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文学作品来说，很多评论者，一起手可能便会对写作的技巧和语言的组织等细枝末节进行探究。他们会指责不应该这样写，应该那样写，而不会去探究作者到底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他们始终不会明白，一篇作品的中心在哪，或者文眼在哪，更不知道作者的初始设计和原点在哪。
其实，每一个作者都有自己的写作初衷，也有自己的写作思路，还有自己的思想表达。相互的差异点，就是技巧的成熟度。在很大的程度上来看，这种成熟度，构成了相互之间的高下之分。
从某个角度而言，那种建立在社会普遍意识形态之上的刻板和格式化，或者纯粹的艺术性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一章作品，都是个性的，深深地带着个人的烙印，无论是一篇历史追述或者现实叙事，它都倒映着作者的身影，存在着作者的主观思想和作者的立场站位，夹带着个体的眼光和色彩。
作者叶熹在其现代体诗《佛山圣境中的这一块烟火》中，以极其写实的手法，记叙了一次寺院的游历过程。通篇并没有过多的议论和赘述，从进寺开始，写到下山时止，借助僧侣常住之所，以及它背后的佳山胜水，红墙黄瓦，晨钟暮鼓，依美景而澄心静观，度出尘海。其中蕴藏的悯众和博爱，又成为慈航普渡的津筏。
作者更多地专注于道德和宗教层面，含有对乌托邦式的理想境地之向往。这种对世俗的涉扰和干预，不是粗暴激进的，而是谦和无奈的。就文学现象而言，是借用了禅宗的思维逻辑和归属范畴，以平实的表象方式说禅喻理，彰扬佛经教义。在这里，作者要的是内心的平静和淡泊，超然物外，云淡风轻，而对于尘世间的种种乱象和变象，呈现出一种漠然视之的态度。
中国的儒家素来讲究渔樵耕读、淡泊人生;佛家则崇尚自然，讲究因缘聚合;道家则提倡无为而治，与自然和谐相处。
总之，一切简就是繁，必须化繁为简，提倡脚踏实地，而又超然于物外，这似乎是惯例;耕耘，是为种一丘福田，广惠众生，并非为一己之私，淡然中又有一种公而化之的胸怀。
儒家以仁爱为美，道家以简朴为美，佛家以自然为美。作品试图揉合儒、释、道的观念，通过将人生的现实交流引向个人内存的理想境地，把人生导向审美的某个高度，在这种精神的贯注中，对文学审美的泛规则的运用，无疑是成功的。
佛经故事中，明镜台之喻，一直都是最好的阐释。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是勤劳者的座右铭，全诗充斥着后天的入世情怀。它认为，众生的身体就是一棵觉悟的智慧树，众生的心灵就像一座明亮的台镜。要时时不断地将它掸拂擦拭，不让它被尘垢污染了本性。
静观内在的心理意识，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三个部分来处理：
一部分是由于感觉所生的思想和观念，例如痛苦、快感、饱暖、饥寒等等，都是属于感觉的范围，由它而引发知觉的联想和幻想等活动;一部分是由于知觉所生的意识思想，例如莫明其妙而来的情绪，烦闷、苦恼，包括对人我内外种种事物的分辨思维，知识学问的思维等等;其中又涉及自己能够观察外在而产生的心理作用的功能。
这些与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感觉、知觉和表象是息息相通的。真相就是，在现实的压迫下，人总是痛，并快乐着，谁也逃避不了。人们受到环境束缚的时候，一般有三个出口和方向，一是迎难而上，二是落荒而逃，三是被它逼成疯子。落荒而逃者往往是多数。因此，多数人是失败的，少数人要么成功解压，要么就变得比环境更加不正常。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则是懒惰者的宣言书。这种观点认为，人的身体本来和菩提树一样纯洁干净，心本来和明镜一样清澈光明，无须额外的打理和修养。而后天的各种耳濡目染，使心灵被蒙上了世俗的尘灰。但这种蒙蔽不会是永久的，只要契机到来，它们就能自行褪去，使个体变回纯洁。
佛说觉悟，把心比作明镜，本是一个妙喻。因为心本无相，无可指说，所以比喻为照物之镜，好启发人们去感悟、理解自己的本具觉性。只是因为人们不见本来，佛为了要让人们明白，所以才打了种种比喻，以此来讲理。
契诃夫在《第六病室》描写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时表明，脏乱无序是世界的本质。正是因为有了人的活动，才将无序变成有序。
无论一个怎样肃穆庄严的道场，若三天五天无人打扫，必致一片狼籍。听之任之终归不是积极的作为。惰性使人消沉;得过且过，消极等待，望人接济，甚至混吃等死，不是入世的良性态度。
佛教教义中认为，苦、集、灭、道四者为四谛。释迦牟尼评述，人生世界纯苦无乐，而众生无知，自寻烦恼，以采集苦因而成苦果，误以为乐。贤者以为，欲望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欲望的止息需要智慧，而无穷的智慧来自内在的宁静。
可是，欲望的止息并非一日之功，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走向虚无。
《五灯会元》中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说。
在大多数语境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都被当做譬喻来用，即“屠刀”被广义解释为一切言行之恶乃至痛苦烦恼，即贪、嗔、痴或更为严重深入的恶念，而不是真实的杀生刀刃。与人争执、争斗、争胜的野心，恨不能撕碎对手的耿耿恨意和杀意，或者爱恨交缠中的种种不舍和追索，是为“屠刀”;丢弃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奢望，是为“放下”。
其实这句话的本意是要求人们放下妄想和执着;“屠刀”的本质就是人对自身的迷惑;人使自我迷失，并痴迷于自我，因此人本身，才是成佛的最后一道障碍。
“放下屠刀”四个字中，“放下”二字是最难的。
人世间充满着矛盾和冲突。人总在矛盾冲突中踟蹰彷徨，进退维谷。宁静与热闹，辛苦与福祉，懒惰与勤劳，享受与折磨，如恒河之沙，数之不尽;如无量葫芦浮水，流水不竭，葫芦不断。世人以为，人生只有执着和坚持。在名上坚持，在利上坚持，在事情上坚持，在活着上坚持。于是，人们便在人世的沧桑间放逐自己，在红尘里翻滚挣扎，始终做不到放下。
一个人到底是贫穷还是富有，软弱或者强大，孤独或者众簇，很多表相下的伪装是难以撕开的，不能用俗世的标准衡量。遵从内心还是皈依世俗，入道入魔亦非绝对。无数的迷者，总是在道与魔的边缘上行走。
当年，许多人想学古代的隐士，守拙归田园，悠然见南山。这种坚持跑到野外的行为，又何尝不是一种我执?
低欲望生活真的像看上去那么美吗?一般而言，那只是城市的中产或小资们对乡村野趣的浪漫化想往，其实质无非是“赚着城里的钱，度着乡下的假”。现实远非他们笔下那般恬静美好。
他们之可贵处，不在出世入世的可能与否，也不取决于他们身处哪里，更在于有足够的勇力跳出现有的价值体系，重新探索与创造一种方向性不明确的生活。在此意义上，返朴归真寻求的更是一种精神性的突围。
如今回过头看，当时那些投奔终南山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困窘已经越来越严重。人欲横流的当今世界，哪里才是净土呢?终南山区终究是人境而非域外仙境，也非世外桃源，那儿的气候冬寒夏热，房租已经水涨船高，他们再也不能享受那种低廉的租屋，却要在乡下的不断迁徙中疲于奔命。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社会分工和人类经济食物链如此健全的时代，在没有物质保障的前提下，精神涅槃一定非常难以达到。
他们躲避了人生的许多挑战，却又要面对很多无法解决的具体困难。处在一种再也无法融并到城市里安身立命、又无法在乡土停驻落脚的无间飘零之态。终南山再好，也终究只能是、也必然是永藏心底的一个梦。
真正的修行不是逃避，而是修行的本身和本质，它要求的是强大内心，从而有无穷的勇气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清静无为是美好的，但绝不是解决问题的良途。
茅盾的批判则更加尖锐，他认为，正是契诃夫无情地剥开了知识分子的伪装，让人看到他们的内心世界。他指出，洁身自好并无益于改变和消除眼前的罪恶，放纵就等于帮凶。 可是，就在某些自诩为“公知”者被剥夺话语权之后，那些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主义者同样正在没落和沉沦，这种痛苦，将越来越明显。公众的沉默是必然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的泛美性和特指性是一对矛盾，特指是相对的，泛美是绝对的。它应该是抽象的外衣下的泛美性和散形结构的完美结合，同时，在特指的环境和人物之上又挥散出人性的泛美光芒。
文学之美，就是隐藏在具象后面的抽象美、伦理美和哲理美。具象性和特指性后面的话与义，往往更为广泛和深厚，这种欲说还休的情态，形成了文学的独特魅力。
通观全诗的内容，作者过于美化了入寺的经历和过程，叙事亦过于平直，没有诗歌化和泛美化，对语言、语境的的延展造成了一定的困惑，这是本诗的遗憾所在。
2021.0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