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日是赵一曼同志牺牲85周年。
1950年5月，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大家都被赵一曼顽强不屈，舍身取义的英雄事迹所震撼，但赵一曼是谁?她的亲人在哪里?鲜为人知。
一份编号“特密第8853号”的日伪时期旧档案，一张泛黄的母子合影照，揭开了赵一曼的身世，找到了她的亲人。
——题记
1952年秋，北国“冰城”哈尔滨天意渐凉，落叶飞舞。正在寻找赵一曼亲人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来到哈尔滨档案馆，在尘封几千份的档案中，查找赵一曼的信息。突然，一份编号“特密第8853号”的《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情况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经过翻译得知，这份档案正是赵一曼从被捕到枪决的报告。档案里还发现了赵一曼写给孩子的两封遗书。
遗书是写给宁儿的，宁儿是谁?
新中国成立后，欢庆胜利的人们没有忘记寻觅在战乱中失去联络的亲人，各种报刊也开辟了寻人启示专栏。
1952年5月，《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组收到一封信，请求刊登一份寻人启事：“李淑宁，名一超，四川宜宾人，女性，现年46岁，民国15年(1926年)到武汉就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民国16年，宁汉分裂到莫斯科与湖南人陈达邦结婚，曾回国一次，民国19年以前曾有音讯，自后即中断。如有同志知道以上情况者，请函告四川省宜宾县白花乡邮转为祷。”
寻人启事署名李坤杰，是李淑宁的姐姐。
6月6日，李坤杰收到了《人民日报》的回复：“本报篇幅有限，只登军属寻找革命军人的寻人启事，但是由于你的情况特殊，我们已经把寻人启事转交组织部门帮助寻找。”
李坤杰观看电影《赵一曼》后，隐约觉得赵一曼与失踪的妹妹李坤泰有几分神似。
一天，郑双璧(1926年李坤泰在宜宾女子中学就读时的同学)拿着一张2寸大的照片找到李坤杰说：“二姐，这是淑宁(李坤泰别名)在上海时邮寄给郑易楠妹妹的照片，妹妹要我设法转交给你，这些年由于世道混乱，一直没法找到你，现在把它交给你。”
李坤杰接过照片一看，顿时热血沸腾，泪水似涌泉般流下来。照片上的大人正是妹妹李坤泰。
李坤杰写信联系在西安工作的郑易楠，询问照片的来历。
郑易楠在回信中说：“在上海时，我和淑宁经常见面，帮助她解决过不少生活上的困难。有一次，有半个多月不见她来了，我们正担心她出了什么事，她突然抱着孩子闯进屋来了。只见她满头大汗，神色慌张，把孩子往我怀里一塞说，‘我患虎烈拉了(暗语：暴露了身份，被敌人追捕)，要马上住医院!’说完转身就走了。她把孩子扔下后，可把我们害苦了。后来她去了江西省委工作，以后就失去了联系。”
李坤杰根据郑易楠提供的线索，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打听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李坤泰。
周恩来总理收到信件，实在想不起这个李坤泰是谁，于是将信件转给了全国妇联主席蔡畅，请她帮助查询。结果没有下落。
1954年1月，李坤杰听说家住宜宾的四川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江子能去北京开会，请求他打听妹妹李坤泰的信息。
会议结束后，江子能找到了时任国家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的何成湘，向他详细讲述了李坤泰曾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的经历。
何成湘，宜宾珙县人，1934年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曾领导过赵一曼。
此时，何成湘也正在寻找赵一曼的亲人，他说：“电影《赵一曼》里面的主人公，就是姓李，也是四川人，但具体哪里的就不太清楚了，我在满洲省委工作时领导过她。1933年4月，赵一曼和一个姓曹的同志领导了哈尔滨300多名电车工人大罢工，由于身份暴露，老曹同志被捕牺牲。组织上决定把赵一曼的关系转移到珠河游击区工作。转移时是我代表省委找赵一曼谈的话。为了能更隐蔽，我当时建议她改姓李，她说她本来就姓李。后来，她在游击区被当地老百姓称为‘瘦李’”。
何成湘突然想起当年与赵一曼交谈时，赵一曼说自己曾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女生队学习。
何成湘问江子能：“有她的照片吗?”
江子能回答说：“听说她姐姐有一张，我回去后就给你寄来。”
不久，何成湘收到了四川宜宾的来信，信中夹着一张照片，他一眼认出，照片上端庄清秀女子正是当年他的老部下赵一曼，怀中的孩子肯定就是宁儿。
正当李坤杰为寻找妹妹一筹莫展时，好消息从天而降。李坤杰听说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是妹妹李坤泰的小姑子，她看到了希望。
1955年1月，李坤杰给陈琮英写信，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她。
陈琮英收到信后，立即于1月20日回信：
坤杰同志：
来信敬悉，你的妹妹后来牺牲，这是很大的损失，她的儿子陈掖贤是一超同志当时无力抚养，由我接受后交给我堂兄陈岳云教养的。陈掖贤去年在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现在北京工学院工作。陈达邦现在北京人民银行总行国外局工作。
得到消息的李坤杰赶忙写信给陈达邦和宁儿。
宁儿在回信中说：“姨妈，我知道妈妈叫李一超，是共产党员，听说她后来牺牲在东北，母亲的事迹和赵一曼很相似，可是我们没有证据……”
1956年，《工人日报》记者何家栋受何成湘委托，拿着照片来到珠河地区找与赵一曼朝夕共处的游击队员和乡亲们辨认。看到照片，他们惊喜地喊出了当年对赵一曼最亲密的称呼“瘦李”。
记忆的证明需要获得文献的实证。在哈尔滨市档案馆的日伪档案里，调查人员还发现一张赵一曼躺在病床上的照片。酷刑的创伤使她痛苦，但依旧安祥，紧闭的双唇、闪亮的眼睛、清秀的容颜与怀抱孩子的那张照片对比，就是同一个人。
至此，李坤泰、李一超、李淑宁、“瘦李”和赵一曼画上了等号，赵一曼的身世真相大白。
赵一曼，1905年10月25日出生于四川宜宾县伯阳嘴村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李鸿绪给她取名坤泰，字淑宁，希望幺女能给李家带来安宁和康泰。
读私塾时，赵一曼受到大姐夫、进步青年郑佑之的影响，阅读了《向导》、《新青年》、《妇女周报》等革命书刊，很快接受革命新思想，为她追求真理，认识世界打开了大门。
1923年冬，赵一曼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赵一曼考入宜宾女子中学，化名李淑宁。
1926年，经郑佑之推荐，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成为第一批女学员。
在学校，赵一曼如饥似渴地学习政治理论，刻苦钻研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及《军中勤务令》、《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等军事课程。几个月时间，她就熟练掌握了卧射、跪射、立射等射击本领和变换队形、指挥班排连进攻的军事技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被迫停办。
为培养优秀干部，积蓄革命力量，中共党组织决定选派一批年轻党员和热血青年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9月，在上海吴淞口码头，赵一曼与40多名学员一起登上了一艘苏联商船，向茫茫的东海驶去。
出发前，十人编为一个小组，赵一曼所在小组组长是陈达邦。
陈达邦出身湖南长沙书香门第，与任弼时是同学，妹妹陈琮英是任弼时的夫人。陈达邦是黄埔第六期学员，与赵一曼同期，但此前并不相识。
从上海到莫斯科，商船航行一个月。赵一曼一路饱受晕船之苦，陈达邦悉心照顾。两个有共同理想的人，在一路上的谈天说地中产生感情。
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赵一曼改名李一超，俄文名字科斯玛秋娃。
由于是俄语教学，赵一曼学习俄语很吃力，在苦闷和烦恼之时，陈达邦总是陪伴在她的身边，耐心教她学习俄语的方法。
随着朝夕相处，一颗爱情的种子渐渐的在他们心里生根、发芽、开花，两人互生情愫坠入爱河。
经过组织同意，“五一”国际劳动节，赵一曼与陈达邦在学校教堂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后，两人相互扶持、互敬互爱，相濡以沫地度过了一段甜蜜幸福的时光。
11月中旬，身怀六甲的赵一曼接到了回国的任务，她含泪与丈夫道别，未料竟成了永别。
陈达邦在《忆一曼》里写道：“我同一曼同志在莫斯科分别时，她怀孕已经4个多月了。我建议解怀以后再回国，她坚决不同意，她说，党的决定，不能还价。为了照顾她，我又建议，我俩一同回国，她认为夫妻离别事小，求学的任务重大，劝我莫作此想。她的党性和原则性多么坚强……”
临行之前，陈达邦掏出身上的怀表和一只金戒指，送给赵一曼。
1928年冬天，赵一曼回国后，先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后被派往湖北宜昌建立联络站，接应和安排西南各地往返于上海之间的同志。
赵一曼来到宜昌，在长江边的狭窄巷道里租了一间简陋的木板房，每天挺着大肚子辛苦工作。由于缺少生活经费，加上营养不良，以致胎儿发育不良。
1929年1月21日清晨，赵一曼觉得一阵肚子疼，孩子要出生了。突然，房东太太闯了进来，“你这是要生了吧，你可别生在我们家，会给我们带来血光之灾的，赶紧收拾东西给我走，快点!你还等着人抬你，快点!你给我起来，快点!”
赵一曼忍着剧痛躺在门口，邻居一搬运工不忍心，他把赵一曼接到自己家里，腾出半间房子，让赵一曼住了下来。
21日晚，赵一曼在邻居大嫂的帮助下顺利生下一个男孩。赵一曼原名叫李淑宁，这一天又是列宁逝世纪念日，于是给孩子起名“宁儿”，祈求孩子安宁无事。
不久，搬运工因“赌博斗殴”被抓，警察索要巨额保释金。赵一曼当了陈达邦给她的金戒指，让大嫂将搬运工赎了出来。
这枚金戒指引起了警察的怀疑，一个搬运工家里怎么可能有如此贵重的东西，一定是藏匿了什么大人物。
当天夜里，邻居家来了许多探子。赵一曼知道身份暴露了，赶紧抱着孩子逃了出来。
赵一曼连夜登上去上海的轮船，一路上，孩子饿得哇哇大哭，面对舱外的风雨飘摇和啼饥号寒的婴儿，赵一曼感到无比的悲伤和无助。
赵一曼到上海后，组织安排她在中央机关工作，周恩来经常过来视察工作，和同志们一起讨论中国的未来。
1929年秋，赵一曼奉命到南昌江西省委工作。江西省委秘书王宏与赵一曼出于工作需要假扮夫妻。
11月23日夜，风雪交加，赵一曼在抄写文件，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快走!出了叛徒。”王宏说着，几步抢到床前，抱起熟睡的孩子，往赵一曼怀里一塞，回头急忙去烧文件。
赵一曼明白情况不妙，扯下床毯给孩子裹上，从后门跑了出去。刚出门不远，敌人就从前门闯了进来，逮捕了王宏。
赵一曼知道这是王宏用生命来掩护她撤离的。
在凛冽的寒风里，赵一曼抱着宁儿一路奔跑，实在跑
1930年，赵一曼在上海中央机关遇到了陈达邦的妹妹、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姑嫂相见后，赵一曼有了把孩子送给陈家抚养的想法。
陈琮英是一位热情开朗的同志，非常理解和支持嫂嫂赵一曼。两人商议之后，陈琮英建议将宁儿送到武汉堂兄陈岳云家去。
当真要把宁儿送走时，赵一曼产生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慈母情怀。她望着刚会咿呀学语，蹒跚着走路的宁儿，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落了下来。宁儿张着两只小手扑到妈妈怀里。
4月的一天，赵一曼抱着周岁的儿子去了照相馆，留下了母子合影。母亲温柔美丽，儿子好奇地打量着面前。照片洗了两张，一张寄给莫斯科的陈达邦，上面写道：“你的儿子诞生了，我们很好，请放心。”一张寄给了宜宾女子中学的同学郑双璧，请她找机会，把照片转交给二姐李坤杰。
1930年4月，赵一曼和小姑子陈琮英带着宁儿来到武汉，把儿子交给丈夫陈达邦的堂兄陈岳云抚养。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主动请缨：“我在黄埔军校读过书，是个军人，我要到东北抗日前线去!”
1931年10月，赵一曼从上海来到了白山黑水的东北。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令日伪当局大为恐慌。
1934年7月，赵一曼被派往最危险的珠河抗日游击区，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的负责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二团政委。
赵一曼脱掉旗袍和皮鞋，穿上农村妇女服装，经常深入村屯各户农家，讲抗日救国道理，组织妇女教唱抗日歌曲，发动群众做军衣、军鞋支援前线，组织青年农民与敌人进行斗争。
当地群众描述当时的赵一曼，“身穿一件没吊面的羊皮袄，敞着怀，里面穿着深灰色的棉衣，系着腰带，头戴一顶黑色狗皮帽子，齐耳短发露在外面，黑里透红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格外有神。”
当时，大家都认为赵一曼是赵尚志的妹妹。赵一曼在一次大会上说：“我和赵司令虽然不是亲兄妹，可是为了救国，我们和千百万同胞走到一起参加抗日队伍，我们同甘共苦，这不比亲兄妹还亲吗?我和赵司令不是亲兄妹，胜似亲兄妹，以后大家就叫我‘赵一曼’吧!”
从此，赵一曼的名字流传开了。赵一曼、赵尚志被称为“哈东二赵”。
赵一曼文武双全，机智过人。她领导的抗日队伍英勇善战，炸桥梁、扒铁路、拔据点，令日军防不胜防，吃尽了苦头。
日伪报纸《大北新闻》和《哈尔滨日报》登载：“‘共匪’女首领赵一曼，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密林，常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战术，使我备感难以对付。”
日军称赵一曼为“挎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并悬赏3000大洋通缉。
赵一曼的人头日军没取着，倒是日军的人头被赵一曼取走了不少。让日伪军闻风丧胆。
赵一曼在《滨江述怀》中抒发了她的抗日意志：“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1935年9月，日伪军对珠河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的秋季“大讨伐”。为了保存实力，赵尚志率领第三军主力部队向延寿、方正远征，开辟新的游击区。
赵一曼和团长王惠桐带领二团留在珠河，在零下30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坚持游击战，捣毁敌人局所，破坏敌人据点，痛击“大讨伐”敌人，极大地牵制了日军兵力。
11月14日，赵一曼率二团50多人来到春秋岭左撇子沟附近的安山屯。群众见到抗联战士们回来了，高兴地欢呼起来。这时，混在群众中的汉奸朱景才见告密领赏的机会来了，便连夜向敌人报告。
15日黎明，日伪军500多人向春秋岭左撇子沟扑来。哨兵发现了敌情，赵一曼和王惠桐立即指挥部队抢占南山有利地形与敌人展开激战。
战斗持续了一天，二团战士在赵一曼和王惠桐的指挥下，勇敢顽强，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但二团也损失惨重。
危急时刻，赵一曼以政委名义强令团长带队突围，她留下一个班负责掩护。
经过一天激战，击毙日伪军30多人，战士们伤亡也很大。赵一曼在掩护战友突围时，左手腕负伤，她忍着剧痛，与小战士杨桂兰、铁北区委宣传部长周伯学和交通员刘福山相互搀扶着，跌跌撞撞转移到侯林乡西北沟老于家的窝棚里。
11月21日，当地汉奸米振文发现西北沟的窝棚里有炊烟，马上报告给了日军。
22日上午，伪警察第三中队长张福兴带领30多名警察，由米振文带路，包围了赵一曼等居住的窝棚。此时，刘福山正要出去与县委联系和买药，刚出门，遭到了敌人的疯狂射击，当即牺牲。
赵一曼听到枪声，急忙让杨桂兰烧毁文件，她与周伯学依托门窗向敌人射击。
突围中，赵一曼的右大腿和左膝盖被敌人的79式步枪击中，一头倒在雪地里，失去知觉，不幸被捕，被关押在伪满珠河县公署牢房。
伪满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亲自参加了赵一曼的刑讯。
《日本战犯的罪行供述》记载：“通过黄翻译(黄钟英)的询问的结果，知道赵一曼是抗日妇女会的指导者，又从她很高的教育程度和激烈的抗日态度来看，我深感抓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趁在激昂状态时，打算只问些要点，用手握或用鞭刺她的手腕弹伤将近两个小时，但从她激昂的态度来看，我认为绝不是容易问出的。”
为了从赵一曼口中得到情报，大野泰治用尽了各种酷刑：鞭打、吊拷、老虎凳、拔牙齿、压杠子、扭胸肉、搓肋骨、烙铁烫烧、灌辣椒水、竹筷夹手指脚趾等。赵一曼视死如归，宁死不屈。
经过长时间的审讯逼供，赵一曼生命垂危，敌人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监视治疗。
《侵华日军战犯手记》记录了赵一曼的伤情：“在森田(医院外科主任医师)的命令下，护士揭开了患者的绷带。那烂肉、脓血、药品所散发出的恶臭立刻扑鼻而来。患者的臀部、右大腿部、左膝关节上部的三处枪伤已经红肿，伤口附近已经溃烂成黑色，脓血直往外流。”
“‘是昨天送进来的，在给她做应急手术时，伤口已经生蛆了。’森田一边说一边粗野地进行治疗。”
赵一曼在住院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见习护士韩勇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讲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珠河游击队的故事。两个人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被唤醒，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虎口。
1936年6月28日晚，赵一曼在董宪勋和韩勇义的帮助下，成功从医院逃出。
30日清晨，在距离游击区20里的阿城李家屯被日军追上，再次落入了敌人的魔掌。后来，董宪勋惨死狱中，韩勇义被判有期徒刑4个月。
赵一曼被捕后，丧尽天良的大野泰治对她使出了最新发明的电刑。赵一曼疼得肢体麻木，浑身抽搐，整个人宛如一具尸体。她忍受残酷折磨，始终没有吐露党组织和东北抗联的信息。
经过9个月的刑讯逼供，招数用尽的日本宪兵放弃了对赵一曼的审讯，他们知道，永远也战胜不了赵一曼钢铁般的意志。
8月2日凌晨，赵一曼被敌人押往上开往珠河的火车。赵一曼心中明白，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她静静地靠在车厢后背上，凝视着窗外薄雾笼罩的田野，回顾自己走过的短暂人生，一幕幕往事记忆犹新。想到宁儿，她向押解的日本宪兵要来纸和笔，给儿子写下了这样一封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来到珠河小北门前，日本宪兵将赵一曼押向刑场，面对敌人一排黑洞洞的枪口，赵一曼昂首挺胸，高唱《红旗歌》，移动着艰难的步子，迎着灿烂的阳光朝前走。
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赵一曼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阵杂乱的枪响，年仅31岁的赵一曼英勇就义，她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播洒在了她用生命所守护的白山黑水之间。
1962年4月9日，郭沫若为纪念和歌颂赵一曼题写了一首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章：
蜀中巾帼富英雄，石柱犹存良玉踪。
四海今歌赵一曼，万民永忆女先锋。
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
东北西南齐仰首，珠河亿载漾东风。
2009年，赵一曼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结语：著名的时代先觉者，民族自由解放的女神——赵一曼，她以31岁的年轻生命和壮烈的战斗历程，谱写了一曲光辉的生命之歌。她将青春和热血化作满腔的爱国情怀洒在东北广袤的大地上。
在中国历史上，赵一曼是一面永远鲜红的旗帜!她的名字就是一种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