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抹绿色，它不同于春日里万物复苏的嫩绿，也非夏日林间浓郁的翠绿，而是深深烙印在我心田的绿色，那是军装的颜色，是军营大院里独有的色彩，是我童年记忆中最鲜明的印记。我没有当过兵，却有着9年的“军龄”，两岁时，母亲辞去了在家乡安徽的工作，带着奶奶和我们姊妹三个来到了遥远的内蒙古，成了随军家属。从此，伴随着懵懂的童年，那一抹抹军绿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底色。
部队家属大院的“兵娃娃”
父亲的部队是沈阳军区独立师二团，团部驻扎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幸福之路公社的山坳里，在七十年代，这里是对苏联作战的前沿。当时，营级以上干部就可以带家属，因此，这里有个家属大院，住着山南海北来的大人小孩有几十口子。家属院和团司令部大院是连在一起的，这里还驻扎着特务连、通讯连、汽车连、卫生队等部队，我清楚的还记得，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早晨，起床号总是准时吹响，接着就是干部战士穿着绿军装，扎着武装带起来跑操，操场上121，1234的口号震天响，奶奶和母亲也都起床到厨房准备早饭了。
部队家属大院的孩子有二三十个，大的有十几岁小的还在怀里吃奶呢，有团长政委的儿子，也有参谋长营长的女儿，那时的孩子都是“散养”的，大人们都忙于自己的事，孩子们上学放学，嬉戏玩耍都是放任自流的。家属大院的孩子根据年龄，家乡，脾气喜好也是分团伙的，大的团伙有十几个人，小的团伙有五六个人，每个团伙都会向部队一样有“团长”“政委”，我们这个“部队”有6个小伙伴，几个是安徽老乡，团长的儿子是辽宁的，参谋长的儿子是四川的，并不是团长的儿子就一定是“团长”，我们的“团长”是个副营长的儿子，他年龄最大，人高马大，带着我们和其他“部队”打仗，从来都不吃亏。部队基本上每星期都要放露天电影，在操场上是要专门留一块地方给部队家属看的，每当这时，都是家属院小伙伴们撒欢的时候，大家都会早早的跑去用棍子在地下画出自己的领地，慌慌张张地跑回家搬来凳子先占好位置，如果谁挪了自己的板凳，肯定是一场“恶战”。不光是看电影，就在平常，家属院的“噶小子”们也经常会为了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冲突，甚至有时会打的鼻脸串血，哭着回家找妈妈，这时候，就会上演一场女人们的战争。
记得有一次和几个小伙伴们打闹，鼻子被政委家儿子打出血了，我哭着回家找奶奶，奶奶带着我怒气冲冲的到政委家讨说法，记得政委一个劲的给奶奶敬礼，回到家后，气的母亲一个劲的向奶奶翻白眼，但小孩子们的打架是不记仇的。
“噶小子”们的难忘囧事
七十年代，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部队早餐大都是馒头稀饭就咸菜。北方地里种一种叫芥菜，散上盐腌制一段时间，切成条就成了下饭的咸菜了。这种咸菜为了长期保存，就在太阳底下嗮干水分，就成了“咸菜疙瘩”，要吃就在水里泡软，切成条就饭。部队人多，用量大，就在食堂边用芦席圈成几个高脚屋，用来存放这种咸菜疙瘩。那时的孩子哪有零食，这种咸菜疙瘩咸咸的，甜甜的，啃着吃绝对是一种好零食。每当夜幕降临，“团长”“政委”总是招呼我们，小的负责望风，大的偷偷爬上高脚屋，扒开芦席，兜里装的满满的咸菜疙瘩，迅速地跳下来，跑到后院平均分了，大家啃着咸菜疙瘩高兴的不得了。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又如法炮制，结果让特务连给包了“饺子”，我们一一被带到连部，连长李叔叔一边啃着搜来的咸菜疙瘩一边笑眯眯地朝我们嚷嚷道：“好小子，偷到老子头上来了，下次再偷，叫你们老子来领人”，说罢，一人屁股上踢一脚，把我们轰了出去。
司令部的西南边有一座山，海拔并不高，因为山头上竖起一个高高的塔架，我们都叫它“架子山”，那是部队用来指示飞机航线用的，但凡有飞机飞过，都要经过那座山。“架子山”下，有一块平原，就是部队的靶场了。部队每年都要搞几场实弹演习，每次演习，总是枪声阵阵，炮声隆隆，尘烟滚滚，颇为壮观。大院的孩子们最喜欢这个季节了，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武器，手枪，步枪，冲锋枪自然有了，还能看到平常不多见的高射机枪，双管高射炮，甚至有两次还能看到坦克车隆隆驶过，那时部队能有这样的武器装备真是不多见。每次演习结束，就是大院孩子们的“狂欢季”，我们会向叔叔们要各种打过的子弹壳，有手枪弹壳，有步枪弹壳，大孩子们最喜欢轻机枪弹壳和重机枪弹壳，因为那是铜的，可以把它们卖了换钱。过一段时间，靶场解封了，大家就会跑到靶场去捡弹壳。
记得有一次，几个小朋友在靶场捡到一颗手榴弹，弹把后面还有一根线，就找了一根树叉，把它挑起来扛在肩上，晃晃悠悠回家。走到司令部大门口时，可把执勤的哨兵吓尿了，小心翼翼的把那颗手榴弹取下来，送到团部，经鉴定，是一颗未爆的手榴弹，于是，成立专案组追查，还把家属大院的男女老少都喊去专门开了个会，轰轰烈烈的搞了一阵子。
战时的惊心岁月
记得1978年底，父亲下部队野营拉练去了，团部通讯连到家送给母亲一封加急电报，说是在家乡的爷爷突然去世了。接到电报后，奶奶立刻大哭起来，伤痛欲绝，母亲和我们姊妹三个也跟着哭起来，我们姊妹三个从小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奶奶是最疼爱我们的人。父亲连夜就回来了，第二天早上，就匆忙地带着我出发了，乘着团里的吉普车到大板镇，我们坐长途汽车到赤峰市，然后坐火车到沈阳，再到北京……
就这样我们走了七天七夜才到家，爷爷已经下葬了，因为我很小就随父从军了，在脑海里对爷爷一点印象都没有。丧事才办完，父亲就收到归队的紧急电报，父亲和我又匆匆往回赶。
1979年的春节，尽管部队大院也还在张灯结彩，但叔叔阿姨们都显得非常紧张。春节一过，部队家属院各家各户都开始收拾行囊了，大人小孩都不准出大院，父亲开始背着手枪回来，再后来，就不见了踪影。公社街上，男男女女都背着长枪，接着，就是白天晚上不间断的演习。父亲当时是政治处副主任，有一天专门召集家属在大院开会，有一天，天空轰隆隆地响，接着我们大院飞沙走石，有两架直升机直接降落在司令部前面的广场上，不久又飞走了，说是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来部队视察。二月，南疆打起来了，形势更紧张，我们这些大人小孩都准备遣返回家了。战争很快就结束了，大院的紧张气氛也在一天天的下降，终于有一天，又回归了平静。
1980年秋，上级批准父亲转业，他结束了26年的军旅生涯，带着我们全家回到了阔别以久的故乡。
去年，我带着妻儿到内蒙古大草原去游玩，专门去了我的“第二故乡”，去寻找儿时的记忆。在幸福之路苏木(乡)，儿时的部队大院早已没有了踪影，父亲的部队也在“大裁军”时撤销了。站在草原上，远远的还能看到那座“架子山”，仍然是郁郁葱葱的。
那就是我心中的一抹绿色，是军绿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