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淘，女，1982年生，硕士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十七岁出版随笔集《蓝色发带》。已出版长篇小说《飞走的是树，留下的是鸟》《慢慢爱》《琥珀爱》，小说集《章某某》《火星女孩的地球经历》、散文集《成长的烦恼》《冷眼》等多部作品。曾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新人奖、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第四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提名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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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小淘的小说具有清晰明确的创作个性，淋漓尽致、行云流水的语言风格令她的作品辨识度极高、阅读体验明快。近来，她的作品逐渐走向内敛，对渐渐领悟生活后所激发出的真诚、简约、美好进行了全新阐释。《有意思的事多了》试图挖掘人改变自己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小说中的“汪姐”也就是“我”妈，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从在大学旁开裁缝店过渡到干洗店的老板娘，“我”爸从俄语教师的本职工作衍生出成为诗人的梦想，“我”用童年视角见证并评判着生活的合理“改编”。作者怀揣对现实的温情理解，用诙谐、精准的表达捕捉到了自由中的安逸。
——文苏皖
有意思的事多了(赏读)
马小淘
我小时候，几乎全世界的人都管我妈叫汪姐。除了真该称呼她为姐的小年轻，还有看上去至少比我妈大一轮的，也有几乎可以归类为老年人眼看快要退休了的，各种目测不像是精神有问题的中老年人，都管我妈叫汪姐。我仔细回想，没管我妈叫过汪姐的，似乎只有我姥姥姥爷，他们要是也叫她一声姐，确实有点乱套。我爸是叫过的，理亏告饶，或者打趣时都叫过。我当时想，我长大可能会被叫作张姐吧，这是我妈应该传给我的一种极具威望的头衔。
我妈是个裁缝，铺子就开在我爸学校门口的街上。我爸是大学俄语老师，现在听起来好像挺知识分子的，当时我爸的身份却让童年的我遭受了不少轻慢。因为我爸是体育大学的。在体育大学教俄语，就感觉是走个过场，学生们都要好好搞体育，学俄语无非对付。我家就住在大学院里，那院里几乎所有人都穿着运动服，挺拔、欢乐、生机勃勃。我爸差不多是那院里唯一驼背的人，也不是，大门口看门的何大爷也驼背。何大爷当年可能已经快七十了，但是全院人都称呼他为大爷，包括只有几岁的我。就像我妈被叫作姐一样，那个院里所有人的称呼都是以不变应万变的。
我们院住的大人基本都是教练，小孩就是教练生出来的运动神经发达的小野兽。而作为一个俄语老师和裁缝结合的二代，我可以算是伶牙俐齿、心灵手巧，只是跑不快跳不远，玩什么都显得最拖后腿。
“你爸教啥的?”
“我爸基础部的。”
“基础部?干吗的?”
“教俄语。”
“怪不得。”
还经常发生这样的对话，小伙伴们看着玩什么都没他们利索的我，又得知我爸教俄语，毫不掩饰露出果然“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鄙夷神色。教跳高的，教跳远的，教篮球的，教排球的……我当时觉得他们的父母太高级了。我也经常看到他们的父母，拎着我只在电视里看过的标枪、链球什么的，率一众人马意气风发向田径场奔去。
而我爸就没什么存在感。我家有一些俄语书，但我从来没见我爸看过。他不坐班，也不加班，那时候没人加班，我看到的所有大人都有工作，但都应付得比较轻松，都挺闲的。我爸他们基础部的英语老师，都在外边办英语班，教中小学生英语，我就被迫跟其中一位老师学，学新概念英语。我爸没这个机会，社会上没有俄语班，没那么多人觉得有必要懂俄语。那时候人们口耳相传的新时代必修技巧是英语、游泳、开车。我爸也没教过我俄语，倒是经常敦促我好好学英语，还去他同事那儿打听我在英语班的表现。我至今只掌握了几个俄语单词，记得“星期六”的发音有点像“袜子搁在鞋里呀”。
我妈虽然不是学校的人，却是体育大学一呼百应的人物，爱打扮的学生、赶时髦的老师、卫生所打针的阿姨、院长的太太……那院里一大半女人的衣服都是我妈做的。现在有个词叫匠人，我觉得用在我妈身上还挺合适的。我们家裁缝店里每天都有三两妇女拿着料子比比画画，我妈在缝纫机、木尺、大熨斗、大剪子、三角形画片、时尚杂志中穿梭，她们七嘴八舌反反复复，在不断地犹豫、推翻后定下最终的样式，露出幸福的笑容。那时候还不兴空调，每到夏天总有一堆要做连衣裙的阿姨汗津津地挤在我家商量来商量去，电扇摇头摆尾地转着，但是也无法为她们吵吵嚷嚷的热忱降温。一般来说，临走的时候她们会高高兴兴扔下一句：“汪姐，就交给你了!”顺道捏一下我的脸。我对这个仿佛规定动作的流程颇有微词。我妈说：“你就认了吧，这是生意。你不让她们捏，她们不来做衣服怎么办?大人捏你，是为了表示喜欢你，你可爱。我小时候也这么过来的，我现在想让人捏也没人捏我。”以至于我那时候就对人生产生了很消极的认识——活着就是小时候有人捏你脸，长大了他们捏你孩子，管你叫姐，而你还会匪夷所思地希望他们捏你。
其实我相信，就是我当时立马攥住她们的手腕，直接拒绝被捏脸，那些妇女也依然会来做衣服。因为我能感受到她们对我妈那种由衷的信赖，甚至很多时候，她们不做衣服，就是闲得没事，也要来店里坐坐，摆弄摆弄画片，翻翻服装画报，说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事。有时候我妈和她们莫名其妙地笑作一团，偶尔有人哭，我妈也跟着哭。现在回想起来，我家的裁缝铺就是个八卦集散地，那阵子“八卦”这个词还不这么用。我记得那时候刚兴起个词叫“送礼”，大家提起来还都神神秘秘的。有个阿姨评职称，做了几天思想斗争才拎着几斤鸡蛋、一串香蕉到院长家坐了坐。第二天院长把鸡蛋、香蕉送去托儿所了，说是看望看望祖国下一代，给孩子们的一点心意。阿姨到我妈面前哭笑不得地讲了一遍，说不是院长廉洁，而是她带的东西太上不了台面了，才搞出了这个喜剧效果。还有个教数学的老师，总来抱怨她婆婆做菜太抠，根本不够吃。我觉得那个老师特别好看，白净、温婉，即使说婆婆坏话，脸上也不见戾气。比起来，汪姐长得就没那么温柔，用现在的说法，那叫不高兴脸厌世脸高级脸，反正就是乍看起来不太好说话，有点不那么好惹的样子。
汪姐的所谓厌世脸其实是非常文不对题的，你和她接触三分钟，就会发现她热情如火，容易相处，她何止是不厌世，简直是太热爱生活了。店里没客人的时候，她自己也闲不住，不是边哼哼歌边踩缝纫机，就是边翻画报边看电视。店里放了一台小黑白电视，是家里买了彩电之后挪过去的。汪姐看电视时特别喜欢和主持人互动，主持人并不知晓屏幕外有一个能量过剩的她，她也能一句句接住主持人的话茬。那时候电视一共没几个频道，一种节目叫社教节目，类似于《为您服务》之类的，介绍一些对现实生活既不能雪中送炭，也算不上锦上添花，用隔靴搔痒才能比较准确形容的生活小技巧。一般开场是一阵煞有介事的音乐后，主持人挺僵硬地坐在一个台子后边，一脸假笑地张嘴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您也许知道×××，但您一定不知道××××……”汪姐这时候会头也不抬地说：“我怎么不知道?就你知道，看把你能的!”然后主持人亲切而详细地介绍完那些不着调的妙招、技巧之后，她又会很蔑视地抱怨“什么破玩意儿”。
然后晚上回到家，她依然不知疲倦，会把白天听到看到的挑精华给我爸复述一部分。我爸哼哼哈哈，也看不出是敷衍还是真诚地附和一部分，一天就基本结束了。院长去托儿所看望下一代事件给我爸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以至于这么多年过去，我也确凿地记得那两样倒霉的东西是鸡蛋和香蕉。我的童年记忆里的标志性物件，除了缝纫机、大熨斗，竟然还有了我并没有亲眼看见的从院长家拎到托儿所的鸡蛋和香蕉。
我爸好像一度想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最终没有诉诸实践是觉得未免有出卖同事的嫌疑，外加他觉得自己还是应该专注于诗歌，不该冒险尝试其他文学体裁。那几年我爸迷恋文学，尤其是诗歌，经常在家高声朗诵普希金、莱蒙托夫，并且以能读懂原文而倍感骄傲。有时候也会朗诵些原创作品，我一句也不记得具体的了，只记得这个频频发生的场景。
我记得有一回我爸异常激动地拿回家三张电影票，说是通宵放映的译制片，一晚上三部电影。由于没时间把我送去我姥姥家，外加本来就富余一张票，两人决定把我也带去。于是我人生第一场通宵电影出现得早了一些，竟然只有六岁。放映的第一部是《罗马假日》，还没看完，我就比里边的公主还困了，所以第二部第三部我全然没有一点印象了。第二天我妈表扬了我，说睡得很安静，原是很怕我在里边哭闹的，说隔壁座位看到他们带了孩子颇有些不满，而我一声不吭非常给他们长脸。
电影院的环境严重影响睡眠质量，虽是躺在我爸妈腿上睡了一夜，我第二天上课依然浑浑噩噩的。而我爸妈都目光炯炯，一个去讲了俄语，一个继续在裁缝铺里为人民服务。我放学回到店里，一堆女人正各抒己见就做斜裙还是一步裙争论不休。我放下书包出去玩，两小时之后回来，听到的第一句话依然是斜裙——“我还是坚持斜裙。”一位阿姨摩挲着料子坚定地说。那一刻我有点恍惚，不确定是进了什么时光隧道，还是她们真的就这么虚度了两小时光阴。我长大后一看到那些时间循环的电影，都想到小时候在裁缝铺推门而入的瞬间。每一次进去都有标志性的台词——斜裙，提醒你又进入了循环时空。还有一次，出现了更戏剧的场景，也是一堆妇女七嘴八舌安乐祥和地讨论着款式，猝不及防地，一位阿姨忽然咣当一声昏倒在地。一众妇女惊慌失措扑在她身上抢救，按人中、掐虎口、轻轻摇晃……我妈吩咐我去沏糖水。糖水下肚，阿姨像电视里的烈士那样渐渐苏醒。原来是废寝忘食讨论衣服低血糖发作了。
反正那几年，我们家的裁缝铺日日人头攒动，每天都有很多面目模糊的阿姨，而汪姐就是那一锤定音的唯一清晰的女王。我至今仍觉得她是我认识的人中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一位。
我一直觉得我妈女王交际花式的裁缝生涯是被一位叔叔动摇的，虽然她自己认为有更理性的原因。
叔叔姓牟，首次登门是个周末，是来找爸爸的。周末爸爸没事也会到裁缝店打打下手。牟叔叔骨瘦如柴，第一次来的时候非常焦虑，目光闪烁多疑，屋里轻微的响动都会引起他的警惕，脑袋随响动摇摆，仿佛拨浪鼓。他长得极度愁苦，这么些年过去了，我依然没遇到谁看着比他更愁容满面。那时候我很喜欢玩一个游戏，叫“大富翁”，那里边一旦衰神附体就会盖房失败，过路费加倍，每每碰到懊恼不已。牟叔叔的脸立马让我想起了衰神附体。
他似乎很腼腆，数次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但他又好像非说不可，逐渐向喋喋不休转换。话匣子打开之后根本难以自持地滔滔不绝，反反复复叙述着他胃出血住院了，而他老婆不闻不问异常冷漠，几乎没有去医院照顾他的经历。他看起来的确是病人的样子，说全世界的胃都在他肚子里出血了，我也是信的。那长相像一个不幸中的万幸，反正就是非常倒霉但好歹还有一条命的感觉。他说话时双手绞在一起，干瘦而愤怒的表情看起来竟有些好笑。
武娟，这个名字我依然记得的，像鸡蛋和香蕉一样，这个在叙述里反复出现的叔叔老婆的名字也深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牟叔叔不止一次来访，看着好似是找我爸倾诉，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我妈在配合倾听。汪老师，他叫我妈汪老师，而不是汪姐。
在牟叔叔连续来了几个周末，失魂落魄反复讲述同样的故事不久，这个传说中的武娟也来了我妈的裁缝铺，来换一条坏了的拉链。她长得像一匹健康的马，高、壮，有一排整齐洁白又好像有些太长了的牙齿。感觉确实不太适合出现在病房里伺候病人，过于强健的气质和医院不太搭配似的。我无法把她和牟叔叔联系在一起，对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在一起产生了深深的疑问。
“牟叔叔为什么总来说他和他老婆的事?”我颇有些不解。
“因为他和他老婆以前都是你爸的学生，一起留校结婚的，他父母在外地，可能没人说吧。”我妈回答。
“他俩都是学俄语的?那个像马的阿姨也是学俄语的?”
“哎呀，不是啊!这院里没有学俄语的。他们都是搞体育的，你爸教过他们俄语，但他们主要学的是体育。”
“牟叔叔也是学体育的吗?”我表示怀疑，牟叔叔看起来随时会死的样子。
“可能搞理论的吧。具体我也不知道。”
“你烦吗?他讲的事特别重复。”
“还行吧。挺可怜的，我觉得他也是找不到地方说才鼓足勇气来的，不说出来该憋闷坏了。反正就听听呗，其实帮不上什么忙。”
后来牟叔叔还是断断续续地来，基本可以确定他身体恢复得不错，至少侃侃而谈的时候不知疲倦。如果店里有生意，他就默默坐在一边，不会不懂分寸地讲他在医院被冷落的故事。顾客走了他立马卷土重来，幽怨地倾诉起武娟对他的不人道。一句话可以总结的事，他非要讲述得说来话长。有时候周末来裁衣服的多，他也捞不到多少说话的机会。有次赶上中午，他看我妈太忙，还带我去食堂吃了饭。我妈好像就是有一搭无一搭应付着，但眼见牟叔叔越来越正常了，虽然依然皮包骨，但脸上气色好了很多，不那么衰神挂相了。用现在的说法，他基本算是被我妈治愈了，我觉得汪姐对人有种本能的体贴，这点她自己可能都不十分清楚。
随着牟叔叔的康复淡出，来做衣服的人也渐渐变少了。用我妈的话说，不仅变少了，而且顾客越来越土气。因为商店里成衣选择越来越丰富，裁缝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那些吵吵嚷嚷的阿姨还是经常来，裁缝铺里依然热火朝天，但是她们大部分是来聊天的。家长里短的八卦依然在此汇集，但是裁缝汪姐的业务正在日渐缩水。
同时，我们家晚上也经常宾客盈门。常常是我放学看到一伙人叽叽喳喳在裁缝店聊天。回家没多会儿，又有三五叔叔阿姨乘兴而来。晚上家里这一波，是我爸的朋友。那时候我爸已经写了三四年诗，和市里一批热爱文学的文青、文中来往热络。这伙人要是三五个一起来，必定带着酒，不多时就喝个东倒西歪，聚会最后总会朝着不着边际的方向发展，差不多每次把客人送走都需要我爸妈苦口婆心的劝说。我爸不胜酒力，每到聚会尾声都显露出厌烦的神色，送客时也几乎是强颜欢笑。但是待到下次聚会开始，又是热情高涨。见证了几次他的情绪变化，我想起他经常刻薄我的那句——记吃不记打。如果只是一两个所谓文友来家里，通常是不喝酒的，就是聊文学，聊啊聊，人一少好像就特别适合业务切磋，聊到兴起还有个叔叔住下过。
……未完待续
本文刊载于《小说选刊》2021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