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芳草》杂志主编。出版有长篇小说《圣天门口》《蟠虺》《威风凛凛》《一棵树的爱情史》等十余部，各种小说集、散文集百余种。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一座山，一杯茶
刘醒龙
隔着大别山分水岭，岳西境内的水向东注入长江。
分水岭的另一边，是我生活过三十多年的地方，大大小小的河流也是注入长江，却依着苏轼“门前流水尚能西”之言，全部向西奔涌。
南临长江，北枕黄河，中间贯穿淮河的大别山，用一道分水岭，显出它与其他名山大川的不同。那些东西走向的山脉，南坡都很平缓，北坡都很陡峭。大别山没有南坡，也没有北坡，只有东坡与西坡，相邻地段要陡全陡，要缓都缓。高高的分水岭两边，地脉与气象，一般无二，就连吃的、喝的、穿的、戴的，几乎也是一样。一杯酒，一样地醉人；一盏茶，一样地沁心。小河里游着的小鱼儿，外面的人都不晓得叫什么名字，山两边的人一样地将长有花纹的叫作花翅，没有花纹、全身纯白的则叫马口。
虽然如此，由于因缘际会，一道分水岭还是区隔出一方熟土、一派生地。这一点是人性中最无计可施、无法对付的。比如我们家，从长江边的古城黄州搬迁到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下，几十年过去，熟土生地的概念，依旧了然于心。就算是长辈，如爷爷、父亲，进山之后，一生无甚嗜好，单单爱上饮茶，唯山中才有出产的这类珍宝，也无法改变事关乡土的生熟理念。
在此之前，但凡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向惜字如金的我，轻易不多说一句话，当然也是担心自己才疏学浅、见识短薄，弄出贻笑大方的事情来。在岳西的那几天，难得话多。往往是当地人说一句话，自己就会接过话题，也不管其他人想不想听，自顾自地说上几十乃至上百句。所说的话全与记忆相关。这也证明了，那看似陌生的人文地理，只要不是物理性失忆，也不是精神性失忆，忽一日被某人某事搅动了，深埋的岁月便又重新活跃起来。
失忆是一件可怕的事，但还没有达到恐怖的程度。从自我宽慰的角度来看，失忆是人生的重写与重塑，还可以看成是一种重生。旧时真实，过往历史，由于失忆，从生理上彻底切断那一步一个脚印的脉络，不得不像新生儿那样，在空白的脑海里重新充填种种酸甜苦辣、样样喜怒哀乐、离离爱恨情仇，以及终将免不了的生老病死，宛若又活了一回。
相比之下，真正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对记忆的篡改，不管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更别说是恶意的。记忆被充分修改过、被刻意戏剧化的人生，是给别人观赏的，无非想光鲜亮丽些、门第高贵些、够得着天才些。后一种篡改，数量相对较少，人有所闻，大都当成谈资一笑了之，比如现时电视节目中的那些套路。前几种则不同，那层伪饰一旦被剥去，必定遭人嫌弃，比如大庭广众之下，一身酸腐，硬要往儒雅堆里凑，到头来连鼻子都开始讨厌自己的嘴脸。
人如此，山水亦如此，万物皆不能例外。
一处奇妙山水，因为天灾人祸，弄得山没有了绿植，水没有了清幽，但只要天时地利人和，假以时日，该长树的山坡又会长出树来，该开花的山坳也会重新灿烂，如同失忆后重获新生。不记得之前的各种模样不要紧，只要后来活出的模样不是太离谱就值得庆幸。怕就怕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别处的所谓好东西生搬硬套地拿来，比如将黄河边的牡丹移栽在长江畔，喜欢弱碱性土壤的花草，即便是国色天香，也禁不起长江水流过的那些弱酸性土地的宠爱。
在分水岭的西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曾经有个红山县，下辖英山、霍山、太湖和潜山等四县。很多年人们一直这么说。上中学时，我很奇怪的是被这四个县团团围住的岳西县哪里去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有了新的说法，红山县管辖范围不是四个县，而是五个县，这第五个县就是岳西县。如此看起来释了自己心中之疑，所带来的是更加疑惑之疑。这一次来岳西，身临其境，听说岳西作为县份，始于一九三六年，这才像对待失忆那样豁然开朗起来。还是与分水岭有关，从各地发展第三产业、大办生态旅游开始，大别山一侧的人忽然众口一词，千方百计将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从人们的记忆中篡改了，自欺欺人地换成另一座山峰。往重里说，这叫数典忘祖；轻一点说，也还是对人文地理的轻薄无知。
失忆是一种万般无奈的疾患。
出于某种利益蓄意篡改人类记忆，是对文明的冒犯。
纵贯南北的大别山，靠近主峰天堂寨这一带，分水岭格外高，甚至还有海拔略高于主峰的山头，这也难怪会有人替其出头。不论人文历史，非要弄一出争长夺嫡的大戏，闹腾出来那种天昏地暗，以至于在号称万事通的“度娘”那里看到的并非真相，非要动手翻阅《中国地图册》，才见得到真理的光辉。说归说，闹归闹，分水岭再高，两侧的自然生态与人群习性，仍旧差不多，松竹梅兰、鸡犬牛羊、山峰河谷、房舍稻场，若无地名标记，很难看出有何不同。
一样的大地，一样的云雾，生长着一样的好茶。高中毕业后的第一年，我在县水利局当施工员，负责修建的岩河岭水库，就建在离分水岭不到两百米的山谷里。走过这两百米，就是岳西地界。山坡之上，都种着茶树。仅凭长在天地间的青枝绿叶，根本无法分清彼此。采好了茶，拿回家来制作，那方法、那味道，也是不分上下，甚至连采茶的笑话都是一样的。
分水岭两边的男男女女，都说各自省城的人喜欢某年、某月、某日、某次送去的茶，隔年捎来信息，再要一些如此采摘、如此制作的新茶。那些茶，新鲜娇嫩自然没得说，都是早上从茶树上掐下芽尖，一点也不耽搁，连炒带揉，一气呵成，热乎乎地装进塑料袋，一点潮气也不让吸入。茶封装好便上路，第二天，最晚是第三天，就到了武汉或合肥城中那些人的茶杯里。分水岭上的笑话，笑的不是茶本身，那得天地日月精华才生出来的一点点芽尖，是物华天宝世界里的又一神品，配得上任何一种高规格的尊重。他们笑的是人，这也包括他们自己。他们追赶季节，在田里薅着秧，在地里割着麦，只能趁着中午休息，洗一洗手脚上的泥土，将早起采回来的一些茶，用染上麦秆香的两手在锅里炒，用带着泥土味的双脚在石板上搓。偏偏这么做出来的茶，深得省城里的人喜爱。在他们眼里，自然是要多好笑就有多好笑。
居住在大别山中越来越嗜茶如命的父亲，宁可省吃一餐饭，也要先饮一杯茶。在他看来这是笑话也是大实话。与省城的人不一样，父亲分明晓得什么样的茶是用手脚搓揉出来的，也改不了由衷的喜爱。直到快七十岁时，父亲才一怒为新茶，生气地不再碰那些本地的茶了。父亲曾用十几年的时间，与当地人一道打造了一处颇有名气的茶场。父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时，当地恰好刮起一阵给茶树更新换代的风潮，将大自然通过优胜劣汰法则留存在当地的茶树，全部换成产量高、出茶早的福鼎大白茶。父亲带领众人打造的那个茶场，顶了几年，终于还是没坚持下来，也换成了福鼎大白茶。来自远方，经过所谓高人加持的茶，看着光鲜，门第也高贵了，天分够可以的，可就是口味大不一样。父亲不再喝“本地茶”，我们也不再喝这种外来的本地茶，连省城里的那些人，也不再津津乐道于这里的茶了。
十年过去，又一个十年过去，虽然嘴里说不喝本地茶，每年新茶上市，还是要尝试几杯。时间长了久了，越来越喝不出想喝的那种味道了。二〇二二年夏至节气的晚上，在岳西小城忽然遇见那种名叫翠兰的香茶。听主人殷勤地介绍许久，禁不住想试试口味。将一只小小的白瓷茶杯放到嘴边，轻轻地呷一下，再浅浅地抿一下，然后缓缓地咽下一口，一股绵长的韵味在全身迅疾弥漫开来。禁不住那点惊喜，我脱口说道，好久没有喝到这种味道的茶了！我说的这种味道自然只有我晓得。正如夏季里挥汗如雨顶着烈日在田野上劳作的那些人，将存放在田头地边的大土罐里的凉茶，用一只大碗倒满，双手捧起来一口气喝下去，才是今生今世最香、最爽的好茶。不同的人的不同经历，决定了他们的味觉。很多时候，味道就是历史，就是人生，就是活色生香的日子，就是那载不起的太多情怀。
泡茶的女主人接着我的话感慨地说了一句，大概意思是，茶的好与不好，其实都在于品茶人的记忆，与天价无关，也与白菜价无关。回头再想，真的是如此。爷爷、父亲和我，对茶的迷恋，说到底是对那种味道的不肯忘怀。那味道在，那样的日子就没有伤破与折损；记忆不再，相关品质也就无从谈起。正如赤水河边那家酒厂的著名女品酒师，因为要保持味蕾的记忆，多少年来从未吻过自己的爱人。
沿着大别山的分水岭，天堂寨是山的味道，花翅与马口小鱼儿是水的味道，岳西的翠兰是这里的山水惬意与伤情、劳作与闲适、消磨不掉的味道。爷爷、父亲和我，曾经喜爱过的茶，曾经因为喜爱遍寻不得的茶，所承载的不只是茶，更是一家人从长江畔到高山下的家史与人生。
一座山成为主峰，必须具备地理与人文的双重要素。
历数起来，天堂寨作为大别山主峰而非最高峰，不仅不是个例，恐怕还是众多著名案例中排不上号的。比如作为中国“南方”和“北方”地理分界线的秦岭，谁敢否认其主峰不是太白山拔仙台？然而世称中华龙脉，西起昆仑，中经汉水，分隔长江与黄河流域的大秦岭，莽莽山脉西段上的措美峰，海拔高度接近五千米，海拔只有三千七百七十多米的拔仙台，一下子就矮了一千几百米。又如以险峻著称的华山最高峰是海拔两千一百多米的落雁峰，古往今来人所共识的主峰却是海拔只有一千八百多米的莲花峰。再如天山的主峰是海拔五千四百四十五米的博格达峰，最高峰是海拔七千四百四十三点八米的托木尔峰。还有冈底斯山脉的主峰是海拔六千多米的著名神山冈仁波齐，其最高峰冷布岗日海拔为七千零九十五米。那从新疆到青海绵延两千五百千米的昆仑山，向来以海拔六千一百七十八米的玉珠峰为主峰，其近处的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就超过海拔七千五百多米。虽然人称海拔超过七千六百米的公格尔峰为昆仑山最高峰，从广义的角度看，喀喇昆仑山脉海拔八千六百一十一米的乔戈里峰才是真正的最高峰。
正统词典上说，主峰一般是指最高峰。
但词典没有斩钉截铁地表示主峰就是最高峰。
也是在水利局当施工员的那一阵，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在做一项名为“送高程”的测量工作。说白了，也就是十几个人，有人操作水准仪，有人拿着专用的记录本，还有人扛着几米长的水准尺，从国家测绘局早年测得的某个大地控制点开始，十几米为一段地，将测得的海拔高度，一段段地往前送，直至抵达某个目的地。这样的测量小队，一般会分成两队，早上出发后，各自选择线路，天黑后到一起碰头时，测得的最后一个点，须在同一位置上，且两个数据的误差不可以超过几毫米。如果达不到标准，这一天就白干了，还得从头再测一遍，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那一年，我们这支小小的测量队伍使用的黄海高程，来自西河边一个叫夹铺的地方。从黄州城里来的那位工程师，依据一个从不公开示人的小册子，在一户人家的辣椒地里，找到一个镶嵌在岩石上的金光闪闪的小铜球，将红白相间的水准尺竖在上面，开始一步一步地往我们要去的目的地“送高程”。这一年的黄海高程还是依据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六年青岛验潮站掌握的黄海验潮资料确定的。在验潮站内有一口直径一米、深十米的验潮井，将之前几年每天早中晚三次测的数据算出数值，求得井里横按铜丝下面三点六一米处为黄海平均海面的零点。再根据这个数学零点，在附近的观象山上设立一个如同我们在农家菜园见过的小铜球那样看得见摸得着的原点，标计高程为七十二点二八九米。领我们“送高程”的工程师视为命根子的小册子上的水准点，在全国各地有很多，被统一称为大地测量控制点。我们不清楚这样的点有多少个，只知道所有相关控制点的数据，都是像我们做过的那样，由观象山上的原点，通过千人万人一步步地将黄海高程送出千里万里。到了一九八五年，有关部门以青岛验潮站收集到的更多的潮汐观测资料为计算依据，在《一九八五国家高程基准》名义下，将观象山上的水准原点高程确定为七十二点二六〇米，就是说，新原点比旧原点低零点零二九米。事关国计民生的海拔高程原点，就是如此大费周章。崇山峻岭中千百年来荒无人烟的野山，如果有人爬到近处某个山头，用这山望见那山高的肉眼看一看，差不多就行了。
作为过来人，我很羡慕当下可以通过太空卫星，点一点鼠标就能测得任何一座山峰的海拔高度。我们的祖先，为一道山脉选定主峰时，不曾想到后来的我们会发明这种“送高程”的方法，将中华大地的海拔高度，统一规范在黄海边的那个基准点上。他们能用到的方法，就是用人的双脚去丈量，当人的双脚有所不能时就看鹰的翅膀能不能到达。在这些勉强能够量化的因素背后，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
还是以秦岭为例，拔仙台距强盛的汉唐王朝都城长安，直线距离不过数十千米。那时节，遥远的措美峰连白云也抵达不了，山上山下没有李杜的声响，又如何能让诗文为之歌咏传诵？也就莫怪有资格著书立传的文人只晓得拔仙台，而用此山做了秦岭主峰。天山主峰博格达峰到乌鲁木齐的直线距离也只有几十千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茫茫大漠上，银光闪耀的博格达峰，成了谁也改变不了的路标。一七五九年，清政府颁布《博克达鄂拉祭文》，将博格达峰作为每年要祭拜的名川大山载入祀典，视博格达峰为西部边陲镇山，每岁清明前后，由京颁发藏香，令巡抚望祭于红山。如此，不为主峰，还有谁个敢抛头露面取而代之？再说说天堂寨，一九七三年夏天那次“送高程”，目的地是天堂寨山脚的张家嘴镇，为后来在此地修建大型水库做前期准备。“送高程”的行动表明，人口众多的小镇都没有符合科学的海拔高程，高高在上、人空手都难以爬上去的山顶，人们口中的海拔高度，分明只是八九不离十。这样的天堂寨能够标记成国家地理中的主峰之一，靠的是知名度，毕竟此山出过一位替大明王朝打下坚实基础的“天完”徐皇帝，还有一位口称“统掌山河，普安社极”，几乎摇动“乾隆盛世”的马大王。有这样轰轰烈烈的人物，若问主峰，舍我其谁？
一个“主”字，在山所指，是这道山脉是山上山下世世代代人们心中的主旨要义。
一个“主”字，在水所指，是这条江河为在水一方千千万万民众仰仗的主要航道。
一个“主”字，在人所指，是繁杂纷纭社会中默默引领一代人前行的主流文化。
高峰出于自然科学，主峰重在人文情怀。
自然环境里的高峰，不宜于在人文领域喧宾夺主。
人文领域中的主峰，也不要与自然环境论低争高。
一种茶要想成为好茶，也得有着地理与人文这两种关键元素。
二〇〇五年夏天，与一帮同仁去到云南昭通下辖的一个地方。那地方因为太过僻远而在旧县志里被记载为“彝良县牛街分县”。实话实说，那一带是我这辈子见过的将贫穷日子与自然险恶连接得最紧密的去处。离开牛街分县（即牛街镇）返回昆明的当晚，被朋友拉去一家茶叶公司品尝普洱。去的人莫不是又累又困，可以泡到二十泡的茶叶，只泡到十几泡时，一行人便决定告辞。回到酒店，正待刷牙，同房间的李师东忽然发问，为何自己觉得满口津香？经他一说，自己立刻有了同感。想起来这就是那普洱的妙处，我们决定不刷牙了，将那津香留在梦中。果然，一觉醒来，津香依旧未散，让人好不惊喜。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后不久，与一群来自北京的作家来到湖北蒲圻的羊楼洞镇上。那天在有着百年历史的砖茶厂，一位女作家见到该厂出产的“川”字牌砖茶，突然失色地惊叫，毫不顾及自己的体面大声地问当地人，这砖茶是你们这里产的吗？再三再四地问，得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女作家再也控制不住，一时间泪流满面。平静之后她才说，自己在藏北阿里地区当兵十几年，年年冬天，前后有好几个月与外界断绝联系，部队上就给每人发两斤“川”字牌砖茶。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煮着喝，那样的十几个冬天，全靠这“川”字牌砖茶做伴才熬到春天。一个“川”字让她以为这茶是四川出产的，离开部队回到北京，特别是这些年，她一直苦于寻找这砖茶而不得，没想到竟然在湖北。
武汉封城战疫前两个月，久不坐飞机的自己，接受中国作家协会的安排，以团长身份带队去俄罗斯。在世界名城圣彼得堡，得知当地近两年流行一个专治妇科病的中国药方：第一味药是穿裤子，第二味药是喝温水。这种在中国早已不叫生活方式的生活方式，确实治好了俄罗斯一大批女人的病。这也让人想起了茶，当年茶叶刚刚进入到欧洲时，达官贵人有疾在身求医问诊时，越是有名气的医生，越是喜欢在药方中写上饮茶的意思。大名鼎鼎的《茶经》中写有新安王刘子鸾与豫章王刘子尚去八公山访道，道人设茶款待，二人品过后说，这是甘露，怎么说是茶呢？汉朝的二位王爵既然是访道，事事处处都要往长生不老方面联想。欧洲人将茶当成治病良药，也是由于他们心里在遥想，这神神秘秘的东方物什，一定有着神奇的功效。
分水岭上，不管东边西边，人们纯朴得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早些年，赶路的人口渴了，干活的人疲倦了，看见哪家门口有女子身影，就会走上前去，称一声大姐，讨要碗茶喝。女子从来不会推辞，转身进屋，端出一碗热乎乎的茶。如有一点油花漂在碗里，定是在做饭的锅里烧水泡的茶。如那茶水喝着时闻到一股草木灰的气味，定是从灶膛里煨着的瓦壶里倒出来的。说奇也不奇，喝着人家大姐泡的茶，赶路做事就会多一份气力。有时候，人既不渴，也不累，只因有那么一星半点暧昧之心，放着自己家里的茶不喝，有意去到别人家门前。那样的女子，似明白又不明白，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门外，若再亲近些，一个坐在堂屋中间方桌左侧，一个坐在方桌右侧，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闲话，讨要的茶喝完了，道一声“劳烦”，两道目光碰几碰，彼此心里暖融融的。至于羞羞答答不会喝茶的少男少女，那些关于采茶的民歌，人人都会唱，一边唱一边害起小小的相思。他们放心唱着情歌“小小茶树矮墩墩”。那种小，那种矮，是恨茶树太小遮挡不住两个人的小，是嫌茶树太矮掩盖不住两个人的矮，不似如今大片茶园里，连狗尾巴草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小与矮。
在云南喝留有津香伴夜眠的普洱，在羊楼洞女作家老友重逢似的见到“川”字牌砖茶，欧洲贵族男女以茶来治百病，南朝王爵将茶喝成了甘露，更多的饮食男女用各式各样的理由讨些茶来喝，看上去茶背后的弯弯绕绕很要紧，回头来看，还是茶最关键，没有茶就没有这一切。南宋一位名叫任瞻的才子，少年时就很有名气，南渡之后人变颓废了，国家大事再难入耳，专事究问各种雕虫小技，喝茶时好指着问，这是茶，还是茗？大约是前人有文字指早采为茶，晚采为茗。西湖龙井、安吉白茶、武夷山大红袍、恩施玉露和利川红，天下之茶，人间道理，被岳西葆有大别山风情的翠兰的女主人说中了，凡是记得住的都是好茶，那些记忆中无法长久存放的茶，名头叫得再凶、再狠，还是不行。
与酒不同，各处的酒滋味不算少，还不及茶叶味道的一个零头。与汤不同，各地的汤品有很多，一样地抵不过茶叶的万千妙处。各种各样的饮品就更多了，能与茶说一说故事的只有奶茶。也不是由于其中有一个“茶”字，大部分品牌的奶茶，配料中连一小片茶叶尖尖也没有，所拥有的是年轻人如痴如醉的追捧，还有与茶有得一拼的润物细无声精神。
所以说，茶叶是植物，制成了茶就不是植物，而是一种文化。
前人所言，饮茶有九大困难：一难在制造，二难在鉴别，三难在器皿，四难在火候，五难在水，六难在炙，七难在碾磨，八难在煮汤，九难在品饮。其中有些难已过时了，只第九难无论如何都是改不掉，也改善不了的。一杯茶慢慢喝到嘴里，并非漫浪散淡，其人须得与茶品相得。品茶要求为高流隐逸，凉台静室，明窗净几，僧寮道院，竹月松风，晏坐行吟，清谈把卷。一人独啜为上，二人次之，三人又次之，四五六人是施茶。施茶得少放一只茶碗，五人用四只，六人用五只……前人对此也有一种说法：其隽永补所阙人。在岳西遇见翠兰的那天晚上，人人都不曾少放一只茶杯。因为大别山中茶在某地已经“阙人”，这“隽永”也就无所谓妨不妨碍了。
叫天堂寨的大别山主峰，是江淮之间许多山山水水的记忆所在，失忆不得，更篡改不得。没有记忆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精神，没有精神就没有灵魂，没有灵魂也就等于没有文化。天地通透，山水往复，生死去来，说是这么说，谁见过真的轮回与再生？一种东西失而复得，要比这种东西的丢失艰难无数倍。分水岭另一侧曾经改种过的茶，即便现今又想改回来，天晓得何时才能重现其文化魅力？幸亏还有翠兰，让山水养育的文华，存续于大别山中，让我们的忆念得以像山前山后的彩虹云雾那样无边无际地弥漫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