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韩彰，壮族，广西凤山县人，中国作协会员，供职于广西文联。出版散文集《屈指家山》、长篇小说《夕照苍茫》（合著）、新闻作品集《纪实与思考》。作品散见《人民日报》、“学习强国”总平台、《新华文摘》《民族文学》《散文选刊》《诗刊》《星星》《诗歌月刊》等。有作品入选《少数民族诗人诗选2020—2021》等书。
四代丹心 千里报国
◎牙韩彰（壮族）
一
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烟云，回到宋元明清波谲云诡的旧时光，逐页翻阅东兰州各个有名有姓的土司人生履历，下面这则颇为吊诡的骗官谋官故事首先突兀地跳到了眼前。
跑官要官，骗官谋官，这些热词，早在距今六百四十多年前，已经有一个人把它灵活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而且，这个人还是偏僻山区的广西东兰土司州一个没地位、没影响，估计也没有多少粉丝的土司家人。这样的官场轶事，有时真叫人哭笑不得。
要说这个故事，我们首先把东兰的来龙去脉简单交代一下。广西东兰，西汉时期称为文兰峒，当地人称为木兰峒，唐代称为朱兰，宋代仍称文兰峒，由世袭头领韦君朝任文兰峒蛮长。到宋徽宗的崇宁五年（1106年），韦君朝儿子韦宴闹纳土归附，于是，宋王朝在这里设置羁縻兰州，任命韦宴闹为知州，并明确代代相传。因此，要算东兰作为州一级的历史，应该从韦宴闹开始。后来境内分设兰州、文州，由韦姓、罗姓分任首领，名字已无从查考，历史空白了。到元代改称东兰州。东兰的名称由此而来。但整个元朝九十八年，东兰的世袭土司名字一个都没有记载，历史又一次陷入空白。接下来就是明、清两朝，而清朝才到第五任皇帝的雍正八年（1730年），构成东兰的内六哨和外六哨就被分离了，内六哨仍称东兰州，被执行改土归流；外六哨降了一级，改称东兰土州同，后改称凤山土州同。东兰土知州的土司统治历史结束。东兰是广西很早一批改土归流的土知州之一，其有名有姓的土司，从韦宴闹算起，到末代土司韦朝辅，一共是二十七任（其中宋朝和元朝的世袭土官名字史书没有记载，无法计算），时间是六百二十四年。东兰改州为县的时间是1912年。
土司的家人到京城骗官谋官的故事，就发生在元朝和明朝更替的关键时间节点上。《明史·广西土司一》记载：“洪武十二年，土官韦富挠遣家人韦钱保诣阙，上元所授印，贡方物。钱保匿富挠名，以己名上，因以钱保知东兰州。既而钱保征敛暴急，民不堪命，拥富挠作乱。广西都司讨平之，执钱保正其罪，仍以其地归韦氏。”
《明史》的这段话寥寥数语，信息量却很大。洪武十二年就是1379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时间是1368年，也就是说，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第十一年，东兰州土司韦富挠即派家人韦钱保，拿着上一个朝代元朝发给的土官印和东兰地方土特产去京城，向新朝皇帝表忠心，领受新朝的土司印信。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新朝建立的第十一年才做这个事，应该也不算太晚，如果放到近现代，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派专人来表明效忠新朝，可能性质就要变了。
按常理，土司韦富挠派遣家人韦钱保去京都向皇帝请示汇报工作。这个汇报材料和他的口头汇报，肯定要多说主官的成绩才对，但韦钱保却不按常理出牌，到了京城，拜见皇帝，却故意“忘记”提主官韦富挠的名字。忘了主官名字倒也就罢了，他却没忘记自己的名字，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名字“韦钱保”换上去了，同时把元朝皇帝授予东兰土司的官印和带来的东兰地方土特产（方物）一并呈上。朱元璋看到这么偏僻的广西东兰土司，不远千里万里，派人前来朝贡，那是四方来朝的表现啊，心里肯定是十分高兴，于是马上给韦钱保签发由他担任东兰土知州的任命书，同时肯定也发给新的知州大印。现在看来，这个土司家人韦钱保，长相和派头肯定很有官样，官方通用语言的组织和运用能力也非常出色，而且胆量还真不一般，估计也深得“俍兵”悍不畏死的基因遗传，居然敢在皇上面前玩“欺上瞒下”的伎俩。这下可热闹了，由于新朝刚建立，百废待兴，皇帝事情也多，全国大事小事都得过脑，身边负责监督检查的监察御史和负责干部人事审核的吏部尚书，可能也没太注意，没人记得提醒皇帝，东兰土司是韦富挠，而不是这个韦钱保，于是，就让韦钱保给蒙混过关。韦钱保拿到皇帝任命他为知州的信件和新的大印回来，就跟真正的土司知州老爷韦富挠叫板。这里的戏剧性细节，我们想象一下都能知道，韦富挠土司首先肯定是目瞪口呆，然后是大喊大叫，最后是被韦钱保赶下了土司宝座。
当然，欺骗得来的东西最终都有穿帮露馅的时候。韦钱保当了知州后，权一在手便任性，他横征暴敛，民不堪命，搞得老百姓很是恼火，于是众人拥戴韦富挠起来造韦钱保的反。事情的原委应该是到这个时候暴露的。但是，但凡造反都是要被政府镇压的，这是千古不易的大道理。结果朝廷派广西都司带兵前来征讨。《东兰县志》如是记载，韦钱保在永乐九年（1411年）被广西都司捉拿并按律治罪，然后“以其地归韦氏”，即中央政府让韦富挠的儿子韦万目来接任东兰州的知州职务。如果《东兰县志》这个说法没有错，按这个时间推算，韦钱保在这个蒙骗得来的土司岗位上居然能够干了三十二年之久。
二
看了文章开头的这个故事，不要以为东兰州的土司都像韦富挠那样窝囊，那么容易就被家人忽悠掉土司宝座。其实，韦富挠的子孙后代，猛人是很多的，可能也是深刻吸取了祖宗惨痛教训的结果。历史发展到韦富挠的第十二、十三代孙，猛人开始出现了。
长期以来，有一个说法，“东兰四代土司持续抗倭六十年”，我细细推敲，觉得不是很准确。以我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应该是“四代五任土司持续抗倭六十年”。人们之所以说是“四代”，是因为大家都认为韦虎麟和韦虎臣是兄弟，属于同一辈分，所以只算一代。而我觉得，这样对韦虎麟不够公平，同样作为土司，他的抗倭故事完全可以跟他老爹韦正宝、哥哥韦虎臣、侄子韦起云、侄孙韦应龙一样，居于同等地位，值得单独来讲。所以，我这里在“四代”后面加上“五任”两个字。这两个字可不是可有可无，就是这两个字，才把东兰第十四任土司韦虎麟（又写作韦虎林）从长期以来哥哥韦虎臣的光环里拉出来，让他拥有一任土司应有的地位和形象。
权威的书籍是这样记载的：东兰州土司抗倭历史从第十二任土司韦正宝开始，第十三任土司韦虎臣、第十四任土司韦虎麟、第十五任土司韦起云、第十六任土司韦应龙，他们持续不断，前后达六十多年。
当然，广西土司抗倭故事，不独为东兰州所仅有，以著名的田州瓦氏夫人为代表，田州、归顺、思恩、泗城、那地、南丹、忻城等地土司都曾奉诏带领剽悍的“俍兵”（也称“狼兵”，下文如不是引用原文，均统用“俍兵”，不再另注）到东部沿海一带参加抗倭战斗，而且取得的战绩震惊朝野。这已经成为一段公认的历史，而且非常独特，体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所以人人称颂。不过，我却因此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中央王朝坐拥上百万训练有素的专业部队，战将也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戚继光、俞大猷、胡宗宪、张经等，要说战斗力也不是没有，历史上也记载诸多抗倭战役打得甚为惊心动魄，却为什么经常出现面对几千个、几百个甚至几十个倭寇在东南海边的州、县、乡、村横冲直撞烧杀掳掠，却常常不怎么搞得定，反而每每要借助偏远山区的广西土司兵来帮忙、来救急？这个问题很多书都没说，我也无法解释，留在这里供专家学者们去研究探讨。
那天，我来到东兰县三石镇的那腊村，那里有一座巨大的公园，公园门楼呈三层飞檐斗拱状，大门上方的牌匾大书“武夷侯公园”几个大字。放眼望去，这个公园可以作为游览、观光、休闲、娱乐场所，当然更可以作为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教育基地。其实，这是著名抗倭土司之一武夷侯韦虎臣的墓园。走在我身边、话语不多的东兰县土司文化研究会韦锦嵩会长说，这个公园地下就是武夷侯韦虎臣的陵墓。
在武夷侯公园的左上方，有一座茂密竹林掩映下的小坟山。坟山里有一新一旧两块墓碑引起我的注意，它们和周边其他的坟墓一样，静静地立在草丛里，无声无息，跟周边那些水泥砖砌的崭新而气派的坟墓相比，它们极为寒酸的外表，透露出已经很久没什么人来铲草培土了。如果不是当地人带路并认真介绍，谁也不知道这两座坟墓的坟主竟是几百年前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其中那个旧坟埋的就是韦虎臣的老爹，也就是东兰州最早参加抗倭的土司平北伯韦正宝；新的那座其实是一座空坟，坟头象征性地竖立那块白色大理石墓碑，这是属于韦正宝的老爹韦祖鈜的坟。说它“象征性”，是因为韦祖鈜真正的坟地是在坟山的下边，由于年代久远，基本无迹可寻，那个地方早已被人用来建房子了。这块白色大理石墓碑是2017年东兰韦氏后代新立的，位置在距离韦正宝墓数米的地方，碑文刻录韦祖鈜的基本情况，而它的下面是没有韦祖鈜的任何骨骸的。围绕在这两个坟墓周边的十几座坟墓，显得崭新和气派很多，那都是韦祖鈜、韦正宝他们的后代子孙的坟。
这里要穿插一下了。所谓侯、伯，是周朝定的五个封爵等级“公、侯、伯、子、男”的其中两个。这五个封爵等级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正式封爵。而后来一些皇帝与时俱进倒腾出什么九等制，我这里就不讲了。现在我们看到，韦虎臣被封为武夷侯，是侯爵，韦正宝被封为平北伯，是伯爵，儿子比老爸爵位高一等，符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人才成长规律。
东兰州四代五任土司持续抗倭六十年的历史故事之所以经常为后人津津乐道，那是因为，首先这些土司本身都是非常剽悍而不怕死的土酋头领，其次是他们手上都拥有一支如狼似虎、能打胜仗的“俍兵”。当然，“俍兵”也不是单单东兰土司州所独有，古代广西的壮族地区，甚至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州，都各自拥有一支称雄一方的“地方武装”——称“俍兵”或“狼兵”，或称别的什么名号，等等。
我查阅各类史籍得知，“俍兵”应该是来源于宋代的“土兵”“洞兵”“壮丁”“蛮兵”等，甚至更为久远的年代。南方少数民族土兵的强悍，史书早有记载，雄武如秦始皇，派五十万大军来统一岭南，遇到包括广西土兵在内的“岭南蛮兵”顽强抵抗，秦军三年兵不解甲，主帅还战死沙场了。而《宋史·蛮夷列传一》还记有这样的案例，湖南西部的辰州瑶人头领秦再雄被宋太祖赵匡胤任命为辰州刺史后，“日练土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历山飞堑，捷如猿猱”。宋代著名的范成大有一本著名的书，叫《桂海虞衡志》，里面也记录，广西左右江“州县洞五十余所，推其雄长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其人物犷悍。”所谓“犷悍”，意思是粗野强悍。其民如此，入伍为兵，经过军旅严格训练，当然不是一般的剽悍，而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剽悍了。《岭南琐记》就说：“狼兵鸷悍，天下称最。”《明史·广西土司》也说：“广西瑶、僮居多，……而田州、泗城之属，尤称强悍。”泗城州的管辖范围曾包括现今的凤山、巴马、天峨一带，而凤山当年是属于东兰州的一部分，后来才分出去设立凤山土分州的。因此，“尤称强悍”的人群里就包含了东兰州的壮族瑶族同胞兄弟。而郑若曾在《江南经略》卷八里，更是详细描述了“俍兵”在战场与敌拼杀时悍不畏死的情形：“偶以二十人当贼二百人，为贼所困，力战得出，杀贼五十余人，狼兵死六人。其间二人尤骁勇，贼至刘家行，单骑追之。”
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东兰州五任土司所带领远赴东部沿海抗倭的“俍兵”，是怎样的一支悍不畏死的地方部队了。
三
为了写作这篇文章，我细细翻阅二十四史和其他有关史书，才初步搞清楚倭寇剽掠我国沿海的来龙去脉。
长期以来，我们知道著名抗倭英雄戚继光、俞大猷和田州瓦氏夫人率广西“俍兵”远赴东南沿海抗倭的爱国事迹。但那是明朝建立近两百年以后的第十一位皇帝嘉靖年间的事。而倭寇剽掠我国沿海一带，早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初年就开始了。当时情况是，日本国在“宋以前皆通中国，朝贡不绝”。但从元朝开始就中断跟我国来往了，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多次派遣使者去提醒他们应该来“朝贡”了，结果日本坚决不派人来。忽必烈来火了，就派遣十万大军去征讨，想不到大军到达五龙山突遭暴风，全军尽没。从此以后，日本就屡召不至，整个元朝日本一直没跟我国来往。使臣正道、大道的不来，倭寇却窄门小道“悄悄地干活”！其实，倭寇都是日本各封建诸侯在兼并战争中的溃兵败将以及失掉军职的武士浪人。这些人在国内待不下去，就跟我国的一些沿海“内鬼”勾结起来成为“海盗集团”。而这些“内鬼”也跟倭寇的身份一样，大多都是当年反抗元朝统治失败后逃往海上做海盗营生的强豪之辈。倭寇跟他们一拍即合、狼狈为奸，合伙骚扰我国沿海州县。《明史》说“诸豪亡命，往往纠岛人入寇山东滨海州县”，说的就是这回事。洪武二年，朱元璋派使臣去日本诏谕，并谴责“入寇”之故，但日本不仅不派人来朝贡，反而“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等。可见，倭寇剽掠我国沿海，早在明朝初年就开始了。到后来变本加厉，十分猖獗，山东、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常常被倭寇烧杀掳掠，倭寇问题遂成为明朝一大外患，如蛆附骨，不死不散。我们来看看《明史》的一次记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大汉奸汪直勾结倭寇，“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第二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明史》举完这些典型案例之后，接着用一句话概括，即“纵横往来，若入无人之境”。这次倭寇有汉奸带路，人数又很多，攻城略地声势有点大，还算说得过去，但后来很多次入侵，只有几十名倭寇，也照样可以横行霸道。可见当时东南沿海倭寇作乱之猖獗。你看史书记载，在倭寇最猖獗的嘉靖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倭寇袭击中国沿海的次数达到了近六百次。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时，甚至出现了七十余名倭寇席卷中国沿海土地数千里，作乱八十余日，造成明朝军民伤亡四千人的夸张事件。这就很不可思议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朝廷征调各地强悍的土司兵参加抗倭战斗的。东兰州五任土司韦正宝、韦虎臣、韦虎麟、韦起云、韦应龙，持续六十多年参加抗倭战斗的历史，历经了明朝正德、嘉靖、隆庆三任皇帝，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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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