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
百节以年为首。年是一个被中国人喻为最有人情味，最富有诗情画意的节日。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其实，年的习俗已随着时代的变化，年俗也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
回首过往，年前，我们家家户户都要买红纸和其它彩纸，写春联，挂彩幅。生产队里都会出工分，买上毛笔和墨汁，安排会写毛笔字的“笔杆子”，为社员书写对联。而现在，人们不在买纸等着排队去求人书写对联了，商店里售卖各种对联，家家根据所需求数量购买印制的春联，挂彩纸也变成了用彩布做的各种小彩旗。
过去，年对于我们贫穷人家来说，春节才叫过大年。除夕的晚上会约上一伙志趣相投的伙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几个人凑钱买上一副扑克牌，玩打扑克“升级”。也不象现在用钱玩，因为那时我们都没有零花钱。只玩输家向赢家“进贡”大小王，或者赢家给输家戴一顶报纸做的“地主”高帽。现在，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各人手里抱着手机不停地刷屏，眼睛不时地看着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一年的疲惫和困惑在明星们的捧逗声中化为乌有。
忆往昔，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十分薄弱，信息传播慢，路没路，车没有车。去外村拜年都是凭着在田畴里练就的“11号”铁脚板功夫，步行着走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现在，乡村道路四通八达，小轿车已进入寻常农家，摩托，电动车早已家家普及，“千里江陵一日还”已成为现实。我姥姥家在柳枝疃，离我村二十来里路。小时候去姥姥家拜年沿途要经过王家庄、牛大人庄、横涧和司家洼。由于我年龄小，父母领着我一般要走上三个多小时，中午才赶到了柳枝疃，我吃完午饭后会和表哥表妹去玩，住上两夜，才踏上回家的路。现在，村与村之间都修上了平整光洁的水泥路。就我这么个甭人，俺骑着摩托车去柳子疃村半小时也就到了。
儿时拜年的礼物是白面馍馍，我们农家人都背着一个用柳条编制的篓(我们叫石袋)。里面装得是母亲用白面捏制的馒头(我们叫馍馍，一壶32个馒头)礼品。前几年，人们还送些蛋糕，点心盒，白酒。现在，人们更多送的是水果，奶制品和饮料等保健食品。
赶大集，过去交通工具落后且道路坎坷难行，购年货成了每个家庭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任务。一般男人们会肩背担挑或用手推车推着自产的物品，去集市上交易后换回自家节日需要的产品。女人们则去商店里选购些布匹，为大人孩子做一件新衣服。记忆犹深地是可苦了居住在深山里的乡亲们，那是“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风一更，雪一更，赶一趟年集辛苦极累。有一句顺口溜“山汉山，山汉赶集，三天三夜不沾席(过去土炕上铺的苇子)就是真实的写照。
年味也许越来越淡，春节的期待值越来越低，不变的是亲情，变的只是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过去物质匮乏，生活清贫，那是“度日如年”。现在是物质丰富，“日日如年”。但过年的日期就是那一天，人们把这一天看的神圣，人们把这一天看的很重。从小山村那断断续续的鞭炮声还有那火红的春联，到大城市五彩缤纷的装扮还有那一串串的红灯笼，从大中国的万民欢庆到世界华人的同庆佳节，炎黄子孙的血脉，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于是，共和国把春节庄严地写进了法典。
常常回忆过去，实则是过年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已经深深根植于每个人心中，因为那个时代已成为人们抹不掉的一道珍贵记忆。
年俗的变化，让人感觉到生活在太平盛世物欲横流的今天，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