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三题

　　【李春雷，1968年出生，河北成安人。一级作家，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出版长篇报告文学《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宝山》《摇着轮椅上北大》等21部，散文集《那一年，我十八岁》、中短篇报告文学《木棉花开》《夜宿棚花村》《朋友》《武汉纪事》等。报告文学获第三届、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全国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奖等。个人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全国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武汉三题

　　李春雷

　　2020年大疫期间，我受中国作协委派，到武汉采访，竟达35日。来去匆匆又漫长，平安又危险。其间故事多多，颇出意外，实为人生之奇遇。遂作散文三题，追忆此行，铭记永远……

　　上篇：入汉

　　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竟然在武汉市内疫情肆虐期间，逆行而入，在中心区域生活了35天。

　　春节之后，疫情初始，我躲在北方的小楼里，南望飓风猛烈，想象漫天“冠寇”，茫然而心悸。

　　我爱运动，几乎每天打篮球，出汗一两斤，但现在球馆关闭。于是，每天傍晚便到附近一家植物园内跑步。后来小区禁止外出，只得在楼前楼后快步走。夜深无人，便猛跑数百米，气喘吁吁，满头汗出，一吐胸中浊气和块垒。

　　树上的柳芽已是密密麻麻，春天已经到来。本来应是风和景明、琴声叮咚，不想现在却是硝烟弥漫、炮声隆隆。

　　作为一名纪实作家，如何记录和见证这千年不遇的历史?

　　真是千年不遇啊!

　　爆竹声声除旧岁，春节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大的习俗。爆竹之起源，即古人点燃竹节，发出“噼噼啪啪”的爆响，以驱除鬼怪和瘟疫。后来火药发明，又衍生出诸多品类，遂成烟花爆竹家族。随着时代发展、文明进步，这些年来，政府一直在着力禁燃，先在城市，后在县城。今年，由于环保，力度更大，誓言要在农村彻底禁绝，让春节结束爆竹燃放。这是一种文明，也是一种告别。但社会的进步，总是伴随着一些纠缠、一些恩怨。于是，不知蛰伏在世界哪个角落的这些怪诞的疫虫，竟然从天而降，拍门而来。

　　但愿中华经此劫难，从此免疫!

　　这期间，为了体验疫情氛围，我曾冒险前往广平县城，采访因抗疫而去世的英雄岳金栋事迹。那是2月中旬，我戴着口罩，忐忐忑忑地和采访对象相距两三米，不能握手，不辨真颜，只有瓮声瓮气在中间传递。那真是一种别致的采访，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

　　这期间，我也曾向中国作家协会和省作家协会有关领导打去电话，询问是否可去前线采访，但他们均回复说疫情复杂，要等一等。

　　2月24日上午，我正在观看电视里的篮球比赛，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他客气地寒暄之后，问我是否打算去武汉采访。

　　我心内一惊，犹如闪电穿过。说实话，我是一个胆小之人，平时看似刚强，实则虚弱不堪，见到烈狗也会身心颤抖。现在，我本能地愣怔了一下，犹豫一秒钟，但马上调整了过来，未等对方反应过来，便坚定地答应了：“去!”

　　一个以纪实文学为生命的作家，面对这个千年不遇的机会，焉能错过。这是天然的使命，这是命运的安排。只有那里，才是我的最佳位置。

　　现在想来，我真为自己庆幸。关键时刻，作为一个凡人，灵魂中的使命和责任超越了躯体中的所有恐惧，促使我作出这个几乎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事后，朝全兄告诉我，如果当时感觉到我在犹豫，他就放弃了，因为毕竟有危险，不能有任何的勉强。

　　既然决定，便问行程。

　　朝全告诉我，情况紧急，一两天就会出发。

　　当天，我就做好了前往武汉的准备。其实，也没有什么准备，除了一些简单的防护用品，最主要的武器便是电脑。

　　当时，离汉通道已经关闭，更无人主动前往武汉，所以高铁在武汉也没有票务。

　　由于我们此行将参加中央指导组宣传组的统一行动，所以组织出面，协调铁路部门，以工作人员身份进行安排。

　　26日傍晚，我从邯郸匆匆登上了南行的列车。

　　在火车上，我终于见到了从北京出发的朝全兄。我们是好友，见面后总要握手或拥抱，但现在只能招手，目光中格外的亲热，深深地拥抱对方。疫火之中，危难之中，并肩携手同行，更是兄弟，更是战友!

　　晚上9点半左右，火车停靠武汉。

　　走下火车的，除了朝全和我两人，还有三位女士，应该是外地支援的医务人员。

　　有关部门派来一辆车，接我们两人去宾馆。整个大街上，空空荡荡，唯有树叶青翠，灯光璀璨，仿佛都在沉默，都在沉思，都在祝愿。

　　浓稠的夜色中，汽车左拐右拐，走进洪山区东湖边的一家“水神客舍”。

　　客舍门口，是一张桌子，上面摆满各类消毒液。门坎外的行人必经处，是一个用铁盘和毡布做成的消毒池。门坎内的大堂里，冷冷清清，只有前台一个光头戴口罩的小伙子在值班。

　　光头小伙子交给我一把钥匙，并告知没有服务员，一切需要自己料理，最关键的是要按程序做好自身防护，万万不可疏忽。

　　我，就这样走进了1301房间，走进了战战兢兢的武汉。

　　中篇：在汉

　　刚刚到武汉，便连连遭到当头棒喝，吓得魂飞魄散。

　　第一次入住房间，已是深夜。我又渴又饿，看到茶几上放着几瓶矿泉水，便打开瓶盖，迫不及待地喝下。

　　不想，喝到嘴里，哇，又苦又涩，赶紧吐掉。

　　竟然是消毒液。

　　灯光下的瓶装消毒液，与矿泉水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不细看商标，根本无法分辨。

　　一时间，我浑身颤抖，满心悲哀。

　　文明，便是在最细微处做文章、谋改进。我们的消毒液生产厂家，或许还是粗糙经营，或许还没有此类教训，为什么在包装上与矿泉水如此相似呢?

　　我在北方，已感觉春暖，平时只穿单衣，即衬衫加一件西服。所以出发时，虽然家人准备了厚衣，但我还是坚决地拿掉了，而且坚持携带几件短袖衣服。因为这是往南走，到南方。不想到武汉后，气温只在6度左右徘徊，天气阴冷，透彻骨髓，我咬牙坚持。别人都穿着羽绒服，只有我穿着单衣。大家看着我，颇感奇葩。

　　小分队负责人李朝全频频劝我，加衣加衣。可我哪里还有衣服呢，这已是最后的铠甲了。

　　他告诫我，保暖是第一位，千万不能感冒，若感冒，就要隔离，就要引起恐慌。

　　我一想，顿觉惊骇。是的，今年闰四月、倒春寒，而且，南北气候不一，水土有别，节奏稍有错乱，极易发生感冒症状。

　　我越想越恐怖，便决定购买衣物，可此时，武汉的商店全部关闭。别无选择，又生奇想，请家人开车前来送衣，虽然路程接近一千公里。

　　朝全兄听说后，极不赞成，就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湖北省作家协会。

　　湖北作协党组书记文坤斗马上联系购买，仍是无计可施。最后，他回家翻找衣柜，正好找到一套全新的保暖内衣。关键还是红色，保暖又辟邪。

　　我穿在身上，正好合适。浑身上下，顿时暖融融。

　　岂曰无衣，与之同袍!

　　生活上不习惯，气候上不习惯，写作工具上更不习惯。

　　客舍条件极简陋，不仅没有服务员，一切生活需要自己打理，最关键的是房间没有桌椅，只有一张迷你型茶几，又小又矮。笔记本电脑放上去，几乎覆盖。

　　怎么办?只有蹲着写。

　　后来，我把朋友慰问时送来的牛奶箱、面包箱摞在一起，成为一个座墩。

　　所有的不习惯，造成我在进驻武汉初期根本无法工作，不能进入状态。

　　我总感觉陌生，感觉整个身心与周围的墙壁、地板、灯光、空气不相融，有一种莫名的距离感，心理上似乎也有一种本能的抗议。那些天，我只能傻傻地坐在那里，打不出字来。即使打出一些字，也如蒺藜，如石块，如被收废品的小贩踩扁的塑料瓶。我苦恼自己的适应能力太差，与真正的战地记者差之太远。

　　但随着采访深入，一切都在迅速地改变。

　　到武汉后，我第一个希望采访的是李兰娟。但直到离开武汉，也没有实现。主要是因为她太忙，其次是因为我无暇。

　　记得那是2月28日，我在与中央指导组宣传组负责人见面时，明确提出采访李兰娟，负责人马上答应安排。可几天后，一直没有回音。后来，我与国家卫健委宣传司负责人见面，再一次提出。但这一次，负责人似乎略有犹豫，说李兰娟属于中国工程院，需要沟通。我便想，当时网络上有人攻击李兰娟，说她为儿子公司站台售药之类，是否受此影响。但我马上又否定了自己，以李兰娟的身份和觉悟，断不会做出如此低智商之事。只是，采访事宜仍没有下落。

　　后来，因他事，我单独约见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宋司长，其间，我再次提出此意。宋司长马上答应，并立即打电话，可竟然没有接通。宋司长表示将再联系，并吩咐工作人员落实此事。

　　这之后，我的工作也开始繁忙，特别是离别武汉前的那些天，更是如此，连续三四天错过午餐。这期间的一天中午，我突然接到通知：下午两点半，与一家报社联合采访李兰娟。

　　当时，我正在赶写一篇稿子，实在无法脱身，便推脱了。我知道，那时节的李兰娟，是天下最忙碌的人。

　　我曾先后两次采访张定宇，分别是3月1日下午3点至8点，和3月17日下午4点至8点。印象最深的当然是第一次。

　　张定宇给我的印象是个头不高，眼睛眯缝，似乎没有睡醒，特别是走路跛脚，十分明显。

　　我们的谈话地点是他办公室隔壁房间。其间，他一直在接电话，直到傍晚，办公室人员端来两个盒饭，说吃饭后再谈吧。果然，饭后，他的电话少了，他开始完整地讲述一些故事。

　　张定宇是典型的武汉人，性格直爽，自称粗野，说话声音大，爱批评人。

　　他告诉我，从来没有设想过当多大官，只是想干些事，比如自己至今不会签字，字写得像“鸡扒”;还有饮酒，他说自己饮酒之后毛病多，爱直言别人的缺点，所以总是惹人，后来干脆不参加这些场合。

　　谈到自己的“渐冻症”，他很坦然。

　　采访张继先，是3月2日下午2点。

　　我们见面的地点似乎是一个公开的会客厅，又或者是一个餐厅，反正到处是密密麻麻的桌椅，空空荡荡不见人。

　　张继先身高只有1.55米，瘦削，半脸疲惫的笑容。但她显然是一个干脆利索的女人，简单精准地介绍着自己的工作和上报疫情的过程。除此之外，我还尽量问一些工作之外的事情，其中有不少鲜虾活鱼、萝卜青菜之类。

　　在武汉期间，我还通过视频，采访了一系列医护人员。

　　渐渐地，我适应了武汉节奏。

　　一天凌晨4点，睡不着，我便坐在座墩上，开始写作，写着写着，猛然抬头，已是满窗阳光。再后来，经常全天只吃一顿饭或两顿饭，因为，每每错过吃饭时间。

　　这时，猛然想起一个成语：废寝忘食。

　　真正的创作状态，或创业状态，必然如此。

　　古人在创造这个成语时，肯定是积由多少人的经验和体悟而成。

　　废寝，是被动，是不自觉。胸中一团火，熊熊燃烧，浑身轰鸣，心跳如鼓，血脉偾张，如何能躺下，怎么能睡着?忘食，更是如此。进入创作状态后，无味无欲，忘记时间。抬头一看，三五个小时过去了，早过了饭点。过去就过去吧，腹中的食欲被压缩成一枚核桃、一块卵石，不发芽，也不发声，更不抗议。

　　不仅废寝忘食，茶也索然无趣。

　　平时，我喜爱品茶，已经培养出一定的茶瘾。每天上午，沏一杯绿茶，看着杯中的青山绿水、春光明媚，嗅着杯上的白雾袅袅、香氛缭绕，于是，味蕾爆炸，滋味百生，在舌尖上跳热舞，在肠胃里唱山歌。可进入写作状态后，茶瘾便骤然萎缩，像一个无趣的客人，看着主人忙碌，便挥手道别，不再打扰。茶的影响，在于搁笔之后。写累了，眼昏昏，腿软软，只想酣睡，可这时候，茶的作用发挥了，兴奋神经，不能入睡，头脑就像受到强烈电磁波干扰的电视屏幕或电台频道，吱吱喳喳，满天雪花。

　　于是，罢茶!

　　就这样，在繁忙的浑然忘我中，我陷入武汉繁花似锦却又水深火热的春天里。

　　不知不觉，悄然满月。

　　下篇：别汉

　　进入武汉之初，本来打算采访一周左右，不想疫情复杂，归期一拖再拖。

　　刚开始，吃住均不习惯。早餐和晚餐，几乎全是热干面和蛋酒。中午呢，只有米饭和辣炒青菜。这纯正的南方餐饮，让我这个纯正的北方人徒叹奈何。同样难以适应的是天气：武汉的早春，阴冷潮湿，寒彻骨髓。室内没有暖气，晚上端坐写作，两腿冰凉，犹如铁棍。

　　一周后，意识到归期无期，便开始面对现实、寻找依附。

　　首先是餐饮上的投奔。蛋酒的微甜，居然类似于玉米粥，滋润肠胃，有一种无言的舒服。几天过后，竟然产生了些许依赖。更有那热干面，又恰似北方的面条，咀嚼吞咽，同样酣畅。肥沃的浓汁，加上少许开水，俨然靓汤，喝下去，浑身舒泰，三万六千根毫毛，纷纷翩翩起舞。

　　大约十多天后，我已沦陷在武汉的春天里了。

　　每天，除了采访，就是待在水神客舍的1301房间，写作。听着一帘鸟鸣，看着满城花开，推开小窗，请一扇阳光迤逦而来，披在身上，宛若一件白而毛茸茸的裘皮大衣。

　　我坐在雪白的温暖里，逐阳光而游移。

　　傍晚，我常常在楼下的小院内走动。小院一亩左右，中间是15个车位。往日忙忙碌碌的汽车们，现在全部趴窝，灰头土脸地在这里呼呼大睡。我绕着这些睡客们，每每快走20圈，直走得上下通泰、热汗涔涔。

　　与我一起的快步者还有若干人，都戴着口罩，互不相识，更不言语。大家只是默默地走着，走着，似乎是一种漫长的无奈，更仿佛是一种坚定的自励。

　　客舍的后院是东湖一角。偶尔，我也到湖边散步，满目空旷，满地落叶。湖水满面愁容，风儿却是清清爽爽，欢声笑语，暗香袭人。遥望远处的武汉大学，樱花猩红，纷纷繁繁。

　　其间，回家的心思时时浓重，就打电话，询问中央指导组宣传组负责人。答复是中央领导年前就来武汉了，到现在也没有回去。话外之意，不言自明。

　　日子，就这样在晴晴雨雨中匆匆而过。

　　3月中旬，事态明显变好。好消息每天都在微信屏幕上闪闪烁烁地跳动着，几乎所有省市的患者数字都在清零，全国各地纷纷复工复产。

　　武汉市内，也是捷报频传。方舱医院冷清了，重症病房空床了，医护人员轮休了，新增病人停止了。原来肥肥胖胖的数字越来越瘦弱。

　　此时，部分省市医疗队开始撤离武汉。我们再次申请返程。

　　3月27日，李朝全最早接到撤离通知。

　　那天上午，微雨，我们集体送他上车。的确，疫火之间，携手同行，特殊情缘，温暖终生。朝全感叹地说，我们是“过命的兄弟”。

　　30日上午，我终于接到第二天返程的通知，但时间十分奇特，需要凌晨3点半起床。原来，我被安排与河北省最后一批医疗队一起乘坐包机返回石家庄。由于国外疫情紧张，为了最大程度地阻止外来输入病例，石家庄机场承担了北京机场部分国际航班的分流任务。31日上午10时左右，有国际航班落地，我们必须尽早全部撤离机场。

　　31日凌晨，也许是我人生中一个最特殊的黎明。

　　那天3点半，敲门声如约响起。纪红建和曾散两位战友加兄弟，已经站在门口，而那位省委派来的司机邱师傅也在楼下等候。

　　我特意穿上那件文书记送我的红色保暖内衣。真是奇巧，35天前，我进入武汉的那一天，气温是6度，而今天仍是如此。来去两清寒!

　　整个武汉市，仍在深深的酣睡中。大街上寂寞无人，一如我来时的模样。

　　汽车七拐八拐，停靠在一家酒店门口。沉沉夜幕中，那里早已汇聚了上百人。河北省支援武汉的第七支医疗队，正在这里开告别会，现场红旗招展，气氛热烈。

　　仪式完毕，全体上车。

　　此时，已是凌晨4点半。一排大型客车，警车开道，警摩护送，浩浩荡荡，驶往机场。尽管没有市民送行，但那千万盏路灯，便是武汉的眼睛，那万千幢楼房，就是武汉的身影。

　　汽车驶过一座大桥，工作人员告诉大家，这是鹦鹉洲大桥。我的眼前，猛然闪现一众诗人的身影：祢衡、李白和崔颢。当年，他们先后光临，在这里沉思天地、赋诗放歌，而今安在哉!想到这里，遥望桥下的鹦鹉洲，灯影暗淡，恍若梦境。

　　5点半，到机场。

　　没想到，又一场规模更大的欢送会开始了。原来，河北省支援武汉第八支医疗队从别的地方赶来，与我们汇合，同机返回。这是河北省支援湖北医疗队的最后一批队员，共194名。现场送行者，是湖北省卫健委负责人，其所代表的，自然也是湖北省委、省政府。

　　热热烈烈的送行仪式之后，便是冰冰凉凉的登机安检。

　　我们包乘的是春秋航空公司9C8866次航班。由于是特殊时期，没有常规机票，只有湖北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特制的一套“抗疫乘机纪念封”，其中包括武汉天河机场的登机牌、春秋航空公司的“纪念登机牌”和纪念机票三张。为了提升这套纪念机票的意义，本机机长和所有空姐都在机票上签名留念。

　　真是一套难得的纪念品啊。

　　登机后，我与河北支援湖北医疗总队总领队、省卫健委二级巡视员范素文邻座。他告诉我，河北省共派出九批医疗队，计1100多名医疗队员，主要负责三个定点医院和五个方舱医院的医疗救治工作。

　　8时35分，飞机起飞。

　　哦，武汉，我的身体虽然正在缓缓离开，但一种别样深重和神圣的情感，却早已植入心底。

　　我明白，这是一种生命之缘!我坚信，这是一个明天之约!

　　人生多平庸，偶尔呈英雄。疫火凶且险，斗胆武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