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曾经是民办教师。
1972年，生产队响应上面要求，要办民办班。生产队长把队屋的钥匙交到母亲手上，说：“你有文化，又捺性(有耐心的意思)，伢几个(孩子们)就交把你了。这事也只有交把你我们才放心。”
民办班前后搬了四五个所在，不是队里多出来的闲屋，就是曾经栓过公家的牛之类的场所。都是没有窗户的，也没有日光灯，仅靠屋顶的玻璃亮瓦和门口透进来的光线采光，一到阴雨天，里头黑魆魆的。学生的课桌都是家里做山芋角用的小矮桌，或者宽一点的条凳子，坐的是更矮的小“马”，就是四条腿的小马扎，矮矮的，差不多大人的脚踝骨上方那么高吧。黑板是用厚纸板做的，上面涂上一层黑油漆，只有普通黑板的一半大。上课铃是母亲的口哨，口哨一吹，孩子们从柴垛里面，从巷子里，从土砖墙后面，或者也有回家喝水的学生从自己家里冒出来，鱼贯而入进到那破旧而昏暗的教室。
母亲格外同情那些十几岁了还没入学的女孩，曾一户户家访，登记，造册，让队里很多个已经长到大人那么高了还没入学的大姑娘入了学，她们有的都没有正式名字，是谁的妹妹就叫某某妹，也有叫小毛，叫二姑娘的，或者也有的叫扁头，名字实在是太不雅。(奇怪的是，我们那里男孩子都有非常文气的名字，最不济把辈分那个字放进去，再加上一个字，也是一个很好的名字了，大概因为我们队里清代曾经出过翰林，有点文脉，同时又重男轻女所致)。母亲就给女孩们取学名，我还记得有“碧珍”、“素芳”等等。还有个女孩子，上学的时候一直背着她的小弟弟。因为多年累积的未入学女孩，民办班里的男女生比例总是女生远远多于男生。那些较大年龄的女孩也特别珍惜难得的机会，学习十分认真，有几个只是念完了二年级，就能写信了。她们后来还说：“多亏了有老师您，要不然我们别说写信，连家里人来了一封信都不知写的是什么。”
我们生产队比较大，民办班学生数量基本都能保持有二十多名，母亲给生产队里一百多个孩子抱过蒙，“抱蒙”，我们那里方言就是启蒙的意思，这个叫法带着点私塾时期的色彩。民办班，也是复式班，有时候是一、二、三三个年级一起，有时候是一、二两个年级。不同年级的学生都在那一间屋里，一个年级的孩子上课的时候，另外年级的就做作业。母亲一个人轮流教，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三年级，二年级，一年级;语文，数学，数学，语文……天天车轱辘似的忙个不停。
队里的大人小孩都很尊重母亲，都喊老师，态度和语气里都透着柔缓和客气。家长们经常对母亲说：“我家伢要是不听话，你就狠狠打，不碍事。”那时候人淳朴，家长们似乎觉只有这样说，才能表达自己的信任和支持，才能让老师对自己的孩子严格，只有严格了，才能学到东西。当然，母亲并不真的经常行使这一权力，因为她是一个温柔而有耐心的人。母亲教书，生产队给她每天记6个工分，也就是一个妇女的标准工分，因为母亲的认真负责，星期天也给她记工分。
有一年秋天，一个叫敬禄的学生掉进了民办班附近的水塘，水塘并不是太深，但是孩子小，他在里面瞎扑腾。其他的孩子马上就来喊老师，母亲立刻奔过去跳进水塘，把他捞起来，把孩子肚子里的水倒出来，之后母亲才回家换衣服，她的裤子和上衣的下半截全湿透，几乎要湿到肩膀上去了。敬禄的奶奶特地做了米粉发粑，给母亲送来几个，以示感谢。那时候，不是逢年过节是不会有米粉粑的。
是的，那时候物资好缺，学生的笔，本子，尺子，橡皮都是很缺的。老师的备课本粉笔也缺。怕孩子们糟蹋了粉笔，母亲上课都是自己带粉笔盒，带来又带去。我后来到了公立小学，到了初中，老师们也是那样。再后来上了县城读高中，看到老师们并不将粉笔盒带来带去，而是直接放在教室里，我就觉得很惊奇：城里条件真好!而且，里面还有许多彩色粉笔，且都是长长的，不像母亲的粉笔，都是短短的。县城里的学生也不把粉笔当回事，经常掐的一截截，互相丢着玩，我觉得城里的孩子真是不知爱惜东西。而我母亲，她是个特别节约的人，每一个都要用到手指头尖着捏起来都无法写字了，才不用，但是也还舍不得丢掉，而是都存放在一起，所以越到后来粉笔头就越小。
一到暑假，母亲要参加各种学习班，要迎接各种考试和考核，那个时候，她是多么羡慕那些年轻的师范生，有铁饭碗，还不用考试。一到复习，母亲尤其认真，她深度近视，她的身子趴在饭桌上，低下去，再低下去，像是要把书本上面那些字都当芝麻吃到肚子里去。待我到了初中，母亲会把她的课本交到我手里，让我给她验收课文背诵，其中很多课文是我们高中时候才学到的，她还找我要来我们的数学试卷，做完后叫我批改。常年的各种考试却不能转正，也有的民师经受不了这样的折腾，中途退出了民师队伍，有的做小生意去了，有的务工去了。母亲还坚持着当民师，她说她喜欢孩子们。
我们生产队在有了民办班之后，大学扩招之前，出了一个博士生，一个硕士生，三个本科生，两个中专生，这些都是作为民办教师的母亲的学生。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到了公立学校之后教出来的学生。
1980年.各生产队的民办班撤销了，母亲也就转到了村(那时候叫大队)小学，但她仍然是个民办教师。有一年暑假，在去乡里(那时候叫公社)参加集中阅卷的路上，母亲被一名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的年轻人撞到了，右眼里进去了异物，从那以后她的右眼就渐渐失明了。母亲的左眼视力也并不好，要把书贴到脸附近才能看见字，但她仍然坚持教学。
母亲于1998年转正，她从21岁起就当民办教师，当了26年，又于2006年以正式教师的身份退休，工龄34年，还领到了一块乡教育工会颁发的“光荣退休”金色牌匾。每提及此事，母亲总是百感交集，说要感谢政府，没有忘记他们这些叫做民办教师的人，让她在退休后能够衣食无忧。
而今，母亲已年逾古稀，满头银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