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就是往“小”里“说”。由小说发展脉络观之，无论东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大都侧重于“说”，而现代派小说则开始有意识地往“小”里走。这个“小”，是细节、是内在、是更为幽深的所在。现代小说摒除了很多叙事中的共相，从微小事物中发现与众不同的殊相。普鲁斯特的小说中时常提到一种点心：玛德莱那甜饼。玛德莱那甜饼的出现，意味着现代派小说已经开始往“小”里说。罗伯·格里耶对物的不厌其烦的描述与左拉那个时代自然主义小说中的照相式的描述，从表面上看似乎相似，实则有了极大的变化，那就是更自觉地限制视角。再反观东方，日本上世纪20年代风靡一时的新感觉主义小说，正是不满于自然主义而独辟蹊径。横光利一、川端康成对小说中一些细节的描述有着东方式的静观。当他们以细腻的笔触描述微小的事物时，周遭却围绕着一股浩瀚的气息。他们无意于以小喻大，却自然而然地做到了这一点。于微细处揭示事物内部的隐秘关联，是一个优秀作家必须具备的技能。好的小说，“微”而能道，且能道人所不能道，尤其是在文本体量不大的短篇小说里面，更能尽精微，致广大。
小说就是小声说话。偏重于政治色彩的宏大叙事曾经把小说的声音调得过高，使小说沦为一种假腔假调的东西。20世纪下半叶以来，普罗大众掌握了社会话语权之后，有意推倒精英文学，于是，一群粗通文墨者像报复似的大量使用粗鄙化的语言文字。在作者与读者的意识中，小说高于生活，凌驾于小说本身，而小说的音量也调到了非正常的位置，给人一种大言炎炎的感觉。那个年代的小说家作为叙述者仿佛就站在高处，必须高声说话才能让更多的人听得到。而事实上，他们高估了自己的能量，也夸大了小说本身的功能(人民是无限的，但小说为人民服务的功能却是有限的)。对于那个年代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我们理应恭行宽恕，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说。小说不是打击阶级敌人的投枪匕首，也不是国家机器的某个零部件。小说就是小说，就像诗就是诗。小说不是靠大声说话赢得大众，相反，叙述者如果把小说的声音调低一点，也许效果更佳。因为好的小说最终要抵达的，不是耳朵，而是内心。小说不需要去征服广大读者，不需要发出空洞的强音。我们写作的时候，只对自己的内心负责。因为内心发出的真实的声音不可能是那么高昂的，它只能以心传心。有心者自会听到，无心者置若罔闻。好的小说，越往深处走，声音就传得越远。
小说也可以在原本要说的地方不“说”。我读一些小说(包括我自己以前的小说)，常常觉得废话太多。话说得太多了，故事讲周全了，恰恰丢失了一些至为重要的东西。我们乡间的手艺人常说，做木要留长，打铁要留短。这就是告诉我们，做任何事都要着意于一个“留”字。画家留白，拳师留一手，这里面都藏有极深的意味。一篇小说，若是把一件事都写满了，每一个情节都交代得一清二楚了，反倒没有余韵了。须是留点空白，不说，亦是意味无穷。知道什么叫“人有万言，我无一字”，自然就能明白“人无一字，我有万言”。这一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做得比那些话本小说要好。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明清笔记小说，不仅在用字上讲究省净，在笔法上也多留白。留白，在现代小说中的另一种术语称法就叫省略。很多优秀的作家，尤其是短篇小说家，都深谙省略给小说带来的好处，而且他们还能把这种不说为妙的感觉传递给读者。小说需要明亮的一部分，也需要灰暗乃至黑暗的那一部分，这就是卡佛所称道的那种“能见度低”的小说。卡佛正是通过不断削减，做到了这一点。受卡佛影响，我也在小说中作这样的尝试——尽量在文字上做减法，在意味上做加法。当然，我做得并不令自己太满意，使用这种技法，只是长时期的写作训练之后形成的一种自觉意识，无法刻意求之。好的画，在似与不似之间;好的小说，在说与不说之间。
小说就是一种日常的说话方式，但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前，我写作一篇小说之前总要在手头放几本加缪、卡夫卡、博尔赫斯等前辈作家的书。为什么这样?因为彼时作为初学者尚未找到自己的声音，发一两声之后，觉得自己的声音极难听;再试声，不行，有点困难，底气不足，最后竟至于不敢发声了。怎么办?惟有借助别人的声音，把自己的文字带出去。我写诗也如此，初时总要想方设法找到一个与自己心气相通的“定调人”。直到有一天，有一种声音突然出来了，它发自内心、不假外求。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声音，不可取代。我相信，福克纳是通过《我弥留之际》、帕慕克是通过《黑书》真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实的声音(事实上，后者在一篇文章中也承认了这一点)。现在，我写完自己的作品之后，还是要回过头来，翻翻加缪、卡夫卡、博尔赫斯等前辈作家的书。我知道，我的声音远远弱于他们(甚至可能会在若干年后湮没无闻)，但我毕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实的声音。
小说就是一种道。小说诚然是一种小技，有些人能将这种小技玩得很漂亮，但终其一生，只是玩技术活，手熟了，匠气重了，小说也就越来越“小”，变成一种小气的玩意儿。“技进乎道”，则需要在小技中贯注一种大气的东西。抛开玄想，直指生活，小技亦能通大道，只是心眼手法不同而已。
庄子说，“道”在猪蹄的下部，在一切卑微、细小之处。一个有叙事才能的作家可以从一个极其微小的切口打开自己的故事文本世界。那样的小说是由形而下的“常道”，进至于形而上的“非常道”。
小说是“说”，亦是道。它与诗一样，终归是一种道。诗是“寂者之事”(陈石遗)，小说是说话人的事。但无论诗或小说，让人读完之后突然变得沉默，就意味着它的力量已经发生作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