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阳，原名郑然，做过记者，开过酒吧。有长篇传记文学《辛亥名将·谢汝翼》《白药之父·曲焕章》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散文集《魅力海口》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获“滇东文学奖”(诗歌类)。云南省作协会员、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作协副主席。
1
父亲托着我，走在去黄坪的路上。他要去收拾许韶兵。
那是五月中旬，天气半阴不晴，却也是热的。爬到明子山的半山腰，路就转到山后。那个又圆又红的太阳就落到这后面，可是我没有看见太阳。父亲说，现在是上午，太阳还在路上，它要走很远的路，才会落下来。
得到这个答案，我没再说话，掏出一颗糖，剥了含在嘴里。许韶兵是谁?父亲为什么要去收拾他?都跟我没关系，那时我感兴趣的只有两样：糖果和天空，糖果包括硬糖、酥糖和酸酸的维C糖，天空包括太阳、云朵和飞鸟。我再次想起这一节，已是多年以后，我在深圳打工。
我记得，当时河谷里很静，脚踩在沙土上发出嚓嚓声，鸟儿在坡上的灌木中鸣叫。太阳就在天上，只是一直藏在云里。山峦沿河谷两边伸展，直到很远的地方，那里有一抹儿白云，像一条带鱼停在山头上，仿佛那里就是天的尽头。我老瞅着那个尽头，后来我看到坡下弯弯的路，有几个背背篼的人走着，像蚂蚁一样小。
向下走，就是沿着河谷临江的边坡走，时不时看得见一弯江水，山道时宽时窄，有时也高起来，需要爬坡。父亲单手托着我，显示出不同一般的手劲。我坐在父亲的巴掌上，靠着他的臂弯，随他的步履一起一伏，像坐轿子一样。我可以居高临下观察父亲左右的人，看他们的样子和说话的表情，挺好玩。他们隔不了一会儿就给父亲敬上一支烟，同时上火。我父亲一般不带烟，也不带火，因为会有人发烟给他，这种烟当地叫“伸手牌”。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我们要去的地方，在那座山下，走在父亲旁边的一个人指着远处说，就是山顶上有个小垭口的那座山。我看见远山层层叠叠，近处的青绿，远一点的墨绿，再远一点的灰蓝，山谷间充盈着淡蓝的雾霭。后来我学习绘画的时候，总试图表现这种层次感。
那一阵子，香烟的气味不时荡到我脸上，似乎有一股香味，后来的记忆显示，我抽烟的启蒙，就来自这一次去黄坪的路上。有一个时段，我望着父亲的胡子，他的胡子时不时戳着我的额头，弄得我又疼又痒，我就去撩他的胡子。这个印象很快被我忘记，直到我长出第一茬胡子，才想起来。
我长胡子时已14岁，班上有个女生，我一见她就会莫名地慌张，莫名地心不在焉。这个情况被插班过来的陈芳发现了。当然，她发现我的慌张我也不知道。陈芳在一天下午，同学走光后还赖在教室里做作业，我值日打扫卫生，当我扫到她旁边，她忽然站起来说，这个……送给你。她双手抬着一块手帕，伸到我面前，眼睛却盯着手帕。我觉得手帕没这么重，何必用双手?她白净的脸上透着嫣红，像桃花一样。我说好嘛，接过来往头上擦了擦，放在桌上，朝她一笑，接着扫地。我想，我搬凳子到课桌上，她可能看见我头上的汗水了，可那也不全是累的，是天气热。她说，不用还，是送给你的。我顿时迷惘，迷惘中我随口哦的一声，她就收起课本走了。那是一块橘黄条纹的方格子手帕，挺好看的，既然给我，汗也擦了，我几乎没有多想就揣了起来。当年我被父亲端在手上的时候，就收受过不少东西，我似乎已习惯了接受别人给我东西。
送我手帕后，陈芳常凑过来跟我和王志说话，我们也不那么生分了，但我想不通 —— 她为啥不送手帕给王志呢?那一阵子，她常带了麻花来分给我们，我们去哪里玩也会叫上她。
我们，就是初一年级七班的王志、胡海光，后来包括陈芳。王志身体纤瘦，绰号王子;胡海光有点胖，头上有癣，常年剃光头，绰号光头;他们叫我甄老二，沿用我父亲的叫法，没有体现出我的实力，我对此不怎么满意，但绰号已经叫开了，我没法纠正。
不久，我先后收到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以及隔三差五的麻花，都是陈芳送的。她妈是卖麻花的，在四街即将转弯的地方，支一张桌子和面，旁边的大火炉顶着半锅清油，我们经常从那里过，因为转下去就到了大坝沟，河沟里有螃蟹，时候碰得好的话，会看到小鱼，我们常到河沟里捉青蛙，河沟下面还有水潭，半个篮球场大小，可以游泳。有一次我们尝试换一种方法吃青蛙：陈芳照我的指使，找个借口把她妈弄到屋后，我们乘机过去，王子把洗净的青蛙丢进油锅里，不到两分钟，我用漏勺舀起来，放到光头手里掬起的牛皮纸里，然后回到河沟，躲在茂密的芭蕉芋地里，品尝油炸青蛙，味道果然比煮的更香。那天的记忆深刻，因为光头特地带了点他爹的甘蔗皮酒，导致我们喝晕乎了，躺在芭蕉芋林里说胡话。陈芳一直没走，直到我们清醒。
2
父亲托着我，走在去往黄坪的路上。
周围的山逐渐高起来，我看到一团团模糊的白云，不是很白，天空发蓝，不是很蓝。
父亲一甩膀子，褪下衬衣，我望见他坚实的胸肌。他光着身子，两条脊肉在前进中左一下右一下地跳动。当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是父亲的崇拜者 —— 他的徒弟马中告诉我的。他说当时他走在父亲后面，因为他不敢走在前面，更不敢与父亲并行，他只有跟在后面，所以他看到了父亲宽厚的脊背和跳动的脊肉，他特别羡慕，那是实力的标志。
当父亲打完这一架回来，马中就拜父亲为师了。他买了一条云烟，两瓶白玫瑰酒，作为拜师礼。父亲毫不客气地笑纳了，并在当晚抽着云烟，享用了二两，还用筷头蘸了点给我尝。当时我不太清楚那是什么香味，但玫瑰的香味从此载入我的记忆。
几年后，我在我家墙后的土坡上发现一株花，它翘在一蓬乱枝中，红得很暗，像母亲背我用的背衫上的金绒。花瓣微开，我隐约嗅到一些香味，似曾相识。我扯着枝条把花拉过来，闻是闻到了，手被刺蛰了一下，很快肿起一个小包，我以为它这样就把种子种到我手上了，我的手指以后就会开出花来，我抬着手指慌忙跑去找母亲，她用嘴咂了一下我的手指，哄我说，不会了不会了，这是玫瑰，你采它的花，它就会刺你。
直到我上初中的某一天，这遥远的玫瑰芳香才从记忆中跳出来，与父亲以前给我尝的酒味汇合，促使我到供销社去询问，还真有，我于是用压岁钱亲自买了一瓶白玫瑰酒。说亲自，是因为之前我喝的都是父亲的酒。那天我与同学分享了半瓶，结果晕了。在还没完全晕的时候，我坐在学校操场背后的大杉树下想，玫瑰与酒是怎么混到一起的?想不通，感到很复杂。
由于父亲的缘故，上学以来我经常受到同学的尊敬，他们会把珍贵的糖果分给我，买炸洋芋、酸萝卜都有我的一份;在家里，客人看到我，如果没带适合我的东西，不用担心，他们会想法去买，这时我父亲通常会客气一下，但并不阻拦;这种情况持续到我上三年级。
三年级第一学期，我一天连毁三物，班主任忍无可忍，对我吼道，马上写检查，晚自习交上来，再把你家爹叫来。
下午太阳正辣的时候，父亲蹙到教室门口，我跟着班主任出来，父亲提着个推刨，宽松的淡黄衬衣，没扣纽扣，露着带腹肌的肚皮;夏天街子上的男人都这么穿，还把裤脚卷得老高。父亲把推刨立在墙边，微笑着朝老师点点头，叫了声马老师。马老师也微笑着点点头，转头看着我，垮下脸来，咂了一下嘴说，你家这个娃儿啊，聪是聪明，就是一天乱毬跳(我知道他是故意夸我，我其实不怎么聪明，数学经常不及格)，然后凑近父亲压低声音说，一天就干坏三样东西，早上课间，学校写通知的小黑板，着他一把飞刀甩过去，一下就裂开了，唉，主要是那块板子也不行(这个说法也倒客观)。老师摸了一下鼻子，一摆手，没接我父亲递给他的烟，又说，上午打饭的时候，又把食堂舀汤的瓢摔成两瓣(我不是故意的，是没拿稳)，还……拿了两个包子(他没说偷，其实是我跟胡海光一起偷的)，他正要继续说我们打闹时被我踩坏的撮箕，父亲忽然身子一歪，提起右腿，这是一个踢腿的预备动作，把老师吓了一跳，急忙一闪，其实他是要踢我，他真就踢了，我的屁股上挨了一脚，他是做给老师看的，踢到我屁股上已收了许多劲;我顺着他的腿势，跳到旁边。让马老师操心了，父亲说，等我回去好好收拾他。马老师一脸苦相说，我就是跟你说一声……不好办。有几句我没听见。对对对，父亲一连说了三个对，跟老师拱拱手，然后朝我点了点指头，就提起推刨走了。他拱手我最熟悉，每次干架前他都跟对手拱拱手，然后拉开架势发招，没想他跟老师也这样干，我觉得他不该拱手，应该跟老师握手。说实话，马老师待我不薄，好些我弄出来的情况都被他兜着。
3
父亲走在去往黄坪的路上，步履矫健。
太阳在云团里时隐时现，我看见有汗珠在父亲的耳边，我摸了一下，放在嘴里，是咸的。我记得，他的上衣担在马中肩上，水壶由另一个人提着。来到一条小溪边，他们撩水洗脸，父亲问我给要撒尿?我说不，他就接过水壶喂我喝，自己灌几口，接过递来的湿毛巾擦擦脖子，继续走。我喝了水，又剥了一颗糖含着，那是给父亲敬烟的人给我的。我肚子前的荷包，原本只有我的小手大，但临行前，父亲已叫母亲连夜把我的荷包扩大了，与我的肚子一样宽。那一阵子往往不用我伸手接，他们直接就拉开荷包，把糖块装进去。
父亲左手托着我，右手夹着烟，从江城县城井田镇走到黄坪乡。这一趟父亲是去打架的，这个我已经知道，但不知为什么打。后来好几次打架，他都把我托在手上一路走去，到了那里就把我放在旁边，那里通常会有一个土坡或者大石头，与他同去的某个人，会始终站在我旁边，我见证了他的好几次有名的打架。
父亲托着我，走在去往黄坪的路上，三十多里路，他就没换过手。这样的手劲已使同行的人完全拜服，并对即将开始的那一架充满信心。
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就没带我去打架了，他让我学写字。好多时候，我并没有写字，是在乱画。我七岁上一年级，到第二学期的某一天，父亲很正经地跟我说，在小地方，一个人得有点名气，要不然有些人就会给你找茬，想把你踩扁。那时是九月，江城像个蒸笼，男人大都光着身子，趿着拖鞋，他坐在一把竹椅子上，跷着二郎腿，裤脚撸得老高，下巴上有一条新的擦痕，上午的阳光正好落在他的脚前面。我站在阳光下，太阳像是从我家瓦檐上照下来的，我手里拿着刚领到的课本，我很喜欢封面，是彩色的。我老老实实地听他说，因为他说完后就会给我钱，我对名气不感兴趣，只想得到一块钱，五角也行。
隔天，我才听旁人说，父亲跟三个街霸干架，没打赢。那是街面上最厉害的角色，号称三剑客，他们通常一起出手。据说，与三剑客齐名的就是彭发勇和父亲。其实彭发勇只是先弄出名声来，资历比父亲深，但凡遇事打架，他率领的是两条街面上的半大娃儿，一窝啰出来，声势比较大，其实功夫比不上父亲;至于三剑客，各自都有些手艺，如果单打独斗，就很难干过父亲。正是这样的说法流传开来，有些人就挑拨三剑客，所以他们才来约战父亲。那天父亲没打赢，但也没失面子，毕竟对方是三个，而且是其中一人抱住父亲的双腿才打赢的。事后他们说，甄老大这个杂种，臂力和腿功是可以的。这其实是一种肯定。井田镇江湖上的人，南拳北腿的套路都是练过一下的，但大多靠力气吃饭，功夫并不行。
父亲在江城的名气，最初来自多年前的一次单挑。那时我正在母亲的肚子里，没能参观。
那次著名的单挑，起源于母亲老家的兄弟与邻村的人争执，我这个舅舅给田地开沟接水，不料那家伙半夜把水给堵到了另一边，这就干起来了。母亲跟我说，当时对方请了彭发勇，我家这边自然是父亲出面，这样两家的纠纷，就变成了父亲与彭发勇的对决。多年后，马中跟我补充了细节，他说，师父与彭发勇打到中场，忽然被彭一梭镖扎在大腿上。那家伙练的是南拳，又擅使梭镖;父亲热衷于北腿，勤习甘凤池七十二擒拿法。
当时的情况是，父亲中了一镖，向后跳开，却忽然发力猛跑两步，腾身而起，看似要用二起脚，哪知上身却骤然下坠，像是没力了，接着一脚直扫对方颈部，变成了旋风腿。为了这个骤然的转折，父亲的头和肩几乎擦到地面。马中当时也不在场，他拜师是在两年后，他是听另一个人说的，另一个人不惜摔疼身体，给他反复模拟那个经典动作，讲述当时的对战过程。马中后来跟我多次说到这一场架，就像他亲眼所见一样，他说，师父这是以损失身体上部的平衡，换取转体摆腿横扫对手的力量。这是父亲的独创，马中一直在练习这个动作，但始终没能达到预期效果。这个堪称完美的动作，直叫围观的人齐声喝彩。彭发勇挨了这一脚才明白，他与父亲根本不在一个级别。
马中说，当年的井田镇其实已三分天下，另外两派是三五成群，师父是自成一家。在马中的描述中，我想象着父亲当年的英姿，自小学五年级，我就期望着能早日见到父亲。
4
我五岁前那几年，父亲经常把我托在手上，几乎踏遍了江城县的三河四乡。
好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当年他把我托在手上，是想让人知道，他是有家室的，并用我来藐视对方 —— 去打架，手上还端着个小娃儿，首先在精神上就打倒了对方，还没有出招，对手已经输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被父亲薅来薅去，右拳一挑，其实是虚晃一招，接着倏地一蹲，反身一个扫腿，就把对方放翻在地。也就是说，我很早就被父亲熟练地运用在多次单挑之中，并且每次都没人敢动我一个指头，我前面两米见方，几乎没人靠近，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是父亲的气场。
父亲没打架之前，总想干点什么，可是江城太小。通常说的江城县，是指县城所在的井田镇，处于金沙江的边岸上，海拔不到一千米，就在一个斜坡上，斜坡下到江边升起两座巨大的山体，交错着拦在东面，仿佛是担心斜坡上的县城会滑到江里去;沿斜坡向西一直往上走，就到了大梁子山顶，海拔三千四百多米，从山上往下看，四围有山，县城真就像在一口井里。井田镇的四条街也呈井字型，电影院差不多就在“井”的中间，和工农广场相对，小茶室紧挨在电影院墙外，那里是江城人最爱去的地方，相当于文化中心，父亲常在那一带晃，后来我也常去。父亲在街上晃，必经电影院，看看放什么电影，遇到朋友，就凑在一处抽烟吹壳子，有时还弄点酒喝一杯。八十年代的县城，没几处可玩的，新电影好久才会有一部，还经常买不到票，打架就成了一个有趣的玩场，父亲一听说有架可打，便会鼻翼贲张，双目炯炯。
爷爷教训他，他就溜街子，跑出去抽烟。县城格局小，街也就窄，过了四街的小廊桥，从那头绕上去是一中，围墙外全是庄稼地，坡下一大片芭蕉芋，算是县城北边的尽头了。
这天，父亲又溜出去，在一家猪圈旁边撒了泡尿，抽起一支烟，看着开了红花的半人高的芭蕉芋。他是想到河沟那边拔一棵小竹子来做笛子，抽了半支烟，又打算改天去，却听见有些叫声从坡下的大坝沟传来。后来马中跟我复述，他说我父亲就是那样跟他说的：老子听见叫声后，就分开芭蕉芋，走到坡边一看，就见有个穿黑衣服的女人在下面沟边跑，拖着一长条头帕，一看就是彝族，她踩滑了，爬起来又跑，有个男人在追，后面还有个男人。河沟这边是芭蕉芋，对边坡上有一片小竹林，沟里水不大，平常很少有人来这里。坡地的土松，扒着芭蕉芋，一步就可以滑出去一米多，老子几大步就窜到坡下，停住不动，就听见那两人说，可能是猪。透过芭蕉芋叶子的缝隙，我看见那女人已被逮住，正被往芭蕉芋地里拖。老子猫腰挪过去，抠起一坨土甩到他们前面，打到芭蕉芋叶子上，他们张望的当口，老子两步跳过去，一脚踹开一个，再扭翻另一个……
马中说，师父见那两人面生，就说，哪点来的，回哪点去。那两人却掏出匕首，围过来。师父就说，不要玩刀，给认得老子玩刀的水平?话音未落，师父伸手便掐住这个的内关一扯，刀就掉了，那个刺来的刀，正好扎到这家伙的手臂，师父反手一拳打在他下巴上，迅速砍出一掌，刀又掉了，师父一跨马步，将其顶到一边，再把手上这家伙的臂弯一扭，这才说，老子玩刀的水平，就是从来不带刀。
多年后，我与父亲去到深圳，他告诉我，虽然习武多年，经常打架，但通常是互相不屑，较量一下，都没下过狠手，那次是不遗余力。
马中说，这天师父与那两人打倒了一片芭蕉芋，后来连发两腿，两个杂种被踢到沟下，从那头跑了。
我说，后来呢?
师父发现那女的模样好看，哈哈，马中挠挠头笑着说，等她包好头帕，就带她回街上，后来嘛……等以后再跟你摆，反正那两人几天后在下河湾抢劫被抓住，说是流窜犯，当时他们在沟边商量到哪里偷东西;那女人是江对面过来玩的，第一次到江城，她亲哥和堂哥见了饭店门口大锅里炖着的卤猪脚，就不想走了。那是陈二胖子的手艺，半个街子都闻得见，他们就在饭店里喝酒，她自己逛街，想买绒线，按人家指的方向去却没寻着，到了街尾，见那头是一片芭蕉芋，过去解手，就遇到了那两人。
这事之后，你爷爷发了支烟给师父，等于允许他抽烟了，那时师父还是青头小伙，我也是那次之后才知道他的。
听马中摆这一段，我接连抽了两支烟。我抽烟也是父亲熏陶的。
5
父亲带着一伙人，走在去黄坪的路上。
太阳穿出云层，河谷的热风不时蹭到脸上，他们说着闲话，渐渐走到江边。江面平缓，像一匹青布，两岸青山高耸，后来回忆时觉着风光很好，因为当时我还不会欣赏，我只是不时闻到烟味。我的头位于父亲腮边，他左边脸上有一根毛，我经常会去摸。他们玩笑说，那是虎须，只有我可以随便摸。
到了那里，先去我那点休息一哈，许韶兵肯定也约了人。说话的是黄坪小学陈老师的朋友。陈老师正在追刚分到粮管所的小张，许韶兵也看上了，在他们的一次约会中，许韶兵将陈老师打了一顿，还放言威胁，陈老师就找熟人通过马中来请父亲出面。
父亲此行，是去替陈老师主持公道，也就是把许韶兵打一顿。父亲平常除了打架，也做些木工活，因为爷爷是木匠，有家传。在我的记忆中，爷爷的白发像稻草一样凌乱，他常常挎着粗细两把锯子，背着装了推刨、墨线盒、钉锤的布袋子去外面做木活，每次出门都会回过身来瞟一眼屋檐。他的背有些驼，有次他去县城附近的乡下做活，我悄悄跟着他走到四街尾，看他走过大坝沟上的小廊桥，慢慢消失在芭蕉芋那头，我老觉得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一般短则三天，长则一星期，他又回来了。
爷爷年事已高，接了活就指点父亲做，有时父亲会被人叫去食品厂或者基建队帮忙，干上一阵子。没有活计时，他就闲游浪荡。当然，他还喜欢吹笛子，吹得还可以，每一次他的笛声响起，我就会想起高山和云朵。
酒给准备好了?我听见有人问。有人答应说，这个你放心。
父亲听见了，但假装没听见，他继续说，去年跟孙昌平那一架，我已经是让他了。多年后我问马中，他说，孙昌平干跳干跳的，经常欺负与父亲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兄弟，所以父亲就去收拾他。当时观战的人不少，孙体格宽大，比父亲高出一头，手劲过人，但经不起父亲折腾，父亲收了一些力，没有把他打倒在地，算是给他面子。我当时也在场，不知是谁给我一个哨子玩，我就一下下吹，像是给他们当裁判，但我只记得哨子，其他的已没有印象。
父亲把我带去打架，母亲非常反对，她说，要是伤着他，老子要你的命。这句话我一直记得。
不是父亲对我不上心，他是故意的。其实仅仅为我取名，就让他十分谨慎，生怕取不好给我将来带来不利影响，结果反倒弄得他不知该怎么取了，这就导致我到三岁都还没有名字。父亲管我叫甄老二，母亲疑惑，父亲玩笑说，他就是老大嘛，我自然是老二了。其实这是父亲的秘密，我后来才知道他为什么把我称为甄老二。
父亲出生时，体重七斤半，在当时这个体重是少有的，民间的说法是，这种体重的娃儿长大后，与被称为“头大耳朵肥，不当官就要做贼”的人不相上下。冲着这一点，父亲认为他的儿子断不会那么不经风吹雨打，所以他仍然把我带去观战，虽然我基本不看。他说，没人敢动我一根汗毛，即便他被打倒在地。事实正是这样，尽管他有两次失败的记录。
过了好多年，我无意间看了一部叫《花椒之味》的电影，郑秀文饰演的夏如树和她的两个妹妹对钟镇涛饰演的他们的父亲，其实是缺乏了解的，而在人逝之后，通过回忆和旁人的补充，才又找到那种本该有的熟悉和亲切。我因此发觉十岁前对父亲的印象，包括他打架的情景，都是混沌的，除了他脸上那根虎须，只剩下一些飘忽的动作。
6
父亲进去前放言，等他出来，还要收拾彭发勇。
从那时起，父亲就变成了挂在卧房墙上的一张照片，那是他与母亲在昆明圆通山公园游玩时照的。据说父亲就关在昆明附近。从江城到昆明有点远，一年后母亲去过一次，回来说，父亲不让我们再去看他。那次我本来是要去的，但正值期末考试，没请到假。
我时常在放学的路上想起父亲，虽然他已不在县城，但他的影响还在，在江城没人敢动我。不过被父亲打过的人的儿子们，有些想来出口气，时不时在半道上拦住我，有两个我还真对付不了，全得马中出面，他们才不敢再来。
那时城里新开了两家录像室，放的大多是武功片，场场爆满。马中常带我去看，他坐下后，眼睛就没离开过屏幕。受武功片的影响，和我差不多大的，开始组建新的帮派：阿西团，来自《阿西门的街》，四大金刚、青龙帮，我不知出自哪部电影，但名号都喊起来了，有模有样的。
像父亲一样，我没有加入任何帮派，那时我正在学画画，但我与几个帮派的人多少有些面熟，都是街面上的人，他们听说过父亲，遇到我常常先发烟给我。这就使我更加怀念父亲了。
父亲被逮捕那天，我不在场，我在上课。当时父亲已得知风声，母亲和马中都不知道他是如何提前认得的。马中告诉我，父亲离家时只带了一个帆布袋，里面有四颗三七，一百二十块钱，五个熟鸡蛋……
也就是说，他本来是可以逃走的?
对，只要一过江，到了大凉山那边，以师父的能耐不可能再被逮着，又不是现在样样都要实名制。马中对此非常肯定。
于是我看见当年的父亲，径直走到四街尾，过了廊桥，下到大坝沟，穿过茂密的芭蕉芋，向西走五六里路，就到了金沙江边。那时江水不急，与对岸只有十五米左右，以他的水性，即便是涨水期也不在话下，也就是说从家门出去，父亲顶多半小时就可以溜到江边。
可是，马中说，师父又回来了。
他回来干什么?
他忘了一个东西。
我感到诧异。马中指指我的脖子，我拉出脖上挂着的那块玉佩，大拇指大小，像一颗扁豆，非常光滑。
师父返回来，没有回家，马中说，他来找我，但他没料到，公安在他前脚离家，后脚就跟来了，街上遇到彭发勇那个杂种，他说八成在我这点，这就撵到了我家。师父把这块玉佩递给我，叫我拿去给你戴上，他出去才放心。话还没说完，警察已堵到门口，七八个人，前后堵住去路，连我也被带去问话。
我知道父亲是因为打人被捕的，但不了解细节。马中告诉我，那一年下河乡，有家姑娘被人强奸了，报案后证据不足，那家人恨得牙痒却没办法。后来有一天，你那个班主任马老师来找师父，说那姑娘算起来是他表妹，请他出面料理一哈。马老师对你不错，所以师父一下就答应了。那天师父把那个杂种堵在村外的田头，打了几个扑趴。村里有几个半大娃儿跟着看热闹。师父本来是想教训教训他，叫他赔点钱私了，但得先把他打怕。
那家伙仓皇逃跑，你知道的，山坡上的田地，路就是田埂，还有些坑凹，偏偏那旁边有一块牛头大的石头，那家伙一脚踩滑，倒下去后脑壳磕在石头上，呜呼了。师父本是替人出气，但他义气，咬定是那家伙弹烟头在身上，所以打起来，但没下狠手。那几个娃儿也证明，是他自己踩滑磕在石头上的。
爷爷说，我早就说过，迟早有一天他要进去。爷爷对我格外好，他总是把猪腿肉最好的部分留给我，爷爷不许我学他，所以我学了画画。爷爷看过我的画，时不时给我点钱买铅笔和水彩。那时母亲成天到食品加厂做糕点，江城比较有名的桃片糕、蛋清饼、芙蓉糕，一部分就出自母亲之手。她最担心我，但马中说，他会照应的，这让母亲省了许多心。马中的确一直在照应我，他认为师父不在家，这就是他的分内之事，家里需要锯柴禾、到粮食局买粮，他常常提前就来了，弄得我舅舅都有点不好意思。
马中不说，我还真不知内情。我们抽着烟，在江城客运站候车室的后面，靠墙坐下，看着前面庞大的明子山，等车。
这年是1995年，我已初中毕业，父亲仍在远方。他本来已出狱，回来那天，我还在学校，参加毕业典礼，我回家时母亲告诉我，他跟着人到西藏去修路了。我当时有点失望，没想通他怎么急着走?父亲在西藏是怎么修路的?我一点不知道，我只知道山高水远，他一去好几年，对我来说，与他在狱中没有两样，唯一不同的是，他时有信寄来，还有汇款。
马中约我去江那边玩，母亲是放心的。其实此行是父亲写信给马中，要他去江那边找一个人。
7
我们坐上一辆客车。路上马中告诉我，师父出狱前，师母给他写过信，说是你爷爷为了多挣点钱，连咳带喘的还出去做木活，她又拦不住。师父在狱中干着急，想起之前认得的一个包工头，出狱时间跟他前后两天，师父就去求那人，在狱中就说定了，所以一出来回家见见你爷爷和师母，就赶车去跟那人汇合，去了西藏。
一个多小时后，车到江边半坡上停下，只能到那里，我们步行到江边，乘小木船过江后，没赶上那边一天一班的客车，只得步行，有二十多里山路，傍晚走到了四川雷波县城，随便找个旅店住下，又摸出去买一块卤牛肉，切好用牛皮纸包了，回旅馆喝酒。我们再次谈到井田镇上几个帮派打架的事，我说，我爸当年如果逃走的话，给是走这股路?是走明子山那边，从山后的溪洛渡过江，马中说，从这边到雷波路好走，但要绕，有点远。
第二天，我们按地址去寻一个叫拉玛阿吉的人。街上，我见几个彝胞披着小毡衣，靠墙坐在饭店外面，一手抓着猪蹄，传着酒瓶喝酒。传说中，彝胞脾气大，马中提醒我，不要与他们对视，以免引起误会。
在一条背街上，我们终于找对了地方，那砖房有点旧，但牢实，以前可能是什么单位。马中说他先跟她说几句话，我再过来;于是我就在那头抽烟，看着街上披原色羊毛毡衣的人，与穿牛仔裤的走在一处。
那女人回屋时，马中朝我招招手，我过去，那女人又出来了。她的身材苗条，与我母亲年纪差不多，披着染成蓝黑色的短羊毛毡衣，下摆一转全是同样颜色的流苏，一双黑色小筒靴，衬着短毡衣，流露出一种特异气质。在此之前，我真没见过这种搭配的穿着。她递给马中一个信封。马中说我是甄建军的儿子。她微笑着看了看我。她的眼眉有些暗，显示出不同于汉人的眉线，眼睛很亮，眼瞳里像有一盏灯。我们随后告辞，在街上逛了一转，就坐车到江边，原路返回。
当时马中说，拉玛阿吉是他与师父的熟人，直到五年后我与陈芳结婚不久，马中才在一次喝酒时告诉我，拉玛阿吉就是师父当年从两个流窜犯手里救下的姑娘，离开江城时，留了个地址，叫他得空去玩，不久他真的过江去雷波了，找到拉玛阿吉，人家把他带到山上。彝人好客，他又是恩人，自然热情招待，烧起篝火，喝高了，过天回到雷波山城旅社，两人一冲动就上床了。
可能拉玛阿吉也想跟他好吧，马中说，师父回来后，你爷爷催他结婚，想用结婚拴住他，省得他成天到处溜达跟人打架，哪晓得结婚一个月左右吧，拉玛阿吉带信来给他，说是怀上了，把他弄蒙了，也没其他法子，只好买了些红糖和天麻寄过去。当时师父跟我说，糟了，惹着老彝胞了，但不知为啥，拉玛阿吉没来找他。
我吃惊不小，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告诉母亲，但是马中随后说的话使我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师父也不是故意的，那时他跟师母刚认识，会不会结婚还不确定呢。
那天你们……我想问，他与拉玛阿吉交换的东西是什么?
马中说，那时师父很想知道她和孩子的情况，叫我带你一起去见见。当时我按师父的意思，把报纸包着的一千块钱给她，那是我帮师父借来的。她不要，我说这是师父拿给孩子买衣服用的，推让了一番，她才收下。
马中随后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张相片，一个是拉玛阿吉，另一个是个小姑娘。马中指着说那姑娘说，这个是你的那个姐，比你大半岁左右，说罢笑看着我。我看着我那个姐，有种陌生的亲切。我第一次感到，父亲像录像里那些人物，有复杂的经历。到了第二天，我忽然明白，父亲为什么要把我唤着甄老二。
8
父亲托着我，走在去黄坪的路上，他穿着一条大裆裤，草绿色的，裤缝上有一条红线，是刚刚退役的公安装，在当时的井田镇非常时髦，再配上一条打满银白色铆钉带铜虎头的大皮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 —— 酷。一路都是沙石路，可以行车，但基本没有车，偶尔会来一辆手扶拖拉机。两边坡几乎都种着甘蔗，还没有成熟。
转个弯，有条大河沟，过了河沟爬上坡，那边是一块平坝，临着江岸，那就是黄坪乡。
我再次想起这件事时，已上四年级了，我问马中当时的情况，他一听这个事，两眼放光。他说，那天我们刚到河沟里，坡上就冒出一伙子人，十几个，来势汹汹，当头的瘦高个就是许韶兵，马中说，师父步子都没停一下，直接端着我就迎上去了。
这我有印象，只是当时什么也没看清，感觉转来转去，眼睛都转花了。
师父那天拿捏得太巴适了，马中说，他一看那伙子人，就知道是想在阵势上吓住我们，所以二话没说，上去就干，还先发招。
马中的描述，如在眼前。
那些人没想到我父亲手上端着我，竟然一上去就开干，没有抢到先机，倒在气势上输了三分。父亲单手发招，盯住许韶兵，那些人不敢乱打，怕打到我。两人过了几招，父亲一个转身，把我交到马中手上，那些人见我不在他手上，立即涌上来，嘭嘭嘭，父亲肩背上挨了几下，却像没事一样。
师父是练过排打功的，那几下，简直就是替他热身，师父回过身来，两下搪开棍棒，下手干净利落，一揣一个准，棍棒脱手，那几个就有点虚了，却仍然硬上。马中说，师父是练家，他们虽然人多，哪经得住他拿捏?左右腾挪，二起脚、反腿、扫堂，立时撂翻几个，直取许韶兵，不过三招将他扭翻在地，掐住琵琶骨。许韶兵疼得大叫，狗日的，你给老子记倒。
这时，彭发勇从坡上冲下来了，马中说，他与师父干起来，旁人插不上手，彭的梭镖这回不管用了，两次发出，都被师父抓在手里，近身拼拳脚，他又扛不住师父，很快水落石出，然后开始理论陈老师的事情。
黄坪一战，马中见识到父亲的拳脚功夫。他说，十几个人，师父一个人卡在前面，我们根本不用动手，他真像是书上说的，手是两扇门，全凭脚打人。这之后，父亲的功夫高于彭发勇的消息很快传开，那么，之前两人打成平手就成了悬疑，并在众人七嘴八舌中逐渐明朗 —— 是父亲让着彭发勇。
这一趟回来，马中就拜父亲为师了。父亲叫他每早八点半到花椒湾水塘边，先教他扎马步，又找一棵壮实的树，作为练铁臂功的靶子，练一段时间，强度加大，须擦父亲泡的药酒。
父亲所用器物，皆就地取材，树干上裹一只麻布口袋练铁臂功，两块十多斤重的棱石，用来练手指的抓力和上臂肌肉。那一阵子，父亲把马中狠狠操练了一番。父亲说，三天不练手生，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大约半年吧，马中明显有了不一样的形体和精气神，连我都感觉到了。按父亲的说法，他已经可以迎战了。那之后，他再要父亲教他，父亲却不教了，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一年后，他来向父亲请教，怎么提高?父亲没说话，走到他侧后，突然拧拳朝他的头部袭来，他立刻避让，两人过了十来招，父亲将他撂倒在地，这才说，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你现在差的是气，气没定住，身子就不稳，而气随意动，须练意。
黄坪一战两个月后陈老师终于把女朋友调到了县城，许韶兵恼羞成怒，迁怒于父亲。不久，我家猪圈着火了，父亲料定是许韶兵干的，找人没找到，报案后不了了之，主要是猪圈太小，也只烧掉一角。
父亲下狱后，马中时不时带我去吃东西。那年月没几个人有钱，吃的东西大多是偷的，苞谷熟了偷苞谷，洋芋熟了偷洋芋，瞧着哪家不顺眼，就偷他家的鸡。我不知马中平常在干啥，有东西吃他才会来叫我。
我知道的情况是，父亲不在，马中自然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井田镇江湖上的一个人物。马中并非想取代父亲，是迫不得已。父亲走后不到一周，三街上的彭发勇就给马中下了战书。彭是父亲的对头，平常井水不犯河水，父亲被判刑后，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的，彭想调整一下他在县城里的地位，首先就是要打倒马中。马中有些担心，但这种事情面子事大，硬着头皮也要上。彭发勇擅使梭镖，梭镖连着一串链子，打着打着这个杂种会借着转身从袖子或者裤兜里甩出，对手一不小心就会中招。在体格上，马中也不如彭壮实，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对抗，马中做了充分准备。我帮他准备了一条单车的链条。
那天，两人打得汗水都浸湿了背心，彭挨了几拳重击，马中着了一记梭镖，手臂被刺出了血，但最后他用车链子勒住了彭，彭动不了，他也松不得手，算是打了个平手。围观的人有二十好几，那时的风气还算正，讲江湖义气，输了就认，不服气也不会乱干。
9
父亲托着我走在去黄坪的路上，被我画成一幅水彩 —— 山坡上有一所房屋，母亲在屋前的院子里喂鸡，父亲臂弯里抱着一个孩子，走在距房屋不远的茅路上，茅路沿着山脊弯弯曲曲，远处山峦层叠，山谷里有一条河，太阳在山头上。
三年级寒假时，马中跟我讲了父亲与别人的好几次对决，所以我就画了这幅水彩。我还根据马中与彭发勇打架的姿势，给他画了三幅素描，绑腿、护臂，戴披风。马中很喜欢，说自己前世行走江湖，可能就是这身行头。
我学画画是比较上心的。父亲入狱后，我又用照片画过他的头像，还回忆他打架的一些动作，给他配了一套录像里那些人物的打扮，布钮子对襟衫，剪刀口布鞋，一组五张图，给父亲寄去。初二时，我忽然对水彩不屑，偏爱油画，但油画的开销我吃不住。爷爷不时会给我点钱，母亲所挣不多，对我的爱好不解，除了学杂费，我很难再弄到一块钱。舅舅和母亲的意见一致。马中支持我，但他也无生财之道。我陷入了苦闷之中。
放暑假不两天，马中忽然跑来，带我去下河湾，那里新建了个罐头厂，做笋子、樱桃罐头。我们去削笋子，工具自备，我就用父亲的剃胡刀，马中弄来两副手套，这就开干，一筐一筐的毛竹笋领出来，削出一斤竹笋两角钱。一开始手上身上不时会被笋壳上的毛毛弄得刺痒，后来顺手了。父亲的剃胡刀削毛竹笋简直是绝配。一连干了一个半月，我领到一百多块钱，高兴得不得了。更让我高兴的是，马中托人到昭通买来了我梦寐以求的画架、油画原料和画笔。
我的油画练习，在我家猪圈上面的柴房里展开。
父亲入狱后，猪只养了一头，猪圈上面其实是半层楼，站起来头就差不多顶着瓦楞了。我写信告诉父亲，他说，用心画，不消来看我，告诉你妈，我这点都好，放心。
我是真的用心了，还拿去给初中的美术老师看，他很意外地说，你画得还不错，但要提高的话，必须画人体。他的眼睛露出一些光芒，反正我感觉他似乎激动了一下，他放下我的习作，推推眼镜，然后撩开布帘钻进里间卧室，不一会儿拿着一本没有封面的书出来，叫我拿去看看。
我从书上了解到，早在1920年美术大师刘海粟就在上海率先使用女性模特进行写生，开了女人体绘画的风气之先，但遭到许多阻力。王志和胡海光已被我画过多次，我非常想效法刘大师画一下女的，脱掉衣服的那种。艺术的光辉如太阳高悬在我的头顶，但我高中的美术老师说，先不要考虑这个，你还是先画花草吧。
画女人体，对我来说显然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难题，但我贼心不死。
有一天，我把这个困惑跟陈芳说了。她就说，我给你当模特，我说不行，是要脱掉衣服的那种。她就不说话了。过了好几天，她来找我，说可以悄悄脱了给我画，但不能把她的脸画成她，我说要得，并约好在第二天。一开始我没想到她脱掉衣服会对我有多大影响，因为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何况我是从美术的角度，我只是想尝试绘画女人体，没想其他，甚至有几个瞬间，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都从遥远的地方闪身出来，像明亮的星辰，透过云层发出璀璨的光芒，高悬于我的头顶之上。大师的光辉，使我感到自己在上升。
约好的是一点半，那时母亲已去食品厂做活，我到猪圈楼上夹好画纸，那是马中叫人从昭通买来的大画纸，与大挂历差不多。等到下午三点，我想她是不敢来了。我点起一支烟，看着画板。面条厂的后墙，对着我家猪圈，擀面的机器又开始转动了，熟悉的节奏，像那天中午漫不经心的等待。
10
父亲托着我，走在去黄坪的路上。这记忆已成为我的一部分，有时我总感觉自己还飘忽在那条路上，甚至好几次出现在梦中。
修路的活计常年在外，父亲想找点别的事干干。千禧年这年，他从西藏回来了，马中不知从哪里搞来一辆轿车，出城30里把客车拦下，接父亲回来。客车里有不少本地人，大多认得马中，这一出给父亲弄得很有面子，他回来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父亲一旦回来，是要跟彭发勇干架的，这个事情还有人记得。当他出现在眼前，我一时没认出来。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对父亲的认知，大多是通过马中的描述。我看到他，他看到我，都感到生疏。见我抱着个小孩儿，他问，哪家娃儿?
马中说，这是你孙子。
结婚那哈想写信告诉你的，我说，但我们都想等你回来有个惊喜。
父亲瞅着孩子问，是哪家姑娘?
我说，陈二胖子家二姑娘。
陈二胖子?父亲愣了一下，在屋里到处看了看，对我说，你这个杂种啊，老子一回来就得下一回小。我跟马中都不明白他说些啥。父亲说，先整点东西，喝点。
都已准备好了，在我的小店里，马中笑着说，师母说下班就过来，其他人也差不多来了。他说的其他人，就是父亲出面帮过的黄坪小学的陈老师、我的班主任马老师及其下河乡的表亲等等。
出来到街上，父亲望望周围说，胡汉三又回来了。我跟马中就笑。
马中的饭店就在二街上，他这些年先是开一个小卖部，接着跑短途运输，赚了点钱，这饭店已开了一年多。
我知道父亲去修路挣钱是为了这个家，但坐下的那一刻我才明白，父亲进班房不是因为把人打废了，是因为我，因为马老师对我不错，人家求到跟前，他还人情才干了那一架。明白这个，我便心生愧疚，觉得对不住父亲。
父亲抱着孙儿，笑得很，但我怎么看他，都觉得陌生。他笑得眉毛胡子都是弯的，嘴里却不住地说，陈二胖子啊陈二胖子。
其实父亲老早就给我找了个老婆，当然那时我不知道老婆是啥。有一次他打赢后，刚好有人结婚，他带我去做客，我被放在一把有靠背的竹椅子上，在席面上占有一席之地，其他小孩都没这个待遇，他们只能坐在父母的膝头，或者站在父母的胯中。当时他们把那个小女孩弄到我面前，我就从荷包里抓了一把糖给她，当然我的一把也就两颗，也可能是三颗，我记不清了。大人们见我这样，顿时欢呼起来，玩笑说，这就算下聘礼了。十多年后，这个女孩子已经亭亭玉立，在我初中毕业浪荡街头的时候，她正乖乖地挎着书包，每天从三街的巷子里出来，笔直地走过二街，见了我，就低着头，搞得我好长一段时间都弄不清她长什么样。有一次便专门约了除陈芳外的“我们”一起去学校外堵住她，这回我看见了她的真面目，我觉得她除了身材匀称，长得一点也不如我意，脸盘子还不如陈芳中看。
那时，我初中时喜欢的那个女生已举家迁移了，不知去了哪里。陈芳是中途插到我们班的，她一来大约就喜欢上我了，我不知道，她平常总凑过来跟我和王志说话，互相传抄作业，她还经常把麻花拿来分给我们，当然我们弄到什么吃的也会叫上她。
说话间，马中端来一杯橙黄的泡酒，说三年前就专门泡起等他回来的当归酒。父亲很高兴，问我，你咋个会跟他家姑娘好上的?
我说，我们是同班同学。父亲哦了一声，看看马中说，你给还记得以前挤电影票?
咋个记不得?马中说，汗水都挤出来，还不一定买得着。
有一回我去买电影票，父亲说，那天挤得很，你认得的嘛，电影院卖票那点，弄了一副像双杠一样的钢管做成过道，好给人排队，那天陈二胖子在我后面，踩到我的脚后跟，踩了几下，我说，你挤个球嘛挤。陈二胖子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说，你还不是挤着我?我说，老子在前面，我咋个挤你?父亲讲的时候，我就发烟，像当年请他打架的人那样给他上火。他说，后来他们就戗起来，周围仍然挤得贴贴的，陈二胖子正伸手摸他那只有点红的鼻子，后面有人故意往前使力挤，他的手就抵到我的后脑勺上，老子抽出手来，反手就是一拳，父亲说，陈二胖子的鼻子就被打出血来了。我侧着头，我等着他发招，他没敢出招。父亲呷了口酒，咂咂嘴说，当时众人看着，陈二胖子面子上过不去，叫嚷着回头要收拾我，所以他在气数上是没有输的。
马中说，以前没听你说过这事。
这都不算正经的干架，所以说不到，父亲叹了一声，看看我说，现在看来，还得去道个歉才行哟，嗨，你不要说，他还真是没有输。
我和马中都笑了。马中说，我已请过他了，说是过一下就来。
是看什么电影?我忽然问。
《少林寺》，父亲说，你给看过?当时那个阵状不得了，小姑娘小婆娘根本不敢靠前，必须是男人去买，一旦有武打片，要靠力气，力气小的会被挤了迸出去，那时候买张电影票，也是个力气活。
马中笑着跟我补充，你本来是排在前面的，眼看着要轮到买票了，结果后面的一挤，你力气小，受不住，就被活生生的挤出来了，你得重新去后面排队，等再排到，票早就没了。有些挤了迸出来几回，白白的在那点挤半天，挤出一身大汗，还没买到票。说罢，马中与父亲笑得不得了。
我的确不知道看一场电影会这么艰难。马中说，那个时候才真叫是一票难求。
11
我那老丈人陈二胖子，最初知道我跟他姑娘生米已煮成熟饭时，只是垮着个脸，看了看站在一边的我，沉默了半晌才跟我妈说，都是一街子的人，以后互相不要为难就行。他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好好待他姑娘。我实在没想到他跟父亲原来还有这个过节。
我跟陈芳弄到一起，就是因为画画。
那天，我先是相信陈芳会来。她来过，和王志、胡海光，我们在楼上密谋如何对付新来的体育老师，并一起分享麻花和一块他爹煮的卤猪头肉。陈二胖子是饭店的大厨，做菜很有一手，那时我们最期望的，就是凑点钱去买他爹卤的猪脚来吃。
后来我又估计她不会来，她肯定没这个胆量，当然可能是害羞，我就下楼去喝水，出来时瞥见有个头半露在我家院墙上，那是隔壁的小男孩，经常被他父亲打，我知道他想偷走我的玻璃弹珠。我忽然不想发现他，我从猪圈墙外的小木梯上去后，悄悄回身看，果然，他滑下墙来，抓起挂在墙边用布袋装着的弹珠，慌忙爬上墙，我听见嘭的一声，估计是没抓稳摔下去了。我真舍不得弹珠，可又想给他玩下。
回到画架前，抬眼就见陈芳坐在对面我早已摆好的一把木凳子上，光着两只膀子，一只手按着衣服搭在肩上，遮住胸部。她的手臂居然那么肥，我一愣，我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我知道她是从猪圈墙后爬上来的，那里有棵电杆，与面条厂的墙隔着两尺见方，上了墙，踩在猪圈的窗洞边，就可以钻进上面的楼窗。我经常从那里出入，可以省去从正门巷子出去绕一大圈的路程。后墙的风有点大，我过去把她旁边的窗户关起来，重新站到画架前，我后面的窗户光线很亮，还可以随时观察屋前的情况。
她低下头，看着楼板，我说，要抬起头，她就抬起头，看着我的旁边。我旁边是一堆锯好的木柴，是马中锯的，我拿到楼上码起来。
我捻起画笔，开始勾勒，底板上，我事先已经绘好了远山的图景，我计划把陈芳置于远山背景的一边，远山的层次朦胧：近的青绿，然后墨绿，再远一点是灰蓝。我试图用山体的层次感烘托陈芳的人体，准确地说，是上半身。她的脸泛红，从玻璃亮瓦落下来的光照在的她身上，她的头发闪出亮光，我感觉她的皮肤也在发亮。我用习惯的姿势瞄她，确立了几个基本点，勾出大致的框架。我眯起眼，眼睛在她身上和画纸上跳来跳去，后来我退后一步，看了看她，又咬着嘴唇不断地眨眼，我是在思索，但是她不知道我在思索，她以为我是想要她拿去衣服，她就慢慢把衣服拉下去了，我看见了最惊险的部分，圆满而红润的部分，我抿着的嘴唇松弛了，但我很快又抿起来，努力保持用艺术的眼光去观察，并接着勾画，我假装很平静，但是我失败了，从她拉下衣服，我好像只坚持了三分钟，或者说我所具备的艺术精神只支持了我三分钟。我在后来的回忆中反复掂量过，最多三分钟，因为我勾画她的下半身、两条腿的线条，这至少要三分钟，然后我就离开了艺术的园囿 —— 因为画笔掉下去了，它像一条鱼从手上滑了下去，我唯一可以依靠的工具没有了，我的手顿时不知所措。问题是我不想去捡起画笔，我觉得画笔掉下去，我已经暴露了，并且还有一股势不可挡的牵扯力，驱使我挪动步子，向她走去，不由自主，心跳得厉害。画笔的掉落说明我心慌，为什么心慌?我跟陈芳都是知道的……我已暴露，我故意朝地下看了看，可能连猪都感觉到气氛不对，在下面用浑厚的嗓音咕噜了两声。
我相信再有半分钟，我就坚持住了，可是没有，艺术精神只支持了我三分钟。事实上，画笔掉下去之前，我已经开始下沉，我只是假装没有沉，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还没赶到，我就彻底沉下去了。
我瞥了她一眼，我发现她瞪着我。她似乎对此早有准备，不准备她肯定不会来。这是我后来分析出来的，我当时已失去思考能力。我走过去就抱住她，像端一个盆那样，我看见她的脸像玫瑰一样红，我没看见刺，我感觉我在颤抖，我想努力克制颤抖，但是没用，我发现她也在抖，紧接着我们就一起抖到了椅子后面的秸秆堆上……
陈芳像童话书里的一座花园，结满了我几乎没吃过的葡萄，我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关键我也不想拔。
12
为父亲接风洗尘的第二天，我陪父亲到街上逛逛，认得他的人已经不多。他望着一街子的人说：嚇啰!变了。其实在我眼中，井田镇一成不变。他与马中常在家里喝酒，说旧事，问到曾经的那些人，马中说，彭发勇后来吸白粉报销了，谁喝多了翘了，谁被抓进去了，谁已多年不见……
父亲挠了挠灰白的头发说，可惜了，我还一直想，回来跟彭发勇切磋两招嘞。我有些怀疑 —— 他会不会在监狱里被人替换了?为了不被发现，所以几年前一回来，就去了西藏?唯一让我放心的是，他那根虎须还在，也白了。
父亲回来最想干的一件事，就是装一荷包瓜子，坐到电影院第十一排，好好看一场电影，最好是武打片。十一排前有个横道，把观众席分成两部分，他认为坐在这排放得开手脚，还能总揽全局。但是电影院消失了，变成广场舞的地盘，昔日的朋友和对头四散寥落，江城再也不是父亲当年的江湖了。
父亲回来前，我就在骑摩托送人，每天盘桓在客运站，在城里转来绕去，所以经常看到他在街子上闲逛，手臂上托着他的孙儿，像当年托着我那样，虽然时有含饴弄孙之乐的得意，但他再也找不到当年的自己了，他的江湖已经消失，他时常这里站半晌，那里瞅半天，来来往往的人从他身旁匆匆而过;他像是电影里的某个人，而不是我父亲;我总觉得，他是刚刚加入我们家庭的人。
日子过得很快，修路挣来的钱不经花，父亲不时叹气，甚至认为他的人生是失败的，他跟马中喝酒时说过，所以我就知道了，马中让我劝他放弃发奋图强的冲动。
那段时间，父亲神色恍惚，经常神不知鬼不觉就不见了踪影，这样过了一周，这天忽然叫我跟他走，一直走到我读书的二中，那周围的田地已建起低矮的房屋，父亲说，他租了一间房，准备开店。我这才是知道，他背着我们借了钱。
这里是学生的必经之路，卖小吃是可以的，他自信地说，先租一年，以我的手艺，应该可以。
他是想赚钱，支撑家庭开支，于是我跟他在店里辛苦弄了一个月，生意日渐兴隆，但这天来了几个奇装异服的家伙，一看就是不三不四的。我知道，这是一批新生的街霸。
父亲当年教导马中，并与之一道遵信的江湖义气，早就不见踪影了，至少他在井田镇是找不到了。县城里新生的帮派，是几个暴发户家的奶油小生，凑在一起弄小额贷款，放高利贷;另外一些趋炎附势的奴才，跟着这些人狗仗人势，充当打手，只认钱，成天酒吧进歌厅出，欺负坐台小姐倒是手段狠辣，真要是打架，却是泡桐海椒。
他们就把一纸借条伸过来，叫还钱。
还没到期嘛?父亲很诧异，接过借条来看。这怎么可能，父亲说，我借的是一年!
白纸黑字咋个会有假?
父亲瞪着复印的借条，愣住了。我接过来看，的确是一个月。
父亲说，这不可能，我没签过一个月的。
赶紧还钱吧，为首那个垮着脸威胁道，我们还要去其他地方。
那几个家伙围了上来。我站到父亲前面，父亲却一把将我薅到旁边，看着他们说，想咋个整?想干架?说着一把将围腰从腰上扯下来。我知道，父亲这个时候肯定是不会手软的。
说话时，已有一个家伙去小面包车里拿出一根短棒。
父亲说，你最好不要拿刀拿棒，我怕你受不了。
哪晓得他话音未落，那家伙就一棒扫过来。这是他们的一贯手段，棒棒一举，对方一般都会被吓着。但父亲怎会被这个吓着?棒棒狠狠砸在父亲手臂上，嘭的一下，弹了出去，飞到一边，那家伙还没回过神，下巴上已挨了一拳，接着膝盖上挨了一脚，一下跌倒在地上。
另外几个立即摆出姿势，为首那个一看不妙，两手一排说，站，站站站。
这一站，就站住了。
周围人都围过来看热闹。父亲想说理，为首那个说，这样吧，反正白纸黑字，你先准备好钱，我们明天再来。
第二天，这些人并没有来，因为他们很快就摸到了父亲的底，然后把马中找过去。马中也是这时才知道父亲借了钱，于是请他们喝了一场酒，父亲虽然已经是过去式，但也曾是街面上的人物，又是本乡本土的，真要横起来，那伙人也不好收场，最后给了个面子，让两个点。
父亲到这下才明白，小额贷款并不是国家公办的，有钱谁都可以弄。他后来分析，打借条的时候，给他看的是一年的那份，签字时，肯定耍了手脚。但借钱毕竟是事实，后来马中和父亲一起凑钱把钱还了，损失了一万多。
父亲说，嚇啰，不是我们那个时候了，现在这个牙口，狠得很。
所幸有学生的支持，每天的流水还可以，我跟父亲在店里忙了三个多月，亏欠的钱差不多快敷圆了，又来一个人，要收回房子，说房子是他的，非要租的话，租金得交给他，从头交。那人拿出一样一样的证书、字据，没得说的，转租那个家伙早就消失了，只能认栽。
父亲没想到，一出来就上了两个当，心里憋着一口气，顿顿喝酒，有时就着一碟凉拌黄瓜，也要干二两，但是他坚决不让我妈知道。我跟马中明白他的意思，时常帮着搪塞。
店继续开着，不忙的时候父亲常望着我养的那只狗，目光呆滞，眼神空洞。自从他回家，这只狗就抛弃了我，经常跟随他，狗毫无理由却非常准确地认定，父亲才是老大。事实上他的确是老大。
狗都这样认为了，可我还是心存疑虑，我跟母亲说，他有点不像我爹。
他不是你爹是谁?母亲反问道。
13
数年后，有些不能避免的事情来了。
年关将至，第一场雪就下了两寸厚，爷爷和婆婆相继告急，我家和我岳父陈二胖子家都动起来了。爷爷哮喘已深，需长期服药;婆婆肚里长了个东西，情况不明，须开刀，两人都住院，是肯定的。两边都不富裕，弄到春暖花开，已经开始借钱。这些情况，终于把父亲那股子被压抑的勇气给唤醒了，因为他已看出，两个家庭即将崩塌，而他发现这个端倪之后还认为，这些多少都与他入狱有关，所以他想力挽狂澜。
这天，去看了两个老人回来，父亲沉默半晌，说，如此下去不行。我和母亲等他的下文，可他再无话语。
隔天，父亲去了一趟雷波，回来就提出，要去南方打工。
南方可以赚到县城里赚不到的钱，为了还债，五十岁的父亲去意已决。他一个人去我和母亲都不放心，何况他进班房，本质上是为我，要不然以他的名气在井田镇，也不至于现在要背井离乡，我得跟着他，在外起码有个照应。
是深圳还是广州，还没确定，反正是南方，为此我俩父子商量了几个晚上，把计划算到来回开销上的时候，我们一致认为，三年再回来，或者五年，这样才能省下钱。
临行前，我一直守着女儿。她才六个月，是鼓着生的，是黑户。两个多小时里，我先是抱着她，后来放到小床上，仍然不肯走开，好像我这一去就再也见不到她似的。
第二天，我与父亲踏上了南下的行程。
到了广州，逛了几天没找到合适的工作，父亲当机立断买了一辆三轮车，贩菠萝。我在丁字路口边的大排档做伙计，后来被城管赶，菠萝卖不成了，找到一家纸箱厂，做各种型号的纸箱，打包、搬运，我们每天干得汗流浃背，一年半后，纸箱厂被责令搬迁，老板负债，只好散伙。
我们把三轮车当废铁卖了，和几个半生不熟的异乡人去到深圳，先租间便宜的房子住下，就到城南正在内装的住宅小区找活，遇到一个卖马桶的，想省钱，答应我们用三轮车帮他送，从城北的厂里运过来，有二十多里。我们赶紧又去买一辆二手的三轮车，我与父亲轮流蹬车，一车一车地拉，搬上搬下。这次我清楚地看到，父亲的两条脊肉果然不同一般;他古铜色的脊背，使我产生了某种敬畏。
干完的时候，有两车货人家不收，说质量不合格。这边的老板也不是人，对方不收货，他执意要我们承担一半损失。你们看看嘛，这就是颠坏的，他说，这个是瓷不是随便碰碰就会坏的，你们运的时候肯定……
理论半晌，老板不让，父亲一把揪住他的脖子，提起拳头质问道，说老实话，是不是原来就是烂的?
那老板大叫起来，附近几个卸层板的家伙就凑了过来。
就这三五个，在父亲这里不过小菜一碟。我已操起作扁担用的一根圆棍，但是父亲看看我，又松开了手。
算了算了，他说，为这点东西打一架也不值得。他仿佛是惧怕那些人，我感到失望。
这个损坏肯定你们要赔的，有人说，不赔今天就不要走了。
我一听火气直蹿，一扁担甩过去，却被父亲飞起一脚踢开，扁担跳起来，在空中翻了几转，掉落在十米之外，我记得当时空气都停顿了一下。父亲的这一腿显然很专业，并且那个老板刚刚大约感受到了父亲的手劲，他朝那些人一摆手，清了清嗓子说，东西是拉过去的时候烂的……
不消说了，父亲打断他的话，说，损失各半。老板望望直视着他的父亲，说，好吧。
这个事输在经验上，装车时我们不可能打开包裹的纸板去查看，最后，我们只拿到三分之二的工钱。
完全打得赢的，回来的路上我说。
算了，强龙斗不过地头蛇。
我觉得父亲这回有点怂，不像当年。
其实在小时候，我只记得父亲的那根虎须，假如后来不是经常看见他的照片，当他出现在面前时，我是无法辨认的。
现在我感觉，他不是父亲，只是我的同伙。
这之后，我们跟着施工队干，修房子，一身灰土，午饭后抽支烟，是一上午最惬意的了，然后躺在纸板或者蛇皮口袋上迷糊一下。这一年做得很辛苦，我记得只洗过一次衣服，但好歹稳住了阵脚。修完一栋楼后，我们在一家汽修厂找到活计：修保险杆、喷漆、钣金，活多，累，每月各有一万左右的收入，是我们坚持下来的唯一理由。
有时休息，我听到了笛声，父亲吹的。笛声在高楼丛中，像是秋虫的低吟。
这一干就是三年，中秋前夕碰巧有空，我们赶回来。不巧小女正发高烧，在睡觉，医生说没事。我在她旁边坐了许久。没承想，刚吃过一顿饭，老板接了大单，来电话催。这个活计能赚不少钱，不能放弃，我们带上些月饼糕点和酱菜，又匆匆返回深圳。临走，我把一只鹅黄的毛绒小熊放在女儿的枕边。
在深圳，有一段时间竞争大，父亲留在厂里，我找到一家小印刷厂，每天在机台上重复固定动作，印表格，压纸盒，不久，我产生了沮丧。因为萦绕在内心深处的颜色、线条、物体的阴影、光色……随印刷机单调的声音和我的固定动作滑过去了，不可追回的感觉像冬天的冷风，一次次从我心间掠过，那个被我想象过的甄凡，那个在我心里始终拿着画笔的画家甄凡，已成为一帧雕版，凝固在我家猪圈楼上;好长一段时间里，我努力回避想起自己。所以与父亲喝酒时，我的绘画之梦就像一个囚徒被放风出来，每一次仰头，我都是在向美术世界挥手告别;这个，父亲不知道。
家里面的情况一直吃紧，重返深圳的两年里，“水滴”“轻松”都用上了，前后一百二十多万的费用，有八十万是我父子俩的血汗，好歹是扛住了。我与父亲的努力无疑是成功的，这太不容易，爷爷和婆婆相继出院，在家调养。这天接过电话，父亲像是又成功地干了一架，脸露喜色，叫我去买瓶子酒，晚上就在宿舍里喝。那一晚，他的笛声显得很轻快。
体会到了吧?人生就是这样，忙碌，我们在这里干，其实跟我在农场那阵子没多少区别，都是有期徒刑，父亲嘿嘿一笑说，只是换了个地方。
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与父亲进城，汇完钱，父亲说，来了这么久，都没好好转转，于是就进去了“世界之窗”。门票贵，没进去，就在门口看喷泉，看人，然后一路走上去，东张西望。见一栋叫“瑞思”的楼，父亲担心它会滑倒，因为那楼像是用集装箱堆起来的一样，互相还错开一点，看上去结构非常不稳定。到“中国民俗文化村”那坨石头跟前，父亲望了望说，小时候我也练过几天毛笔字。我想到自己的绘画，没有说话。再往前走，站在天桥上，夕阳的金光从那栋粉妆玉砌的高楼底下闪射过来，高楼，夕阳金辉，五颜六色的过往车辆，它们汇合起来之后，就变得无比强大，我就感到了自己的渺小，感到孤独，特别想念儿女。
父亲在天桥上打了个电话，用手遮着嘴，他说着话，踱到了桥那头。我知道他是打给拉玛阿吉。后来他又打了一个，告诉家里钱已汇出。我就趴在天桥正中的栏杆上，望着川流不息的车，我看见那些没有过手的钱，就像车道上流水般的车，十块十块十块，一百一百一百……通过网络，从这家银行淌到那家银行，越过千山万水，抵达故乡江城县，汇集到医保卡上，降落在县医院收费室的某一台电脑终端上，就永远地从我们的银行卡上消失了;这是第九次，可以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因为城市规划，父亲说，我们家那一片全得搬，要修铁路。
那我们会搬到哪里去?
现在住棚户区，还不清楚具体安置在哪点。你妈说，反正划出的轨道线正好在我家原来的屋基上。
我们继续往上走，尽量缩短回去的路程，就不需要坐公交了。时近傍晚，天气仍旧闷热，来到又一个喷着水雾的水台边时，那里没人，我们就坐到一旁的椅子上抽烟。水雾飘到脸上，有点凉意，比起水雾外面的气温，这凉意杯水车薪，就像我们的钱。我深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深圳空气湿热，烟抽起来特别香，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额外的安慰。俭省是我们共同的生活准则，吃可以差点，烟一定要抽，烟是一种精神支撑、压力释放，我一天要抽一包十块钱的“好日子”。
当天晚上，我就梦见了我家的屋子，我们的家，像一只孤零零的箱子，被急速而来的列车一下顶在头上，是动车，它飞速冲向不知名的远方。
14
我们家像一只孤零零的箱子，每次做这个梦我都试图爬上车顶回到家里，却找不到攀爬的地方，而列车正冲向我不知道的远方，我就慌乱，就莫名惊惧，车厢里没有乘客，只有我，空荡荡的车厢在晃荡中发出空荡荡的声音，瘆人的孤寂，我就紧张，我无法拉开车窗，车太快，我不敢喊，生怕惊动什么，只是揪心地巴望着车停快下来，无边的恐惧，有种快要窒息的感觉，因为我知道列车正在冲向毁灭，不停我就完了……
这个梦冷不丁就来一次，但这次不同，我正慌张，车窗外晃过一个站牌，列车居然停了。门一开，我见父亲站在下面，汗涔涔地看着我，我向他扑去，紧接着旁边就廓现出一条土路，我就看见父亲托着我，走在去黄坪的路上，江边阳光很辣，他穿着裤缝上有红线的草绿色大裆裤，腰上系一条棕色的打了许多银白色铆钉的虎头宽边皮带，他光着身子，汗水从耳边滑下，我看见马中走在后面，观察着他左右鼓动的两条脊肉……
醒来一身冷汗。父亲也醒了，他说，刚刚做梦了，梦见房子倒了。
我说，哪点的房子?
就是昨天看见那座，他说，像集装箱拼起来的高楼。
我们住在厂房后的活动板房里，有两扇像磨砂玻璃的小塑料窗。我抓过烟盒，递给父亲一支烟。我们的习惯是起床一支烟。过去几年，我们在这光色朦胧的屋里多次与家里通电话、视频。这间屋子好像是科幻片里具有传送功能的入口，遥远在视频的时候缩短了，但视频聊天总给我一种仿佛宇航员在飞船上与地球对话的遥远感，不真实。
有两次通话后，我发现父亲在自言自语。他在说什么?为什么不跟我说呢?梦中的父亲亲切而真实，生活中的父亲却总让我感到陌生，在深圳，他总给我一种同事的感觉。当然，干活的时候他的确是我的同事。那些日子里，我们努力干活，多干一天就多挣一份钱。累了一天，必须喝二两，不喝就消除不了那份劳累，但是抽上两支烟，两眼皮就支不住了，这成了常态。
这天休息，我们本打算去看海，后来又改变主意，就在城里转转，都没说话。傍晚，来到光明村附近的巷子里，在夜市摊前坐下，父亲才说，海肯定跟江不一样，但都是水。我找不到恰当的词，心里泛起一抹儿想用画笔描绘大海的念头，这念头使我忧伤。我点了个爆炒河虾，父亲照常加一个油麦菜，他已从旁边的小超市提来一瓶酒。
喝了二两，有个腿瘸的人从棚子外走过，像个流浪汉，父亲刚端起酒杯的手停住了，对我说，你觉得……刚才那个人……你坐哈，我去看看。
不一会儿，父亲回来了，问我有多少钱，我掏出六百多，他一把抓了就走。很快，他又回来了。刚才那个瘸子，你知道是谁?他神秘地说，许韶兵，以前跟我干过架。
这人我根本没印象，只是听马中说过。
我给他一百，他跪着求我，说是来了两年了，想回家，父亲说，没得法，遇都遇到了，不管咋个说，也是老乡，唉!
我想，如果这天真去看了大海，就遇不到他了，这是天意。
转眼就到岁末，我们准备回家，下手慢了，居然没买到票，错过了大年夜再回去，还不如不回。父亲坐在站门口的台阶上打了一通电话，回过头来跟我说，我们在这点干得汗流浃背，你岳父陈二胖子也没闲着，他退休后开的小店生意还不错，连你妈都过去帮忙了。那晚躺在床上，我就感觉，我们与岳父像是昼夜不停的两支抽水泵，支撑着两个老人的医疗费用和两个家庭的各项开支。尽管如此，大年初六爷爷和婆婆还是先后去世了，同一天。得到消息已零点过，父亲沉默半晌，叫我去买酒。那一晚他跟我说一阵爷爷，又说一阵婆婆，后来竟嚎啕起来，全然不像我记忆中的父亲。也是情之所至，我想到爷爷给我钱的情景，也止不住抹泪。
父亲忽然说，我对不起你妈，没得法，你有一个姐，这事你爷爷和你妈都不知道。
那晚，如果没有酒，我们根本就不会睡着。其实我与父亲时常喝酒，他有他的心事，我是感伤自己的美术理想、担忧儿女，想来想去，就剩一句话可以总结心情：一言难尽。一言难尽时，就想喝酒。
这天心里特别想念爷爷，我想起他给我钱的样子，他总是把钱握在手里，不露一角，朝我伸出手，我便张开手，他就把钱按在我手心，说，装好了。他的手粗糙而有力。干活的时候，我想着爷爷，一不小心被挡水板剐了一下，从颧骨到耳垂，斜着划了一条口，那阵子也没记着忌口，脸上就留下一条暗褐色的线，后来成了一道疤痕。
这一年我和父亲都闷着各自的心事，干到年末，终于踏上了归程。我们这几年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借的、欠的医疗费，合着办老人后事欠的钱，差不多澄清了。
我们要回家了。无论去多么远，我们一定要回家。我越来越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其他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由于连续两个月都在加班，不停干活，所以一上车我就睡，从深圳抵达昆明南站，对我来说就是一觉醒来。
父亲与几个刚认识的昭通老乡包了一辆小面包，出了昆明。到待补吃过饭，一上车晃两晃，我又睡着了，这就到了昭通，已是晚上，就在省耕河附近找个店住下。第二天一早吃碗稀豆粉，三个油糕，转乘小面包车，直奔故乡江城。
行到半路，我又要睡过去，却瞥见父亲一直朝车窗外看。
不见了，父亲跟我说，你看，应该到玉笋了，那片小竹林呢?而且这些……咋不像以前了。
我朝窗外一望，是啊，一条灰绿色的江停在山下，像一块暗绿色的玉，以前的路上没这些啊。
这条路去年刚修好，比原来的近多了，司机听见就接话说，你们怕是出去久了?
是，好几年了，父亲说。
马上就要到县城了。
就要到了?我们感到惊讶。父亲有些沮丧，我知道他是想看看那些熟悉的景物。
车转过弯，左面顿然开阔 —— 金沙江在山谷下，对面巨大山体的斜坡上，一片鳞次栉比的房屋，坐落在四面环山之中。
那边就是江城了。司机说。
我们从未在这个角度看见县城。车在山崖边的公路上前行，井田镇缓缓转动着，一种亲切和着一种莫名的陌生，交织在心里。
进城后，我们站在街边，父亲空张着嘴，东张西望，然后望着我。我也冏了，眼前的楼房、街道没有熟悉感……
这是2014年12月31日下午四点过，我们回到故乡江城井田镇，却仿佛身处异地。
嚇啰，父亲不住地感叹，就这几年的工夫……
我说，变化太大了。
我们的确低估了井田镇南面金沙江溪洛渡上修起来的那座电站，事实上已带来剧烈改变，县城几乎焕然一新，人口比以前翻了一倍，道路增加了数条，横七竖八的街道到处是人，到处是车。我们家那一片已搬迁到安置点 —— 江岸小区，我们居然还要问问小卖部的人，才知道该往哪里走。
我在街边密匝的房屋间猛地发现一个巷道，一盘台阶，那是粮食局后门的台阶，有三十六级，根据这些台阶，我们判断出所在位置，通往我产生绘画梦想的二中那股沙石路，已被水泥路替代并拓宽。原在东边高坡上的学校，把大门推到了街边二十多级台阶之上，旁边有着橘黄色涂层的高楼占据了原来学校下面的一个水潭。
全变了。父亲说。
我与父亲站在那里，看看台阶，又看看周围，看看周围，又看看台阶。
15
江岸小区在县城西北面的山坡上，我与父亲肩背手提一路走过去，像个外乡人。
当我摁下12楼302室的门铃后，开门的是一个小女孩。她一见我，脸上的笑容顿消，眼露惊惶，一推门转身就跑，大声喊道，妈妈，不是爸爸，有坏人。我儿子已迅速窜出来，望着我，迟疑一下才叫了我一声。
此后女儿见我，都咧咧歪歪的，不叫我，只拿眼睛左瞄一眼右瞄一眼，过了一天，她才迟迟疑疑地叫我，叫得一点不干脆，拖着尾音，仍然带着疑惑。
我望着镜中的自己：不过四十岁，头发却过早地白了一些，脸上多了条疤痕 —— 这肯定不是女儿前次视频中见到的我。我第一次从女儿眼中发现了陌生的自己。
咋个你爹还不回来?母亲在厨房问我，他不是出去转转嘛。
我也不知他转到哪点去了，又没带电话。等到12点，我们刚端起碗来，他回来了。一进门就说，呵呵，格老子，在深圳都没迷过路，在这点还整了找不着方向了。
他说他去我家原来那里看看，后来转到坡上一片住宅区里，绕七绕八，后来顺一条大道过去，竟然走到了电站的工区，再过去要到江边了，后来问了人，插过一条小道，这才绕回正街上来。
你以为是以前啊，母亲说，都变样了。
倒上酒来摆着，父亲唏嘘不已。我问陈芳，王志和胡海光在哪点?
王志……前两年在街上晃过一面，我听同学说，他炒股，有点抑郁症，好像是被他爹接到省城去了，陈芳说，胡海光多年不见了，唉，好些同学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父亲夹了一块爆腌肉给女儿，她却抱着碗不接。
陈芳说，她本来是喜欢吃的，有一次我说你爹最喜欢爆腌肉，她就不吃了，说要留给你回来吃。
父亲说，这下你爸爸回来了，你可以吃了。她却瞪着我，不说话。
我一时情不知所以，心中哽噎，便为父亲斟酒。
儿子一脸漠然地望望我。这个家伙似乎不希望我回来，据陈芳说，他已好几次夜不归家了，说是在同学家玩网络游戏。我看过他的成绩，还过得去，这就意味着以后的学费，将是一大笔开销……
在家这几天，我去找找以前的同学，发现聊不起来了，有种莫名其妙的陌生感，不知为什么，便转回来找马中喝酒。
隔天，逢祭日，我们一家在家里烧纸，那一夜下了大雨，第二天晴了，我与父亲去江边，把为爷爷和婆婆烧的纸灰撒在江里，此时的金沙江变得浑浊，褐黄色的水浪追逐着，从眼前一晃而过，我想起当年，要是父亲过了江，如今又会怎样?也许他就跟拉玛阿吉在雷波了，我，也许就不存在了……
父亲凝望着江水，点了一支烟，我在他后面，又一次发现他在嘀咕，自言自语，声音很低。我再次感到陌生。
回不来了!父亲提高了声音叹道，井田镇已经大变样，连鬼都找不着了，你爷爷和婆婆的魂魄回不了家了。
当晚，夜幕落下，楼上有人在练琴，是钢琴声，重复，再重复，断断续续的音符，像一个在泥泞中不停赶路的人，趔趄，折返，踯躅，再次前进……
他们都去亲戚家串门了，女儿在沙发上熟睡，我关了客厅的灯，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抽烟。楼外的灯火从坡上倾斜下去，一直亮到明子山山脚下;以前晚上那一带都是黢黑的，安静的，散发着稻谷或青草的气息，夏秋之际青蛙和蟋蟀们在合奏田间小曲……有一瞬间，我好想把这画下来，但只是一瞬间。我好多年没画了，更主要的是，井田镇已全变了，青蛙们已搬迁了，像我家一样，蟋蟀们背井离乡了，像我与父亲那样……
我感觉现在，我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摸着胸前的那块玉佩。琴声断续，悠悠婉婉。再过两天，我又要出发了，这一回，是我独自去，还是去深圳，那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我吐着烟圈。井田镇还会变吗?为啥子熟悉的东西都消逝了呢?我有种说不清的孤寂。我还将在深圳待多久?我可以不去的，陈芳也劝我不要去了，但是，儿子姑娘正在长大，陈芳的肚子里，老三已经孕育其中，今后用钱的地方多得是……我必须去。
家人回来时，女儿一下从沙发上跳起来，抱住她妈的腿，用异样的眼神望着我，然后她凑近陈芳的耳朵说悄悄话，但被我听见了，她说：妈妈，他还是不像我爸爸。
陈芳问，哪里又不像了?
他……他会一个人说话。
女儿的话使我尴尬，赶紧撒谎说，是跟朋友回复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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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年初六起，家里就陆续来了几拨人。他们听说我与父亲在深圳赚到钱了，说要跟我去，并且不听劝，态度坚决，所以我出发时，跟随者已达十数之众。有两个五十岁左右，两个当了奶的婆娘，其余是小伙子，有的刚结婚不久，有的孩子才两个月，都是些欠着债、扛着房贷、有负担的人。
元宵节一过，他们背着鼓鼓囊囊的行李跟着我，在刚刚扩建的客运站门口话别。一个伙子忽然跑过去抱住他老婆的腰，把头放在她微微隆起的肚子上。我不想看，低头看手机。他们都有些兴奋，我却高兴不起来。我并不担心现在的生活，我只担心孩子们也会在我走过的路上又走一遭。
到昆明乘动车，我说，只需七个小时就到了。千里地，万重山，出站，登车，他们跟着我，走在进入深圳北部的路上，那是三月天气，阳光还比较嫩，但汗水已经出来了，他们并没发觉，我们距目的地越来越近，但离家越来越远了。
厂里新来的会计姓刘，跟我差不多大，据说孩子刚上初中，虽然每天都见着，却没怎么说话。端阳节老板请客，饭后唱歌，我与她耐不住闹腾，就坐到外面喝茶。或许是喝了点酒，她跟我说，她有两个爸，一个经常打麻将，不干正事，离婚后已不知去向;一个只见过一面，反正两个爸她都没有亲切感。
她的话唤起我的同感。我就跟他讲我爸的故事：反正我爸回来后，我觉得陌生，可能是我电视剧看多了，我说，有一段时期，我甚至怀疑是谁在冒充他。
哈哈哈哈……
我结婚后，我妈才跟我说，我只见过一面那个，才是我的亲生父亲，她有点凄然地说，但是，我们却不能和他一起生活。
怎么这么说?
因为，他现在是别人的爹。
哦!我一时语塞，想知道为何，却不便再问。
其实……我小时候跟留守儿童差不多，我妈成天在外忙，我多数时候是跟婆婆在一起，她说，不过我经常会想起我亲爸。
为啥呢?
他会给我们寄东西，土特产，我最爱吃那种芙蓉糕了。
芙蓉糕?我诧异地问，是不是江城的?
对，你也吃过?
江城的芙蓉糕最有名，我就是江城的。
这时她接了个电话，转到一边，说一通我听不懂的话。
等她转回身来，我诧异道，你这是……
彝话，她说，我妈是彝族。
我错愕地问，你妈……是不是叫……拉玛阿吉?
她眼睛一睁望着我，你怎么会知道?
于是，我们说起了共同的父亲 —— 甑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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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想起这一切，我已从外地的工地回到江城。如今公司器重我，我也离不开公司，因此在数年里，父母已见识过我数次离家而去的匆匆背影，我知道他们在看着我，每次我都条件反射地想起父亲，想起他开店的样子，想起我们初到深圳他扇着两片衣摆骑三轮车的情形。
父亲现在一个宾馆看大门，已没有了当年的神气，舅舅说可能是在西藏干活时受了寒气。母亲血脂高，两人都渐入恍惚之年，全得陈芳照顾。儿子已二十岁，这次我决定把他带走。我跟父母说，他现在就要上手，在你们的曾孙降临之前学会生存。父母虽不情愿，却也不反对。我那宝贝女儿已经开始涂脂抹粉，宝贝儿子沉浸在王者荣耀中不能自拔，我一把夺过他的手机，说，该干活了。
这次回来只有三天假，我想，这或许是宿命，一家人待在一处鸡犬之声相闻，大约永远只是个梦了。
母亲正把芙蓉糕和自家腌的咸菜往箱子里塞，父亲含含糊糊地说，这些年……你的画画……也忙得顾不上了。
嗨，我说，几百个里面，最多也就画出来一两个。说着递给他烟，点上，尽量使分别变得很平常。
其实他不知道，收行李时我已悄悄带上了三年级时轻描淡写画的那幅水彩，画里，母亲在屋前喂鸡，父亲走在去黄坪的路上。但如今看着，父亲却像爷爷，看着看着又像我，也许有一天，还会像我儿子。这条弯弯曲曲的路，从家门出来，沿山脊伸向苍茫的地平线，以前看着短，现在却觉得长，仿佛没有尽头。
儿子已拉出行李箱，很快，我们又要上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