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睿，北京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毕业。曾在本刊发表中篇小说《斗地主》，获2019年《北京文学》优秀中篇小说作品；也有作品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选载，获2021年《北京文学》优秀选载类作品。曾获《当代》杂志首届年度青年作家，作品入选2021年“城市文学”排行榜及各类年选集。
娱乐圈狗仔，一个并不光鲜的身份，却能随时爆出八卦挑起吃瓜群众的狂欢。小说带你揭开狗仔们的面纱，围观他们的梦想与追求：一部能照见人心的机器、一个不被遮掩的真相。在狗仔职业沉浮的背后，不只是一个正在转型期的娱乐圈，还有“活过的刹那”发出的光泽。
发明家
孙 睿
01
挂着长焦镜头的相机像门小火炮，就在手边，我们已经在别墅区门口趴了二十三个小时。第二轮贴的暖宝也在变凉，仪表盘显示车外零下六度，车里更冷，晒不到阳光，不能总开着空调，太费油。我又拿出几袋暖宝，撩开衣服，揭下旧的，换上新的。腰、肚子、肩膀都贴上了，还脱掉鞋，贴了专门暖脚底板和脚趾头的。做我们这行，注重细节，讲究专业，不对自己好一点儿，就得挨冻。
太阳即将再度落山，昨天日落之时，我和小鲁跟踪一位知名男演员到了这里，在我们掌握的资料里，这是他的家。回家没什么特别的，能让我们这般吃苦受冻，都是因为他的车里还坐着一位不是他妻子的年轻女郎。男演员三十五六岁，已婚多年，妻子也是知名演员，此时她正在外地剧组，所以近期我们对这位男演员关爱有加，看他能不能耐住寂寞——这是我们“灵感”的来源，老大说当不知道哪儿有新闻的时候，就盯着单身男演员，效果都不会差。跟了几天，最终于昨天下午在工体的酒吧门口拍到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子钻进他的车。他们的车启动，我也驾车尾随，并通知了小鲁——他正在倒休，我俩这几天每人二十个小时轮班跟随着这名男演员——到时候他会守候在男演员家所在的别墅区门口，在车里支好相机，拍下男演员载着女子进入小区的一幕。
前两步昨天已顺利完成，第三步是拍到男演员和女子结伴离开小区，辅以男演员的妻子正在外地拍戏这一事实，那么一进一出这段时间里男演员和高挑女郎在他家里发生了什么，报道出来必会让人浮想联翩，如此一来，我和小鲁就算没白挨冻。
车里备足了充电宝、暖宝、口香糖、瓜子和漱口水，以及空“脉动”瓶，方便接尿。在车上吃喝拉撒睡是我们的家常便饭，职业所需。你可能猜到了，我是一名狗仔，文雅一点的称呼叫娱乐记者。某某某拍了电影，这不叫娱乐；谁谁谁发了唱片，也不叫娱乐；某某某和谁谁谁滚了床单，这才是娱乐。报道的时候，不仅要深知他和她是谁（或他和他，以及她和她）、他们从哪里滚来、滚完又去了哪里，还要细化到滚的时候脱下什么牌子的秋裤，这是老大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老大是个东北人，75后，20世纪末开始北漂，无论在阐述团队使命，还是探讨全球大事时，都是新闻体掺着北京话并夹杂东北腔儿，造句生动，生活气息浓郁。
我供职于一家民企，法人代表就是我们老大，别的公司职员都这总那总地称呼自己老板，我们就叫老大，显得亲切，又体现团队的战斗力。干我们这行，需要战斗精神。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发生着两种娱乐新闻，一种是上得了台面的，一种是上不了台面的。前者有发布会，请记者到场，塞红包，还有主办方写好的通稿和修过图的新闻照片，没有追求的记者和媒体把红包揣进兜里，直接发稿便可；后者则不会这么隆重地发生，都偷偷摸摸，我们是专门为后者而生的人。这样的新闻更具爆炸性，颠覆三观，一出来便是头条。
我们的下线是几家门户网站，他们会根据新闻吸引眼球的程度支付图片使用费。为了拍到一张这样的照片，我们会夜以继日守候在事发现场，辛劳程度胜过很多行业，所以这些照片价格不菲。具体能卖多少我也不知道，那是老大和网站的约定，老大只要给出够意思的年薪，苦点儿累点儿也都是分内之事，况且这也是我爱干的差事。
外面传被我们拍到的明星，愿出高价收购这些照片，遮蔽丑闻。此事不假，但我们老大有原则，不为五斗米折腰，无论对方开价多少，就是不卖。他说不能好事儿全让这些人占了，也让老百姓看看他们有多不堪，我们不会糟改谁，只是揭露事实。
对于明星，我们是在暗处的路人甲，藏匿在租来的不同款的车里，每次拍完，照片统一交给老大发布，换一种车型，接着偷拍下一位。那些被拍的明星都盼着我们老大早点儿死，也有人想做掉他。老大给自己和我们都上了高额保险，目前没有人用上，这么做是想让我们拍照的时候无后顾之忧，那些拍摄对象不好惹，能成明星的，都有些特殊能力，除自身业务好，性格也跋扈，保不齐真干出超乎想象的事情。不过在作风不正和杀人越货之间，孰轻孰重，明星们心里也有数。
我们两人一个小组，忙起来的时候二十四小时里总能有一个人睁着眼睛，另一个人倒班睡觉。我和小鲁一组，这次拍到男演员带女艺人回家，就是前后夹击的战术。小鲁是个退伍兵，在部队就开车，各种战术越野，车技了得，喜欢搞些刺激的事情，经朋友介绍来到老大的团队，揭明星老底极大满足了他的个人喜好。我也喜欢干这一行，因为这是能看到真相的地方。为了那一瞬间的真相，我会不分昼夜端着相机守候在暗处，等待着那些在电视上衣冠楚楚的人士，将毁三观之举不经修饰地展现在镜头前，然后按下快门。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我们不是狗仔，是抡起斧头开天地的盘古，在一片混沌中劈开一道缝儿。那一刻，无论是光，还是风，都从这个缝儿里进来了。
小学六年级，我的理想是当个发明家，发明一种能看透人心的仪器。为此，有了我的今天。
02
六年级下半学期开学不久，要交班费，每人一百块钱，包括即将去春游的包车费用和公园门票钱。全班四十九个人，收齐后，也是挺厚的一摞，班主任徐老师觉得装进兜里不方便，就把钱放在讲台上，上面压了两个粉笔盒，然后开始上课。这是上午的第二节课，下课铃一响，按学校要求，学生们应以最快速度冲到操场，站在自己班的位置，准备做广播体操。徐老师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忘了带走粉笔盒下面的钱，等想起来再回到教室的时候，发现钱上面的粉笔盒倒了一个。他拿起钱，一摸，薄了。再数，发现少了五百。把钱装进兜里，徐老师来到操场上，又清点自己班的人数，一个不少。
课间操结束，学生们有十分钟的休息，可以喝水、上厕所，听到铃声后又回到教室，准备做眼保健操。喇叭里响起音乐，学生们闭上眼睛，按广播指示，开始按揉脸上相应的穴位。第三节还是徐老师的课，他提前进了教室，当大家闭着眼睛做保健操的时候，在各排中间溜达来溜达去，似乎想发现些什么。眼保健操需要闭着眼睛做，除了已经近视真想治好眼睛的那几个同学会全程紧闭双眼，尚未被近视困扰的学生都眯着眼睛东瞄西瞧，想法给自己找点儿乐子。大家都看到了在桌椅间徘徊的徐老师，以为他在检查学生们是否闭好眼睛，等他走至跟前儿，赶紧闭眼，估摸走远，再睁开。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现徐老师不正常的，往日他也偶尔在课桌间溜达，但步频较快，从不为某个同学逗留。这天向我走来后，我觉得他应该走到两张课桌以外的地方了，眯着眼，余光瞟到他的皮鞋还在我身旁的地上戳着，便又闭了眼。过了好久再次睁开，看到他刚刚走到前面的一排，随后发现，他在每个同学的身旁都会稍作停留，我在“按揉太阳穴轮刮眼眶”的时候仰起头，手挡着眼睛，看到他驻足的同时，还会扭着头往每个同学的脸上看。
眼保健操结束，徐老师站回讲台，说刚才放在这里的钱少了几张，如果是本班哪位同学拿走的，现在承认错误并不晚，要是不好意思，可以下课后单独去找他，他会替这个同学保密。也可以更简单一点儿，当事人等没人的时候把钱放回到这个粉笔盒下面就行了，当什么都没发生过。说完这些，徐老师开始上课，继续讲《詹天佑》。他是班主任，也教语文。课堂气氛凝重。
下午放学前的最后一节课是班会，徐老师走进教室，我们坐在各自的座位上，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他走上讲台，没有说话，低头看了看粉笔盒所在的位置，然后轻轻抬开粉笔盒，我们的目光也落在那里，期盼看到什么。第一个粉笔盒下面什么都没有，徐老师又抬开第二个，还是什么都没有。我们和他一样失望。
徐老师说今天是周三，周五放学之前，他的承诺一直有效，原物返回可以视作没有发生。
五百块钱终归没有配合地跑到粉笔盒下面，也没有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钱是经徐老师手丢的，只能自己补上五百，交给学校。一周后的春游，徐老师毫无游玩之兴，好几次我想让他尝尝我带的咖喱味儿锅巴，看他绷着的脸，都没敢递过去。回到学校后，徐老师继续给我们开班会、留作业，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一样，然而我们都知道，班里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五百块钱是我们的父母辛辛苦苦上半个月班才能挣到的。那时候我们每周会写一篇作文，上学期秋游后已经写过关于秋游的作文，这次春游没再被安排成作文任务，给出的是一个新题目：《我的理想》。此前我的作文一直不大好，但这篇交上去后，徐老师竟然给了“优”，还让我在全班朗读。我扭捏而得意地站起来，大声读道：
“……有人说要做望远镜，看到人类的未来；有人说要做显微镜，进入更微小的世界；而我的理想是发明一面‘心镜’，能看到每个人在想什么，这样，就能知道班费那五百块钱是被谁拿走的了。不仅如此，还能帮助警察叔叔把全世界的案子都破了，到时候，没有人敢犯罪了，地球将成为一个安全和平的星球！”
我得意的地方在于，自己终于会在作文里使用分号了。意外的是，等我读完，同学们竟鼓起掌。在这突如其来的掌声中，我天真地认为作文中提及的那个设备，随着我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越来越多，真能发明出来。我甚至做好随时将科研进度向徐老师汇报的准备，早日帮他揪出拿走五百块钱的人。
没想到第二天，徐老师没有来学校，语文课临时改为数学课。后来几日徐老师也没有出现，班主任一职和语文课改由另一位女老师负责。传言陆续抵达班里，说徐老师的工资都交老婆保管，为了补上那五百块的亏空，放学后他去社会上做家教，晚上冒雨骑着自行车回家，被雨刷器坏了的大卡车撞倒，腰椎骨折，无法坐立和走动，只能卧床静养，等待骨头长上。这让我更坚定了自己的理想，认识到发明“心镜”的重要性，一定要查出让徐老师遭受不幸的罪魁祸首。
后来直到小学毕业，也没再见过徐老师。伤筋动骨一百天，不到一百天的时候，我们就从小学毕业了。
进入中学，我的身体迅猛生长，心里被更多新东西填满，发明“心镜”的想法烟消云散，这也跟我掌握了更多科学知识不无关系。我的绝大部分精力被更务实的想法占据，比如怎样让家长给我买一双酷炫的篮球鞋，怎样能不丢人地让隔壁班的那个眼窝深邃的女生知道我喜欢她。直到2003年愚人节，张国荣跳楼的消息传来，像一记春雷，在我们这些MP3里存了那么多他的歌的学生中间炸开。我瞬间又被拉回到发明“心镜”的理想上——他已经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还跳楼呀！
两个月后高考开始，我在志愿表里填了新闻专业。比起那些看到名称倒也认识这些字，但不知道学了毕业后能干什么的专业，“新闻”俩字让我有安全感，也让我再次触碰到自己的内心。我认为，当一名记者就有权利去了解那些匪夷所思事件背后的真相了，对此我抱有极大的兴趣。
最终我考上省城一所有新闻专业的二类本科，大三的时候，辅修了摄影。既能拍也能写，一条龙把新闻做出来，才是未来记者的出路——这是老师在课上告诉我们的。那时候我隐约认为，或许照相机就是我看清人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的仪器——人这种二十四小时都不闲着的生物，有白天黑夜，有人前人后，也有正反面。
毕业后，我进了省城的日报社，跑文娱新闻。工作不是自己找的，大四实习的时候，我先去了我们省的门户网站，负责国际新闻，每天值夜班，把北京时间深夜发生在国外的大事从雅虎、CNN、每日邮报等网站搬运到我们的网站，翻译成中文，干了半年，混成熊猫眼，最终还是未被留用。在我深夜里摔了几个啤酒瓶、给家里打过若干次电话后，爸爸短信给了我一个地址，是省日报社所在地，让我去面试。半个月后，我有了工作，也有了新的认知——找工作不是真的去应聘一份工作，而是找人，找到人，工作也就有了。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周末，我回了趟老家，请父母下了馆子。我爸喝高兴了，嘴没把门的了，透露出我的工作是他花五万块钱托人搞定的。
回到报社，我努力工作，想摆脱这一事实对我的干扰，只有做出漂亮的报道，在报社食堂吃饭时我才能放松起来。省内的文化事件不像北京上海每天都在发生，也没有太多具有新闻价值可深挖的文化人物，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例行跑会、采访、发稿，这样的工作不会出什么彩，更不会出什么错。
但还是出了问题，问题出在我拍到点儿“不一样”的东西。那是一个电影剧组来我们这儿取景拍摄，发布会也在这儿搞的，上午十点在新建成的希尔顿酒店，主创都露脸了。女一号十年前演过一部婚恋电视剧，现已是家喻户晓的明星；男一号是个唱歌选秀出来的85后，跟我年纪一样，去年获得选秀亚军，在戏里是女一号的弟弟。剧组为我们提供了这部电影的介绍文字和演员的定妆照，主创们每个人做了简短发言，到场媒体结合自身需求问了定制问题，本省的一份妇女报问了女一号如何看待女性乳腺健康，一本社址也在省内的大学生杂志问男一号当代青年应该树立怎样的理想。女演员的回答了无新意，说少喝酒不吸烟不熬夜是女性对自己的最大关爱，男演员说的也是类似能从所有地方听到的那种话，然后发布会就结束了。我正常发了稿，又投入到每日庸常的报道中。直到有一天，我下了班去参加大学同学的生日会，凌晨两点背着相机包从KTV出来，打车回我租的房子路上，看到了一对特殊的身影。
当时出租车行至电影院门口，空荡荡的街道上，一男一女刚好从正门走出。此时恰逢中国电影的低谷，这座城市的四家电影院只剩下这一家，其余都变成二人转剧场或撤去座椅改成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这家电影院除了正常放映近期电影，也有一个小厅放通宵录像，用的是盗版DVD。文化局对此现象并不干涉，电影院创收是为了给职工发工资，职工的人事关系都在文化局。一男一女走出深夜的录像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的目光能被吸引过去，是因为那位女士在这种夜深人静的时候鼻子上还架着墨镜并头戴一顶男款棒球帽。定睛一瞧，二人正是前些日电影发布会上的女一和男一。此刻他俩并没有什么特殊动作，我的手还是下意识伸进相机包。刚把相机攥在手里，男演员点上一根烟，递到女演员面前，女演员一伸脖子，把烟叼在自己嘴上。我赶忙举起相机，让司机减速，透过尾部车窗，对着那个方向一通按快门。司机是位五十多岁的大叔，听到咔嚓咔嚓的快门声，问我深更半夜有什么可拍的？我让司机过了前面的路口靠边停车，然后藏在座位靠椅后面，等待车后的那对男女走近。司机透过后视镜大概知道了我在拍什么，放低声音问我，是不是帮人捉奸的私家侦探？我笑问，你了解这一行？司机说，电视剧里看过。
那对男女走近，手已经拉在一起，都被我用长焦镜头拍下来。他们在路口拐了弯，向希尔顿酒店的方向走去。司机问我要不要跟上去，我当时挺害怕的，拿着相机的手颤抖不已，也掺着兴奋。我说不用，去希尔顿酒店。说不上哪儿来的灵感，我有一种到了那里还会拍到什么的直觉。那时候这座城市到了夜里能去玩的地方很少，KTV、台球厅和网吧当然也早都有了，但人多易暴露，估计不是这位女演员的菜，所以他们只能回酒店。既然发布会是在希尔顿开的，想必希尔顿和剧组达成合作，按这两位男女演员的身价，应该也会住在希尔顿。
司机拉我到了希尔顿的大堂门口，没等停稳车，又主动将车停进车位里，特意选了有树的位置，正好遮蔽了路灯的光线，隐蔽性好，还能看到酒店的院门，他不无得意地说：我也有干你们这行的素质吧？酒店独门独院，墙外的街道上早已阒无一人。我掏出一盒烟让司机留着抽，叫他熄火并继续打表。司机抽着烟说，干这个成本挺高的吧，光车费就得不少钱，是不是收费也高呀？为了对我即将拍到的东西保密，我只能顺着司机的思路说，我说高不高也看跟踪什么人，有时候也接比较平民化的单。聊着聊着，目标出现，走到酒店院门口，两人拉着的手松开了，幸亏我快门按得及时，还将印刻着酒店名称的那块大石头拍在前景，这是我在摄影课上学到的构图方法。一张应有尽有的照片诞生了，“A和B深夜牵手回酒店”，我想若配以这样的标题，应该是一条还算轰动的新闻，A比B大十五岁，姐弟恋在当时颇具话题性，A两年前和另一名年龄相仿的男演员分手，一直空窗期，如今有了新恋情，哪怕是“露水夫妻”，也值得老百姓茶余饭后聊上一会儿。我终于抓到了不是让人看完就忘的新闻。
看着两人往酒店大堂走，出租车司机说，这对野鸳鸯挺有消费能力呀，跟踪他俩应该收费不低吧？顾不上多聊，我不停地拍着，长焦镜头有将远处人物放大的效果，我在镜头里看到女演员径直进了酒店大堂，男演员则颇有默契地停在门外，点上一根烟，抽得只剩烟头，故意耗了会儿，才步入大堂。
还等吗？司机问我。我说不用等了，然后掏出张一百块钱给了司机——计价器上的数字是五十多，这座城市小，起步价也低——让他不用找了。这位的士司机见证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何为记者，如果有两百元面值的人民币，我也愿意掏给他。
收下钱，司机问我一会儿去哪里？我这才意识到，不能就此下车，司机说他也打算收工了，可以先送我。我让司机开到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洗印店，盯着师傅把数码相机里的照片洗了出来——按报社流程，我应该将照片和新闻稿传给编辑，他看完再让主任审，但这个新闻太特殊了，我不知道编辑看完会如何处理，决定天亮后拿着照片和打印出来的稿子直接去找主任。
凌晨五点，照片洗好，我也手写出新闻稿，用洗印店的电脑打印了一份，然后找了家麦当劳，点了汉堡和咖啡，坐等天亮。怕一睡就睡过去了，我要第一个把待审阅的新闻放到主任的办公桌上。窗外尚未泛白，我感觉这一宿都是亮的。
主任看到照片后先是一笑，说真没想到呀！然后说，我们是日报，晚上的事情少报道为好。我说这些恰恰才是老百姓感兴趣的事情。我还记得两位当事人在数日前的发布会上对记者说的那些话。主任说这种新闻不是我们报纸的风格，也没必要招惹他俩，万一起诉报社怎么办？我说我们没有违反新闻法，如果他们起诉，等于帮咱们报纸打广告。主任说，咱们报社建国初就有了，用不着别人打广告，关键是这东西到了总编那里也过不了审，如果非要送，你自己把稿子和照片拿给总编看，这条新闻特殊，不算越级。一想到总编每次主持会议说的那些话，以及无论什么颜色的衬衣都会被他塞进裤子里的形象，我就打消了继续送审的念头，问主任那照片怎么办？主任说只要不发在我们的报纸上，怎样都行。我收拾起桌上的照片和新闻稿，准备离去，主任叫住我，安抚说，咱们报纸的格调，你得慢慢适应。
我又不适应了几个月，当薪水拿够五万的时候，提出辞职。我不能没了工作，还让家里搭进去五万块。正好这时期家里换房，我把手头的钱给了我妈一半，让她尽量买个大些的房子，然后带着剩下的一半钱，来了北京。
上火车之前，我已经给网上能搜到的正在招聘的北京媒体都投了简历，并接到三个面试通知，所以买火车票的时候没有半点儿犹豫。
03
面试的第一家媒体就是老大的团队，确切说他们并不是媒体，只是为别的媒体提供内容，即供货商。招聘信息的文案出自老大之手，自称“北京某著名媒体”，说来到这里工作，从此会对同行业的其他工作视而不见，因为在这工作带来的满足感，浓度极高。
电话里我问他们究竟是什么媒体，联络人说电话里不方便，见面会告知。面试官就是老大，他介绍这个团队做出来的新闻只提供给日浏览量过亿的门户网站，小网站给多少钱也不会卖给他们，因为要的是新闻放出来后像氢弹爆炸般的效果。最近一年比较轰动的几条娱乐圈新闻都是他们曝出来的，对这个团队我也有所耳闻，所以自称著名媒体也不为过。老大也问了我的情况，并看了我被前任领导否掉的稿子和照片，冲照片上的两个人冷笑了一下，若无其事地说现在这俩人已经分了。我听完一惊，问他为什么不报？老大说，这种正常恋爱然后分手的事儿在娱乐圈算不上新闻，要报就报不正常的，比如现在这男艺人又找了一个男朋友，老大的团队已经盯了他一个月，这会儿团队的人还在机场守着呢，今天男艺人深圳拍完广告回北京，看他是不是下了飞机直奔男朋友家。我觉得北京我来对了。
老大说进他的团队，一发不了财，二会比较辛苦，熬夜是日常，车里一窝就是一宿，问我吃得了这苦吗？我说，不觉得这是吃苦，如果自己就喜欢干这事儿，过程是享受的。老大笑笑说，未必，先留下试试吧！
就这样我在北京落了脚，另两家媒体我都没去面试。老大提供住处，给的底薪不高，主要靠业绩奖金。团队的人都住在位于顺义的一户农家院里，离机场近，方便去蹲点。院里有座二层小楼，每人一个房间，大家盯梢对象不同，有人白天出门，有人凌晨出门，多半个娱乐圈的秘密被掌握在这座农家院每个房间的相机里。
每次拍到什么，统一把卡交给老大，他会处理那些照片——卖给网站或暂且按下放长线钓大鱼。老大打小就在演艺圈里混，熟知戏子们的禀性，有耐心且善于和他们周旋。
老大他爸是当地剧团的团长，不仅负责团里的节目质量，还负责团里女演员的工作调动，为此捞到很多肉体上的实惠，久而久之，老大他妈知道了。老大的妈也是剧团里的戏曲演员，年轻时候唱刀马旦，生了老大喂完奶后腰不如从前，命运使然成了老旦。就是这时候，剧团改革，老大的爸在不到四十岁的时候便当上了团长，一边抓剧团建设，一边将注意力从家中“老旦”的身上转向团里的“青衣”和“花旦”那里。头一次两次发生得悄无声息，三次四次也弄不出什么动静，五次六次墙就不那么隔音了，七次八次小道消息开始在剧团内部流传，到了第十次就传到了老大妈妈的耳朵里。过了十次，老大的爸上瘾了，被老大的妈堵在门里也停不下来，顶风作案奔二十次去了。老大的妈也闹过，甚至用上舞台上刀马旦的绝活，无济于事，老大的爸老实半个月又出去了。老大的妈没有提出离婚，毕竟团长级别的三居室比单身宿舍住着舒服，她采取新的回应方式，也开始出去——唱刀马旦之前她也干过“青衣”，稍加捯饬，犹存的风韵便醒目地从剧团大院的众人眼前掠过。有些急迫的男性顾不上思虑团长夫人这个身份，甚至有人恰恰因为这个身份，想求团长办事，才配合地冲他夫人迎了上去。家中的两个中年人在人身自由上达成某种默契，这一切被正值青春期的老大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第二次高考失利后的暑假，老大把积压多年的愤懑与迷惑写成一部十五万字的章回体小说，叫《剧团魅影》，发在“天涯“连载，记录了从他记事起发生在剧团大院里的种种轶事奇闻，小到邻居叔叔趴女厕所、女演员晾晒的内衣不翼而飞等琐事；大到一对中年夫妻在赶往各自偷情的路上发生自行车相撞事件，最后两人在大雪中同心协力修好自行车各奔前程等充满戏剧性的场面。内容新鲜热辣，因有太多真人真事而细节生动，且以孩童视点描写这一切，充满趣味并发人深思。有敏锐的书商在连载尚未结束时便捕捉到这部作品的商机，跟老大签了实体书出版合同。一年后这本书卖了十万册，二十岁的老大在第三次高考失利后成了存款比父母多的人。他并没有张扬自己出书的事儿，出版用的是笔名，每日仍忙于外出的父母并不知道儿子身上和内心发生着什么，只是询问他是否还要继续复读。老大说不考了，父亲问他打算干点儿什么，可以给他在剧团里安排个不太累也不怎么需要技术的岗位。老大说他想去创作部，写剧本。父亲说把你的作文拿来给我看看，老大回到自己屋，从抽屉最底层翻出《剧团魅影》这本书，想了想又塞回去，空着手走出来，告诉父亲，目前没有拿得出手的作文。父亲说，没关系，那也可以进创作部，我来安排。说完父亲又出门了。
这个时候书商又找到老大，想让他改写一本书，原版书是书商在香港书展上买来的，写一个刚刚过世的香港富商跟十几位女性的往事，这些女人里有港姐，也有港星。书是繁体版的，书商想出个简体版在大陆卖，又不想支付版权费，就打算让老大把这本书用他自己的腔调重新叙述一遍，书商在《剧团魅影》里看出老大独具的一种笔法，擅于营造江湖凶险水深叵测又柔情蜜意的氛围，特别适合讲述这类故事。老大觉得不妥，问会不会侵犯版权？书商说，哪有什么版权，港版的作者也不过是根据香港八卦杂志上的花边新闻写就此书，虽不乏主观臆断，但人物关系全部属实，并非空穴来风，有历史依据，历史人人有权探究。来吧，先给你三万块预付。书商在电话里发来邀请。
父亲再回来，告诉老大，明天可以去创作部上班了。老大说，我又想去北京了。父亲说，在咱们剧团这个院，我好使，出了这个院，我说话就跟放屁似的。老大说，那我自己去北京试试。
老大在北京第一个睡觉的地方，是书商办公室里的沙发。每日醒来，他跟着员工一起吃盒饭，吃完就将自己抛进港商数十年的情史中，数度落泪，最后写出香中泛雅艳而不俗的三十万字，是港版字数的一倍还多。书被分成上下两册推出，征订热烈，加印不断。书商借势扩大宣传，各种渠道散布消息：大江南北狂销一百万册。却好景不长，三个月后，书商的传真机上接到一纸诉状，书中提及的三位已过中年的女港星联手起诉了书商，说他侵犯了她们的隐私，但未提及那本港版书，因为香港的出版社在图书上市前已经拿到她们的授权，当时她们觉得自己出现在港商的传记中是给自己镀金。现在大陆版号称销售一百万册的消息传至香港，三位女当事人不懂何谓“注水”，认为真的销售了一百万册，有利可图，便以内心备受困扰为由，索要精神损失费三百万元。书商认为隔得远，对方的胳膊伸不到这边，没理这茬儿。但对方不撤诉，书就没法卖，订货商纷纷退货，一箱箱图书积压在库房开始长毛。加上之前出版的两本书也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书商一气之下关掉公司，自己去一家新创刊的报纸当文娱主编了，也带上老大，让他当记者。
创刊之初，为了在京城众多报纸中站稳脚，书商主编要求记者们拿出的稿子必须抢眼球。于是这家报纸的文娱记者成了文化活动最不愿意请，也必须得请的媒体。因为这些记者在发布会上提的问题总会让当事人头疼，现场气氛搞得很紧张，发出来的稿子却最受网络媒体欢迎，竞相转载，对传播活动很有帮助。这些稿子都有一个特点——迎合了读者的低级趣味和险恶用心。书商主编说，写稿子不要拿腔拿调的，做报纸是给人看的，先要弄明白人是什么，想想自己的德行，扪心自问，然后再写。
报纸做了两年，在文娱领域成了北京独具特色的一份报纸，书商主编接到名牌出版社的邀请，总编辑空缺，让他来干。书商主编应邀前往，他认为报纸的生命力只有一天，图书的生命力是一直下去的，更愿意做书。临走前，想让老大跟他一起走，老大也表达了自己的追求：还是愿意做新闻，更直接。老大留下了，报纸新上任的主编是另一种风格，尺度越收越紧，老大写完的稿子屡屡被毙，他索性直接发给网络媒体，也不要稿费，只为了让自己的文字见天日。用了几篇后，网媒不好意思了，觉得付出劳动就应该有所得，自身也不差钱，就每月给老大开一笔钱。老大又不好意思，觉得这边拿着报社的工资，自己满意的稿子却给了外面，索性辞了职，做自由记者，对谁都不亏欠。老大就这样单枪匹马干了起来，经过七八年的发展，陆续扩充队伍，成立了现在的“给你真相工作室”，成了明星们的肉中刺、眼中钉。
老大在酒桌上给我们讲这些往事时惟妙惟肖，毫无讳忌。他说，所以我们干的事情并不是娱乐八卦，是在理解我们的父母以及我们未来可能变成的那个人。说到这儿，大家都举起酒杯，齐敬老大。老大摆摆手，把相机摆到桌子中央说，一起敬它！
04
加入“给你真相工作室”后，我先被分在“生老病死”支部，就是负责追踪明星生娃、生病和死掉。另一个支部叫“吃喝嫖赌”，顾名思义，就是在明星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及时拍下——这需要穷尽各种办法。这两个支部的名称，涵盖了人生的全部，起点是出生，中途是玩乐吃喝，插曲是老病，终点是死亡。
我第一次外出采访，就挨揍了。那是一部电视剧收视率创新高的发布会，卫视频道首轮播出刚刚结束，为了二轮卖片价格高一些，制片方召集了这部剧的主演，弄了一个庆功会。摆了十桌酒席，请了记者，还叫来一些同行。来的人里有一位中年男演员，曾经很火，事业高峰期迎娶了年轻貌美的女演员，三年后两人离婚，他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如今成了一个看上去有些水肿的中年男，偶在电视剧里演演不得志的父亲或窝窝囊囊的职场科员。上周他的前妻刚刚宣布升级做了妈妈，发了一张抱着新生儿的照片，一脸幸福，传遍全网；现在看到他，我突然萌生了采访一下他的念头，这也是“生老病死”的一部分。我端着酒杯，来到他们桌，先敬了一杯酒，说我是看着他的戏长大的。他很受用，跟我碰杯喝了。然后我问，上周您的前妻喜得千金，对此您有什么祝福的话想说？顿时他的脸色就变了，然后我的脸上就被泼上了茶水，是那时期流行喝的铁观音，一股清香，还好不是很烫。你他妈的有病吧！男演员身旁的一位男歌手怒吼着冲了过来，一把给我推了个跟头，刚刚的茶水也是他泼的。我站起来，报上身份：我是记者。打你丫个狗崽子！男歌手揪住我的衣领，二话不说，照着面门就是一拳。鼻子一酸，有热液流了出来，我知道是鼻血。然而并没有感觉到疼，我想的是，哪怕没有采访到男演员对前妻当妈的感受，至少有了他的哥们儿为他挺身而出的事迹，也是一条由“生老病死”引发的新闻。
两个小时后，一条标题为“前妻为人生女，兄弟为他插刀，XXX的愁与乐”的消息上了A网站的首页。XXX就是男演员。我受到老大嘉奖，他说采访逻辑的背后，透着对何谓人的好奇与探索。我没想到老大能把这事儿上升到这种高度，这是往好听里说；往难听了说，不过是用自己的龌龊和幸灾乐祸心理去绑架别人，想看热闹不怕事儿大。我鼻子里还塞着止血棉，有点儿明白自己是个什么家伙了。
我在“生老病死”接手的最后一单，是跟踪一名刚刚年过五十身患肺癌的男高音歌唱家。前一年多明戈来华，两人在私人酒会上即兴合作了一曲，对飙高音，你来我往，不分伯仲。视频流出，该歌唱家迅速蹿红，年底又登上春晚的舞台，一曲嘹亮的春天狂想引领全国人民喜盼春日，也把自己推向艺术生涯巅峰。天妒英杰，没想到春天真的到来时，被查出肺癌，不能再唱歌了，低调住进北京某医院。老大得到消息，让我拿上相机去看看。晚上我拎着果篮来到医院病房呼吸外科所在的楼层，找到前台护士，说，我是歌唱家的朋友，请护士帮我把这个果篮和贺卡明早交给歌唱家，现在太晚了，我不想打扰歌唱家休息，明天一早我要出差。护士答应下来，于是我也证实了歌唱家确实住在这医院。老大派了一辆黑色的捷达，这是当时最不起眼的车，停在离住院楼不远的地方，供我安身并藏身。终于在第二天下午，我等到歌唱家下楼，他在老婆的陪同下去照相室取片子，回来时手里拎着装CT打印片的塑料袋，脸色苍暗，步履沉重。我在黑色的捷达车里按下了快门。
第二天，歌唱家因病住院的新闻全国人民皆知。稿子出自老大之手，称歌唱家不幸患上恶性疾病，独家首发在B网站后被各种网媒转载，总点击瞬间过亿。为什么老百姓爱看这种新闻，我也想不明白，就是感觉人有时候对人挺狠的。
歌唱家第一次手术也是我拍到的。他一直没有离开医院，我觉得应该是在等待手术，如果做的话，会是当天的第一台。于是每天早上八点半我会去手术室门口坐一会儿，终于在五天后，看到歌唱家穿着病服进了手术室，我悄悄掏出相机。两个小时后，手术室的灯灭，歌唱家被推了出来，我躲在楼梯间，透过铁门上方那块一尺见方的玻璃，拍下歌唱家躺在病床上已经从麻醉中醒来的画面。一个小时后，可能歌唱家的很多亲属都不清楚他做了肿瘤切除手术，关注娱乐新闻的网民已差不多都知道了。第二天，医院各楼门口多了一个牌子，写着：请尊重病人隐私，禁止拍照，违者没收相机。但是医院外面没说不能拍照，所以歌唱家出院的照片，我们也搞到了。前后半个月，我们就这事儿发了三条新闻，网站赚了无数流量。
接下来的那个春晚，歌唱家没有露面。听春晚栏目组的人说邀请了他，他谢绝的理由是身体欠佳，老大让我盯紧了。开春后，我[典][见]着脸又去了医院，换身行头，买了鲜花送到住院处，说我是歌唱家的粉丝，不知道他最近身体康复得如何？轮班的前台护士们说她们也不清楚，歌唱家术后就没再来过这里，复查的话也是去门诊，并让我把鲜花带走，指着一旁的纸箱说，那里装的都是给歌唱家寄来的慰问信，不良记者把我们医院也报道出去了，有一阵子天天都能收到信，这儿都快成歌唱家的传达室了。我还是把鲜花留下了，对白衣天使们为病人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然后乘电梯离开。
电梯到了一楼打开门，我站在里侧，随着人群往外涌，就在我最后一个走出去的时候，迎面站着的人让我心里一慌——剃了光头戴着帽子的歌唱家正在夫人和助理的陪同下，准备进入电梯。我的身体在空中进行了折叠，脚往前迈的同时，身子扭了回来，在电梯门即将关闭的时候，挤了进去。
电梯一路上行，每层都有人下，最后只剩下我和歌唱家一行人。三人没有说话，歌唱家半低着头，脸色蜡黄，助理手里拎着包括饭盆和水壶等生活用品，应该是又来住院了。此时距离住院部只有一层了，我称呼歌唱家老师，说老师您康复得怎么样？他扭过脸微笑着冲我点点头，由夫人代答：马马虎虎。我把双肩包背在身前，手揣在包里，握着相机，等待时机。电梯门开了，歌唱家的夫人让我先走，我说我还没到，说完才想起，这已经是顶楼了，赶忙抽出一只手，按了下层的按钮，谎称坐过了。他们三人便往外走，助理拎着东西走在前面，歌唱家居中，夫人殿后。他们走出去的一瞬间，我掏出相机，一顿狂按。三人听到快门声，扭脸看我，好在电梯门在缓缓关闭。没想到助理冲了过来，在外面按了按钮，电梯门又打开，我拿着相机，尴尬地站在里面。歌唱家不紧不慢走进来问我，之前几次的照片也是你拍的吧？我点头承认。歌唱家说，你们也挺辛苦，来我病房坐会儿吧，我今天二进宫。
夫人和助理办好手续，我随着歌唱家进了病房，双人间，目前是空的。我局促地站着，歌唱家说这里也可以拍拍。我知道这是奚落，摘下装着相机的双肩包，放在一旁。夫人洗了水果让我吃，我扭捏接过。歌唱家斜靠在床上，说自己现在很容易累，走几步就得歇歇。然后突然问我，你那相机能拍这里吗？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接着说，我想看看这里到底什么样了，已经切掉一半了，去年CT说没阴影了，今年怎么又钻出来了，比发豆芽都容易，我到底还能活几天，你看看我这样，还能活几天？说完歌唱家摘去帽子，露出光头，我不忍多看。歌唱家继续说，你们是不是希望全国人民看到我现在这样子，要不然把我这儿也拍一下吧，边说边撩开上衣，侧过身，露出右肋后侧一道一尺长触目惊心的疤痕。这是上次手术留下，这回不知道是把这条拉锁拉开，还是换个地方做条新拉锁——你说这道疤像不像一条拉锁？
在我看来那条疤更像一条大蜈蚣趴在那里，缝针的痕迹变成黑褐色的点儿，对称分布在疤痕两侧，像长了两排腿。我掏出相机，删掉刚才的照片，把相机递给歌唱家，让他检查。他说不用了，如果你们真想弄出新闻，会有各种办法。我说，至少不会在您生病期间挖新闻了，等您彻底康复，我好好报道。
歌唱家问我怎么向领导交代，我说还没想好。我开始盼着明星们未来一段时间频繁生出孩子，最好被老大派去跟拍那些事情，目睹了歌唱家的现状，继续发稿这种事情我也干不出来了，这无异于不打麻药就拉开那条“拉锁”。歌唱家让我留个电话，我认为他担心我出尔反尔，以便日后打电话质问。除了愧对老大，我心里坦荡，便写下电话，然后跟歌唱家告别，离开了病房。幸好有个女明星要去香港生孩子，老大让我提前赴港踩点——摸清哪家医院、选好拍摄位置，很快我又专注地投入到工作中。
差不多又过了半年，一天晚上我正在“狩猎”的路上，接到歌唱家夫人的短信。“猎物”是某位即将降落在首都机场的男明星，一周前网上有位素人女性自曝怀了这位男明星的孩子，他却逃避责任，没有娶她的打算，只是给了一笔钱，让她去堕胎；女人暴怒，将此事发到网上，男明星团队及时发声辟谣，并保留追究对方侵犯荣誉权的权利。你来我往，扑朔迷离，这一周老百姓饭桌上又有了新话题。消息传来：男明星会在晚上九点落地北京T3航站楼。又来活儿了，这位“生老病死”的当事人自打事件曝光后，尚未在媒体露过面，我们的任务就是让大众看到他，哪怕他对着镜头一言不发。
短信就是我在首都机场高速口交费时进来的，文字开头便自报家门，说是歌唱家的夫人，请我方便的时候去趟医院，越快越好，并附上病房号。我回问歌唱家近来可好——好的话就会在家待着而不是病房里了，他夫人说你来了就知道了，我回复今天晚一点儿便过去。然后一头扎进机场，等候目标出现。
我在那趟航班的国内到达出口对面二楼找了家面馆，坐在靠窗的位置，正好俯瞰到达出口。我试了试相机，长焦够得到那里，一会儿男明星从里面走出来，可以拍到他的正面和侧面。哪怕拍出来的照片很清楚，我们有时候也会故意调虚，让人物给观者留下一种行色匆匆或焦头烂额的印象，产生戏剧性的新闻效果。就在我摆弄相机的时候，老大来电话，让我撤，男明星并没有上飞机，临时改飞广州，跟朋友打高尔夫去了。老大已经安排了华南小组的人，明天去球场守着。我收工离开机场，直奔医院。
轻车熟路，先在医院旁的水果店装了个果篮，拎到病房门口。敲门，歌唱家夫人在里面开了门，眼睛红肿着把我让进屋。我走进病房，看到病床是空的，房里堆着歌唱家夫人收拾了一半的日用品。他走了。歌唱家夫人说。我一惊。随后问道：什么时候？夫人说，就是给我发短信前的半小时，遗体已送到太平间。说着掏出两页B5大小写满字的纸交给我，说是遗书，我可以拿去在媒体上公布。我又一愣，有些无措。夫人说，上回你删了照片，这回他支持一下你的工作。
我接过遗书，看了两遍。碳素笔书写，纸张纯白底色，字迹庄重而飘逸，通过执笔人对笔画的管理，仿佛能感受到歌唱家胸腔喉咙对音高的掌控和玩味，他演绎过的曲目在我耳边荡起。
夫人说，赶紧拿走吧，新闻不是讲究时效性吗？
我把遗书交给老大。老大半信半疑，说这玩意儿可不像新闻稿，咱们不能替当事人写，家属会起诉的。在我郑重地说这就是歌唱家亲笔写的后，老大没问歌唱家为什么能把遗书交给我，只说了一个：牛X！
十分钟后，遗书以图片形式首发在C网站。为方便阅读，编辑也将信纸上的内容转成电子版。因为是遗书，又成了娱乐头条，没有太多人关心遗者弥留之际的内心世界，点进去似乎只是为了确认网页不是空白的。
是年工作室团建年会上，老大喝得挺美，红头涨脸地对全体人员说，大家又在黑白颠倒、风餐露宿中度过一年，没办法，做娱乐新闻就是得尽全力把当事人背着人干的事情报道出来，越不想公开的，老百姓越想看；他早年就是靠跟高级餐厅服务员和高档小区的保安交朋友获得很多情报才一战成名的；现在北京到处都是高档场所，明星不会再扎堆儿出现在某几家，这招儿失灵了，新的出路在哪儿，自己琢磨，没点儿开拓精神，干不了这行。说完端上一盘红包，人人有份，大家自取。拿到红包的员工喜不胜收，老大打着酒嗝继续说，工作即是信仰，干这事不要有罪恶感，要真觉得有价值，才能干出成绩。当场有同侪问我，怎么把遗书搞到手的？我端着酒杯笑而不谈，只说是秘密。同侪们不再深问，彼此理解，为了拍到爆款新闻，每个人都过着狼狈不堪甚至不齿的生活，不便晾晒。
遗书公布后不久，我离开“生老病死”支部，被老大调去“吃喝嫖赌”。此时这个支部因为曝出星二代吸毒的新闻，升级为“吃喝嫖赌抽”，对从业者要求更高，能把人逼得个个身怀绝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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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全文见《北京文学》2023年第1期）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