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朝铸：戴大姐

　　认识戴大姐是我家搬进县城某小区后的事。

　　那是一个寒冬的凌晨，室外朔风凛冽，东方黑咕隆咚的一片墨色，凝聚着黎明前的黑暗。我因参加一挚友在市展览馆举办的书法展开幕式，而特意起了一个大早。想不到的是，有人起得比我更早。因为我刚拎着手提包走出单元楼道口时，就看见一个黑影子在楼下晃动，吓得我一跳，便厉声问道：“谁?!”那黑影子立时站住，揿开手电筒朝我身上照了照说：“扫地的!”是一个嘶哑的女声，啊，是小区的清洁工!我脱口而出：“你咋起这么早呢?”她说：“咿，不早不行，早上八点就有领导来检查卫生了!”说着又拿起大扫帚“唰—唰—”地扫了起来。我心里陡然涌出一股暖流来，原来小区每天都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都是这些清洁工起早摸黑苦干的呀，他们不愧为是“城市美容师”哟!

　　从此，我便都对小区的所有清洁工产生一片敬意，尤其对负责我们这片卫生的这位女清洁工更加留意起来。经打听，这位女清洁工姓戴，比我大六七岁。她一米七的个头，身材高挑，面容清瘦，穿戴朴素，常套一件海色蓝大腰襟褂子，要么穿着一件咖啡色的腈纶马甲，头上总是扎着一条分不出底色的花毛巾，脚穿一双黄色解放鞋，浑身散发着浓浓的乡土气。她有一副瓜子脸，稀疏的柳叶眉下，闪着一双黑亮的眼睛;她高鼻梁，薄嘴唇，白牙齿，年轻时肯定很漂亮。可现在老了，头发白了，肤色黑红，脸皮松弛，走起路来左腰不正右肩歪斜，她说这是腰椎盘突出落下的。她每天都推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在责任区里巡弋，即使一根树枝、一片枯叶、一支烟头或一张废纸等，都逃不过她的法眼，她会立即停下车，从车上取下粪箕和扫帚及时地清除掉，有时她将车子停在路边，左手提着粪箕右手拿着扫帚，边走边扫，两条腿又细又长，像极了一个移动的大圆规。她有时干累了就坐在路牙上休息，或与熟悉的业主老太们闲谈聊天。

　　妻子说，这些来自农村且上了年纪的清洁工们，多数家庭都很贫困，他们由于没啥文化，只能在城里干一些年轻人不愿干的脏活和累活，挣点血汗钱养家糊口。

　　一天上午，我和妻子刚走出家门，就见对门的鲁妈从家里捧着许多纸盒子出来，她一边下楼一边对我们说：“这扫地的老戴真可怜，送给她卖两个钱帮补帮补!”妻子忙问：“她怎么啦?”鲁妈摇了摇头说：“一言难尽。”妻子便知趣地没再问了。在鲁妈的带动下，我们附近的这几栋楼的业主都同情起戴大姐来，都将家里废弃的报纸和纸盒子丢给她卖，使她感动万分，逢人就夸我们都是好人。

　　一天晌午，我路径小区的一块草坪时，听到几位身穿保安服的老男人在一边拔草一边谈论着她。有人说：“她是个苦命的女人，丈夫一年到头病歪歪的。”有人说：“她为了保住这份工作，总是凌晨就来上班!”也有人说：“她一钱如命，从来没买过一根油条或一个包子吃!”我听后觉得难以置信，若在改革开放前，也许会有这样的人，可现在全国都脱贫了，怎会有如此困难的家庭呢?于是，便产生一种想到她家了解一下实情的冲动。

　　一天早晨，我打过太极拳回家，碰巧遇到正在路旁扫地的戴大姐，就停下脚步微笑地问她道：“戴大姐，等你忙完了，我想到你家去玩玩行不行?”她听后立即笑道：“啊哟，兄弟也，你真是高抬我了，只要你不怕进门一头灰，我在家随时恭候你!”

　　当天上午，我便跟着戴大姐来到了她的家，是躲在一排红砖青瓦旧平房后坐南朝北的一间披厦。打开门锁，里面黑洞洞的，戴大姐赶紧打开门边的日光灯开关，这才看清房内的摆设。一间正屋被隔成里外两个单间，每间各置一床。她说：“我和老头子住里间，读书的孙子住外间。”我环视一下，她家除了里间有个老旧的冰箱和外间有个黑色的落地扇外，几乎没一件像样的家具。两个单间都拉着一条长绳，上面搭着毛巾和几件临时穿的衣服。外间窗台下有一条长桌，桌上堆满了书籍，桌肚有一张木椅，椅子紧挨着孙子的小床。外间还有液化气锅灶等，虽然整体有些局促拥挤，但都干干净净的摆放有序。她说，别小看这间不大的房子，年租金要2000元哟!

　　通过交谈，我终于了解到戴大姐家庭的一些实情。

　　戴大姐名叫戴大玉，现龄72岁，1950年8月出生于石杨区高关公社花园大队石壳村，她出世时父亲就病故了。提到石壳村，我印象很深。我当年插队的山村离它很近，是我经常到公社开会或参加有关活动的必经之路。该村村民大多姓戴，与大队部所在地“花园戴”村的人同为一宗，当年的大队长戴大林就是她没出五服的堂哥。他们都是明末清初隐居在此的军旅诗人戴重、布衣画家戴本孝及文化名人戴移孝这“和州三戴”的后裔。1959年戴大姐9岁时，母亲也死了。她姊妹四人，上有三个哥。1971年秋后，为了帮助小哥戴大成建立一个家庭，21岁的她毅然同意“换亲”，远嫁到全椒县二郎口镇小集子街胡陈集村，丈夫名叫孙庭柱，大她两岁，换来的嫂子就是丈夫的亲妹妹孙庭英。三年后，她生下大儿子孙景友，又过三年后，生下二儿子孙景胜。后来她领着丈夫返回娘家石壳村生活，本想添个女儿，却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孩，真是越齁越吃盐。在她和老头子的辛苦操劳下，先后花了十多万元分别给大儿子和二儿子娶了两房儿媳妇。两个“双子”长大后，家里虽然穷得当当响，但不得不借债请人帮他们在云南买了两个媳妇。谁知没隔多久，这两个云南儿媳竟先后偷跑回家了，气得一家人要吐血!

　　戴大姐是2010年领着老头子一同进城的，转眼间已有12个年头了。他们起初是陪孙子读书的，后来戴大姐在某物业公司郑经理的介绍下，先后在几个小区当了清洁工，月工资虽然只有900元，但她知足了。由于她爱岗敬业，做事认真，所以在五年前就被转调到我们这个小区来专司保洁工作。为了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勤劳贤惠的她不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都是凌晨三点起床干活。她先是在自家用柴火起好炉子，烧足开水，然后浣洗一家老小的脏衣服，接着就开始做早餐给孙子和老头子吃，自己则吃他们剩下的。她进城十二年来，可怜真的没舍得买过一根油条或一个包子吃。每到凌晨四五点，她就会准时赶到小区开始工作了，有时为了迎接上级领导的检查，还会提前到凌晨三点打着手电筒摸黑清扫，果然有一次被我碰到过。她的责任区就是我们小区相邻的几栋楼房，共16个单元130多户，含16个上下楼道、走廊和楼下的外场，范围很大，任务很重，所以她不得不起早贪黑地苦干，否则很难完成。

　　见老头子不在家，戴大姐很抱歉地对我说，他可能又拄着拐棍到医院买药去了。我问他，老头子得了什么病?她便伤心地告诉我：“嗨!我嫁到他家从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世间所有的苦我都吃过。从2010年起，我干清洁工有了固定收入后，满以为有出头之日了，谁知老头子突患脑梗塞，经抢救花了几万元才没死掉，第二年他又突患脑溢血，到南京抢救花了七八万元。2017年，老头子71岁竟然得了结肠癌，在马鞍山人民医院化疗六七次，花了10多万元。去年，老头子73了，却因疝气先后在县医院开了两次大刀，又花了两万多元。现在听他说，疝气又下来了，估计时间不长又要去动手术。”说到此，她两眼闪着泪花对我说：“幸亏四个儿子都勤劳孝顺，他们在县开发区帮一个企业老板杀鸡杀鸭，能挣到一些辛苦钱，都愿出钱为老头子治病，不然他的坟上早就长草了!”戴大姐的大孙子叫孙运强，现在市机电学校读书，一年学费七千多元，他平时只好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以便得到他们的照应。我忍不住问戴大姐道：“你家这么困难，怎么不找当地政府申请低保户呢?”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我早就找过大队了，可他们说，你家有四个儿子，不符合低保户的条件，只同意给我家一次性补助1000元就完了。”说着便取下头巾擦了擦眼角溢出的泪水，我是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她那满头的白发，心里突然像刀绞一样地疼痛起来……

　　在告别戴大姐的回家路上，我反复思考着，若用文字将她家的不幸认真记录下来，展示给那些稍有良知的富豪们或扶贫工作者看看，或许能得到他们的热情帮扶，收获到意外的惊喜，那该有多好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