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女人，矮小，瘦弱，齐耳短发，面带菜色。稍稍与众不同之处是她喜欢把裤管和衣袖都捋得高高的，人显得很精神，再就是脸上常常挂着浅浅的笑意。
打我记事起，上街下院、左邻右舍的人都说我母亲很不简单，我的老师和同学、朋友也很羡慕我有这么一个好母亲。可我那会儿并不是很在意，及至我长大成人，结婚生子，我才渐渐感悟出了母亲身上那些不简单的东西，在我日渐珍惜的时候，母亲却日渐衰老了。
自母亲去年病逝后，我一直都想梦见她，但从未如愿。听人说，那是由于举丧时我哀悼母亲的眼泪掉在母亲身上的缘故，为此，我很遗憾。想念母亲时，就只得细细回忆我和母亲相处的那些细枝末节。
●“下半辈子我就姓李”
母亲应该改名换姓的时候，正是李家兴旺的时候，可她坚决不信李。
李家饥寒交迫之际，母亲却又要求改名换姓了。她说：下半辈子我就姓李。
母亲一直都姓刘，按说她早些年从东兴区杨柳桥乡嫁进城里，就应该按照我们这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规矩，跟我父亲同姓，改姓李名为李刘氏了，但我母亲说她有言在先，堂堂正正一个刘家闺女，入不改姓，出不更名，同为父母所生养，凭什么要因你而改姓换名。有文化的父亲依了她，而右舍平平淡淡地称她刘大姐什么的，辈分还无端低了一等，她倒是应和得极其热烈。她三十岁生日，李家侄女极为恭敬地敬她寿酒，平时豁达开朗的她竟一反常态坚辞不受：哪个请她叫我李幺娘呢?我又不姓李。父亲讪讪地，很有些哭笑不得的尴尬。
父亲生病，众人见她这么年轻，怕她有其他想法，便怂恿李家侄女在我父亲的病床前大声武气地喊了她一声“李幺娘”，母亲第一次认可了这称呼，轻轻点了一下头。
日渐一日，父亲的病愈发重了，众人也就愈发为这个即将破碎的家庭担心，又怂恿李家侄女在父亲临终前小声小气地喊了一声“李幺娘”。没想到母亲竟高声应和“哎”。
父亲含笑而终。
母亲三十九岁寡居，膝下六个儿女，年长的十六岁，年幼的仅三个月，时正值1961大荒之年。
那年我五岁。
因为贫穷，大哥、大姐和我在同一天辍学。
我大哥是被搬运站的何师傅直接从内江六中的课堂上接到搬运站的，当天下午，何师傅交给他一年破旧的架车，并且耐心地教他如何使用。
我大姐正在学校的操场上上体育课，当她被通知到市邮政局报到上班的时候，她手里还提着那双舍不得在挑高的沙坑里践踏的自己的布鞋。
而我则是被母亲直接从幼儿园抱回我家隔壁刘婆婆的小黑屋里的，在路上，我对母亲说，我们正在排练《歌颂英雄王二小》的节目，我演王二小。母亲告诉我，因为家里穷，你只得在刘婆婆这间小屋里演王二小了。
我大哭。母亲说我很想在这里守着你哭，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晚上都得挨饿。说完她转身离去。走得飞快，并且不断用衣袖擦眼泪。
我曾经在大学里很认真地读过雨果的《论贫穷》和卢梭的《忏悔录》，并且深深地被大师们那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诚以及智慧之光所折服，但雨果把贫穷的根源归于不上学不读书我觉得失之偏颇，我认为饥饿寒冷从来都是鱼和熊掌的关系。而卢梭的“忏悔”，大多起于情感，止于情感。我常想，倘若这两位大师曾经生活在1961大荒之年的中国，其人品的高度和作品的厚度将远远超过自身。
母亲生养了我四十余年，只动手打了我两次，而且都是在1961年艰苦年辰。
第一次是因为一团米饭。当时在全家人的午餐中，只有年幼的妹妹有资格吃上那么一小碗米饭。那天中午，我哭闹着不再吞咽那由包谷面、麦麸子和糠三位合成一体的饼子，尽管母亲想了很多办法将那饼子猫儿狗儿的变着花样，有时还放上几颗糖精，点缀一点色调，但那干燥和粗糙却是无法再加工的。就在母亲不屑于搭理我时，我突然发现刚刚吃完饭的妹妹的嘴角旁还沾着那么一小团饭，于是我伸出手，抓过那团饭，飞快放进嘴里，继而慢慢咀嚼。就那会儿，我的脸上重重地挨了母亲一巴掌。这还不算，母亲问我：今天我为什么打你?我说，不就是因为那一团饭吗?母亲又给我一巴掌，她说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低下头，我说母亲你继续打我吧，我知道我错了。
第二次是在那年那个寒冷的冬夜，因为怕冷，我悄悄从妹妹脖子上解下了她的围巾，那围巾是妈妈用棉纺厂丢弃的线头为妹妹钩织的。结果我自己倒是温暖了一个好觉，可妹妹却因此受了凉，第二天早晨便感冒发烧。那次妈妈很愤怒，她一边打我，一边骂我，她说你是当哥哥的呀，她说你是一个男人呀。
不久前，我写的那篇《一段不便触及的往事》文章中，不较真实地写出了儿时我因家贫穷而受苦受难的窘况。那时候我肚子痛，哭着找母亲，母亲说：屙屎清热解毒，快去屙屎。后来我脑壳痛，哭着找母亲，母亲还是说：快去屙屎。再后来我的脚跟被玻璃划了一条大口子，鲜血直流，我哭着找母亲，母亲仍然说：快去屙屎。最后我因伤口感染，住进医院，母亲才告诉我：不是我们不知道看病吃药，是我们家根本没有钱看病吃药。
就在我的病床前，母亲长时间呆望着她的六个儿女，很难得地轻言细语给我们讲了很多话。她说她一直认为这苦日子很快就会过去，所以每逢我们过生日，她手头再紧，也要给我们买个鸡蛋，目的就是祈愿这日子快点滚走。她说现在这日子已经没有办法滚走了，她只能……
第二天早晨，她去了威远。有人早就介绍威远县委的一个干部同母亲见面。
下午，母亲从威远回来，背着我们对李家侄女说：他还是一个党员哩。他还是一个书记哩。他怎么能够只要我两个儿子?其他的，他竟然说得出口，叫我送孤儿院。李家侄女抱住母亲：刘嬢嬢，这可是你的一条生路啊!你这么年轻，可要想好啊。母亲放声大哭：你还是叫我李幺娘嘛，下半辈子，我只姓李。
●“大伦的头发该剃了”
夜深了，劳累了一天才回家的母亲例行清点已经熟睡的儿女，她一边用手摸索着横陈在床头前的系列脑壳，一边用口报着123456的数字。那天晚上，她摸错了……
汤圆又要去了，他说新都很好玩的，他舅舅家的后门就是公园，要想看老虎、猴狲什么的，只需要把门闩这么一拉——他做了一个拉的动作。接着他又十分沮丧地说他舅妈怕他一个人去公园，上班前老是用一桶水挡在门后，他提不动那水，因此就开不了那门。我很想说汤圆你真是笨到家了，你完全可以用瓜瓢把水一瓢瓢舀干，然后再开那门。但我不能说，我怕汤圆知道了办法会改变我们同行的主意。我只对他说：我们一起去自贡，我想办法弄开那门。
接下来的工作很繁忙，我先对四个哥姐说我今晚要去老师家补习功课，很晚才回家。让四个哥姐各自把我骂得红梅花儿开之后，我又拿出我的8分晚饭钱买了两只白糖冰糕，一支给我的妹妹，叫她今晚在家里代表妈妈例行点名时，悄悄把我放过。另一支给了汤圆的妹妹，叫她今晚顶替我的位置睡觉。我之所以忍口待客，舍弃自己的晚饭钱，贿赂两个平时我最烦眼的小女孩，其原因完全是为了母亲。我怕她会在疲惫的下班之际，又拖着疲惫的身子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把我寻找。我原本打算实打实地告诉她我要去自贡，但我根本无法面谒于她。要知道母亲在天黑之前是很少归屋的，她整天东奔西忙，一会儿当城西街三委的居委主任主持居民大会，一会儿成为保险公司招聘业务员到处招揽保险业务，一会儿又作帮工佣人帮人家洗衣做饭挑水打扫卫生，一会儿还以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法庭陪审员的身份迈进漂亮的会议厅和坐上威严的陪审席。我大哥曾在他的一篇作文中，把母亲比喻成一只飞快旋转的螺陀，他在文章的结尾处哭诉着请母亲这支终日旋转的螺陀停一停，歇息歇息。而母亲则笑着说我哪里敢停，哪里敢歇息。我停不下来，也歇息不起。我就担心没人用鞭子抽打我，使你们无钱读书无钱吃饭无法生存。而九岁的我对母亲的感受远比打个浅薄，我当时心目中的母亲，就是那个每天早晨一边梳着头，一边根据我们六个孩子的不同年龄段，分发给我们8分至两角的中餐和晚饭钱的女人，就是那个每天晚上一边用手摸索着横陈在床头前的系列脑壳、一边用口报着123456数字的女人。
从自贡回家的那天下午，我对汤圆说，你真笨，其实我早就知道怎样移动你自贡舅舅家里挡住后门的那只大水桶。汤圆筋涨地回骂我：你妈才笨，把我妹妹的脑壳当成你的脑壳，脸红连男女都分不清楚。一旁的大姐狠狠搡了我一把：你知道妈妈当时怎么说?她说大伦的头发好长，该剃得了。明天记着多给他五分钱。
我低下了头。
●“我还要当个好居委主任嘞”
母亲搂住我，眼泪大滴大滴地落在我脸上。不多一会儿，寂静空旷的铁匠街，又响起我们母子俩的笑声。
铁匠街杨疯子家又出事了。起因是无米下锅，缺粮断顿，老婆孩子一起闹， 杨疯子旧病复发，一发则不可收拾。
杨疯子是武疯子，牛高马大的，很有力气。他把他老婆和孩子用一根绳子捆住，自己提着木棒审问他们，要他们说出偷他们家里的米面的特务汉奸是谁，现在你们把他藏在什么地方去了。他老婆开始想用自己的怒骂来解决问题，后来见杨疯子愈发地“正气凛然”，不到黄河心不死，于是把于是便张家王府地应付，北京上海地支吾，可杨疯子则又当了真，非要拉着老婆孩子到张家王府对质，北京上海找寻。没奈何，他老婆只得使出杀手锏，苦苦哀求一旁看热闹的邻居：快去找刘主任。
闻讯，母亲一手拉着我，一手提着一袋米。急急忙忙往杨疯子家里奔。
以至深夜，街道两旁的路灯全部关闭，狭窄的铁匠街十。望去，但见那木板门上的污渍就像传说中的妖魔鬼怪大小不一狰狞恐怖的脸，旁边那残缺不齐的门缝就像他们手中挥舞的刀戟，我说妈妈我好害怕。妈妈捏捏我的手说，妈也害怕，妈拉你出来就是让你保护妈呀。我挺挺胸，大声地咳嗽几声，但心里仍然不停地打哆嗦。我问母亲：人家咋不管杨疯子?母亲说：人家不是居委主任的嘛。我说你就不当居委主任了吧，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去杨疯子家。母亲说你才十岁，你不懂。有很多事情，哪怕不关你的事，你都会丢不下。
已经被长时间吵闹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杨疯子全家见着母亲和我，一下子全来了精神。杨疯子老婆首先挣起身子，根据以往的惯例，指着我母亲对杨疯子说：就是她，就是她偷了我们家的米面。要在平时，杨疯子这会儿就该很威风地走过来，威逼我母亲把米面交出来。然后我母亲就装出战战兢兢的样子，把从家里带来的米面交给杨疯子就算了事。可今天偏偏有我这个已经十岁的小男人在场，使得杨疯子格外警觉，他可能觉得要拿回这袋米面首先必须得把我制服，于是，他趁我还没有在他老婆指控我母亲是“偷儿”的糊涂中回过神之际，甩掉手中的棍棒，突然冲过来，狠狠地给了我两巴掌，一脚把我踢向墙角，然后飞快地抢走了我母亲怀里的那袋米。
屋子正中，杨疯子解掉了他老婆和儿子身上的绳索高高举起他的战利品——我家的那袋大米，跳跃着，欢呼胜利。
墙角，母亲紧紧抱住我，眼泪大滴大滴地落在我身上。杨疯子老婆颤巍巍不断地摸索着我脸上鲜红的十指印，嚎啕大哭。我一把掀开他们，冲至杨疯子面前，大声地喊：疯子疯子。杨疯子哈哈大笑：我是疯子咋个?疯子总比贼儿子好!
母亲从墙角走过来，轻轻拉住我的手，慢慢走出屋外。
杨疯子跟在我们身后，不停抽泣。
身后正叽叽喳喳着看热闹的人群中，突然飞出一句十分刺耳的话：要说疯子，刘主任才是疯子，蚀财蚀米的，娃儿还挨打!我抬头望望母亲，母亲表情很平静，她回过头，对杨疯子老婆说：别送我们了，你快煮饭给他们吃。杨疯子老婆坚持把我们送到铁匠街口，她说下一次杨疯子再发疯，哪怕是他用绳索勒死她们娘俩，她都不会再麻烦我母亲了：刘主任你倒是大人大量的，可别伤害你娃儿。说着说着，她又哭了起来母亲拍着她的背安慰她：这次怪我考虑得不周到，带了我儿子来，下次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说话间，杨疯子老婆突然下跪地上，抱住我母亲的双腿说：刘主任，这辈子我该怎样报答你呀。母亲扶起她，缓缓地说：你千万不要嫌弃你们家老杨，其实他心里比我们都苦。
回家的路上，我对母亲说：你不当这个居委主任行不?母亲一下子乐了，她抚摸着我红肿的脸颊说：我还要当一个好居委主任嘞。我说你今后还是带着我去挨打吧。母亲说要得。
寂静空旷的铁匠街口，响起了我们母子俩的笑声.
一月后的一天夜里 ，母亲又带我去孤寡老人王婆婆送生活补助费，王婆婆家的小天井又黑又滑，母亲怕王婆婆摔着，直是叫王婆婆不要出来给我们掌灯照亮，结果她自己却扎扎实实摔倒在地上。左腿胫骨粉碎性骨折，看见母亲在地上痛的呲牙裂嘴、王婆婆着急得原地打转的情景，我急中生智，一口气跑到离此不远的杨疯子家，上气不接下气地拉着杨疯子和他的老婆就往王婆婆家里跑。
杨疯子拉着我母亲，杨疯子老婆牵着我，杨疯子的儿子搀扶着王婆婆，我们一行六人急急忙忙朝医院奔。
天很黑，风很大，我抬起右手，一边挡着那直直吹响脸上的干冷刚能的风，一边擦着眼眶不断涌出的泪水，杨疯子老婆不住安慰我：你妈妈这么好，不会有事的。我对她说：我不是因为妈妈哭。她站住，惊讶地望着我：那你为啥哭呢?我说：我是为了……
那会儿，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哭，心里只觉得热乎乎地，大冷的天，感到很温暖。
●短命的丝光袜
那双袜子是银灰色的，在早晨7点半的阳光下有丁点儿发蓝。可就在晚上，母亲对我说：你赶快把剩下的那只袜子给甩了，你今后有没有穿袜子的命完全靠你自己决定。
我终于在12岁那年生日的清晨拥有了一双自己的丝光袜，那是我家邻居刘婆婆送给我的，她说她以此感谢我帮她挑了足足两年的杂货摊子。我问她这袜值多少钱哪?她说值 一元四角四分。当时我伸伸舌头，天!这足够我一个礼拜的伙食钱。
我比试着那丝光袜，那袜是银灰色的，在早晨7点半的阳光下有丁点儿发蓝。使劲捏在掌心，它便缩成很小一团，柔软、清凉;再徐徐展开，又呈流线型状，挺括、舒畅。这东西真的是属于我么?我可以放进我专用的衣服纸盒里么?我可以穿着它四处溜达么?一时间，我有些昏昏然。
母亲说：留着，过年穿。
我仍然昏昏然。
“来嘛，我给你修修脚趾甲”。母亲极不耐烦地找来了剪刀，突然，她“呀”的一声尖叫起来：你的脚!
我满不在乎地晃动着我那双满是冰口、伤痕的脚：这有啥呀，平时我们都是这样的。
母亲怒气冲冲地在我身前走来走去，大声呵斥闻声赶来的哥姐们：大伦没鞋穿了么?他平时怎么不穿袜子?哥姐们低着头，都悄悄地往后缩然后再一针一线地着脚。直起身子，母亲已是满脸泪水，她一声不吭地从她的衣箱里找出她平时最金贵的已经是半新旧的平绒布鞋，比试着我的脚板，又找来针线，先在鞋跟上栓紧那超长的一节，然后再一针一线地紧着后帮。
上午体育课，朱老师要教我踢球，我说我脚痛。朱老师疑疑惑惑地看着我，说你这小子平时有事无事都撒野，今儿个怎么斯文了?我暗笑。偷眼瞅瞅脚下正油沁沁发着蓝光的丝光袜和套在丝光袜外面的母亲的那双很好看的女尸平绒布鞋。
下午看电影，我问邻座同学王明孝：你知道电影票多少钱一张?王明孝说纪录片5分，故事片8分，加演的不算，学生票减半。我翘翘脚：你知道这一双丝光袜要值多少场电影?王明孝看看我的脸，又看看我的脚，突然大吼一声：好哇!你竟敢一个人穿鞋子，而且还穿鞋子。他一边动口，一边动手，三刨两爪地扯下我那双原本松松垮垮的两只布鞋和一只丝光袜，并顺势向身后抛去，灰蒙蒙的不远处，马上传来一群男女同学的尖叫。借着银幕的反光，我看见我母亲为我特制的那双布鞋正在电影院的东南西北处被无数双手抛来抛去，好像两团黑色的精灵在白茫茫的天空舞蹈。在同学们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叱骂声中，我的那只丝光袜早已无影无踪，
我挣起身子，向牛高马大的王明孝扑去。
银幕上，杨各庄的的乡亲们正簇拥着喜儿和大春，怒斥黄世仁，欢庆着解放。银幕下，我死死揪住王明孝的头发，哭喊着：你还我的鞋子，你赔我的袜子。
晚上，班主任王老师带着王明孝及其家长和一群同学到我们家办“斗私批修学习班”，学习后的结果是要我和王明孝检讨认错。王明孝说我没有错，我同大伦有约在先，等哪一天我们两家人都有钱了，我们再一起穿鞋袜。我说我也没有错，这鞋子是我妈妈的，这丝光袜是刘婆婆今天早晨才送给我的。一直沉默不语的母亲突然怕冷似地全身颤抖不已，她抖抖索索对大家说：孩子们都没错，是我们两家的大人错了，是我们两家人太穷了。我骇极，一把抱住母亲：妈妈，我再也不穿鞋子了，再也不穿袜子了。
三十年过去，《白毛女》已经由当年的黑白故事片演变为现代芭蕾舞剧进而又成为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舞剧经典之作，王明孝的高大身躯也早被滚滚东流的沱江所淹没，那种极为柔软、清凉、舒畅、挺括的丝光袜也为晴棉丝三者结合的材质所替代，可我依然记得1967年5月13日那日子，记得学习班后母亲单独对我讲的那两句话——
你赶快把剩下的那只丝光袜甩了。
你今后有没有穿鞋袜的命完全靠你自己决定。
●“他们比你更需要照看”
母亲最终还是放弃我们而去了西昌，那里，有她这个居委主任管辖的300多家贫民下乡的儿女，她说他们比你更需要照看。
傍晚，天下着雨。
大大小小的雨滴在灰蒙蒙的我不停地天空背景下灰蒙蒙地掉在我家瓦屋顶，随即又跌下屋檐，在乌黑的阳沟里溅起朵朵乌黑的雨花。
明天又要回乡，又要去过那种消沉颓废的日子。自打上山下乡当知青那天起，我便厌烦那日子。
我不停地抽着烟。
母亲对我抽烟历来厌恶。她说她当年同意嫁给矮个、秃顶的父亲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不抽烟。知道么，杨柳桥乡的周善人家财万贯，败就败在他那杆烟枪上。你一无工作，二无钱，三未成家，自家身子骨又这么虚弱，你抽哪门子烟哪!我说母亲你说得对，但你知不知道那乡下活路有多累，我们心里有多苦。母亲说你少给我说这些花呀骨朵的，我看见你抽烟，心里就烦。
为了不使母亲和我都心烦，我一直背着我母亲悄悄抽烟。
天黑尽了，雨仍然下着。
巷口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连忙摁灭烟，用手挥挥尚在眼前弥漫的烟雾。
母亲回来了。她浑身湿漉漉的，双手抱着用她的雨帔裹着的一包东西。任雨水在她的发际上不断滴落。她笑哈哈地分派我：这是给你们生产队长买的牛奶酥;这是周妈妈托你买的内江酱油;这是王大爷风湿止痛膏。说着说着，她顿住了，用双手扶住我双臂，悄悄对我说：对了，下个月我又要参加市里的知青慰问团上山下乡去慰问，我想去你们双河。
我苦笑，下乡一年了，她总是说要来看我，可从来没成行过。
“这次是真的”!母亲大概看出了我的不屑，声音明显低了下去。回过头，又默默走出巷口，走进雨中。
家家户户的灯亮了，原本大大小小的雨滴在光与影中呈条形状下泻。
十分钟后，母亲再次回到了我身前，浑身依然湿漉漉的，更多的雨水从她的发际滴落，她轻拥着我的后背，悄悄在我的上衣口袋里放进一个小包，然后摩挲了几下我的头发，叹口气，转身进了厨房。
我从衣袋里掏出母亲放进的那包东西，漫不经心地揭开包在外面的那张油纸，如同雷击一般，我一下子惊呆了——那是两包香烟，两包双鹿牌香烟。
我把两包香烟放进行囊，从那晚起，我没有再抽一颗烟。
第二天我便回到了乡下。
那一次母亲确实是内江市知青慰问团的成员，不过她依然没能来看我，也没有到简阳飞龙乡去看我的三姐和四姐。她最终是去了西昌，那里，有她这个居委主任管辖的三百多贫民下乡的儿女。她说那些穷人家的孩子也是孩子，他们比你更需要照看。
●“妈妈教我一支歌”
母亲63岁入党。在她面前，我算是老党员了。但母亲一直用她毕生对党的热爱教着我一支歌，教着那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
母亲出生在冬月，她说她注定要过一些冷浸的日子：那时候，我爱人病亡，六个孩子都还小，孤儿寡母的，全靠党和政府……
不知什么时候起，无论会上会下讲话，或是亲朋好友相会，母亲总爱这样开头。
我们就嘀咕：母亲你换个开头好不好?比如说全国人民怎么样，全县人民怎么样。爱人病亡，娃儿还小这本身就是个辛酸事，经你这么一说，好像成了你的特长和优势一样。母亲正色道：我是怕你们忘本哪!那时候，你们父亲早亡，你几个都还小，全家孤儿寡母的，全靠党和政府啊。这不，她又借势说开去。
母亲是在她63岁那年入党的，那天下午，在县委党校，当白发苍苍的母亲同一大群男女青年一起举手宣誓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回家后，母亲欣喜地把她的党费缴纳证拿给我看，并且很动感情地说：这多亏了你们几兄妹。
这辈子我们几兄妹对母亲最好的报答可能就是帮她写入党申请书，从参加工作起，母亲就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她的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材料草稿加上正文，已经有了一尺多厚。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她总是那么巴心巴肝地想入党。及至我们六个儿女在她苦口婆心的教诲下全都提了干，入了党，她仍然还是“白丁”一个。我们劝她：你都是当婆婆的人了， 还要那么高的追求做啥?每逢这时，她就很生气，说我们瞧不起她：怎么了，辛辛苦苦把你们盘大，倒还嫌弃妈了。而且是哪一个儿女劝她，她就自然剥夺那个儿女给她写入党申请书的资格。在我们家的几个女婿中，母亲最喜欢她的那个三女婿，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写的字特别工整，是那种带点美术的楷书，就因为这，他帮母亲写入党申请书写得最多。我们几兄妹在家庭会议上比拼那个最得母爱之宠，结果总是三姐夫获胜。每到这时，我母亲和三姐夫就一声不吭，只是脸上都笑咪咪的。
母亲入党宣誓回家的当晚，她就关起门来写入党的心得体会。那几天，她常常在半夜叫醒我，问我一些比较复杂的汉字读音和写法，十天后，她的大作大功告成，迟迟疑疑交给我，并让我给她提意见。我一看那标题就“扑哧”一声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含辛茹苦，全家幸福，子女个个成才。我说母亲。你是歌颂共产党还是怎么来着。母亲说，我是写的大实情呀!细读此文，我们几兄妹都百感交集，没有多少文化的母亲对党的认识竟比我们这些大学文化什么的深刻许多，其间流露出来的爱慕之情真实得如同文章的标题，明明白白，敞敞亮亮。
那年冬月初五是母亲七十岁生日。忙碌数日，我们几辈人都在那天为她献上了各自的孝心。母亲都高兴地领受，并且说要回送我们一点她的心意。我们都劝阻她，说你老人家辛苦一辈子，这点拜寿钱你就留着慢慢花，贺礼寿食什么的你就留着慢慢享用。母亲闻言，笑而不语。这下，我们心里更是着急，生怕自己尽不了孝心。私下里，大家都表示，无论母亲给我们任何一个人的钱财，这个人一定要原封不动地退还母亲，让母亲高高兴兴满满意意地过好她的生日。
晚七时正，母亲召集她的二十二个子孙于我家客厅，要大家陪坐她拉家常，看电视，大家说着，笑着，闹着，变作法儿让母亲高兴。七时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结束，城市电视台点歌节目开始，就在此时，我家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三排醒目的综艺大字——社区干部刘玉华在她七十岁生日的今天，告诫自己的二十二个子孙，永远不忘党的大恩大德，一辈子跟党走!紧接着，在字幕闪现的后面，《妈妈教我一支歌》的歌声响起——
妈妈教我一支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支歌从妈妈心里飞出
这支歌……
全场静寂，泥塑木雕的我们热泪盈眶。
是夜，我辗转难眠，难以入睡。夜半起身，恭录下文天祥《邳州哭母》名句：母尝教儿忠，儿不违母志。清晨交与母亲，母亲细细读过，沉吟半响，用手抚着我肩背道：儿哪，你送妈这生日礼物，妈感觉最金贵。
●母亲的绰号
一俗一雅两个绰号，折射出母亲黯淡的个人身世和明亮的社会人生。
在母亲的灵堂前，熟悉母亲的社会各阶层人员自发地聚在一起，共同编撰出了母亲的碑文：我们的母亲刘玉华，她把一生的慈爱都献给了她的亲人们和那些亟待扶助的贫民。
自打母亲1956年当上居委主任起，几乎是上下左右男女老少都叫她“刘主任”。市委书记在台上颁奖：请刘主任领奖;人民法院陪审团审案：请刘主任发言;居委会之间互学互访：请刘主任主持;同事邻里琐事求助：请刘主任帮忙一口一个“刘主任”，什么的叫得十分顺口。及至后来母亲当上了城西劳动调配站的正式干部，大家仍不改口，仍然如此这般随随便便亲亲热热地叫“刘主任”，很有一点开口熟，见面亲的感觉。
母亲喜欢这称呼，她说做啥事都需要人具体打理，那个打理最细的人就是主任。我从小对主任的印象就是像我母亲那样的齐耳短发，面色疲惫，裤脚和袖管都捋得高高的妇女，及至进了中学，看见学校里那个年轻又漂亮的政教主任时，我嘴里竟咕哝，惊奇她如此粉红着一张瓜子脸，蓄着一条长辫子，衣笼袖裹的，怎么还敢叫“主任”。
我小时一直以为母亲生下来就是自然的刘主任。后来觉得母亲会是永远的刘主任。你瞧，大家都这样叫她，她自己也应和得那样高兴，没想到她人到老年竟被自己的孙子起上了两个绰号，而这两个绰号都流传得甚广，且一直伴随着她离开我们，离开人世。
第一个绰号是“小萝卜头”。
因为腿疾，母亲晚年很不方便出门。每天清晨她总是在照顾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告诫我们认真工作，注意冷暖。然后再抚着墙壁一跛一瘸送我们离开家门，一当我们身后的房门挡住了她注视我们的视线 时，她马上就柱着拐杖，飞快挪至窗前，把头伸出窗外，再次向我们挥手告别。挥手的同时，嘴里大声喊：过马路注意安全呀!直至我们的背影在她的视线中完全消失。更多的时间，她伫立于窗前，双手抓住冰凉的铁栏，长时间向外张望，望埋葬着父亲的苏家桥那方天空;望期盼她前去扶助的那些贫民的来路;望她的儿孙们下班放学回家的脚步。那形态与神情与电影《在烈火中永生》里的那个渴望自由、渴望飞舞的“小萝卜头”十分相似，再加上母亲幼年丧父，中年丧夫，一生都在为解决全家人和周围贫民的温饱问题劳累奔波，个人生活十分不幸，于是，我那在电影公司工作的侄子在母亲70岁生日那天试探性地叫出了第一声母亲的“小萝卜头”的绰号。母亲听后，笑而不语，过后，她对我说：那电影，我看过。
第二个绰号是“佐罗”。
自母亲在王婆婆家的小天井摔断右腿后，她起身动步什么的总是不经意地往左挪动。加上她有那么一副仗义行侠、扶危救困的热心热肠，因此又被我那侄子冠名为“佐罗”。母亲开始不知究里，那天同我闲谈，突然问我一句“佐罗是谁”?我大笑，随后细细讲解于她，她听后，呈现一副很有成就感的表情，但随即又十分谦虚地说道：这有啥，人嘛，你管他左挪右挪，只要能挪出一些好事情。
今天，关于“小萝卜头”和“左挪”的传闻已经成为历史，“刘主任”也于2000年8月9日同我父亲一起长眠于苏家桥。但我们这些她的孙后辈和很多经她扶助的贫民仍然记得她，仍然记得她墓碑上的两行碑文：我们的母亲刘玉华，她把一生的慈爱都献给了她的亲人们和那些亟待扶助的贫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