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里，父亲是一个忙碌的人。他的忙碌，与他的工作有关。
当年，父亲高中毕业，到县里去学习放映几个月，得了个农村放映员的工作证。从此，父亲与电影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白天忙，晚上也忙，一直到我从师范学校毕业，顺利当上了小学教师。
父亲当村里的放映员没有工资，只有一个名份。自从当放映员，我们所在的村，只有父亲有资格放电影，其他人是不能放的。这是不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我也不得而知。
放映员工作很是辛苦。几乎所有的电影都在晚上放映，因此，父亲只有到了晚上，才去放电影。于是，父亲便成了白天黑夜都忙碌的人。白天，他忙着将电影器材从这个屯搬到那个屯，晚上，还得去放电影。我们所在的村，只有五个屯，屯与屯之间，都有三四公里的山路路程。有时候，父亲也会顺从民意，到别的村去放电影。村与村之间没有修通石砂路，只有山路，父亲只能用扁担挑着电影片、汽油等物品，前往想要放映的村屯。几天后，父亲还得将已经轮流播放完了的电影片拿到镇上的电影站去换新的电影片子回来，周而复始。伴随着父亲的，是那辆28寸的凤凰牌自行车，风里雨里，一年又一年。从80年代一直干到90年代。
我们村有五个屯，有场地放电影的也就两三个屯，场地都是充分利用学校教室或者是队里以前用来囤积粮食用的仓库，仓库很大，能容得下两三百人。而大部分时候，是屯里统一包场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播放电影，让屯里老老少少都能够看到电影。每次一听说有电影看，整个屯的人特别是我们小孩子，都兴奋得不得了。那种感觉像是过节日，干活也干得特别有劲，做事情也做得麻利，读书也读得认真，我们小孩做家务活也会上心。
那时候，乡亲们口袋里没有钱，没钱也打断不了乡亲们想看电影的欲望。每年的9、10月份玉米、黄豆等收获时节，为了让大家能够看上一场电影，屯长便组织屯里的青年人组成工作组，挨家挨户地去收玉米或者黄豆，以筹够能够播放一场电影的玉米或者黄豆。收的数得按照当时的黄豆和玉米的价格来算。然后，将数目分担到各家各户。于是，每到秋收季节，屯里便有一组人员，专门收取播放电影所需要的玉米或者黄豆。于是，这家1斤，那家7两，走完全屯百把来户人家，积少成多，也能够攒得一两袋玉米或者黄豆，这些东西，就是换取给屯里所有人免费放一场电影的报酬。
为了能够看一场电影，村民们都非常支持工作队的工作，不到半天，便将放电影需要的玉米或者黄豆都筹集好了。然后，再联系父亲，何时放映，放的什么片等等，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那时候，由于人多地少，家家户户分得的土地就少。因此，分田地时，是以棵数分的，每个人头都以山地和平地两种田地来分，以种玉米的棵数为准，除了超生的小孩子不分给田地外，屯里人均总共1400棵，约0.4亩左右。田地少粮食一般都不够吃，每年的三四月份，玉米正在抽穗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缺粮。不但缺粮吃，屯里没有一部电视机，倒是有几家有山花牌收音机，能够听到广播，但也没法满足群众的文化娱乐的需求。缺衣少粮，物质贫乏，精神生活也没有着落，能够看一场电影便成为每个村每个屯的群众的一种奢求。
那时候，父亲放的电影片子几乎都是打仗片，都是《上甘岭》《南征北战》《小兵张嘎》等红色电影，也有一些其它故事片。放电影时，屯长便从村头到村尾地扯着他的大嗓门，告诉屯里人今晚放电影，电影片名，什么时候开始放电影等。屯长的喊话像是往寂静的春池里投进了石块，顿时动荡不安，骚动起来：喂猪的加紧喂猪，还没吃饭的加紧吃饭，刚从田里干活回来的，也赶紧洗脸吃饭，拿起凳子，三三两两，直直往操场上奔来。
操场上，父亲正在忙着将幕布拉上，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加入到拉幕布的队伍里来，正好，操场边有两棵正在茁壮成长的香椿树，两棵香椿树之间的距离不偏不倚，正好能够挂上幕布。不一会儿，幕布就拉好了，父亲也忙着将线连接到喇叭上，从专门的箱子里拿出放映机，放到桌子上，做好放映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大家都会各自找位置坐好，小孩子们则在顺着电影还没开始，相互追逐打闹。大人们则凑在一起，说着家长里短。
放电影前，屯长总会在话筒里说一些话，算是开场白，什么都有，先是说一些党中央会议精神，再讲公粮哪户没及时上缴，要及时上缴;哪家的鸡被偷，希望以后大家要做好防范工作;哪家的小孩经常到池塘里玩水，家长要做好监督……最后，父亲接过话筒，喂喂喂地叫着，说，今天放的电影片叫《南征北战》，希望大家找位置坐好，放电影时，不要大声说话……
父亲放电影，需要有发电机、电影放映机、喇叭等器材。起初，每个屯包场放电影时，各屯都会派一些年轻力壮的青年人来先抬走器材，到晚上，父亲只要人到场去放映就行了。后来，放电影越来越商业化了，香港武打片等对市场冲击很大。于是，父亲放的电影，也跟着走市场化了，放电影不再有包场，都是在学校或者仓库里播放，自己卖票收费。票价起初是5分，再到1角，然后到5角，1块等等，每场电影的票价一路飙升，父亲的电影事业也一路顺风顺水。由于有放电影这份工作，家里的生活一直都过得很好，至少，父亲每次去换电影片子，回来时，都会给一家人加菜：一斤五花肉、一斤油豆腐、一斤韭菜、一包面条，这些食材成为了我家加菜时的必备品。我和两个妹妹的学杂费也有着落。一家人的日子就在父亲的操劳中，过得还比较滋润。
为了能够找到多一点的生活费，父亲隔三差五地到镇上去租用电影片子。一场电影播放下来，除去租电影片子的租金、发电机的油费等费用，父亲一场电影也能够获得20块钱左右的收入。再加上每部片子都会一个屯一个屯，3、4个屯去轮流放映，收获也不少。起先，是父亲一个人，后来，放映机更新换代，换成16毫米放映机，母亲也跟着父亲去放电影，一个守门，一个卖电影票，等到来看电影的人员基本入场后，父亲才让母亲守门，去放电影。读五年级时，我也被父亲拉去，让我专门放电影。我也很乐意做这份工作。毕竟，能够一次又一次看电影，是我最快乐的事。但有时候，回来时都会是午夜1点钟左右，常常睡不够。第二天，我常常起得晚，因此也常常迟到。如果不想迟到，得加快速度，翻过两三道山梁，才及时赶到村完小去上课。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各家各户开始买得起电视，电视机的普及，给电影市场冲击很大。再加上年轻人都陆续外出务工，留守山村的村民越来越少，父亲的电影事业步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每一场电影放映下来，前来观看的村民越来越少。特别是有电视连续剧的时候，父亲基本上都没办法放映，因为没有多少观众。父亲的收入也随之减少。
父亲在当时可算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只要父亲走到哪里，都会有人迫不及待地追问父亲，你去拿影片了没有?今晚到我们屯来放吗?如果正好是父亲去搞宣传的，整个屯子便立刻就会沸腾起来。不一会儿，屯里的男女老少，都知道今天晚上有电影看，并且做好了今晚的各项工作安排，甚至全家加菜，以示庆贺。
放电影的工作，让父亲风光了大半辈子，他的大部分光阴，都是在和电影的相依相伴中度过的。而我们这些乡村里走出来的年青人，大都在电影的耳濡目染中渐渐长大，渐渐走向新的时代，走向信息迅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在光怪陆离的电视剧和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快乐地畅游，人们的生活更加多元化。电影也渐渐地从人们的记忆中变淡。父亲的电影也渐渐地被人们从记忆中淡去。
不再放电影的父亲，也不闲着，他被那些同他一样年纪的朋友拉去搞起了建筑，一天下来，也赚个百来块钱。一家人的生活，也基本有了着落。
父亲的大半辈子，就这样散文一般活着，一段段、一句句，都抒写着他生活的酸甜苦辣，每一个阶段都略显零乱却始终朝着美好生活的方向奔去。于是，我和两个妹妹都在他的操劳下长大，各自成家。
如今，父亲在乡村，仍然继续着他那平静淡泊的田园生活：留守一份土地，春来播种，秋来收获。还养马、养牛、养些鸡。
父亲的大半生，犹如一篇散文，不需要惊心动魄的情节，也不需要华丽的词汇，平谈如水，却令我回味无穷。我读着读着，有时候，也会独自潸然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