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手机相册里，保存着一张上世纪70年代的黑白照。这是我记事以来拍的第一张照片，也是我们家最早的合影。
我清楚地记得，这照片是大姐出嫁的第二天拍的，那年我6岁。因年代久远，照片有些泛黄，局部略显模糊，所幸头像部分清晰可辨。照片中，我和哥哥并肩站在前排，身后高我半头的是三姐，怡然自得地坐着并露出浅浅笑靥的是二姐，后排是我的父母亲。比之母亲的正襟危坐，父亲的表情轻松自然，嘴角还微微上扬。四十年光阴倏忽而过，近日翻出这张照片，猛然间触动了我对儿时的记忆。
一
相片上的我胖嘟嘟、憨乎乎的，与外表儒雅却脾气急躁的哥哥相比，我天生胆小内向，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像个女儿家。应该说，我这性格是随母亲的。
母亲的家族曾经十分显赫，上三代都是“担书箱”(读书人)，传承到我姥爷时，正值民国初年，当地势力盘根错节，我姥爷不幸裹挟其中，家境逐渐衰败，后遭人陷害而早早离世。姥姥时年二十岁出头，迫于生计，便携母亲改嫁。新家庭中男丁众多，年幼的母亲不懂事，时常惹出是非，于5岁时被姥姥寄养到一远亲家。缺乏母爱的哺育，母亲变得性情内向、沉默寡言。
母亲先后生过5个女孩，夭折2个，村里有人断言我母亲这辈子没有男孩生。当时的农村，重男轻女思想十分严重，谁家媳妇没生男孩，不仅自家公婆不待见，还要遭当地人嘲讽欺负。总算苍天有眼，我母亲硬是争了口气，生下了哥哥和我。母亲生我的过程是寂寞与痛苦相伴。那时通讯极不方便，尤其在偏僻的农村，有事靠托人捎口信。我父亲当时在外揽活，并无固定住所，家人无法知晓他的行踪，父亲对我即将降生毫不知情。有道是母子连心，母亲对我的到来心如明镜。孰料我出生前半月，母亲出现早产症状，担心临盆时发生意外，奶奶劝母亲上医院待产，母亲却一口回绝，她说自己心中有数，不用害怕。其实母亲不愿上医院还另有隐忧，家里家外的事情全仗她一人打理，几个桌高凳矮的孩子更离不开。在预感我到来的前几小时，母亲把自己收拾干净利索，把所需物品准备得一应俱全，然后嘱咐大姐去请村里的接生婆，自己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那一声清脆的啼哭。
二
为讨个好养活的吉利，母亲在我出生后，便依了乡下的习俗，把我寄名给同村的彭婆婆家，从此我比同龄伙伴多了个奶娘。
儿时的记忆中，奶娘是村里少有的慈眉善目之人，对人极为和气，每次看到我，总是心肝肉儿地叫，犹如亲生一般，而对自己的儿子媳妇，稍不顺意则拖腔带调地骂。看来，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亲的人，是每个凡夫俗子的通病。奶娘对我家非常关照，每到农忙时节，我母亲中午常顾不着家，就拜托她帮忙打理杂务，她从来没有二话，总是不等托付，都主动帮搭。母亲待她也不薄，但凡有口好吃的，宁愿自己省一嘴，也要送她一份。
我参军后，奶娘每次见到我母亲，总是笃信不疑地说：“伢子今后有出息的，能给你争气呢!”“阿婆，借您的吉言托您的福，伢子今后出息了，一定会孝敬您!”母亲每闻此言，都是极为开心的回应。后来我当上了军官，可奶娘没看到我出息的那天。后来母亲每每提及奶娘，总是神色怅然的叹道：“阿婆要还活着，见到你出息了，不知该有多高兴!”
我生下来时，母亲奶水不足，情急之下想出一个法子：她将平时节省下来的糯米、芝麻、花生、大豆掺和一起，洗净晾干后，先在铁锅里炒得香香脆脆，再小把小把放入石磨辗成粉末，掺入开水调匀后加少许白糖，就成了香甜可口的米糊。可是好景不长，我吃了这米糊后，嘴里长出一层厚厚的白癣，每次喂食时都哇哇直哭。当时不知究竟，现在来看委实简单，就是米糊吃多上火、缺少维生素所致。
上世纪50年代，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很多志愿军官兵就因长期吃炒面，严重缺乏维生素出现夜盲症。为治好这白癣，母亲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的土方，只要得空就去附近的小溪捕捞一种小鱼，回来煮汤喂我。这种鱼拇指大小，赤黄色，繁殖力不高，生命力顽强，能在缺水的环境下成活很久。因数量极少，母亲每次颇费周折才能捞到几条，也不知是否得益这鱼的功效，我的白癣居然治好了。母亲后来常笑我小时白白胖胖，讨人喜爱，就是吃米糊的缘故，并用很认真的口吻说道：那时的糯米、芝麻、花生可全是家里的宝贝，搭配在一起营养不比现在的奶粉差呢。我得意地笑道：这叫傻人有傻福。
三
大姐15岁跟父亲在外搞副业时，我才3岁，母亲要去生产队挣工分，每天有忙不完的活，照看我的任务落在二姐身上。等二姐上了小学，我就跟着去学校，成了她甩不掉的尾巴。二姐在教室里上课，我就在门口玩耍，偶尔把小脑袋凑近门缝，看看教室上课的情景。
学校有个姓周的男老师，城里人，对憨憨的我极为友好，常把我领进他的宿舍，今天给我个苹果、明天给我根香蕉……在那个还吃不饱饭的年代，这些水果可真是稀罕物，以至后来每次去学校，我总眨巴着眼到处找周老师。光景不长，母亲对我跟着二姐去学校仍不放心，便托人给学校打招呼，给我正式报名入学。就这样，懵懵懂懂的我成了一名小学生。母亲这一高明之举，确实为她省了不少心，却让我提前品尝到学习的枯燥，特别是对数学的恐惧。
一年级的数学老师姓彭，是一个身材娇小、外表秀气的女老师，课堂上的严厉与她的形象并不相符。每天的数学课我如入梦境，完全不知所云，作业更是一片涂鸦。彭老师总是用蘸满红色墨水的笔，在每道题上打一道“X”，最后再划上一个大大的“鸭蛋”(零分)，以至每次发回作业本，我总是偷偷地翻看，生怕引来同桌的嘲笑。对我数学常吃“鸭蛋”的表现，连老师都深感不安。有次她遇到我母亲，未待我母亲开口，就极其歉意地说道：“你家伢子数学太差了，我打又不敢打，骂也骂不得，真不知如何才好?”母亲没上过学堂，不明白我数学差到何等程度，但从老师深切的忧虑和自责中，看出一丝端倪，也意识到过早把我送进学校，给老师带来的麻烦，于是一脸歉意地回道：“彭老师，伢子还小，家里没人照看，交2块钱学费就当买个座位，没学好不会怪您的。”
糟糕透顶的数学，让我留了三个一年级，后来上了高中，数学这块“短板”依旧没有补齐。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迷惑不解，自己对数学为何如此不开窍。如今想来，有所谓的天纵英才，也就有天资愚钝，我算是后者吧。所幸语文成绩还不赖，小学有三个年级因语文老师担任班主任，我还当上了班长。此时让我想起五年级的数学周老师，他是从县城交流到乡下任教的，长着一副特别瘦长的身材，同样瘦长的脸颊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的眼镜，同学们背地里叫他“眼镜”。那时我的数学虽已摆脱常吃“鸭蛋”的窘境，但也一直处于“低洼地带”，但周老师对我十分宽容，可能考虑我担任班长的缘故，经常让我课后找他开小灶，但我却碍于面子从不敢去。临近小升初考试，周老师找我谈话，勉励我数学争取考到60分，上初中就完全有机会。结果成绩出来，数学59分，我如愿上了初中。
多年来，我对这位气度儒雅的周老师心存感激，他讲课总是循循善诱、如沐春风，从不轻视成绩差的学生，对错题的批改总是云淡风轻地划道横线，让人感受到一种润物无声的力量。
四
一大早，天刚泛起鱼肚白，我揉着惺忪的睡眼，正准备去牵牛啃草，母亲叫住了我，说父亲马上回单位，让我跟着一块去。
儿时的印象中，父亲长年在外，农忙时节才回家，平时话语不多，对我们从不娇惯也不打骂，在家里威信极高。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理解父亲这种不苟言笑的秉性，懂事后才慢慢有所体悟。
父亲三岁丧父，从未享受过父爱，早早背负起家庭的重担，饱尝了生活的种种艰辛，沉重的压力让父亲变得沉默寡言，他根本无暇顾及对我们言语上的关心，而是把满腔炽热的爱埋藏在内心深处。
在母亲的劝导下，我鼓起勇气跟着父亲翻山越岭走了二、三十里地，才到父亲所在的采育林厂。林厂隐匿在崇山峻岭之中，四周苍翠葱笼，一条盘山公路蜿蜒曲折犹如银蛇伏地，潺潺的流水声随处可闻，偌大的厂区抬眼可见的是堆积如山的木料。在这里，我第一次认识了东风牌大卡车，认识了野兔、狐狸、山雀等小动物，认识了浑身长毛带刺的板栗，还有各种酸甜可口的野果子……
我时常蹲在一旁，看着浑身上下油渍斑斑的司机，躺在车子底盘下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捣捣鼓鼓，我喜欢听汽车马达发出的春雷般的轰隆声，也喜欢闻那种刺鼻又暗香浮动的柴油气味，我十分好奇这庞然大物为何能在马路上飞奔……
父亲整天忙忙碌碌，大多数时候我独自一人在厂区玩耍，到下班时间便跟着父亲去食堂买饭。这大食堂的米饭，是经过清冽甘甜的山泉浸泡，从竹制的蒸笼里蒸熟的，颗粒分明，晶莹剔透，松软可口，一口咽下去，齿缝间就有了余香，连呼出来的气味都带着饭粒的清香，以至于每天的饭点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父亲从来没有过问我的学习，仅有的一次就是这段时光。那天我趴在桌上写作业，父亲不经意地过来瞧了一眼，我原以为会得到他的表扬，未料父亲却批评我写字姿势不端正，令我十分沮丧。
期间还发生了一件糗事。不知是水土不服还是其他原因，我出现便秘，一时又不敢告诉父亲。经过两三天的痛苦煎熬，那天下午我终于崩溃了，在厕所里放声大哭起来，被厂区一个阿姨听见，赶紧叫来父亲，父亲得知情况后并没有立马送我上医院，而是用一种不知从哪学来的土办法，他将湿滑滑的肥皂切成小块，使劲往我肛门里塞，我痛得呲牙裂嘴却不敢哭出声来。经过几天的折腾，倒也治好了这毛病。
几十年过去，回想起那个暑假，是我与父亲单独相处最长的时光，虽然父亲对我胆小木讷的表现并不满意，我对父亲的感情依旧又敬又怕，但我对外面世界的认知倒是增进了一层。
五
村边那条小河，犹如上帝造化的一只魔方，给儿时的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快乐。每到炎炎夏日，小河就成了我们的水上乐园。太阳刚挂上半空，我们就一头扎进清凉的河中，嬉戏打闹，比试水性，我们变换着不同的泳姿，时而半浮在水面，露出白花花的肚皮，时而潜入水底，扯一把碧绿绿的水草……直到大人在家叫唤，太阳快要偏西，才不情愿地爬上岸来。
不过，看似平静温柔的小河，也有大发雷霆的时刻。在我儿时，先后闹过两次大的洪灾。一次在我4、5岁左右，听母亲讲那年的洪灾历史罕见，方圆数十里的村庄，全部淹没在汪洋大海中，汹涌的洪水冲垮了房屋、毁坏了庄稼，碗口粗壮的大树连根拨起，每个村子除几名青壮年留守外，其他举家逃难，去投靠外地的亲戚朋友。
那天，父亲挑着一担箱子，里面装着米面菜油，我和哥哥分别坐在箱子上头，在跨过一条沟渠时，父亲不慎摔了一跤，肩上的担子滑落在地，箱子上的我顿时掉入水中，父亲的第一反应是连忙扑进水中打捞箱子，这一幕恰好被一熟人看见，他一边大声责怪我父亲，一边跳进水里把给我救上来。父亲给人解释，孩子一时半会出不了事，可箱子要被洪水冲走，一家人的吃喝该咋办?母亲给我讲述这段经历时，还明显带有对父亲很深的埋怨。其实，那一刻父亲心中的无奈与辛酸，事隔多年我犹能触摸得到。
发生第二次洪灾时，我已10岁了。那次父亲正好不在家，母亲独自一人带着我们四姊妹，眼见洪水淹没门前的小路，又一寸一寸涌进家门，关键时刻母亲表现出的胆魄和勇气，至今让我感到钦佩。她带着我们从容有序的收拾好家里物品，妥善安顿好猪牛鸡鸭等牲畜，在得知乡政府派渡轮协助村民转移时，把二姐叫到跟前，嘱咐她带着弟弟妹妹去投奔大姐，她留下来看家。当时我们都放声大哭，紧紧拽着母亲的衣袖，不让她留下。后在邻居的规劝下，母亲才下决心带着我们离开。等我们跟着逃难的人群挤进船舱时，四周白茫茫一片已成泽国，船舱里人满为患，大人个个神情悲戚，小孩撕心裂肺的哭闹声，更是搅得人心惶惶。因去往大姐家的路已经淹没，母亲只好领着我们暂住在一远亲家。恰好这一天，大姐在对全家人的记挂中产下一男孩，小名就叫“河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