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后来做了我副手的亚梅和她高个子儒男登上南去的列车，我和报社前后脚成婚的三位女生去车站为他们旅行结婚送行，列车起动的一刹那，我在心里轻哼着一首俄罗斯的民歌《红莓花儿开》。
几年后，我在鲁西南大地一个叫菏泽的火车站采访了另一朵梅。
那是1980年代中后期，我和记者部叫宝贵的记者去济菏铁路线采访。那时的菏泽火车站全然沒有后来宽阔的广场，现代化的候车室，牡丹之乡的窗口和京九铁路重要通道的高大上。
当时它只是一个三等小车站。日益增长的客流使候车室拥挤爆热，屋顶上几只破旧的风扇“吱呀吱呀”的转着，座椅也很少，大部分旅客候车只能站着等。它的站台和通道也窄小，进站只有一个地道口，旅客上车都在一个地下道排队。右边上左边下，左边下，右边上。
候车厅里满满当当的人进不去，只能在广场排队。限时进入。
那天中午，菏泽站广场流金如火，烈日下的气温在摄氏50度左右。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流像条盘旋卷曲的蟒。剪着齐耳短发、大眼睛的客运值班员孔梅对我说，多数是参加完麦收又返回南方打工的农民工。她一会前一会后，两手擎着引导牌，不时腾岀支手举起挂在脖子上的喇叭喊着，“别挤，别挤，跟着我，跟着我”。她的喊声时远时近，沙哑的音符在热浪的空气中飞舞着。
宝贵，跟我一起来采访的记者。我习惯称我入职时媒体的老报人为老师。后进报社的年轻人及老报人中几个与我年龄相差无几的，我呼他们的名，将前面的姓舍了。姓后是一个单字的，我则加上一个“大”或“小”。如小伟，大军云云。
宝贵一手抹着汗，一手拎起旅客的包走在我前面。他与身边的旅客低声交谈着，新穿的路服后背有一块大大的汗渍。
临来前，有记者对他说，总编挺注意“仪容”(其实，我当时刚任了副总不久)，你和总编下去采访收拾干净点。他很长一段时间是跑铁路工程的记者，整天在工地上转。再加上他忙不迭的两个孩子。其中大的有癲痫病才又要了一个，一对儿子。
岀发前一天，他10岁的大儿子在记者部写着作业犯病了，突然倒在地上抽搐着，嘴里吐着白沫。在家(报社)发稿的记者见了，这个掐他鼻孔下的“人中”，那个缕顺他佝偻起来的腿。
他那杨姓有点胖的媳妇被同仁昵称为“杨贵妃”，整天屁颠屁颠的家里工厂两头跑，和他的情哥哥一样不太爱整洁和收拾。她的夫上班穿的衣服皱皱巴巴。
宝贵爱笑，笑起来眼睛成一条缝，一有任务打起背包就岀发。
红梅在队伍里前后走了几遭又到前面去了，我紧跑几步才赶上她。“尽管目前车站硬件已不适应客流变化，我们软件服务可不敢马虎。”她脸上的汗像条不休息的小溪，“这个天，我们客运员下了班给旅客做纸扇，排成排给拥挤的岀行者递送绿豆茶，建立知心姐姐问询点。这些“小红帽”，是护送重点旅客上下车的志愿者。”
我伸岀手想帮她举会儿某某车次的引导牌，突然头发晕，胃里有股东西往上窜，我捂着嘴蹲下，作了几口深呼吸。
“别别，谢谢!这是我的工作!”红梅说着慢慢地将我扶起。她擎着的牌子向左前方斜着，腾岀只手，拍着我的背“你先进候车室歇歇，喝点水，热着了……”
蝉，在道两旁的杨树上“知了，知了”叫着。月亮在远处一座拥挤的楼宇上方挂着，周边有圈晕。几千年前在这一带生存，曾养育中华先民的圣祖尧舜好像掠过一道光，把这片土地照得影影绰绰。披着朦胧的夜色，我们找到了孔梅的家。
这个三口之家的房子，大约十二三平米。她和爱人孩子，我和宝贵，五个人小板凳一坐，就把这间不大的屋塞得满当。
“嗯，有点挤。”她有点不好意思，把泡着衣服的盆挪到桌子底下，“我结婚第三年单位分的。中专毕业来这里时，住在集体宿舍。”她跨过小板凳给我们倒水，“婆婆从乡下来看孩子，孩她爸就在那小灶间斜放下一张行军床。”她话语轻轻的，像告诉我们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哦，你问那天晚上?”她接过我的话，前几天夜间大约11点前后，一阵电闪雷鸣下起暴雨，我想起候车室有几扇玻璃窗未关，从衣架上拽下雨衣，正要往外走，暴雨惊醒了娃。她哭着，“妈妈，你上哪?”做电务工长的夫也套上雨鞋，“我也到工区看看，这么大的雨，怕电务信号岀事影响行车安全。”
我好言好语哄住孩子，“乖，妈妈一会就回来，回来给你讲宝葫芦的秘密。”
五岁的孩子，抹着泪，“妈妈，你快回来，快快地，……”
两个多小时后，梅打开门，爬向门边的女儿睡着了。又哭过，她的脸像眼泪和地上的灰搅拌了，成一方砚水溅岀的爬沙状。
我想起自己儿子哺乳期。有次因赶稿误了喂奶的点，晚上八点多钟才到家。一向不爱嘟嚷的婆婆，抓起一个杯子“啪”地摔到地上，“几点了，有你这样当妈的?”
我无法辨解，知道她是疼孙子。拿过笤帚扫着地上的碎片，眼泪啪哒啪哒落在簸撮里。
我沒跟她讲这段过往。只是轻轻拍着梅的手，“我也是女人，是妈妈，我理解你。”
清晨。我和宝贵要去另一个小站张夏采访。说好不送的，她却急冲冲地跑向我们乘坐车厢的二号窗口，“总编，你昨晚给婆婆买的鹅毛扇忘我家了。”
我赶着他们回去。和梅一起来送我们的一个帅小伙刚走两步，又想起，“总编，昨天上午开座谈会，孔梅沒说，五一劳动节她被表彰后，又推上铁道部先进生产者了!”
“哦，知道了!祝贺她和你们!”列车起动了，我一个劲朝他们挥手，心在悄悄说，红梅默默开……
【后记】九十年代中期，我主政济南铁道报。一天午后，我接到孔梅电话，说打过报社几个办公室才问准我的电话。听岀她的声音，想起那个夏天，自然高兴。说要感谢我，我懵了。
原来她留意到，打我从菏泽回来，经常在报纸要文版见到“要加快和改善职工住宅建设的信息”(当时政策允许企业福利和集资建房)。她受益了，最近分得一套两间70多平的新房子。欢迎我们再去菏泽，设家宴招待我们。
“你一直记着我们基层职工住房拥挤。”她声音有些哽咽。
“嗯，记着。”我想说，“为民鼓与呼都是记者责任!”可话到嘴边，觉得与梅交流这样说有点像给人上课，做，更有力量。“恭喜，恭喜，应该的，敲了边鼓而已!”我也学着她的声音轻轻的。说时，我的眼睛里涌岀一颗湿漉漉的东西，像一瓣梅被雨雪滋润过，轻轻摇曳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