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兰桥，河溜，是与故乡南北相望的他乡，中间是静静的芡河。小时候常常在芡河边的浅滩，戏水、寻贝，遥望面北的对岸，或绿或黄、或远或近、或高或低的一片，于是便很是好奇，好奇外面的世界似乎也很大，大到远不止我的村庄，远不止我的玩伴。心里也总想着，可否踏过水，迈过河，到对岸看看，看看那里的野花，尝尝那里的野草，问问那边是否也一样有叫着“小毛”“小芳”的孩子，也会撒泼吗?也会打闹吗?这些镜象合着耳畔的风、眼前的水，轻轻柔柔的，却也总是模模糊糊的。河的那一边，便成了既熟悉又陌生的远方。
后来渐渐大些的时候，听到的、记着的事也就多了起来，我知道了对面清晰可辩的村落，知道它们也有悦耳的名字，郭咀子、石咀子……再远些的地方居然叫“莲花”，就更是觉着好奇，我家的这边叫“藕塘”，“藕塘”里的“莲花”怎么开在了隔河的对岸，那“莲子”结在了哪里?几个小伙伴还为此高谈海论，但总也没有定论，嘻笑着、推搡着，扯着草、撒着土……
孩子的世界总是抽象而童趣的，大人们却不一样，他们的眼里可没有那么些稀奇古怪，唯美浪漫也只能是炊烟弥漫的青灰，芡河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距离”，嘴里常念叨的也总是“隔河千里远”，一衣带水的心理距离总也抵不过摇船推水的艰辛，跨河北渡赶河溜大集可是件大事。那时的河溜是乡人心中繁茂的集镇，一次充满仪式感的远行，往往要从早早的起床开始，顶着青蓝，约上同村，拖着哗哗的水声，待到天色破晓，方可抵达对岸。因此在乡民普遍的记忆中渡河乘船可不是轻松的经历，掌舵的船家也总是不放心的反复叮嘱，不要乱动，要均匀的坐开，即便这样，口口相传的乡印中，也总是少不了翻船伤人的往事。
苦是真苦了些，但较之他地，赶河溜似乎还有一种特殊的踏实，中国传统的乡村，宗族亲情是流淌在乡民血液里的认同。河溜葛姓颇多，而我家乡的村子也多为葛姓，“莫欺堂”是我们共同的堂号。这便是一种天然的联系，大人们的世界里赶集之外应该还有一种特别的思念。遇上天气突变或事情耽搁而不能渡河返回，也总能毫不生疏地住在那边葛姓的村子里，那边的族人也总能备上简单的酒菜慢慢地煨上一宿，土黄的酒壶，奶白的酒盅，倚着不远处的河水，相安相融。河的那一边，慢慢的丰满并立体了起来。
初中毕业后，寻着村里许多乡里的足迹，我踏上了去河溜的求学之路，河溜中学成了我人生的一个驿站，深深的烙在心底。两年的寒来暑往，一个人，一辆二八大杠，郭咀、石咀、莲花、房楼，以及路尽头的河溜。家里一个年长的哥哥也总是饶有兴趣的跟我说起他记忆中的河溜往事，河溜集上三大姓，葛姓是为首，在河溜有人问你姓什么，你就说姓葛，不会有人欺负你。颇有种“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的绿林豪情。但不知真假，我也无需去验证，校门外的喧嚣里，我没说过，当然也没人问过。倒是每次的渡河，我依然记忆尤新，那时每逢周末休息，下午放学已近傍晚，当我赶到芡水河边的渡口时，通常已是很晚了，暮色压着冰凉的河水，对岸是黑漆漆的一团，我心里一惊，大声喊了几下，没人回应，摆渡人已收浆回家，瞬间几滴泪水不经意的滚落，这是我第一次对“隔河千里远”有了真切的记忆，那种感觉多少有点绝望。后来一个晚归的打渔人把我带到了摆渡人的家里，一个瘦高的老人，估摸着已有七十来岁，虽瘦但很矍铄，和老伴住在两间红砖灰瓦的厢房里，卧房连着灶房，灶台傍摆着简单饭桌，此时已布满了浓郁的饭香，老人看着我，推搡着让我吃个馒头，我赶忙拒绝说等着回家，老人见此，便放下手中的碗筷，出门扛起船桨，领着我来到河边，摸索着把我送过了河，还反复嘱咐我，天黑，看点路，慢点走，别摔着了……之后晚归的许多次，老人也总是不顾自己的不便来渡我过河。那时常觉着芡河是被老人用力拉窄的水湾，更是深深的淳朴与爱心。
多年后我大学毕业的那年暑假，从河溜一个同学那里回家，想着再过次芡河，也顺便看看老人，厢房还是老样子，红砖灰瓦，没有破败迹象，只是老人少了些当年的精气神，河边的渡口也已不在，老人也早已不做摆渡人了，可是老人说船还在，还要送我过河。我说时间还早可以赶往隔壁的“黄咀”渡口，走这边就是想看看您，老人坚持要送，我也不再推辞，浆声、水声，还有河水里柔美的水草……似乎都在凝望，一个船尾的摆渡老人，一个船头的渡河人，打不开话题，也无法言别，可终究还是成了诀别，后来的这么多年也没再从那里渡过河了。只是每次回老家上坟，伫立河边时也总会向着对岸望上几眼，想着对岸的那些坟堆，哪座会是和蔼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