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下旬，我回部队没几天，部里就通知我和黄文祥一起去师医院做提干的体检。
一九六九年六月，师政治部机关一纸命令，我和文祥同志就在这同一张纸上、同一天被提拔为干部了。
缘分啊，文祥兄弟!
一个是江西永新的毛头小子，一个是江苏江阴的优秀青年，一个是从守护铁道线的四团调来的，一个是从守卫党政机关单位的五团选拔的，我们是同一天来到省公安总队电影队，也是同一天在党旗下举手宣誓入党的，还是同一天从预备党员转正的，这回又是在同一张纸上同一天公布提干命令的。两个人重要履历有如此多“同一天”的人，实属少见，我们俩堪称“孪生兄弟”。这难道不是一种缘份吗，我的文祥兄弟。说实在话，文祥可能因为我，因为这缘分的关系，是吃了一些亏的。这是因为我被人诬告出来的父亲的“历史问题”，而影响了转正和提干。文祥表现那么优秀，他未能先于我提拔起来，领导大概是为照顾安抚我的情绪，无形中把他和我捆绑在了一起，这才造成了我们两个人有那么多的“同一天”。这对于文祥来说，我以为是有点不公的。文祥是个聪明人，对此他心知肚明，却从未有过一言半语的不满。
我们人生中众多的“同一天”，正好回答了我们的兄弟情谊为什么能跨越时空、天长地久。
我和文祥提干虽是一纸命令，但去处并不相同，我留在了电影队当队长，文祥则到警卫连当排长带兵去了，我见过他出操时，手枪别在腰间，带兵迈着正步那英武俊俏的模样，令我特羡慕。再后不久，文祥调到省军区政治部机关去了，又回到福州。而我还在永安，后来部队移防，我又到了莆田西天尾的三山，驻守在那个小山包上。就此一别，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在一起工作了。直到1974年秋天，我调到了大区政治部机关，也回到福州。我们虽然不在一处工作，但毕竟同在榕城，彼此走动、联络很方便，我们兄弟节假日又能常常在一起碰头，喝茶聊天了。那时候我们都到谈婚论娶的年纪了，但还都是光棍一条，两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自然少不了“女朋友”的话题，少不了听对方讲自己和女朋友的恋爱故事，也少不了让对方把女朋友的照片拿出来欣赏欣赏，当出现情爱危机的时候，也少不了出主意、瞎参谋。
提干了，有了工资收入，带地区补贴，我每月有54.5元之多。
我是个穷孩子，节俭惯了，除了吃饭，我是个烟酒不沾的人，除了书基本上什么都不买的人，我用不了那么多钱。但我知道，我的妈妈为了抚养小弟小妹急需要钱。自从父亲走了，没有了经济来源，家里生活很困难，母亲又重病在身，她愁死了。长子为父，我有责任帮助妈妈来抚养弟妹，让他们继续上学读书。我每月除留下14.5元吃伙食、买书和零花，还有40元全寄给我的妈妈。我六月提干，第一次给妈妈一下寄去80元钱，把跟我一起去邮局给爱人寄钱的同事都惊了一下。我说这是我当战士津贴结余下来的钱和这个月的工资一起寄。接下来几个月，我一拿到工资，就想到先给我妈妈寄40元钱去。我陆续寄给妈妈的两、三百元钱，她一分钱也不舍得花在自己身上，都花给弟弟妹妹，没花完就积存起来。永新的冬天阴冷阴冷的，她生我时做的一件穿了近三十年的破棉袄还穿在身上，都不怎么御寒了，我给了她钱也舍不得为自己换件新的。这事还是我细心的未婚妻发现，她摸了摸我妈身上的那件棉絮败露的破袄，感觉根本不保暖了，就赶紧做了一件里外三新的大棉袄，送到我家去亲手给我母亲穿上，高兴得我母亲笑得合不拢嘴。
没有了父亲，我能给家里做点贡献，妈妈很高兴，我比她更高兴，因为老妈的压力没那么大了，她愁苦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对未来我们一家人有信心了。几个月后，妈妈写信来不让我再给家里寄钱了。理由一是：“家里够用”;二是“你也该存钱找对象了”。其实还有一条理由，信上没写，探家时妈说给我听了。“人家看你月月寄钱回来，就上门来借钱，五元八元的又不多，乡里乡亲的有困难，你说不借，怎说得出口，我已经借出去二、三十元了。也有嫉妒的，看不得咱们好。还有人一开口就问我要借三十、五十的，我没借就把人家给得罪了。”我明白母亲的心思，自此就不再月月寄钱回家了，除有急需，我都是探亲时，顺便给妈妈带些钱回去。
提干后，我的工作积极性更高了，我决心努力做好电影队的各项工作，带好队伍，以期不辜负领导对我的信任。这既是出于我的自觉，也是出于对党对组织的一种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