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与中日作家往来的信件时，我发现其中有蒋子龙的十几封信。看着那熟悉的字迹，不由得想起与他两次出访日本的情景，还有他欠大家的那顿涮羊肉。
第一次出访日本，是三十五年前。
行前，我给他写信，信中说，应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下文简称“日中文协”）的邀请，中国作协决定派出由他为团长，管桦、林希、敖斯尔和我为团员的作家代表团访日，我已将有关批件寄送给各地作协分会，请尽快办理出访手续。与此同时，附寄一本参考资料——我的散文集《心灵的桥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这绝无班门弄斧之意，而是考虑到诸位平时埋头创作，未必留心关于日本的信息，这本散文集里的日本见闻录和日本作家速写之类的短文，或可作为参考，文中涉及的一些人，这次访日时还会见到。
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喜儒兄：
见信大喜。我不知同团的还有谁？有你这大将支撑一切，我何忧矣。你当实际的团长（绝不是谦辞）我当挂名的。管桦先生也让我敬仰不已，其实让他当挂名团长更合适。
一切都听你安排。需要我在天津做些什么事情，请提示，要不要我在杨柳青画坊买点富有民族特色的小画？
方便时请把你的意见告诉我。
感谢你的赠书，这可是雪中送炭。
你的大名及儒雅的仪表我怎会忘呢？在中国的男作家里，你的确算漂亮的。跟着你这个日本通，我就放心了。
我和林希准时赴京报到。
此致 佳安
蒋子龙我在写信时主要讲了如何办理出访手续，从他的回信看，可能还说了您不认识我、贸然写信打扰、敬请原谅之类的话，谈了分头准备些礼品，以备不时之需等杂事，似乎又解释了一下我的团员身份。记得当时中国作协有个规定，作家代表团的团员必须是中国作协的会员，否则只能以翻译、秘书、随行人员的名义出访，我是1985年入会的，所以滥竽充数，担任团员兼翻译。他的回信不仅热情谦恭，还说记得我，但我没有与他交往的印象，估计是他张冠李戴，记错人了。
信的抬头是怎么写的，副主席、同志还是先生，早已忘记，但绝不可能称兄道弟，毕竟要避免攀龙附凤之嫌。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蒋子龙是一个鲜明的符号，他聪明绝顶，才华横溢，《乔厂长上任记》和《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堪为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是中国作协的副主席，而我只是中国作协的普通员工，虽然人格上平等，如何称呼，颇多踌躇。但在他复信之后，我发觉称头衔或先生，郑重、礼貌有余，亲切感不足，甚至显得情商低下，还不如“入乡随俗”，按照文学界的传统习惯称兄，所以后来写信时，我一直称他子龙兄。
出访前夕，我收到了他第二封来信。
喜儒：
近好！
范希文告诉我你有信来，至今未见到。
大概作协机关和我们这里差不多，十天半月，负责送信的人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想起来，或信筐里装满了才往邮局送，所以我给朋友写信都是自己寄。
我和林希4月29日下午3时29分乘78次火车进京，5点20分到北京站，正是下班时间又是周末，劳你去接或等在外联部都不合适，不如你联系好旅馆，订好房间给我来电，我们下车后也省得再跑趟作协，直奔旅馆。你把在北京的活动安排放在我的房间里，一切按你的意见办，你就放心回家过你的星期天。5月1日我们在旅馆等你就是了。
敖斯尔是不是也29日进京？怎么找？等你的电话或电报。打到机关或家里都行，机关347705。正细读大作，没有时间也没有现成的材料了解日本，只能把你的书当教科书了。
蒋子龙
他不知道，我收到这封信时，有多么激动。按照惯例，我应该去接站，把他们送到饭店，安排好吃住行，但他为了让我周末能好好休息，宁愿自己拉着行李箱到饭店登记入住，而且连5月1日开预备会的事都替我安排好了！那时，我已经从事外事工作近二十年，迎来送往见过不少人、经过不少事，也算有点阅历，但我还是第一次收到这样的信。他如此细致周到、体贴入微，怎能不使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说句老实话，这次与他出访，我心里也打鼓，但这封信恰如知时节的好雨春风，不仅吹散了我心头的迷雾，还缩短了我们之间的心理距离：他不再是高大的、遥远的存在，而是近在咫尺的兄弟。我相信，一事当前，先替别人着想的人，肯定是有情有义、值得信赖和尊敬的人。
飞往东京那天，我请他留言，他写道：“与喜儒同行非常兴奋，非常愉快，且有安全感。”他的字苍劲有力，风骨毕现，看样子是认真临过帖的。行程刚刚开始，他这么写，多是出于客气。当然，这几天大家在一起学习、讨论，笑声不断，说兴奋、愉快也不为过，但是不是“非常”，就不好说了；至于什么“安全感”，着实有些莫名其妙，可我也不好意思问。
我们在出访日本期间遇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提问，有的友好，有的糊涂，有的暧昧，有的刁钻，有的下套，但他的回答都简洁明确、从容得体、严丝合缝，谁也别想找到破绽。我对他说：“如果你当新闻发言人的话，肯定大放异彩！”他问我这是批评还是表扬？我解释道：“这是夸你思维缜密、反应迅速、无懈可击！”他笑了：“这还差不多。”
旅途中，我曾拐弯抹角地问他，“安全感”是何意？他笑而不答。后来有人告诉我，有一次他去美国访问，好心人不断拉他的衣角，提醒他注意外事纪律，讲话要有分寸，不要信口开河等，弄得他紧张兮兮，没有安全感。
在回国后的总结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团长领导有方、机智过人、风度翩翩，使访问十分成功，但也强烈表示，上下同心、团结一致、分工协作是成功的基础，因此团长有责任、有义务、有必要，向全体团员表示真诚的感谢。子龙知道大家是什么意思，可他急着回天津，故意装聋作哑，想蒙混过关，怎奈众人不饶，他只好带大家去吃涮羊肉。但当我们兴高采烈地走到饭馆时，人家说不营业，子龙喜出望外，就坡下驴道：“此乃天意，不可违也！”说完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我本来还有个段子想当面验证一下，怎奈他已不见人影，只好“立此存照”：在洛杉矶的中美作家联谊酒会上，美国诗人金斯伯格请蒋子龙猜一个谜语，说二十年来无人猜出谜底，蒋子龙则声称，他三岁以后就没有猜不出的谜语。金斯伯格问：“把一只2500克的鸡装进只能盛500克水的容器里，用什么方法把它拿出来？”蒋子龙立刻答道：“你怎样把它装进去，我就怎样把它拿出来！”金斯伯格哈哈大笑道：“你是猜出谜底的第一人。”
回国后，他陆续写了几篇访日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还复印寄给我。我看文章中一些地名、人名有误，就给他写了封信，列好表格，说这些文章将来收入文集时，一定要把错误改过来，否则会给未来的研究家们制造许多“冤假错案”，而且无法“平反”。他回信说，这不是他的责任。
喜儒：
近好！
回来后见到你的信和照片，很高兴，也非常感谢你。至于拙文中你指出的错误，全是刊物校对的问题，我岂能出那样的笑话，倘真是那样，你怎么让我当团长，现在的印刷品，包括词典，打开都有错误，中国文人弄来弄去，快把自己弄成文盲了。问家人好并祝平安！
蒋子龙他在信中说我让他当团长，纯属玩笑，其实他早就知道作家代表团的名单。而且他是团长，我的顶头上司，怎能由我任命？
1993年11月，子龙赠我《蒋子龙散文随笔选集》（沈阳出版社出版），书中夹着一封信。
喜儒兄：
我提前来京，本想和你好好聊聊，顺便偿还欠你多年的涮羊肉，不想你躲到昆明去了。这次外出未能拉上你同行，甚憾。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结伴而行。
我等着你去天津，涮羊肉只好继续欠着。我家的电话已改新号，方便时打电话来。
握手
蒋子龙
1994年元旦，我写信拜年，提及那本《蒋子龙散文随笔选集》害得我好苦，拿起来就放不下，结果把饺子煮成片儿汤，因此受到家人的埋怨。但我没告诉他，凡是他写的文章，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我都爱看，而且常常琢磨：为什么人人都会说的大白话，一经过他的加工，再从笔端流淌出来的时候，就变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有里有面，有种你说不出、道不明、学不会的特殊的张力、弹性、强度、快感？难道这就是布封说的“风格就是人”吗？
没过几天，他回信了。
喜儒兄：
近安！
写好一张贺年卡尚未发出，接到你的信非常感动，感谢你居然真的读我那本小书。现在读朋友书的人太少了，让你把饺子煮烂又觉对不起，原来只欠一顿涮羊肉，现在又欠下一顿饺子。中旬原定台湾的星象大师到京，我如去看他，当约你一叙。
祝新春快乐！
子龙2003年11月11日至20日，蒋子龙又率陆天明、张抗抗、柳建伟、李惠善、李敬泽、李锦琦和我出访日本，回国后写了三篇文章，于2004年年初陆续发表。
喜儒兄：
近好！
自日本回来后写了三篇关于日本的短文，已发表了两篇，请你批评，若认为可以，便转寄日中文协。他们是真的让我感动了。
祝文体两健。
子龙他随信寄来发表在《今晚报》（2004年1月9日）和《文汇报》（2004年2月5日）上的文章《日中文协的办公室》，文中说：“我跨进门的第一感觉是受到冲击般的眼前一亮，继而是被震撼并由衷地感动了，心里热热的。”“必须小心翼翼地用平实的语言写出对这间办公室的感觉。夸饰会损害它，而简慢又会伤害我对它的敬意。”“日中文协的人让我认识了日本的另一方面，改变了我对日本的一些看法。我想不仅中国会感谢他们的工作，日本更应该感谢他们的努力。”
日中文协成立于1956年，是以评论家中岛健藏、戏剧家千田是也、作家井上靖、音乐家团伊玖磨为中心，以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和友谊为宗旨的民间文化团体。协会成立时，日本与中国尚未建交，环境复杂，困难重重，但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中，无论日本、中国发生什么变化，协会都矢志不渝地组织日本文学、戏剧、美术、书法、音乐、舞蹈、电影、摄影、出版、印刷、新闻、宗教、体育等各界人士与中国交流。
在这些有远见卓识的文化精英的感召下，一些进步青年加入了日中文化交流的行列。他们孜孜以求，兢兢业业，把推动日中友好视为毕生的事业，几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子龙参观了他们的办公室，看到了他们的工作情况，感动得一塌糊涂，一连写了几篇文章，向他们致敬……
我退休以后，再没见过子龙，但不时在报刊上看到他的文章。令我惊讶并赞叹的是，一个耄耋老人，文笔非但不枯瘦干瘪黯然，反而越发风趣滋润饱满，还流露出“曾经沧海”的散淡与睿智，不知他到底有什么灵丹妙药，来为生命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