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摘抄
张君怡:沙发与锅包肉
作者:美文苑   发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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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文学秀才  总稿: 28909篇,  月稿:642篇

  这是一个关于沙发与锅包肉的故事,听起来毫无关系的两样东西,在我脑海里无数次出现、组合,就像沙发上的那根钉子反复冒出来。沙发就摆在客厅的正中央,在冰箱旁边,我爸从鞋架上抽出锤子,端详那根钉子。他又把钉子砸了回去。他没想过换掉这个沙发。可最后,客厅还是有了新沙发。至于锅包肉,是我成天念叨的一道菜,也和我爸脱不了干系。

  1

  我是在饭桌前长大的,一个可折叠的圆桌。从我记事开始,我就跪在椅子上大口舀饭吃,那时爸妈就坐在一旁吃饭,没人管我,我也不会像其他小孩那样撒娇似的求父母喂我,因为自己生怕少吃一口。掉在桌上的饭粒我就用手指捡到嘴里吃掉,掉在地上的饭粒就被我家老母鸡吃掉。后来我能摇摇晃晃走路了,就跟着老爸走路去了奶家。那是我第一次对烧烤有了记忆。

  奶家的院子里有一小截墙垛子。它大概半米高,两边一面是屋门的入口,一面是院子里的菜地。在它头顶上是个从院子一头拉至另一头的铁丝晾衣绳,上面挂满奶奶做的木质衣服夹。它的一年四季当中,有三季我们都会把烧烤架放在墙垛子上,一大家子人围着吃烧烤。夏天烤着烤着下雨的时候,四大爷就把糊窗户的塑料布一头搭在晾衣绳上,一头掩门缝顶上。那些雨水就顺着这不足三十度的斜坡,路过四大爷的头顶,一滴一滴滑到菜地里。

  东北烧烤最主要的食材就是肉。我们叫羊肉串,羊肉串……但其实有好些是牛肉做的。我爸说:“之所以这么叫,那是因为羊肉串儿顺口。”我不信,偏偏叫牛肉串。后来牛肉串叫着叫着,我也改口到了羊肉串。

  家庭聚会前,老爸会给他的四位哥哥打一遍电话:

  “张老大你来不来?”

  “张老二你来不来?”

  “张老三你带点馒头来。”

  “张老四你过来烤串。哦,行,我买一百块钱的肉。”

  这哥五个凑到一块儿就是喝酒,一喝多了我那些大爷就会用胡茬蹭我脸。我需要找些帮手阻止他们,我的大娘们管得了他们,但她们那时应该在外屋地帮忙。我只能求助姐姐们,她们一声令下我那些大爷们老老实实的。于是我开始在旁边催着我爸:

  “快问问我三姐来不来!”

  “快问问我四姐回来了吗?”

  “她们去了又能咋地?”我爸拿着电话说,“你还不是有补习班去不了。”

  是的,我晚上有补习班,我与我那些同样被饭局抛弃的、孤独的同学一起去老师家补英语。只能在周末才去奶奶家吃烧烤。

  周末能约起来的时候,下午两三点我就和拿着大包小包肉的爸妈一起去奶家。在我和我奶客套的时候,爸爸去外屋地把牛里脊切成一片一片的放进搪瓷盆里,然后再把牛油切成一块一块的也丢进去。

  菜市场卖肉的都认识我爸。我爸每天都要推着自行车在他们面前溜一圈,他一会儿问问这个鱼咋卖,一会问问肉涨没涨价。这些摊位里,顶数牛肉摊和我爸最熟。

  “来啊五哥。”他打招呼。

  “里脊咋卖的?”

  “便宜给你,我不差钱。”老板说。

  “行,来一斤,明早我来取。再送我一块牛油吧。”我爸笑嘻嘻地继续说。

  “小意思,明早给你留一块,今天的都卖没了。”

  于是我爸就拥有了烧烤最主要的食材。

  通常这一大盆肉我们能串一百多串羊肉串,如果是烧烤店里,它们还有各自的学名——一串全瘦的叫瘦肉,一半瘦肉一半牛油的叫肥瘦。但可不是所有的肥肉都是牛油,有的是肉筋,有的是胸口油。自己家做烧烤的时候,往往不会搞什么板筋、胸口、大筋皮子之类的,肥瘦就足够味儿了。

  我拿着一片瘦肉,从签子尖进出两次,像是缝衣服一样。然后再把一块牛油插进去,之后再捅上一片瘦肉,以此类推。然后再把大蒜、辣椒、卷了香菜大葱的干豆腐串成串,还有涂了蛋液的馒头片。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妈就在旁边唠叨着注意事项:

  “签子头得留够两三厘米,串肉的部分也要与烧烤架的宽度契合,这样才能保证每串肉都是恰好被放在炭火顶上。然后就是手握签子的部分,不能太短,不然手握不住。也不能太长,不然肉太少。如果肉串得太密,容易烤不熟,如果肉串得太稀,会烤得干巴硬。”

  头两天三大爷把长条的烧烤架子搬了过来,一同搬来的还有近两百个铁签子。我爸问他从哪里搞得,他也不说,像是个秘密。老张家的男人都神出鬼没,从各种犄角旮旯淘来乱七八糟的破烂儿。今天四大爷不知道从哪搞来了一麻袋炭,他说这玩意越来越贵,以后得去邻居家偷了。我爸今天除了拿了肉,还带过来一把新扇子,那是他走在道上被塞的生殖保健医院的扇子,他说有扇子才能生火。

  夏天晚上七八点才天黑,所以四五点的时候,正是开始烤串的时间。

  我爸换了套脏衣服,从麻袋里取出几块木炭放进烧烤架子里。然后拿着打火机把几团报纸点燃,塞进架子里木炭的空当,再新拿出几块木炭往上堆,堆成个山的形状。

  我在旁边看着,边看边拿着扇子给自己的脸扇风。我说你那么堆我也会,我来。我爸不让,他说这木炭不能堆得太严实,不然空气进不去,也不能太松,否则火烧不起来。然后他就把我的扇子抢走,对着木炭扇起来。

  等个五六分钟,我就看到青烟从里面散出来,味道由报纸的煳味变成木炭的烟熏味时,奶奶就会跑到窗户口叫嚷着:“太呛了!烟都进屋了!赶紧把纱门关掉!”

  我爸大声答应着,因为奶奶耳朵背,有时对着她耳朵喊她都听不见。然后去关上纱门,等他看到奶奶离开窗边,他就再把门打开。

  “张老四!烤串了!”我爸大声喊着四大爷。他先把木炭分散开,没点着的先放两侧慢慢熏着,点着的就摆在面前等着烤串。然后把阵地转移给四大爷,他跑去厨房为他妈烧菜。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嘱咐我一些事:

  “把厨房的调料和肉都拿上来,现在没灰了,抓紧啊。”

  早烤就是早进嘴,我一接到指令就跑去厨房,把用得着的用不着的都捧在胸前,拿到墙垛子上。

  有时我比较快,四大爷就会赶在我后面。来这里前,他先是脱掉他干净的外套,一定得光着膀子站到烤架前。他从我刚刚抱来的搪瓷盆里攥两把肉串放在烤架上,大概五十串上下。随后一只手翻滚着肉串,一只手拿起扇子灭掉那些不该燃起的火星子。等到肉色由红变白,他就拿起一边油碗里的刷子在这些变白的肉上抹一层油,然后一手攥住一把,将两把互相叠一叠蹭蹭油。等个一分钟不到,肉的血色看不见的时候,抓一把咸盐往上一撒,再把孜然面、辣椒面、迷茴香往上一撒。最后再左右开工,两把串叠在一起互相沾一沾咸滋味。不一会儿,牛油的油便冒起泡泡,渗进周围的瘦肉里。接着,油顺着肉的纹路滴落在木炭上,木炭上冒起火星子,并发出“嘶”的声音。四大爷拿着扇子扇了扇,然后转头看向我:

  “来个盘。”

  肉串出炉了。刚出炉时最香,香到能抵抗疼痛。哪怕我烫得牙龈破皮,也能再来二十串。四大爷烤完三大把串,就回屋喝酒了。这时候烤的速度就跟不上吃的速度了,我就和四姐轮番上阵,边烤边吃。

  每到这时我就感叹,不知是不是自己的手艺问题,总觉得自己烤的比不上店里烤的。虽然都是烧烤,但自己烤的串就比烧烤店的差点儿意思。

  家楼下的市场里,有家名叫姐妹烧烤的铺面。去不了奶家的时候,每到周五我馋了爸妈就会带我来这吃烧烤。

  “二十肉筋二十肥瘦、十串板筋十串胸口,再来五串腰子、一串鸡头、一碗牛肉辣椒打卤面、一碗冷面。”老爸往这一坐都不看菜单,直接点起菜。

  这家店铺有年头了。我五岁刚搬到这儿的时候它就在了。铺面不大,凑合凑合能坐下五桌。墙壁是发黄的白墙,桌子与地面是四四方方连起来的,外表皮就是白色的瓷砖,像是公厕的地砖。每张桌子中间有个长方形的凹槽,冬天的时候,那里就放上炭,边吃边热。

  我就往这一坐,不用自己动手。等上不到一刻钟的时间,滋着油泡泡的肉串就上桌了。它们盛在裹了保鲜袋的铁盘子上,牛油裹挟着调味料发出诱人的味道。肉串一上桌,老爸就会催促起牛肉面。他家的辣椒牛肉卤和烧烤是绝配。牛肉的香气被尖椒激发出来,再加上酱油、生抽……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调料,兑点儿水变成黏稠的酱汁,浇在刚煮熟、过了水的面条身上,端到我们面前。然后我爸就当着我的面开始拌面条,确保每一根粗壮的手擀面都被酱汁与卤汁包裹,然后插一筷子,秃噜进嘴里。

  那时我觉着烧烤就已经让人很震惊了,可直到我在姥姥家尝到了另一款味道,才意识到这世上的美味有太多。

  我住姥家那会儿,大舅从同学聚会上打包回来了一道菜。刚到家的时候,那菜还是热乎的。我隔着塑料袋摸了摸,凹凸不平。我又闻了闻,太好闻了,闻着就好吃。我急匆匆地打开袋子,哪怕自己刚吃完晚饭。

  可能是几片地瓜,它们外面裹了淀粉,显得晶莹剔透。也可能是炸后用什么炒了炒,所以表皮都泛着淡黄色且透明的油光。它的上面,还挂着葱丝、胡萝卜丝。我用手拿起其中一块,手指先是感到有些黏腻,拿起的过程像是与底下那块分离的过程。但我稍一用力便拿了起来,在它与下面的那块间,甚至拉出了短暂且稍粗的丝。

  “是拔丝地瓜片?”我问大舅。只有拔丝地瓜才会拉丝。

  “哪有什么拔丝地瓜片?”大舅说,“人家叫拔丝地瓜。并且这玩意儿一看就不是地瓜,是肉,你塞嘴里尝尝。”

  我不敢确定这摸起来硬邦邦的家伙会带给自己什么奇妙的口感,但当它刚接触到我的舌头时,一种酸甜的触感向我袭来。它不是番茄酱带来的浓郁感,也不是糖醋里脊带来的多糖多醋的厚重感,它是种淡淡的、像是被稀释了的醋与白糖的触感,但又不纯粹,一定还背着我加了些其他的味道。当开始咀嚼第一口,淀粉的劲道配合着细腻,包裹着稍有些粗糙的猪里脊。它们在我的口腔中融合,相互成全彼此缺失的味道。

  我想,我一定要在饭店里吃到它。

  2

  冬天的东北天黑得早,基本五点不到天就完全阴着了。

  各个学校为了保证学生放学安全,国庆收假回来,整个东北就更换成冬季作息表,等到五一过了再换成夏季作息表。冬天的午休时间比夏天少了一个小时,也就是下午的课整体往前移了一个小时,晚上就能早放学一小时。到了这时候,我就会选择留校吃饭,和那些离家远的同学一样。

  上午最后一堂课开课前,他们把书包里背的铝制饭盒放在教室的炉子上,等到老师说放学,他们就直接捧着热乎乎的盒饭在教室吃起来。

  我就不用背着盒饭,我也不用在教室里吃,因为我妈是这所学校的语文老师。

  我的盒饭都在老妈的挎包里。午休的时候我直接到我妈的办公室,安稳地坐在她的椅子上,等待我妈把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我面前。

  和我一起进餐的还有其他班级的老师,他们都是六年级组的语文老师。在我看来,六年级是整个小学的老大,只要在学校里你有个哥哥是六年级的,你就可以天不怕地不怕。

  吃饭的时候,我就坐在这黑色皮革的椅子上,皮革底下就是粗硬的弹簧,它们让我感觉自己在被向上推起,感觉自己正与老师为伍。吃饭的时候我的地位是神圣的,神圣到可以骄傲地站在讲台上,去考场抓别人打小抄。

  中午有来打小报告的学生,他们看到我也在办公室的时候先是一愣,像是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坐在老师的椅子上。接着,他们老师就说:“有事吗?”然后,他们就摆着一副怕我告密,以及看到老师就胆怯的模样,开始和老师打小报告。那时在我的想象中,自己就像是个高空中的审视者,观察着他们的一言一行。

  吃完饭有几个老师会趴在桌上睡一会儿,另外几个就会静悄悄地备课。这时,整间办公室陷入安静。

  而我最受不了安静。我会溜回班级,约上一两个小伙伴,先陪她们一起上个厕所,再回来玩跳皮筋。

  我们教室距离室外的厕所大概有一百米。午休出来晚的话,往厕所去的这条路上看不见几个人,出来早的话,我们就会赶上被压堂的六年级,他们从里面呼啦啦地跑出来。

  今天我就遇见了我妈班的学生,他们又被数学老师压堂。遇见我的时候,那些好学生温柔地笑着朝我摆摆手:

  “小芃芃(我的小名),去玩呀?”

  我点点头,露出同样代表好学生的微笑回给他们。这样他们就会说王老师家的孩子一看就是乖孩子,懂礼貌。

  但坏学生永远是和好学生一个班的,紧接着我就遇到了我妈她班的淘气包子。他们成帮结伙往我这边走,不知道他们是一起出去吃饭的还以为他们要去打架。趁他们还没见到我,我先把头扬起来,得摆出骄傲却又威严的姿势。很好,那些淘气包子看到我了,他们隔着老远就大声地朝我喊:

  “老大家的老大!去哪啊?”

  这时我就像校领导来视察一样,也朝他们大喊:

  “玩儿!”

  “他们为啥管你叫老大?”我同学问。

  “因为我妈是他们班主任,她是他们老大。他们怕她,所以他们怕我。”我说,边说边保持我骄傲的头颅不下沉。

  “怕你什么呢?”我同学问。

  “怕我给他们告老师。”我说。

  “哦,”同学说,“可我们的班主任又不是一个,他怕什么?”

  “哦,”我说,“反正怕。”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在同龄人中塑造比他们更高一级的厉害人设罢了。或许这都不用靠我自己来吹牛,随便一个学生家长都能帮我实现。

  比如我走在路上,她们就直接拽住我妈,嘴像连环炮一样发出声音:

  “哎哟,王老师,我家儿子最近咋样?”

  “淘气不?淘气就揍!”

  “学得咋样?啊,还行啊,我得让他爸看着他点儿。”

  “嗯哪,行,麻烦你了啊王老师,尽给您添麻烦了,有空来我家麻将馆坐坐。”

  …………

  我看到过那些淘气包被老妈叫到外头谈话,学生羞愧地低下头。那时候我心里除了一丝共情的恐惧,还有种莫名的骄傲。同样骄傲的还有在我们班上,所有的教课老师总是第一个认识我,以及有外班的老师进班找人,同学们也是第一眼望向我。

  我带着光环待在班上,好似这世界是以我为首运转的。当然,我是因为我妈才能享受这些,只要她还是小学里最大的六年级班主任,我就啥也不怕。

  3

  当我和老爸说起锅包肉的时候,他先是一愣。

  “什么?”他问。

  “我想吃锅包肉。”我说。

  “怎么突然想吃这玩意儿了?”他抽着烟望着楼下正在打架的一对情侣说。

  “我前两天在我姥姥家吃了,好吃。”我说,感觉口水已经在嘴边了。

  “等你过生日了给你做。”我爸说,他吐出了一圈白烟。

  “你都不会做,饭店才会做!”我说。

  “我那是懒得做,”老爸看了我一眼,“饭店的埋汰,用的都是坏了的肉。”

  我盯着父亲看了几秒,试图分辨这话的真假,可我还是分辨不出:

  “真的假的?”

  “真的啊,骗你干啥。赶紧玩儿去吧,到时候你尝尝,绝对比饭店的还好吃。”

  我就这样信了他的鬼话。在距离生日还剩两周的日子里,每一天都在脑袋里将锅包肉的味道回味一遍,生怕自己忘了这玩意本来的味道。

  生日那天我叫了前桌的女生。我说我爸做了锅包肉,贼好吃。她说她没听过,以为是像锅巴一样的肉。我说你来了就知道了,真的贼好吃。

  就这样,我信誓旦旦、充满骄傲,怀着要给我这位同学大开眼界的心情,把她带回了家。

  排骨炖土豆、地三鲜、锅包肉,还有两个卧鸡蛋,它们好好地摆在饭桌上,像是在等着别人大驾光临。

  空气中飘着土豆与排骨的味道,甚至还有一丝鸡蛋的香气,可我愣是没闻到锅包肉里该有的酸中带甜的味道。

  我牵着同学换了鞋,然后直接赶到了饭桌前。

  “快坐快坐,”我妈张罗着,“你爸还在那儿做油炸花生米呢,你们先吃。”

  我把脸凑到锅包肉的面前,如果它是的话。那是一盘红彤彤的东西,仔细闻的话有一股番茄酱的味道。肉片外裹的浆没有凸起,也没有变得酥脆与膨胀,反而紧紧地贴在肉身上,像是根本就没有裹浆。它们彼此紧张地贴合着,显得软趴趴且没有生命力。

  “这是锅包肉吗?”我同学问。

  “可能吧?”我说。

  “对对对,”我妈抢过我的话,“她爸第一次做,快尝尝是不是那味儿!”

  “没事,我等叔叔来了一起吃。”同学说,然后露出她标志性的笑容。

  “吃吧吃吧!”我爸端着花生米走出来,“等我干啥,吃吃吃,我也吃!”

  妈妈把一大块锅包肉夹到同学碗里,她害羞地点了点头:“谢谢阿姨。”

  我瞧见她把锅包肉塞进了嘴里,开始咀嚼。我生怕出什么纰漏,也赶紧夹了一块塞进了嘴里,飞速活动牙齿,想提前感知一下这道菜会不会出错。

  那是什么味道呢?一股厚重的番茄酱让整道菜变得沉闷,因为这厚重的酸感,也加重了盐的苦涩。我吃不出甜,吃不出肉的香气,更感受不到胡萝卜在这道菜之中的点睛之笔。

  “咋样?”我爸问。

  我看向我的同学,那样难吃的东西此刻正在她口腔中爆炸。我能看出她在细细品味我吹嘘过的“此种味道”。

  “好吃。”我同学说。

  “真的假的?”我瞪大了双眼,伸头试图仔细看清她的真实表情。

  “真的好吃啊,”同学说,“我最爱吃番茄酱了。”

  “可……”我迷惑了,“这不该是番茄酱的味道啊。”

  “人家这锅包肉有两种口味,一种是番茄酱的,一种是糖醋的。”我爸说,边说边又夹起一块放进我同学的碗里。

  “番茄酱的不好吃。”我斩钉截铁地说。

  “好吃啊,我觉得好吃。”同学夹起我爸给她的锅包肉又塞进了嘴里。

  “你看看人家多会说话。”妈妈说。

  “是啊,”我爸又塞了口大蒜与排骨肉进嘴里,“你又没说你爱吃哪种。”

  我哼唧一声,撇了撇嘴。我没再动过那盘锅包肉,父母也没管我,他们只顾着给同学夹菜。同学快把那盘锅包肉吃光了,而我只能吃着普普通通的排骨。

  我后悔了。我不该带同学来的。

  我看着父母与同学的互动,整场饭局更像是我们为她准备的庆生宴,甚至可以没有我的存在。让她来是错的,这道菜更是错的。我不该相信我爸,也不该相信他的厨艺,更不该相信家里会做出与饭店一样好吃的食物。

  4

  我在校园里依旧昂起我高傲的头颅。

  哪怕当班主任站在班级的讲台上,宣告令人闻风丧胆的家长会时,我也仰着脖。

  “周五下午三点,也就是你们体育课的时候开家长会。回家通知家长,让他们把手上的事停一停,你们才重要。有事来不了的让家长给我打个电话,父母都不在的亲属来也行。”班主任说。

  在她扑搂完身上的粉笔灰离开教室后,整个班级陷入了莫名的恐慌。前桌转过头来,拽了下我同桌,他们的爸爸认识:

  “你妈来?”

  “我妈太厉害了,我让我爸来。”同桌说。

  “你爸来的话,我就不能让我爸来了,不然他们扯起来我有些谎话就露馅了。我直接让我奶来算了,不告诉他们。”前桌说。

  “老师问起来咋办?”同桌往前倾了倾身。

  “就说都不在呗,多简单。”前桌挑挑眉,看样子对自己的慌扯得很自信。

  “厉害,”同桌说着比起来大拇指,“那你呢?”同桌转过头问我,“上次我妈说她和你妈聊了半天呢。”

  “我不怕,”我扫了眼他,“我妈和班主任认识,班主任要是想说我坏话早就和我妈说了,应该没啥事。”

  “你能有啥事,”前桌又把头转朝我这边,“你妈教六年级,咱们才四年级。她比班主任厉害,班主任保证不能单独拉她谈话。”

  “是啊,”我点点头,“至少我妈不会拽住老师问一堆傻问题。”

  周五很快就到了,那天上午没几个同学正经心思听课,全都担心家长会后自己能不能活命。下午的课还没开始、午休也还没结束的时候,就有家长跟孩子一起进了教室。第一个这样走进来的是我们班倒数第一排的男生,我没和他说过几句话。在班上,通常特别淘气,或者个子很高的学生才会被安排到最末。

  “坐哪,儿子?”他妈问。

  “后面。”他指了指最后一排。

  “咋那么靠后?”他妈问,然后又像是自言自语般说了下一句,“等会儿得找你们老师聊聊,给你往前调调。”

  可能是看到教室里有家长在里头,后面来的两三个家长也径直走了进来。他们先是互相点头,然后便让孩子给他们指指座位。瞧见自家孩子同桌在的,他们还会和他们同桌聊上几句:

  “你是他同桌吧?”

  他同桌点点头,还没等说话——

  “平常他爱不爱玩?有没有好好听课?”他妈追问。

  他同桌呆了一秒,赶忙摇摇头,又立马点点头。

  “上课时候你帮阿姨管管他,要是有不会的题就多带带他。”他妈继续说。

  他同桌一直点头。

  “下次来阿姨家吃饭,有啥事吱声。”他妈说完就走了。

  我可怜的同学本想和阿姨问声好,可却只留给他点头的机会。

  上课铃响了。

  英语老师走进了教室,她看了几眼家长,然后礼貌地指了指门口。这些家长开始像刚刚那位同学一样,频频对着老师点头示意,然后灰溜溜地退回了走廊。

  那节课老师讲的单词我一个词儿都没听进去,虽然我放出话说我一点儿也不怕,但心里还是有点儿担心。我一直盯着外面晃来晃去的家长,她们逮住了打扫卫生的阿姨,好像在打听班主任的办公室,然后集体朝阿姨指的错误方向过去了。

  我没憋住,低头扑哧一声笑起来。伴随我抖动着的肩膀,一根白色粉笔打在了我额头上。我抬起头看老师,她给了我一个大白眼。不过这白眼还没翻完,下课铃就响了。

  于是我又嘿嘿地笑起来。

  下节是体育课。自从换体育老师后,我就没见过新老师长啥样。没有什么稍息立正,出去直接玩就行了,反正没人管。女生不是打台锅就是互相追着跑,男生不是玩跳马,就也是互相追着跑。有时男女生一起玩,要不就是老鹰捉小鸡,要不就是追着跑。

  课间我出来的时候,我那些同学都还在教室里。他们稍稍低着头,脸对着书本,眼睛对着门口。

  “走啊?”我拿笔戳戳前座。

  “等会儿,我妈今天来,她还没来呢。”前桌说。

  “你不是家长都不在了吗?”同桌说。

  “别在那儿扯淡,”前桌白了眼同桌,“你不还是你妈来的?我都不知道谁告诉她的,她就知道了。”

  后来她妈来了,再后来我妈也来了。

  “走啊?”我又问。

  “等会儿,老师来了再走。”她说,看起来一点儿都没有要走的意思。

  她说完这话,老师也来了。

  “同学们都出去吧,这是家长会。”班主任说。

  “走啊?”我拽了拽她的校服袖子。

  她瞅了瞅她妈,像是从出生就没见过一样舍不得。

  “你又不是以后看不到你妈,干啥啊?”我说。

  “不是,”她边走边说,“我是怕她开完家长会出来就是另一个人了。我这叫珍惜眼前的温柔。”

  “你可拉倒吧,”我说,“还温柔,你这么会说咋不用在你那不及格的作文上呢?”

  她白了我一眼,没吱声,不过她就算吱声了我也听不清。此时我俩走在走廊里,逆着那群赶着上课铃跑回教室的人流,周围嗡哇地直叫唤,一个听不见一个。

  走出去后,教学楼的大门正对着升国旗的台子。台子中间是国旗,外头是四边铁链子。我们就走到铁链子边上,瞧了瞧附近没有大队辅导员。趁她不在,我们就坐在铁链子上荡起秋千。

  “张君怡。”她叫我。

  “啊?”我说。

  “等会上课铃响了咱俩回去啊?”她说。

  “啥?不是不让学生在那儿待着吗?”我问。

  “哎,你是不是虎,”她往我身边凑了凑,跟间谍似的,“咱们趴门后面偷听呗。”

  “可是……”我有点不敢确定,“咱们不是和那谁说好了等下一起玩吗?”

  “你仔细看看,”她说,“这外头有几个咱班的同学,人家都在里头偷听呢。”

  她说的有道理,除了那几个打篮球的,我一个班上的同学都没看到。兴许上课铃响了他们就一窝蜂地跑出来了,我心想。

  “等会儿。”我说,“等会上课铃响一会儿咱们再回去。”

  我是个乖学生,通常老师不让我们做的事我一向很少做。当然,这更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胆小,不敢违抗老师的意思。另外,在我眼里只有坏学生才不听老师的话。

  被前桌牵着回教室时,我甚至在空荡的走廊里能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它像是年轻的和尚敲击着寺庙的梵钟,每一击下去,我的心脏就跟着颤动一会儿。

  前桌努力把脸塞进后门门缝里,她的脸像发糕一样快溢进教室。我在她身后,想象着她的脸越发下垂,继而黏稠地流淌到地面,伸进地砖里的样子。我感觉自己的脚下也被黏住了,我站在原地,就那么死死地站着一动不动,像是被牵制住了。我看见这门缝因为她的脸、同桌的脸、越来越多同学的脸而塞得越发大。我看见坐在最后一排的家长扫了我们一眼。

  “快走吧,不然被发现了。”我拽拽前桌的胳膊。

  “怕什么?”不知道是哪个塞在门缝里的发糕在说话。

  脚下越来越黏了,心脏却还在撞击沉重且生锈的梵钟。伴随着钟声的余音,我把脚底板抬起来看了看,上面沾了块泡泡糖。我拿出手指在人群里开始抠鞋底,似乎只有这样的溜号才能躲避内心的钟声。

  一下、两下,它像是在摄魄勾魂,它想让我把头抬起来,它想让我也变成一块发糕。

  门缝里似乎在发出光亮,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飞蛾扑火里的飞蛾,在我理解的好学生与坏学生之间斗争。

  在我寻思的时候,前桌一把拽过我,把我塞进门缝。这不是我自愿的,我想,我是被迫的。我还是好孩子。

  血缘关系通常在人多的时候就很灵验。我好奇地去看其他家长,直接一抬眼就看到了我妈。她正坐在我的位置上,和同桌他妈说着什么。我看了眼班主任,她还在台上被一群家长围住。

  “大家安静一下,先请各位家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班主任说,“等会议结束后咱们私下再聊,珍惜其他家长的时间。麻烦大伙了。”

  我妈的嘴停了下来,她与同桌他妈互相点了点头,俩人一句话都不说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没注意听老师在说什么,我只关注我妈的一举一动。她像是个学生,不停地在本子上记着什么,然后时不时抬头看着老师点点头。她像是在听数学课的我们,她太像班主任的学生了。

  可她自己分明也是个老师。她教六年级,班主任教四年级,她应该比班主任厉害,可她为什么却还那么认真地听班主任说的话?

  “你妈怎么不说几句?”前桌问我。

  是啊,她怎么不说几句?

  那些之前由她们班学生家长建立起的威严不见了,我妈的光辉在这一瞬间消失了。随之一同消失的,还有我的傲气与我高仰着的大脑袋。我知道,我要变回一个普通的学生了。没人会惧怕我,没人会关心门外的访客找的是谁,甚至没人会想知道那个在办公室里偷听别人打小报告的胖女孩是谁。

  我的脸还塞在门缝里,我能想象它像个没发酵好的发糕开始往下瘪。

  它不会再膨胀起来了。

  5

  2015年左右,我看到了让我一见钟情的儿童小蛋糕。

  那是我们那边儿蛋糕店的时髦商品。它是个半圆形状的蛋糕,不像其他那些像两个穿插的圆柱体。它有红色、有紫色,但又不是混合了奶油后的淡红与淡紫,是很纯粹、很通透的颜色。在蛋糕的最外面,也就是这层颜色的外面,它像是涂了层透明的胶水,显得波光粼粼,像玻璃一样通透。

  我把它叫作水晶一样通透的小蛋糕。

  那是我与老妈逛街时发现的。当时我妈买了点儿老式蜂蜜蛋糕,怎么说都不给我买这个蛋糕。

  我当场就哇哇哭起来,希望柜台后面的服务员会受我感动劝劝我妈。

  “它太贵了,要二十五块钱一个,”我妈说,“你看我买这一斤才几块钱哪。”

  我不管,我继续哭。然后我就被我妈掐着脸皮拽出了蛋糕店。

  我没有钱的概念。但我知道学校小卖部的辣片一毛钱一片,板砖冰糕两毛钱一块。我还知道我妈就是不愿意让我花她的钱,因为她的钱都是过年给其他小孩做压岁钱的。就是没我的。

  在脸盘子被扯着的几秒里,我先是将这种抠门理解为严厉,再进阶为是我妈不爱我的表现。我开始落寞、沮丧,但又突然充满希望。

  我可以换个人试试,我妈不爱我,但总有人爱我。比如我大舅——帅气、高个、钱多且没地方花。

  我将目标锁定在了我大舅身上,可我要下周才能见到他。在漫长的等待中,我将手伸向了家里的书架、鞋架与冰箱上的盒子,深信在这些犄角旮旯的位置能找到几枚钢镚。废旧的图书、落灰的鞋子、冰箱上的报纸,我都一一翻遍了,可愣是一毛钱都没看见。

  不知为何,也许是电视上的谍战片看太多了,我开始幻想家中的零花钱是需要一套密码才能找到的,而这些密码是隐藏在许多纸上的被圈出的数字。家里的瓷砖一敲就会发出当当的清脆声,也许会有密码箱藏在下面。

  我首先打开那些报纸,相比较书来说,我更愿意翻它们。因为报纸上有图,就当看连环画了。有的是彩色图,有的是黑白图。彩图通常是一些对着镜头招手的人,没什么蹊跷,就是几张照片。冒一阵我会翻到几页带着黑白漫画的,它们像是由同一个漫画家画的,因为看起来那些动物都长得圆滚滚的,都一个样。

  漫画会令人着迷。

  逐渐,我的密码破译工作被淡忘了,我开始寻找报纸上的漫画,试图把最近这一个月的都找出来看。这些漫画挤在报纸最左边的角落里,占据四个小格子。每个格子底部分别标着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四个点。我从第一个点的格子开始看,看到第四个格子,一个故事就算结束。

  可能是上周的报纸,也可能是上个月的报纸。这次我没记得时间,我也没注意看格子里的点,我被一则不搞笑的漫画吸引住了:

  画上有一个扎着围巾的鸭妈妈,它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它先是被池塘里的另一只鸭子赶走,成为无家可归的鸭子,然后便开始带着孩子四处找家。她沿路遇到了一只青蛙,问青蛙可不可以给它们一个家,青蛙拒绝了。它又遇到一只天鹅,问天鹅可不可以收留自己与孩子们,天鹅也拒绝了它。它们继续走在路上,最后一片枯萎的落叶从树上飘下。冬天要到了。鸭妈妈张开翅膀抱住了它的孩子们。

  “会有家的。”鸭妈妈说。

  我站在冰箱前哭起来。窗外的夕阳就这样直直地照射在我手中的报纸上。似乎鸭妈妈的冬天多了束暖阳,冬天也没那么冷了。我想,它们最后一定会在阳光里找到一个安身之处。

  我把报纸平铺到窗台上,好让它持续晒着太阳。然后自己回屋拿剪刀,将这个漫画从报纸上剪下来。

  它们与我同病相连。我妈不爱我,她甚至连一个蛋糕也不愿意给我买。它们也是没人爱,我们都是被抛弃的可怜人。我想我可以给它们一个家,至少我可以把它们放到热乎乎的冰箱顶上。

  也许我才放到冰箱上一分钟,我就又焦虑了。

  我不想再看报纸,也不想再找钱了。此刻我坐在沙发上,脑袋里全是鸭妈妈的影子。我甚至觉得如果现在趴在窗台上,就能看到它们排成一列走在马路牙子上。

  也许有太阳会没那么冷吧,我心想。可在北方,就算冬天有太阳,它还是冬天。

  它会在太阳下飘雪。

  说不定东北的冬天会把它们的脚冻掉,说不定那些小鸭崽还没经历冬天就掉进了下水道里被淹死。

  我越发焦虑。我想起了今天新学的成语——如坐针毡。我站起来,踮起脚,从冰箱顶上拿出刚刚剪好的漫画。

  我想起广场上放飞的信鸽,也想起放飞的氢气球。放飞是为了让它们回家,去追寻更大的自由。也许我也该将手上的漫画放飞,它的碎片可能会降落到各种地方,那样会有更大的几率找到家。我站到窗边,脑海里想起某段言情剧里男人将女人的骨灰撒向大海,男人边撒边哭着说:“下辈子找到回家的路。”

  我看了看手上的报纸,那时太阳快要下山了。我想我要抓住太阳的最后一刻,将手上的四个格子撕碎,然后对着微弱的夕阳撒向窗外。

  “祝愿你们找到家。”我对着窗外大喊。

  接下来的一周,我像是活在鸭子的世界里,就连周末的烧烤都提不起兴趣。我想起烧烤店粗鲁的老爷们从鸽笼里拽出一只鸽子,那鸽子的翅膀被他紧紧扣在身后,依旧拼命扇动。然后他大手一挥,紧紧攥住鸽子的脖颈,只听到清脆的咔嚓一声。随着他的手离开,鸽子头就坠落在地。他没用刀,只是掰了一下鸽子的脖子而已。我盯着地上的鸽子头看过,也盯着还在扇动翅膀的无头鸽子看过。

  老爸说这样鸽子死得快,不疼。可为什么杀鸡的时候却要拔光鸡脖子上的毛,然后割开小口放血,让鸡慢慢抽搐,放光最后一滴血,渐渐蹬不动腿。

  我想,如果鸽子不疼,那鸡一定很疼。

  鸽子、鸡、鹌鹑,那些禽类在我的脑海里最后都变成戴着围巾的鸭妈妈。它解下围巾,将围巾披到孩子的身上,然后一阵冷风刮过,鸭妈妈的头就被冻掉了。像是那个鸽子,头在地上打滚。

  好冷,我大夏天打了个哆嗦。

  也许是前桌看到了我的异常,她见我同桌出去打球了,便凑到他的位置坐下。

  “你憋尿了?”前桌问。

  “啥?”我问。

  “你憋尿了?”她说,“我有时候在还没下课的点,憋尿憋久了就浑身一激灵。”

  “哦,”我说,“我没有,只是我前几天看了一个漫画,让我想起烤鸽子了。”

  “烤鸽子?”前桌说。

  她大概停了两秒。

  “好吃。”她说。

  听完这句话,我觉得鸭妈妈的头已经头也不回地滚到下水道里头了。

  “我要和你说个秘密,你过来点儿,”她继续说,然后神秘地钩了钩食指,示意让我靠近点儿。

  “这周末我爸妈要带我吃烧烤。”她把手内扣在我耳朵上,贴近说。

  她带着充满骄傲与开心的笑容,不是炫耀,更像是要我和她一起分享喜悦。

  我不知道后面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说,因为吃烧烤这件事对我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我等了大概两秒,她依旧还在笑着。

  “完了?”我说。

  “完了。”她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又愣住了两秒。我想起老妈说笑容是礼貌的,是缓解尴尬的。于是我笑起来:

  “你平常多久吃一次啊?”

  “半年或者一年吧?不一定。”她说。

  “半年?”我吓到了,我从来没想过还有人要这么久才吃一顿烧烤,这不是每周必备的事情吗?

  “那岂不是放寒假或者暑假的时候才能吃?”我继续问。

  “是啊,很快,”她说,“你上次啥时候吃的?”

  是四天前,我想,一个普普通通的周末夜晚。可我似乎不该这样说,那样我就会丢掉这位朋友。

  “上个假期,”我说,“也不近。”

  她笑得更灿烂了:“可我这周末就能吃到。”

  “是啊,”我说,“你真厉害。”

  看着她的笑容,我想,我留住了这位朋友。

  6

  秋天的时候,我家的粉色皮革沙发终于退休了。它们是爸妈结婚时候买的,用了十多年了,怎么算岁数都比我大。以前不知道是哪个大人问过我,从小玩到大的伙伴是谁,我想都没想就说:“沙发。”

  尽管现在我也没有多大岁数,但我每次想起他听后笑得不得了的样子,还是会感到疑惑。不过没错,我说的没错,就是沙发。在我刚出生的时候,阳光打过来沙发还会反射光,就像雪地上的阳光那么刺眼。那时候沙发上还铺着白色蕾丝的沙发巾,我随便抬起一只胳膊,分分钟沙发巾就掉在地上,不出一天它就变成了黄色蕾丝。

  后来懂事了,记事了,我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拿着牙签,对着沙发皮革的纹路挖泥。那时候沙发已经用了五六年了,虽然我爸没事会擦擦,但纹路里的泥总是擦不干净。我寻思那我就帮他挖,这样我就是帮父母干活的好孩子。于是我挖了两三年,老爸训了我两三年。他总说:“再这样挖下去,沙发就完犊子了!”

  可它愣是一个洞都没出现,依旧好好的。

  但有时质量太好的东西会让我妈生气:

  “这破沙发十来年了,咋还不坏?该换新的了。”

  “哪有那么久,才几年。再说这不还能用吗?又没坏。”张老五说。

  张老五,也就是我爸,他是个贼细(俭省)的人。不想要的东西舍不得扔,想要的东西挑最便宜的买。有时我妈心一狠,趁他不注意把家里没用的装进阳台的麻袋里。可等他发现东西不见了,便又从破烂堆里把它们翻出来。

  我想,我妈要像我三娘一样更狠心点儿就好了。我妈应该直接扔到楼下,那样扫大街的会比我爸更快一步,我爸就捡不回来了。

  三娘是三大爷的老婆,三大爷是我爸的第三个哥哥。他们都姓张,和我一样。三娘被三大爷养的仙人球扎过几次,于是便叫三大爷扔掉。三大爷舍不得扔,和我爸一样啥都舍不得。于是他答应完我三娘后依旧像没事人一样把它摆在家里,甚至比之前对它更好。

  “他们老张家男的,抠搜都是祖传的,”我三娘说,“不过没啥事儿,我有办法治他。”

  说这话的第二天,三娘往三大爷的花盆里浇了壶开水。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三娘天天趴在花盆边盯着仙人球。她琢磨着这刺头应该就快完犊子了,可它却越长越好。

  三娘失败了,她以一己之力战胜老张家的遗传基因失败了。可我每次想起来这事都觉得三娘是我课本里的女性楷模,和电影里那些不畏强权的斗争者一样厉害。我让我妈学学三娘那股狠劲,可我妈却好像很泄气。她本想三娘会开个好头,可现在看来,啥用都没有,这沙发一时半会儿是换不了了。

  那时候我还觉得有个可以抠泥的沙发没什么不好,我也没觉得沙发的新旧会给我多大的困扰。至少在新的沙发出现之前,我没觉得。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老爸的一位开五金店的朋友相中了家里的破沙发。他说:

  “你这旧的给我呗,我放店里,你买个新的。”

  我爸同意了。他居然同意施舍他的破沙发了!

  粉色沙发搬走的那天下午,老爸不知从哪儿搞来了一个新沙发。它的扶手与底座是涂了灰色的铁,看起来很高级,就连座椅和靠背也是当年流行的豹点。它看起来软极了,坐垫的厚度至少有我文具盒那么长。

  我与这张沙发的纠葛发生在这天放学后。

  见到沙发的第一眼,我欢呼雀跃,然后像是掷铅球一样用力地把书包摔到沙发上。没见到它前,我没把这当作虚荣心的一部分,可当我终于拥有了与其他同学家一样好看且时髦的沙发时,我恨不得也趴在前桌的耳朵边,告诉她一个秘密。

  我听到书包与沙发接触的时候发出一声响声,一种闷闷的巨响。

  一定是撞到了铁扶手上,我想。我在像掷铅球一样发射自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的半空中想。

  当我的屁股落地时,我发现我错了。我应该在刚刚书包落在沙发上,它发出响声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个沙发有多硬。

  我的屁股快摔成两瓣了。

  “啊!”我大叫着,“啥啊,咋这么硬?”

  原来我眼里有格尺那么高的垫子里塞的不是棉花,不是海绵,更不是席梦思,那是一个由木板钉起来的空心长方体,它之所以看着厚,是因为除了木板,中间都是空气,是空的。在这长方体的顶端,也就是我屁股坐下的位置,抛开外表的豹点绒布与下面的木板,兴许在这二者之间,还有一层像短袖那么薄的海绵吧。

  “加点儿小心,”我妈闻声赶来,“你爸啥都挑便宜的买,买个沙发都硌屁股。”

  “沙发买那么好的干啥,凑合用呗。”我爸从厨房拿了盘花生米放在饭桌上。

  “有多便宜?”我问。

  “一百八。”我爸说。

  “你别在那儿给我加价,”我妈说,“也就不到一百块的玩意儿,说什么一百八。”

  “那正常沙发得多少?”我侧身揉着屁股问。

  “你那些姐姐家,沙发得四五百吧。”我妈说。

  四五百,我心里嘀咕着,怪不得她们家的更暄乎。

  “沙发就用几年,等她们买新的了,我就把她们的拿回来。”我爸说,听起来理直气壮且有理有据。

  “有你爸这么抠的人可咋整,”我妈嘟囔了一句,“没摔坏吧?站起来我看看。”

  大概半个月后,板凳沙发已经被我和老妈接受。只是那些头次来串门的人会遭罪一点。

  “慢点儿啊。”我妈朝准备坐下去的人说。

  “没事儿。”他们说,然后一屁股坐下去。

  “哎哟……真硬。”他们哼唧着。

  还是一天放学后,我将书包扔到沙发上,然后自己慢悠悠地坐下。屁股下的沙发我早就当它是学校的小板凳了,没抱希望就不会失望,年纪轻轻的我已经参透了生命的真谛。

  我以为我已经适应它了,可当我的小腿肚子碰到沙发侧面时,我那条晃动的左腿却被一股陌生的力量刺中。

  “妈你把针放沙发上了吗?”我问。

  “啥?我最近没做针线活啊。”我妈从厕所里喊。

  “那这沙发怎么扎人呢?”我弯起腰看向刚刚扎我的那一块儿嘟囔着,边嘟囔边用手在上面摸。

  “啊!”我喊,“我知道了!这儿有根钉子窜出来了。”

  “等会你爸做完菜你让他给你钉一钉,让他净买便宜货,质量多次。”我妈说。

  当我爸端着猪肉粉条从厨房出来的时候,我给他看了看我刚刚稍微扎了个小洞的裤子,还有那处凸出的豹点。

  “没事。”我爸说,然后从鞋架里找出锤子,对着那个豹点就用力砸了一下。

  “完事儿。吃饭吧,它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

  我信以为真,屁颠屁颠地坐到饭桌前大口吃着粉条,像没事人一样。

  这事没过多久我就忘了。毕竟都钉进去了,我觉得,那么用力,它怎么会再出来呢。

  可它还是出来了,再一次。

  夏天的时候,我穿了条小裙子。当我一屁股坐上沙发的过程中,裙子恰好被空气兜住,比我慢一步降落到腿上与沙发上。在裙子降落的过程中,我会拼命晃动双腿,那一时间,我会觉得自己的双腿是两根船桨,它们会搅动空气,让裙子更慢地降落。

  也就是在这一迅速且兴奋的过程中,我忽视掉了小腿的疼痛。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左腿肚子已经被刮出血了。

  还是那根钉子,我摸到它了。

  “老爸!”我大喊着冲到厨房门口,推了推门发现老爸把门锁了,“你这破沙发把我剐出血了!”我喊着。

  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哭出声了,迟来的疼痛似乎比第一时间还要剧烈。在我守在厨房门口的时间里,耳朵听到厨房传来油烟机的轰鸣、铁铲与铁锅碰撞的响声,还有隐约听到老爸哼着的小曲。

  “老爸!”我哭着喊了一嗓子,透过比我高的、充满油烟的玻璃窗看着我爸,他根本没有听见我的声音。他哼着“望望头上天外天”,歌声与那些噪音混合在一起,与脏兮兮的玻璃融为一体。它们让我变得越发无助与暴躁,老妈还在加班,老爸听不见我说话,他们都隔绝了我的存在。

  我就这样站在门口,那些油烟透过门缝的犄角旮旯往外冒,像是怪兽一样在侵蚀我的伤口。我的伤口疼得更剧烈,是油烟让我的伤口疼得更剧烈。我就站在门口,掉着眼泪,感受着无助与疼痛。

  “咋了?”我爸打开门,端着昨天的剩菜出来。

  “我腿被沙发那根钉子剐破皮了。”我憋着一股子气哼唧道。

  “我看看,”我爸蹲下去,对着我的小腿看了不到一秒,“没事儿。”

  “可这都出血了。”我说,我感到不甘,就凭我等在门外的这些时间,就值得被双倍关心。

  “没啥事,就出点血。你那么胖,这点儿血不算啥。吃饭吧,等会儿我再把它钉回去就行了。”我爸说。

  我爸就这样在我眼前走来走去,我看见他去厨房拿了蘸酱菜放到饭桌上,又拿了米饭放到饭桌上。最后他一人坐在凳子上,一手打开电视,一手拿根大葱蘸了蘸大酱塞进嘴里。

  “凭什么我都这样了你还在那吃!我都出血了!”我喊,“你都不关心我,给我用最差的沙发。我妈也不想给我花钱,她只想给其他小孩花。我一定不是亲生的!”我哇的一声,哭声收不住了。

  老爸转头看向我,他对我突然的大吼表示莫名其妙。

  “凭什么我从小就捡我那些姐姐的衣服穿?”我被鼻涕噎到,干咳了几声,然后用断断续续且沙哑的声音尽量喊:“班上同学都穿的是商店里的新衣服,只有我都是旧的。你看我现在穿的,是大姐穿完给二姐捡剩的,二姐又给了三姐,三姐给了四姐,现在才轮到了我。我那些同学,他们家里都装修得特别好看。他们还有自己的小房间,自己的公主床。可我那床是用不要的柴火木板拼的,翻个身吱吱嘎嘎就算了,响一阵木板有一块就掉了,我屁股就陷下去了。”我用手背擦了擦流出的鼻涕,看了眼我的腿肚子:“还有沙发!别人家的沙发都贼软乎,只有咱们家的梆硬。它硬就算了!它还把我的腿剐破了!剐了一次又一次,都怪你贪便宜!你就是想让我流血而死,然后我妈给我办的保险就能让你受益!”

  “好了,快吃饭吧。”我爸用大葱点点我的饭碗。他也不知道说啥,只是把电视的声音调小了一点。

  “我不吃!我绝食!”我喊着,冲到沙发前背起书包,“你做的菜一点儿也不好吃!我那几个大爷里头你做的最难吃!上次还让我同学来吃你做的锅包肉,难吃死了,我都嫌丢人!”

  “可你的同学没觉得难吃啊。”我爸说。他居然还为自己难吃的厨艺狡辩。

  “她当然觉得!只是她有礼貌,没好意思说,”我说,“我要离家出走!我要去我姥家住!啥时候沙发换了我再回来!”

  我气冲冲地背着书包就出门了,气到在楼道里遇见楼下的老头老太太我都没打招呼。我恨不得现在下场大雨,这样我就可以把凉鞋踩进水泡里,把过路人的衣服全都溅湿,这样才够撒气。

  去姥家的路我记得最清楚,不用担心迷路。姥家也有我换洗的衣物,更不担心没衣服换。路上离家越远,我越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我分明已经把情绪发泄完了,但我却没什么优越感,反而有一种顶撞了家长的愧疚。

  我拖着这条受伤的腿在夕阳下走着,走着走着逐渐奔跑起来。

  这一路我没数自己回了多少次头,哪怕我已经走到姥家门前,距离我家十万八千里的时候,我还是假装不知期待什么似的回了一次头。

  身后没有传来我爸的挽留。

  7

  大舅就是我的财神爷。我带着小目的,和大舅说起了那日在蛋糕店相中的蛋糕。

  “等我开支了带你去。”大舅说,没带一丁点犹豫。

  我信他的话,因为大舅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为我花钱。平时周末我在这儿住的时候,大舅一下班就会在单位门口买两根烤肠。冬天死冷寒天的时候,他还会叫老板在烤肠外头套个塑料袋,然后放进大衣怀里。那样步行回到家,烤肠的芯还是温的。

  大舅发工资是在那天以后的四五天,我没仔细数,因为心里有期待就觉得时间过得贼快。

  那天他刚到家,就笑嘻嘻地在当院儿喊我:

  “小芃芃!走啊!”

  当时我还在院子的另一侧,正拿着苍蝇拍打苍蝇。我沉浸在一拍一个准,然后苍蝇的尸体掉在地上被老母鸡吃掉的事业中。大舅的呼声就这样消失在了啪啪的苍蝇拍响声中。

  “问你话呢,”大舅大跨步地从院门那一侧穿到我面前。他一米八的个子匹配的大长腿,总让我觉得他随时在跨步。

  “走不走?买蛋糕去?”他说。

  “啊?你开支了吗?”我手拿着苍蝇拍,不敢相信钱来得这么快。

  “开了,”大舅笑着点点头,“走!一会儿再打苍蝇。”说完他就牵起我的手往门口大跨步。

  我被他拽住的一侧身体是在半空中的,另一侧在地面上跟着他的大长腿小跑着。或者,我两条腿其实都在空中小跑着。我听见姥姥从外屋地闯出来,对着我们大喊:

  “干啥去?不吃饭了?”

  “不吃了!”大舅说,“给小芃芃买蛋糕去,一会我回来自己热热剩菜就行。”

  我没听到我姥后面嘟囔什么,因为她刚张开嘴我大舅就把门带上了。他的速度就像踩了风火轮,等我再反应过来,人就已经在蛋糕店了。

  “买啥?”柜台后面的服务员问。

  我看着玻璃后面最显眼的两个我心心念念的半圆形蛋糕,在思考自己是买紫色还是红色。

  “想买这俩啊?”服务员说,“这孩子眼光真好。这俩都是新款,一个葡萄味,一个草莓味,看你相中哪个了?”

  草莓的红在那片反着光且透明的“液体胶水”后,显得比较普通。相对来说,那片波光粼粼的紫色反而更加诱人。

  我将手指按压在玻璃上,隔着玻璃指在紫色的蛋糕身上。

  “来个紫的。”我大舅说。

  “来个紫的啊?”服务员说,边说边拿起柜台底下折好的盒子,然后从玻璃柜台里拿出仅有的这份紫色,“这蛋糕老好吃了。外头是果酱,里头还有一小层奶油,最里头是蛋糕,贼软和,好吃。”

  “看样子你这是吃了不少啊。”大舅笑着说。

  “这玩意有限,我还没吃过呢。”服务员说。

  大舅笑着点点头,他应该只听到了前面那句话,于是对这款限量版蛋糕很肯定。而我,自然更肯定。

  “再来一个不?大舅有钱。”我大舅低下头问我,他应该是看到我还在盯着另一个红色蛋糕。

  “不了。”我摇了摇头。这蛋糕太贵了,我还是得懂点儿事。

  “孩子不要了,那就来一个吧。多少钱?”大舅问。

  “二十五。”服务员说。

  大舅开始掏他的裤兜,从里面拿出一个被磨秃噜皮的黑色钱包。又从中取出一张崭新的一百元递给服务员。我没看找回来多少,我也看不明白。反正服务员拿给大舅一堆,看着比之前那一张要划算。

  购买完毕,我就等着回家赶紧上嘴开动了,恨不得接下来的时间都过得像一眨眼那么快。

  可我在推门的时候,撞见一个进屋的阿姨。那阿姨我见过,但我想不起来她是谁了。

  “哎哟,这不是王老师家那大胖闺女吗?”她笑着说。

  我看了眼我大舅。他和我妈一个姓,他也是老师,也被叫王老师。不过看他呆住的表情,他应该不认识。

  “你妈呢?”她问出了下一句。嗯,是认识我妈的人。

  “在家。”我说,顺便露出不该与陌生人说话的神态打量着她,我以为这样会让我快一点脱身吃到蛋糕。

  她似乎意识到了我的疑惑,但她却没意识到我的急促。

  “哎哟,瞧我这记性。我是你妈班上那个淘气包子他妈。家长太多了,你这小脑瓜可能都记不住。没事,阿姨不怪你。来买蛋糕啊?”她话锋一转。

  我想起来了,她就是拽着我妈能说一下午的阿姨。她家孩子就是我妈班里最淘气的那个。有时候我都不想搭理她孩子,怕搭理他其他人就会觉得我也是个坏学生,但我又对他叫我老大而感到神气。我不应该这样,我应该只跟好学生打招呼,像好学生那样有礼貌地点头与微笑,才会显得我也学习特别好。

  “嗯。”我简洁地回应了一句。

  “哎哟,这不巧了嘛。这家店我老头开的,买了啥?蛋糕吗?再来点别的吧,随便拿,阿姨不要你钱。”

  我脑袋第一时间想到了柜台后面的草莓蛋糕。但我在刚要张嘴的时候又意识到,为啥这家店是她开的?一个我不想和他扯上关系的淘气包子家开的店,却有我最喜欢的蛋糕。我一直以为只有厉害的人才能做厉害的事,可那个淘气包也没见他有多厉害。

  可能是他爸妈厉害吧,我心想。然后抬头看了眼大舅,大舅还在微笑着点头示好,我只好自己开口:

  “不要了阿姨。”

  她看起来很开心,然后话又说个不停:

  “哎哟真懂事。那你买哪个了?多少钱?给没给呢?小王,你快点把人家钱退了,别要啊!”她张牙舞爪地说话,我一时不知道哪句话是在和我说。

  “不用了不用了,”我大舅这时说起话来,“买都买了,正好我刚开支,给孩子买个蛋糕。不用这么客气。”

  然后还没等那女的说话,大舅就拽了我一把,“咱俩赶紧走。”

  我再次飘在半空中。身后传来老板娘的喊声:

  “哎哟,这样多不好!那就下次再来啊!”

  大舅一手牵着我,一手拎着蛋糕。在回去的路上,所有的思路都围绕着距离我两条腿远的、跟着步伐晃动的蛋糕盒,我甚至想在上面插上几根蜡烛来弥补之前的生日。我想这蛋糕一定会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它也一定是班上同学都没拥有过的美丽食物。

  我到家了。到的是我自己的家。

  大舅趁我不注意,在我满心思蛋糕的时候把我送到了家门口。他说:

  “拿着你的蛋糕回去吧,你爸给你换新沙发了。”

  家里的沙发还摆放在原来的位置上,沙发的样式也和以前一样。只不过沙发变了个模样,它现在是粉红色的,上面还带着小兔子的图案,有些地方还是毛茸茸的凸起,看起来像玩具似的。沙发的一头还摆了个粉色抱枕,看起来可爱极了。

  我换完鞋拿着蛋糕坐了上去。为了以防万一,我坐得很缓慢,缓慢到我能感觉屁股逐渐陷进了沙发底下厚厚的海绵里。

  “咋样,软和吗?”我爸问。

  我开心地点点头,将之前的破沙发忘得一干二净。然后开始左右晃荡自己的双腿,开心地打开蛋糕盒子,从里面托出我的“紫水晶”蛋糕:

  “妈!你看,我大舅给我买了。”我骄傲地朝卧室喊。

  “嗯!你大舅最惯着你了。”我妈哼唧一句。

  我笑嘻嘻地把蛋糕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又从蛋糕盒里找到那一把小小的透明刀叉,小心地在蛋糕光滑的表面上划破一刀,然后再划上一刀,用叉子插起来塞进嘴里。

  我在口腔中感受着眼前的蛋糕,嚼了几口后我开始盯着它看。蛋糕的紫色表皮与下面的奶油加起来应该都没我的指甲厚,我想。我感受着嘴里的味道,感受着嘴里四散开的葡萄果酱、糖葫芦外头的糖衣,以及干瘪的蛋糕。

  我从未吃过这么难吃的蛋糕。怪不得柜台后面只有两个。

  我想,原来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垃圾蛋糕。

  8

  大概是小学四年级之前,每逢过年我都要提前半个月开始兴奋。

  我会追着问我爸今年年夜饭有没有大虾吃,又追着问我妈今年的新衣服啥时候买。我会期待那天与四个姐姐一起打红十,会期待大人们给的压岁钱,也会期待十多个人一起脱鞋上炕,坐在烫屁股的炕上吃饭的场景。

  后来这种期待淡化了。

  因为我逐渐发现东北的年夜饭总是那几道家常菜,永远不会变化。而正月里来串门的亲戚总是会说起南方的年夜饭:“都是海鲜盛宴,”他们说,“年年都没重样过。”

  排骨炖豆角、猪肉酸菜炖粉条、小鸡炖蘑菇、饺子、炖鱼……我已经可以把过去每年的年夜饭菜单背下来,甚至还可以预测到未来每一年的菜单。

  大概就这样反感自家的年夜饭,反感了七八年。在我大学放假回家时,当我盘腿坐回炕上时,一道道端上来的饭菜突然引着我的视觉与嗅觉开始满足——

  夏天把土豆切成片,放在阳光下暴晒。这是老一辈人怕东北到了冬天没啥吃的时候做的准备。想要做菜的时候,用水泡个半天。这时土豆中间变得如新鲜时一样饱满,外圈却有如烤制过的棱角,更有嚼劲。它们与排骨混合到一起,在外屋地的大铁锅上,用柴火炖上俩小时。再出锅,此时的排骨软糯,外头裹挟着一层土豆干熬出的精华,像是包裹了一层绝美的调味剂。经由筷子随便一挑拨,排骨便脱落在了饭碗里,十分下饭。

  还有那些摆在地窖里,蒙着两层塑料布后又盖上几块砖头的酸菜缸。它们从秋末就开始散发出恶臭。秋末,也就是快入冬的时候,各家各户都会囤个一百多棵大白菜,几十棵放缸里腌制,另外几十棵就是冬天做菜能用的菜霸子。

  我是讨厌酸菜这股味道的。特别是当老妈从缸里面取出一棵发黄且透明的酸菜时,那股味道会直冲头顶,让我这半年都不想尝一口酸菜。那时我会想,不如都囤起来好好做菜算了。虽然做出的菜都是土豆炖白菜、白菜炖土豆,但也总比这恶心人的味道强啊。

  后来我在南方待了几年,吃惯了南方米线里的腌菜。再回到东北,酸菜猪肉饺子也变成了令人惊叹的美味。

  东北的酸菜与南方的腌菜味道不同,颜色不同,使用的菜也不同。在它们二者之间,我至今都没能分出胜负。

  想到曾经我讨厌猪肉炖酸菜里的酸菜,讨厌酸菜猪肉馅的饺子。可我现在却成了酸菜水饺的爱好者。有时隔了很久才回家后,父母问起我想吃啥,我第一句永远是:

  “酸菜饺子。”

  奶奶在年三十那天是不让吃酸菜馅饺子的,因为她说:“酸菜酸人,没有好兆头。”她还说过年那天得拿开水烫两个一毛钱,分别包进饺子里:“能吃到这俩饺子的,今年都有好兆头。”

  于是我们过年在奶家吃的都是芹菜馅饺子,幸运人大娘总是被钢镚硌到门牙。

  每年年夜饭在我奶家吃完,我们一到自己家,老妈就会把冰箱里已经包好的酸菜饺子和猪蹄热热,她要就着零点的钟声再吃一顿。

  一开始我没能明白她为什么会饿得这么快。后来,直到我也坐在桌前跟着她一起吃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事无关饱饿。是这种扎在骨子里的感官让我对它们无法割舍,闻到就得来一口。

  也是那年,小学的班级群热闹起来,不常说话的人都在群里问候。

  有人在群里艾特我,是我当时的前桌。她问我:

  “方便告诉我你生日的时候,你爸当时的锅包肉是怎么做的吗?”

  “什么?”我回,我已经快忘记了那次生日,甚至与生日相关的那道菜。我已经不记得老爸做出的口感了,我只想起那道菜在当初让我觉得难吃和丢脸。

  “我问问,”我回,“等会私信你。”

  我没问过老爸当年的锅包肉是怎么做的,因为这么多年我打心眼里瞧不上家里做的这些饭店专属菜。在我的固有认知里,饭店厨师的厨艺是各家掌厨无法超越的,无论家里怎么做都不会有外头好吃。我以为前桌只是当时因为懂事所以附和着夸赞老爸的厨艺,却没承想那道我看不上的菜却让她惦记了那么多年。

  “你那道难吃的锅包肉怎么做的?”我拿着手机问正在琢磨自己做个小板凳的老爸。我依旧不想认输地承认这道菜不难吃。

  “锅包肉?我啥时候做过锅包肉?”我爸头也没抬地问。

  “就小学二三年级,我过生日你给我做的。”我说。

  “小学……”我爸停下手上的木头,抬头对着屋顶眨了眨眼睛,似乎是在打开尘封的记忆,“啊,那道菜啊。你不是不爱吃吗,问它干啥?”

  “我那个前桌问的,我才没问。她说她这么多年都惦记你这道菜呢。”我说。

  老爸笑起来,是那种被人肯定了的喜悦的笑容:“啊,她真觉得好吃啊?”

  我没说话。

  “那道菜你说你不喜欢,后来我就再也没做过。当初我做的时候,对着咱家那台台式机研究了快一周。那时候不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当初那菜谱网上没几个,就算有,大家说的也都不一样。我当时对照了几个,然后总结了一下记在纸上。我看说是小孩儿都爱吃番茄酱嘛,像那种糖醋里脊,还有炸薯条,不都用番茄酱嘛。于是我就用淀粉裹着猪肉,把它们炸完了,用番茄酱兑水做个汁就浇上了,”老爸说,“没多难,不像现在工序那么复杂。头两天说你要放假回来,我还又查了查。现在的做法比以前难多了,还不如去饭店吃呢。不过我寻思,要是当初用现在那种做法,估计你能喜欢。”

  我没说话,听完只是把这个步骤简单地敲了几个字发给了前桌。

  我没说老爸的其他话,因为那些话是对我说的。可能是对几年前的我说的,也可能是他这么多年因为没得到我的理解,而对他自己说的。这么多年,我居然才意识到,饭店的菜才是最好超越的。而家里的味道各家只有一个,是独一无二的。

  此时,我依旧窝在那张粉红色沙发上。沙发坐垫里的海绵已经被坐扁,压得梆硬,就像当初那个木板沙发一样。我轻微一动,就连晃动的响声也变得相似。

  我伸了伸腿,想从为自己感到愧疚的情绪中出来。在我小腿碰到沙发边缘的时候,一种熟悉的刺痛向我袭来。

  我认识这张沙发。

  【作者简介:张君怡,1995年生,吉林德惠人,现居北京。建筑学专业毕业。曾做过助理建筑师、建筑编辑等,做过编剧,拍过短片。文字作品见于《滇池》、“one·一个”App及深焦、和观映像、剧本君、看电影看到死等公众号。】

 

【审核人: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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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包肉 沙发 张君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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