸杂志，你要是能帮我找出几张她的照片，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我说，就找几张照片？外婆说，对的，最好是彩色照片。随后她向我推荐了几本杂志，譬如《弹性姑娘》《春色》，还有许多电影刊物。我说好的，等到了上海，我们抽一天去图书馆翻老杂志。她听了，恢复到以往的模样，沉默了，又喝了一口热水。
“外婆，你的这位女朋友，解放之前是不是去了台湾？”
“她没去台湾，留在了上海。”
“那她现在……”
“我不知道。”外婆说自己最后一次见她是一九五一年，初夏的某个晚上，她来道别，说要离开上海了。外婆问她要去哪里，女明星说还没有决定，打算跟先生先回一趟老家，到时候再说。外婆随后给她写了一个地址，说我也打算跟先生回老家了，以后记得给我写信。女明星收下地址，然后问外婆讨一件东西——她想要一张外婆的照片。外婆回屋里，翻出她和外公的结婚照，送了一张给女明星。次日清早，女明星一家离开了兆丰别墅。外婆说，我跟你外公，还有你大姨、你妈妈，在上海又多住了两日，随后回了你外公的老家。
“然后呢？”我问。
“然后我就跟她失去了联系。再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
火车正在进站，咔哒咔哒的声音在无尽的重复中变得缓慢，窗外的站牌在缓慢地接近。那个人，她想必是改了名字，改了一个没有历史的名字。她有那么多重的身份，每一重身份都拥有一个专属的名字，读大学的她，当舞女的她，从影之后的她，她一直在变。说完，外婆喝了一口热水，视线挪向窗外。火车停了。
“苏州到了。”外婆嘀咕道。
“嗯，苏州到了。”
“你外公的老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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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初夏，我与外婆坐了一下午的绿皮火车。抵达上海之后，一切都与我预想的不同。我原本以为外婆铁定会拉我去上海图书馆查资料的，不敢说非得趁此良机把那个任务攻克，最起码，我得在旧社会的文献里泡上几天工夫茶。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确是在上海喝了不少茶，去过城隍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绿波廊的雅座点了一壶铁观音，几碟点心，看九曲桥的人潮、湖心亭的鱼群。我们在上海度过的那一周是非常纯粹的享乐，就连逛四马路的时候，经过几家旧书店，我问外婆，要不要进去淘淘旧社会的杂志，外婆摆摆手，说，任务我都交代了，这事情不着急，以后你看着办吧。还说，你现在的任务不是调查，是陪我吃喝玩乐。
就我的印象，那年的上海之行是外婆晚年仅有的一次远行，也是我与外婆最亲近的一段时光。以往，我们的交流似乎无可避免地被一些磕碰所影响，可是远离了家乡，某些障碍物也随之消失。人在异地，藏在心底的秘密似乎都在通货膨胀。在一个晴好的下午，外婆主动带我去了兆丰别墅——那地方居然没改名字，不像极司菲尔路、爱多亚路、光华大学什么的，统统成了历史的尘埃。兆丰别墅的弄堂洋房还在，我在那里听了许多外公的故事，他与外婆的恋爱史，有些细节，听得我都红了面孔，有些情绪，等到我们离开兆丰别墅的时候，害我掉了眼泪。
外婆又离开了上海。几年后，老太太故世。
我那时正在上海读研究生，几个月后，我毕业了，选择留沪工作，然后成家。我和先生在兆丰别墅租了一套房子，客厅的墙上后来挂起了外公外婆的一幅婚纱照。那是一张经过修复的彩色照片，横构图，原图就是彩色的，出自上海图书馆馆藏的一本民国电影杂志，我请了专人帮忙电分扫描，然后冲印、裱框，挂在我们的家里。说起来，能够找到这张照片，多亏了另一本舞女杂志。一切恰如外婆在那年夏天叮嘱我的那样——当时，绿皮火车正在减速进站，上海这座城市头一回真真切切地进入了我的世界——外婆说：“如果真要查的话，你可以从《弹性姑娘》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