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信，被剪断脐带的瞬间我是疼痛的，只是当时并无记忆。
当我离开家乡，开始南下漂泊时，这种疼痛忽然又鲜活起来。我一点一点地把自己从家乡的母体里抽离，每走一步，心里就痛一下。我在心里告诉自己，我只是一时的离开，一定会再回来，会再次投进家乡的怀抱，和它同生活，共存亡。
但是，后来我再也回不去了，岁月再一次剪断了我的脐带，我被彻底阻隔在了他乡，家乡也变成了故乡。家乡的人也一个一个地离世，成了故去的人，永远成了故乡的一部分。
而疼痛却始终伴随着我，每次我打开心底关于故乡的记忆，总会抽出一丝丝恐惧来。恐惧什么呢?恐惧回不去?不，交通的便利可以让我随时回故乡。
在一个夜里，在梦中，一辆身材庞大的挖掘机“突突突”地开过来，长长的勾臂径直伸向我头顶的房屋，房屋是砖木结构的，“轰隆”一声便塌下来。我来不及喊出口，一骨碌爬起来……
屋内一片漆黑，窗外风雨大作，一场噩梦就这样包围了我，又抛弃了我，把我丢回了人间。我惊魂未定，用衣袖擦了额头的汗水。此时，我突然意识到了恐惧的来源，虽然故乡有八百年的历史情感，但是它终究拗不过时代的发展。总有一天，它会在社会发展中被消灭。关于它的记忆，也会一天天淡下去，直至消失。
一
豫东平原是幸运的，它同时孕育于两条河流。黄河浑厚，淮河清冽，两条河流雌雄相对，水声呼应，应和之间，诞生了冲积扇平原的肥沃土地。在河南即将进入安徽地界的边缘地带，周成王曾经在此分封叔父聃季载，建立沈子国，聃季载把一个贵族的富足和文明带到了这里，打开了这片土地繁荣的潘多拉盒子。
周朝的恩典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淹没，早已不见只砖片瓦，只留下了一个有生命力的名字“沈丘县”，这便是我的故乡所在地。
一六四二年，郸城县崔老家的崔洁之因战乱殉难，夫人杨氏带领儿子迁居沈丘县避难，建村立业，繁衍生息。开始搭建房屋时，人生地不熟，遇到诸多困难，杨氏及长子崔楧以善待人，赢得人们接纳和支持，最终平地建起楼房，三间三层，楼高十五米，在方圆十几里鹤立鸡群，成就后来的崔楼村之名。
楧祖虽善，但善良对土匪强盗却无用武之地，对付强盗的，是后来开挖的环村护城河和村子的寨门。寨门有两个，南边是向阳门，东边是蔡门。
如今，寨门早已不见踪迹，村庄始祖杨氏老太太的衣冠冢也无法考证位置，只有护城河依然绕村流淌。大爷大伯们守着割舍不断的乡情和田地，陪村庄一起经历发展，经历变迁。
曾经，一个人，带领一个家族，在一个地方，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一个村庄，并世代传承。
如今，又有多少人能通过自己的力量，能守住一个村庄呢?更不要说建立新村庄。在社会力量、科技力量愈加发达的时代，个人的力量变得越来越渺小。
如果把西安古城缩小若干倍，那就是我的村庄的构图，一个三千人的村庄，它不是孤独的，放射状的村路前方，连接着另外一些和我血肉关联的村庄。
三千人的村子，不大，也不小，村子布局承袭了典型的传统——方圆和对称美。村里有两条主路，一条东西走向，另一条南北走向，两条路在村子中央交叉，形成一个丁字，将村庄分割成整齐的三块。丁字的中心，便是村里最神圣、最辉煌的生产队队部。在这里，父辈们曾经指挥过土改、文革和大干快上的社会主义建设。今天，它早已脱胎换骨，成了新时代的村委会。
在我的意识里，沿着丁字的三个方向，可以无限延伸，延伸到无穷无尽的缤纷世界。
向东，出村三里路，是一片开阔的平地，广场上曾经停靠着民兵训练营的飞机，旁边的假山上不时传来“啪啪”的打靶训练声。我们也曾经沿着假山外围捡拾弹壳，从机场上起飞的农用飞机越过假山，越过村庄，在茫茫的麦田里喷药，药水大雾一样落下来，我们捂着头躲闪。
向西三里路，便是庞大的兀术营村寨，当年的金兀术在此扎营，屯兵，最终逃离那片无边无际的高粱地。高粱地南端的村子里，我的两任姥姥都英年早逝，留下姥爷和太姥姥相依为命。村子早已发展得大如小镇，村里人曾以制作鞭炮为生，集资修建的火神庙里香火缭绕。中央大街的清真寺，起源于村民对死亡的恐惧，对灵魂的想象。信仰伊斯兰教，是从村里几个人开始的。或许，最初的信徒是发自内心想通过诵经来净化灵魂、安抚心灵的。后来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殡葬改革，把更多的人推向了教会，他们大多数不是为了活着的灵魂，而是为了死后逃避火化，给自己的阴间世界留下全身。入教的人多了，就在村里的中央大街十字街口建起了清真寺。早晨六点，晚上六点，寺里的钟声准时在村里响起，信众们放下羊鞭，放下锄头，放下怀里的孩子，从清真寺门口鱼贯而入，洗手，诵经，聆听阿訇的教诲。
向南八里，可以进城。沈丘县城不大，但极具特色，东关是回民区，街头有扎堆的牛羊肉，西关汉民聚集，常年飘散着卤猪头的香味。城中心的新华街永远是热闹的，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可以钻到新华书店里，半天不出来。也可以站在炒凉粉的摊位前，闭上眼享受一下热气中的香味儿，在捉襟见肘的日子里，到县城闻一闻各种美食的香气儿，成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秘密享受。
东南西三面，通往的世界是两条路在村子中央交叉，形成一个丁字形，丁字的中心，便是大队部所在地，也就是后来的村委会。高大的挑檐门楼，圆形的门洞，两扇笨重的木门开起来吱吱呀呀地响。有了参照物，人的想象力会变得丰富起来，不止一次，我站在大队部门口的广场上，犹如站在天安门广场，面对庄严肃肃穆的天安门城楼，激动得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县里举办欢迎万元户大会那年，我十岁，奶奶和邻居一起坐在“天安门”后面的大队部里，剪纸花，扎红绣球。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走到十里以外的一零七国道旁，列队欢迎万元户。到了国道旁，绿色的解放牌大卡车排着队从公路上驶过，万元户们站在敞篷的车斗里，身上斜挎着的，就是奶奶做的大红花。从那时起，钱的魅力便在我心里扎了根。
与村里的大路相辅相成的，是胡同。
每当想起村里排列整齐的胡同，我便想起自己的肋骨。在主路两边，一条条笔直的胡同对称排开，宽窄和距离全部一样，像用量具矫正过。胡同两边，院子都是对门，邻居自然是“对门邻居”，关系好得如同亲戚。遇到有人包饺子，一定会端一碗送到对门的院子里分享。在村里，人们同姓，同祖，面子和礼节是天大的事儿，若被村人看低，基本上就无法在村里混下去。对于礼节，父亲的家教是出了名的，反复强调我们进村一定要下车，跟人打招呼。以前骑自行车，下车推行，后来换成了汽车，无法推行，进村遇到人，便停车打开车窗，打完招呼再开行。村子最南端的胡同里，曾经住着县外贸局局长，局长从县城回村时不下车，也很少打招呼。后来局长母亲去世，局长挨家磕头，任凭他三番五次把头磕破，也无人出面抬棺。无奈之下，局长只好从外贸局找来同事，把母亲从胡同里抬到墓地。每当父亲讲起此事，对我们都有极大的震撼。
孝道和善良，源自村庄的历史传承。自村庄的开村始祖杨老太太起，村人一直以善立身，以礼治村。只是，随着村庄逐渐老去，这些传统礼数在不断弱化。
随村子老去的，还有老村长和老校长，他们曾经高大魁梧的身材，已经变得消瘦，佝偻，但脸上纵横的皱纹和炯炯有神的眼睛，仍然透露着曾经叱咤风云的身世。
重修族谱，最初是老校长提起的。村里的老人逐个离世，新人也在城里扎根，不再回村，若干年之后，互不相认、互不相识将是可以预见的局面，家族的脉络也会变得模糊。村庄也正在遭受着不断扩大的工业建设的侵蚀，拆迁，是村庄逃不脱的宿命。
村庄是一株生命力旺盛的蒲公英，把根系深藏于这片富饶的豫东大地上，改革的春风一吹，它的子孙们纷纷散落，漂泊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突然有一天，人们互相认不出容貌，喊不出名字，也无法确定是谁家的人。此时，重修家谱，把血脉相连的子孙归拢起来，重新梳理家族支脉的归属，成了老校长的愿望。当他颤颤巍巍地找到老支书、现任支书说明意图，两位支书心头一颤，共鸣之意溢于言表。
二十四年前，我从故乡的母株剥离，南飘，再南飘，渐渐在江南水乡的另一片土地上。离乡初期，村庄这个词是立体的，一排排粗壮的柳树，毛白杨，鸡鸣，犬吠，羊咩声，西蔡河“哗哗“的流水，夜幕下孩子在村口的打闹声，勾勒出一个热闹，鲜活的村庄。
而冬天的葬礼，则是村庄的另一个表情，穿着孝服的送葬队伍像一条蜿蜒的蛇，从村里一直排到南寨门外。吹吹打打的乐队走在前头，唢呐声尖锐而又凄凉，这哀乐和迎新的唢呐声一样，组成了村庄不可分割的部分。
二
江南多雨水，生活常常是湿漉漉的，在潮湿里疲于奔波久了，故乡的印记便单薄起来，似乎只剩下父母、河流和日渐老去的老人，房子和道路早已跟随了城市的潮流，不再有瓦屋烟囱等故乡的标志。
而这些老人，则成了村庄的忠实守护者。并不仅是因为它们无能力外出挣钱，而是对祖先和土地的坚守。
父亲，便是他们的一面旗子。
我们年轻时，都围在家里，父亲经常自言自语，希望我们能读好书，有出息了能出去挣大钱，他也可以出去享享福。在那个时代，父亲长期为生计疲于奔命，这或许是他发自内心的真实想法。
可是，我们在他乡立住了根基，把父亲接到城里生活，他又显现出对故乡的无限眷恋。在高楼大厦里，习惯了亲近土地的父亲显得拘谨，显得格格不入。最终，父亲还是回到了故乡，再也不愿意出来。
故乡的今天，农业机械的发展，令种田变得简单起来，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亲只需发号施令，庄稼便能及时播种，及时收割。庄稼收割后，村里大部人都不愿意再往家里运，而是直接在田边打电话，让收购商直接买走。父亲却不然，他总是迈着蹒跚的步子，把收获的麦子一袋袋搬上三轮车，拉回家里，晒干，吹净，倒进仓库的麦囤里。两年下来，能存七八千斤。我们每次回家，父亲总会磨好面粉，让我们带回城里。
存粮，对于父亲来说，不仅仅是为了温饱，还有他对土地和粮食的感情。在他眼里，城里的面粉怎能跟自己种出来的媲美!从家里带农产品，也成了我们与村庄之间的情感纽带。
最后一次回故乡，是在那个噩梦之后的秋天。
抵达家乡后，我先去县城办事儿。办完事儿，吃过晚饭，回到家已是半夜，母亲炖的鸡汤热了又凉，凉了又加热，最终我只喝一小碗。母亲的失望溢于言表，父亲劝她多理解。
我沏茶，递给父亲一杯。父亲说房子三楼漏水问题他自己修好了。我手里的茶杯一颤，心里有些后怕。
夏天家乡多大风，父亲发现我的卧室屋顶的琉璃瓦有几块松动了，遇到下大雨，总会从水泥缝隙里漏水。我们都不在家，父亲用脸盆接水，拿着电话让我们听“啪嗒啪嗒”的滴水声。滴水声落在我心里，突然想起小时候住在姥姥家，秋天听着檐下“啪嗒啪嗒”的雨声，看着淅淅沥沥的雨水，当时突然想家，大哭起来。夏天雨季过后，我赶紧打电话让父亲找维修工来修，父亲四处找了几个装修工，都说要一千块钱，还必须要父亲帮忙把物料搬上去，他觉得不划算，便拒绝了。
父亲已经七十五岁高龄，且腰椎不好，独自爬上屋顶修瓦，该有多么危险!眼前仿佛出现父亲弓着身子在屋顶上艰难挪动的身影，后悔不该交给父亲找人维修。说起危险，他笑着回答说：我拴住腰，慢慢爬过去修好，不危险。父亲声音响亮欢快，我却听得眼圈发热，只是喝茶，无法出声。
外面传来几声狗叫，母亲养的小黄应声而动，“汪汪”地跑去门外。母亲一边骂着小黄多事，一边带我去柴房，指着案板下面告诉我：小黄一窝生了五个。父亲用一截木柴轻轻动了动小狗，小狗们马上都“叽叽叽”地叫起来。我正要弯腰去摸，小黄突然从外面跑过来，扑到小狗身前。母亲赶忙要我离开：你别碰，别看它样子长得难看，护犊子护得紧!
回到堂屋，父亲又说村西面建了一个南水北调水库工程，我家的耕地没被征用，但是下一期修建库区马路，估计要被斩去一半。南有县城的扩张，北有高速公路和高铁站的诞生，村子正在被一个发展的口袋包围，且日渐收紧，长此以往，不出三五年，村子难逃拆迁下场。由于先拆后建，开发商暂给拆迁户一万元，令其自己租房子住。父亲见惯了附近村庄拆迁户到处租房子的艰辛，担心到时候居无定所，在电话里试探着劝我早作打算，有合适的房子先买一套。平时一直觉得父亲恋老宅，突然生出这种担忧，足见他对村庄的未来已不抱希望。我们在外地已筑巢，尚有路可退，父亲失去老宅和土地，将意味着失去他的全部。不管搬去哪里，不管我们如何孝顺，父亲心却永远无法落地。
说起这些，父亲有些轻描淡写：那也没办法，社会发展到这一地步，我们也要跟上。
母亲看看墙上的钟，天色不早，催促我早睡。
被子是母亲提前晒好的，捂在脸上满屋子的阳光味儿。突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在院子里晒被子，我们钻来钻去玩耍。于是赶紧又下楼要母亲明天再晒晒被子，母亲说刚晒过还晒它干啥，我秘而不宣，上楼睡觉。
第二天，陪父亲去菜园，菜园靠近西蔡河畔，河里水少，藏青色的水草铺满河床。我走近河边，两只野鸭“扑棱棱”飞走。以前我们洗澡摸鱼热闹非凡的西蔡河如今也成了野鸭子的乐园，与其说农村环境好了，倒不如说衰败了，人气少了。
父亲的菜园周围用木栅栏围成一圈，紧挨着栅栏种了一排香椿，记得父亲曾经说不太喜欢吃香椿。四五月份，父亲摘了新鲜的嫩芽，连同菠菜荠菜，满满地装一箱子托人捎给我们。带不完的香椿芽被母亲腌在坛子里，随时伺机托人带上广东。腌香椿是我的最爱，买一块石膏点的手工老豆腐，切成片，两面煎成微黄后，加姜葱，再加半碗水，把反复冲洗的腌香椿截成段放进去，微炖五分钟收干汁水上盘。无论何时何地，永远都是母亲的味道。
父亲拔了一些杂草，直起身子敲打着腰部说：这片菜地也要被征用了，西蔡河景观工程立项多年了，县里一有钱就会动工。父亲的这块菜地是村里分给大哥的宅子，一直没建房子，权且用作菜园。对于土地，父亲视若子女，也视作生命。随着社会发展变化，以前赖以生存的土地，已经变成了父亲晚年生活和生命的精神依托，离开土地，他便会感到无所事事，寂寥无比。
菜园前面的树林以前是打麦场，紧邻一片坟地。曾经的夏季晚上，男人们扛着芦席到场里睡觉，三五一片，一字排开，仰面朝天躺着聊天。月光从天幕上泻下来，带着微凉的露水和雾气，天上的星星偶尔眨眨眼，令人想伸手数数。运气好的，躺着就能碰上流星划过夜空，目光追逐流星后，脸上便泛起困意，有人开始打哈欠，哈欠过后，鼾声便响起来了。睡到半夜，有人爬起来到坟边小便，哗啦啦的声音在夜里十分清晰。坟地是老坟地，尸骨早已腐朽化为土壤，后半夜起夜的人，有时会遇到磷火。我第一次见磷火时，以为见到鬼，差一点吓傻，一骨碌跑到自己的席子上，蒙着头不敢露面。第二天和父亲讲了，父亲呵呵一笑说：哪里有鬼，抓来我看看。看着父亲自信的神情，我心里放松了不少，但是晚上不敢再去场里睡觉了。
想着这些旧事儿，偷偷看了看父亲的脸，仿佛他的话音刚落。父亲就这样和我并排站着，看不远处的坟头和树林。我无法揣摩父亲此刻在想什么，是否也会想起坟头的鬼火。菜地里一片寂静，番薯秧依旧旺盛，白菜仍然披头散发，尚无包芯的迹象，两垄大葱虽然青翠，但不如往年粗壮，父亲说夏天栽一茬，都旱死了，这是后来栽的。今年的旱情从父亲的菜地里可见一斑。
父亲经常默默地在村里修补路肩的行为，最初我以为是他打发闲暇，以消磨种田便利带来的剩余时间。村里年轻人劝他不必如此勤快，村子迟早要拆迁，凑合几年而已。父亲却不以为然，但也不去解释，只是一如既往地埋头干活。
时间长了，我发现并非如此。父亲不停地修路，修房子，完全不顾拆迁的到来。并且拆迁的风声越紧，他干得越起劲儿。是跟年轻人赌气?还是跟社会发展抗争?抑或是希望用村庄的美化和进步来抵消村庄的终老?父亲不说，我也不问，只是劝他注意身体，不要劳累过度。
三
若说村庄有灵魂，它不是瓦屋、烟囱，也不是夜晚的犬吠、白天的羊群。在这片土地上艰难而又顽强地生活着的人，才是村庄的灵魂，一些村庄，没了人烟，被丢下的房屋过不了多久便墙裂瓦漏，破败不堪，没了灵魂，村子失去了存活下去的价值支撑，自然会沦为一堆朽木瓦砾。
我知道，一个传统的村庄里，居所相邻的背后，一定是人心和血脉的相通。重修族谱仪式感，来自于对血脉传承的祭祀和对时代侵蚀的抗争。参与修谱，令我再一次缅怀历史，梳理了错综复杂的家族亲情。
拿到新修的族谱，许多被勾连起来的名字，或熟悉，或陌生，但都在一个庞大的血缘仪式里聚在一起，就像人们在婚礼葬礼上叙说着被遗忘的亲情、别后的思念，和天各一方的生活。
此时，故乡和村庄，又鲜活起来。一个念头在我内心也陡然丰满起来，村庄的瓦屋可能会变成高楼，小桥和道路也可能被拓宽、重建，也可能会被拆迁，这些都可以在南方的客居地重建，也可以在诸多的古村落保护区重温。但是故乡的人日渐老去，日渐散落，直到有一日，会变成孤零零一人，再见不到生我养我的父母、亲人，和看着我长大的乡亲，他们是故乡和我血脉相依的凭据。
在七十年代，传宗接代的传统家族观尚属主流，多子多福是普遍的认知，这也是我们兄弟四人得以降临人间的机遇。父亲喜欢孩子，母亲亦然，但拥有大爱的母亲却遭受到了命运的捉弄。生下我时，她因身体患上了重疾，无法喂奶，嗷嗷待哺的我日夜啼哭。奶奶不敢让母亲听到哭声，抱起我走出院子，站在大门口，一边哄我一边等待。去生产队里出工的大娘大婶路过时，奶奶拦住她们讨奶。日复一日，是百家奶的养分和温度传到我的身体里，我才得以活命，长大成人。
昔日的恩人，她们曾经年轻过，美丽过，或泼辣，或矜持，在生产队里，她们或是劳动能手，或是巾帼英雄。如今，她们已经老去，纵横交错的皱纹布满古铜色的脸，每一道皱纹里都是风刀子留下的印痕。她们的身体大不如从前，游走在人间的边缘，生命之火如耗尽的油灯，微弱，闪烁，随时都有可能熄灭。村南头的大娘身体本不错，跟着孙子去幼儿园开家长会，从凳子上站起来的瞬间，一头栽倒在地上，再没有醒来。当她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人世时，我突然意识到时间的紧迫性。或许，在我眨眼之间，随时会有一位曾经哺育过我的人去世，我再也见不到她们。
归乡，看望那些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人，成了我的迫切之急。
在回故乡前，青砖，黛瓦，老屋，牛羊，这些村庄的记忆是鲜活的。回到村里，故乡的记忆又变成了一幅被束之高阁太久的画卷。瓦房，烟囱，旧桥，牛羊，高大的毛白杨，苍劲的古柳，在村里皆无踪影，取代它们的是白墙红瓦的楼房，和新栽的桂花松柏等绿植。
回到村里，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体的人，而是故乡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的离开，会把村子的记忆带走，当我再次归来，站在大娘大婶面前，她们那布满皱纹的脸上，立刻显现出一条光芒，直抵我的身体、内心，那是曾经用肌肤和奶水连接起来的通道，这通道曾经因为我的离乡而被记忆湮没。我拉着大娘粗糙的手，问她是否还认得我，大娘含情脉脉地望着我，抬手抚摸着我的脸说：咋不认得啊!我给你喂过不少奶水哩，你看看这日子真快，都有白头发了。大娘目光里满含慈祥和成就感，仿佛我就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已近半百的我，内心变得柔软，柔软到无法直视大娘的眼睛，我怕眼泪流出来，落在故乡的路上。
作别大娘，迎面碰上老卞奶奶，她的身材本就瘦小，到了风烛残年，腰深深地弯下去，更加显得矮小。如此矮小的身体，却生养了一个高大、漂亮的女儿。女儿不但相貌美丽，性格也泼辣爽直。干活一个顶俩的是她，跟男人吵架骂街的是她，三十多年前在村里掀起轩然大波的也是她。掀起轩然大波，我相信她是无意的，她只是想追求自己的爱情，早日跳出农门，追求美好的生活。似乎一切都是上天安排，村子那么大，偏偏温州来的小木匠到她家借宿，老卞夫妇偏偏让女儿做饭、端饭、跟小木匠一起吃饭。以前的习俗里，女人极少跟客人同台就餐，不知是老卞没把木匠当客人，还是根本就没多想。第二天天亮，小木匠不见了，女儿也不见了。女儿的私奔，给老卞夫妇带来了难以承受的打击，在八十年代的农村，他们要面对村人的指指戳戳，和族人的数落。其实，女儿跟他们一样是善良的，只是一时冲动而已。三年之后，她带着小木匠，抱着孩子，回来认亲。老卞夫妇虽满腹怨气，但仍然把女儿的回归看成天大的喜事。作为一个母亲，没有谁能忍心拒绝孩子的忏悔和回归，在血肉亲情面前，几年的隐忍又何足挂齿。
如果说血缘是亲情的骨架，亲戚则是它开枝散叶的血肉。村庄，民族，华夏传统文明，无不因其而变得丰满、鲜活。奶奶改嫁给爷爷前，曾经是民国官员的太太，两次婚姻，两个家族的亲戚，构成了庞大而又复杂的亲戚网络。亲戚里，最让我挂心的是大姑、小姑、二姨和小姨。
第二天，我让父亲带我去看望她们，这是我刻意安排且十分在乎的。春节回家时，因疫情即将爆发，年初二一早便狼狈逃离故乡，没有见到任何亲戚。姑姑和二姨年事已高，平日我们客居他乡，无法和亲人见面，彼此眼里的亲人只剩下一个概念，只有每次相见时，握住她们的手，目光触及之处，她们才踏踏实实感觉到我的存在。
大姑股骨头切除多年，一直拄拐，见到我，还是挣扎着从轮椅上站起来，踉踉跄跄过来拉我的手。她的手冰凉，我握住她瘦骨嶙峋的双手，体温一点一点从我身上传过去，片刻之后，大姑的手开始有了温度。亲人间无法常相伴，每一次握手都胜过千言万语。
在二姨家门口，父亲指着一片新栽种的小葱，说他育的小葱苗栽不完，拿到二姨家栽了一片。把菜种到十几里路之外的亲戚家，除了父亲，估计天底下没有几人。有人和他算得失，他有自己的道理：地闲着浪费，种上吃着方便。
离开时，父亲突然想起一件事儿，跑回去爬到二姨家院墙上，从一棵柿子树上摘下两个脸盆大的南瓜。我们在下面担心得绷紧神经，他却轻松地跳下来，对二姨说：南瓜秧爬这么高，我不摘你们也吃不到。此时，我并不感觉到父亲有七十五岁高龄，仍似当年的家长，永远为我们拿下最棘手的事情。
我对土地的恋恋不舍，归根到底还是挂念家里的亲人。一天跑四五家，把想见的人都见了，心里顿觉踏实，晚上睡得也香。
第二天早晨，天亮也不想睁眼，我知道起床后就要再次离家，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索性把闹钟延长半小时，又闭目睡去。
四
生活在北太平洋的大马哈鱼，到了产卵季便会离开大海，洄游到江河的中上游产卵繁殖，一路上不吃东西，艰难地逆流而上，靠着生物学的记忆，及时、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出生地。由于长途跋涉的洄游消耗了体力，它们产卵繁殖后便相继死去，用毕生的努力和生命，换回一次归乡的涅槃。
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记忆，令常年客居他乡的我，仍能准确辨认出乡音、乡味，和归乡的路。我相信，故乡的认知和记忆，并不仅是精神上的存储，或许跟一些动物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刻在骨子里的本能。
我离开故乡，远涉江南，寻找爱情、金钱，寻找可以与故乡的落后和陈旧相抗衡的一切。当我又回到故乡时，它却早已面目全非。当年它落后和陈旧时，我一无所有，如今我带着城市的光鲜归来，它早已成长为时代风潮的弄潮儿，落后和陈旧，仅仅变成了我抛弃它的理由。
我仍旧会归乡，仍旧会像大马哈鱼那样，在固定的时期上溯。春节，清明，中秋节，这些打着深深的原乡烙印的日子，我都会回到故乡，以一个游子的姿态祭拜，祭拜祖先，祭拜故乡，祭拜失去的岁月，祭拜自己内心无法落地的乡愁。
故乡变了，村庄变得那么宏大。河流，房屋，树木，绿化草木，每一处属于故乡的新貌，都那么的真实，又那么的模糊，我无法把它们和故乡一同相认，无法找到属于故乡的基因或者属性。
闪烁的香火和缭绕的火纸烟雾里，我突然生出些许隐隐的痛来。现在，日益稀薄的是故乡的诗意和灵魂，有一天，故乡的身影也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或许，我应该在心中保留一块净土，来存放村庄，存放关于它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