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天文历法讲座》一书，系作者张闻玉教授在南京师大讲课时的讲稿充实而成。
本书包含了张教授和他的导师，共三代人，长期从事天文历法研究的丰硕成果。把古天文历法至近代几乎成为绝学的学问起死回生，并丰富了内容。
早在四五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依然可以通过观测天象，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转和气候变化，以及草木的荣枯、鸟兽的出没，发明并形成了历法。几千年来遗存的，关于古代天文历法的文献资料，成为民族的宝贵遗产。并且，成为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代表了当时的世界领先水平。
张闻玉教授的先师张汝舟教授，运用古汉语知识和考据方法，并结合现代天文学的新成果，建立了古代天文历法的科学研究体系。由此，一扫这一领域的诸多疑惑、阻碍，开辟了新的局面。如：对于诗经中的《幽风·七月》，《大戴记》中的《夏小正》，以及《礼记》中的《月令》等，都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新解释。
张闻玉教授亲承师泽，曾撰写了《古代天文历法浅释》，在高校作为教材。并在此基础上补充修订了这部《讲座》。这也是对张汝舟天文历法研究成果的系统介绍，以及张闻玉教授的补充。
既然是关于天文历法的讲座，自然离不开二十四节气，因其联系的紧密。所以，这部书专门在第4讲中，重点介绍了其相关内容。
张闻玉教授在《讲座》一书的前言中，首先申明：本讲“我直接引用了冯秀藻、欧阳海两位专家《二十四节气》中的若干材料，但只有这样，才能让本书显得更完整”。但至少，张闻玉教授承认，冯、欧阳两位先生的介绍，他本人是认可的，且觉得比自撰更具优势，所以引来一用。
在《讲座》的这部分，张闻玉教授格外突出了冬至这一节气的观测意义。
因为在古代，冬至是作为一个天文年度的起算点而存在的，如同民间说“冬至大如年”一样。
为此，作者在这一讲伊始，就指出，二十四节气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先进耕作制度，它源于对气象条件所进行的，精密的观察和研究。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发现，先民们产生了时令的观念。《山海经》记载了先农观察太阳升落位置以定季节的材料。而观察太阳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就是人为的立竿见影之“土圭测影”。
从出土的甲骨文中可见，殷商时代就已有了早期的土圭。通过长期测日影的实践，认识到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还可以对闰月的设置加以规律化的安排。
在今天的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周代的时候就建立了一座测景台，这相当于一座放大版的石圭，以后历代都在此测量，以测量太阳照在地球表面的位置。
冬至点是指，冬至时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冬至的时刻确定的准确与否，关系到全年的预报。
《大衍历议》中指出，以夜间直接测量中星的办法，来求出此时太阳在星空间的位置。进而求出冬至时刻太阳所在的位置，即冬至点的位置。
由此，还可以依此推算出夏至，乃至春分、秋分时，太阳所在的位置。由此建立起了二十四节气的坐标体系。
以后，人们还把冬至的这一作用上升到哲学层面，作为阴阳转换的重要节点，进一步强化了“冬至大如年”的天文意义。
《讲座》第4讲通过对冬至点的确定，分析了二十四节气的起源，以及由此生成的二十四节气。此外，第4讲还介绍了如“三伏”、“九九”等节令，分析了二十四节气的意义和作用。当然，节气在过去几千年里，主要还是用于指导农业生产，包括播种、收获等田间管理。
本讲还从天文学的角度，分析了节气的分类，四季的划分，平气与它气等专业知识。对于七十二候，作者提出了新的见解。
作者认为，七十二候是观察气象与物候的经验总结，凝聚了先人的智慧。但科学的进步，越来越证明了这当中认识上的局限。比如，有的候应名称不通用，难以理解;有些物候，现象不科学;有的候应的意义，无法观测或晦涩难懂。如今，人们已经习惯于通过测温来判断天气的变化，七十二候的观察方法可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所以，作者明确表示：“现代的一般历书可以删去七十二候了”。
这些见解都来自于作者扎实的天文历法知识和长年的实践经验，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