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党报的文学副刊，在逾75年的时光里，始终孜孜以求做着同样一件事情——以发现和培养业余文学作者为己任，并不遗余力地将优秀作家和优秀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地推向文坛、推向社会，这，就是《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在众多业余文学作者的眼中，它是文学的殿堂，更是作家的襁褓。“文艺周刊”创办于1949年3月24日，甚至早于新中国的成立日期。这使得“文艺周刊”不仅全程见证了新中国文学75年的发展历程，还以在场的姿态置身其间，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在新中国文学史不同历史时期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为彰显和繁荣新中国文学事业作出了贡献，令人肃然起敬。
我从事文学创作比较早，大约从十四五岁开始尝试文学写作，也是从那时便知道了《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并把在“文艺周刊”发稿当作自己的目标之一。这不奇怪，在国内文学界，有许多人都知道《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曾经给“文艺周刊”写过稿，但更多的还是因为孙犁、郭小川、刘绍棠、“荷花淀派”等，而认识、了解到它悠久的历史与传承，因而记住了这份于中国文学史而言，必将留下一笔的文学副刊版面。75年来，“文艺周刊”始终是一张有态度、有温度、有高度的文学副刊版面，它像是一座桥梁，一头牵系着文学，一头联系着广大业余文学创作者。作品被“文艺周刊”发表，对于许多文学作者而言，都是一次鼓励，更是一种认可。所以，在它出刊3000期的“大日子”到来之际，我愿意将最美好的祝福词汇送给它。跨越四分之三个世纪，奉献给读者和社会3000期文学大餐，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
回溯过往，是孙犁、郭小川、方纪等文学大家，夯实了“文艺周刊”的根基，这在新中国的报业副刊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孙犁先生，在他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期间，曾经热心帮助、团结、培养了一大批作家，其中刘绍棠等人受孙犁的文风影响最大，出现了后来被评论家认定为“荷花淀派”的作家群。刘绍棠就曾在《我和报刊》一文中写道：“1951年9月，我15岁，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了小说《完秋》……是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生活的强烈美感和感受能力，打开了我的美学眼界，提高了我的审美观点，使我汲取到丰富的营养，找到适宜于自己的创作道路和创作方法。从1951年9月到1957年春，我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了十万字以上的作品。上世纪50年代我出版的四本短篇小说集和两部中篇小说，相当一部分都曾在‘文艺周刊’上发表过。”作家从维熙也说：“上世纪50年代，我和刘绍棠只见过孙犁同志一面，但从我的第一篇小说一直到出版两个短篇小说集，除一篇小说外，都是发表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上。”作家韩映山1952年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处女作《鸭子》，之后又在“文艺周刊”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因文风与孙犁相近，与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并称为“荷花淀派四杰”。
当下社会高速发展，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越来越严格的社会化细分。文学正逐渐趋于小众，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文学报刊也将自身定位于服务少数所谓“纯文学”受众，而“文艺周刊”则不然，75年来，它始终坚定不移地将目光面向大众、面向更广泛的普通读者。天津的群众文学创作之兴盛，应该说始终都是与“文艺周刊”的发展相向同步的，几乎每一位有成就的天津作家，都曾或多或少得到过“文艺周刊”的提携与关爱，更不消说广大的业余文学作者。比如我曾经比较熟悉的东丽区群众文学创作吧，因其作者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整体实力较强，也为该区赢得了“文学大区”的名号，这与“文艺周刊”对东丽区文学作者的关注和培养密不可分。
东丽区的文学骨干作者，都曾经在“文艺周刊”上发表过作品，谁在“文艺周刊”上稿，在该区都曾被视为一件大事。这自然与“文艺周刊”历代编辑背后的默默奉献、辛苦耕耘分不开，尤其是宋曙光先生，我不止一次见过他骑着自行车，从市区到东丽区与作者面对面地沟通稿件的修改，也知道他利用自己的休息日，来东丽区给文学作者特别是农村作者授课，这使他与东丽区文学作者结下了深厚友谊。我的小说就曾发表在“文艺周刊”东丽区文学作品专版上，小说的名字叫《乡里乡亲》，后来有幸被收入到《天津日报·文艺周刊70年精品选》一书中。
在天津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上，“文艺周刊”都不曾缺席，对于津味小说与津派文学，“文艺周刊”起到的不仅是弘扬与助推作用，说旗帜鲜明、举足轻重并不为过。“文艺周刊”先后组织过“津味小说联展”“津味小说撷英”“津味小说甲午年赛”“津味小说丁酉年赛”等等。事实上，津味小说也好，津派文学也罢，并不只是在作品里出现几句天津话，或是找几个与天津相关联的地标与事件掺杂其间那么简单，也不是像有人所认为的那样，津味小说就是写从前那些“天津老事儿”，至少是写改革开放之前的天津。小说能否真正反映天津人的精神风貌，能否将当下现代化大都市背景下的天津人的喜怒哀乐倾注于笔端，才是津味小说与津派文学应该突破的方向。
在这一点上，“文艺周刊”是清醒的，我曾参与过某次“津味小说联展”，写的小说反映的就是当下天津年轻人的生活和工作，在与宋曙光先生的沟通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认可。开放、包容以及对文学作品的精准判断，是“文艺周刊”长久以来能够团结和吸引众多作家和普通业余作者的重要一环。正如宋曙光先生所说：“我们的作者朋友，年老的和年轻的，有名的和无名的，都团结、聚拢在我们周围，为了保证版面质量，需要不断地到他们的家中、单位、宾馆（闭门创作）去约稿……不知不觉间，10年、20年、30年过去了，编者与作者的情谊就是这样结成的。”
还是那句话，3000期，等于3000个星期，等于逾75年孜孜不倦的努力追求，作为“文艺周刊”的读者和作者，我祝愿《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越办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