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转眼已逾古稀，于我而言最值得回忆的莫过于军旅十七年，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莫过于入伍当年的那场病——与死神失之交臂。病魔无情人有情，我的生病经历，可谓既可怕又温馨。
那是1969年初夏，结束新兵训练，我分到贵州一个山区部队，没到半月就出现寒战、高热。开始以为是感冒，也没在意，哪知，吃了退烧药出一身大汗，浑身轻松，可一个小时不到又周身滚烫，一量体温，仍是40度以上。有时神情恍惚，连战友们背出背进都不知道。后来只好住进卫生所。屡治不愈，医生们也是束手无策。记得有一天晚上来了许多地方医生，是卫生所请当地县医院来会诊的。他们进行了体检、化验和摄片，最后结论是肺、肝、肾都有问题。按照他们制定的方案治疗，好几天仍不见好转。最后决定送重庆大医院治疗。因为驻地距火车站不远，一天晚上，医务人员轮番将我背到火车站。睡在卧铺上，如同躺在冰窟窿和蒸笼里，时冷时热，把护送的军医折腾得一夜无眠。第二天早上抵达重庆火车站，由上级单位派车把我送到七医大(后改为三医大)大坪医院。
开始住在普通病房，记得当天晚餐每人有半只烤鸭。难得的加餐，个个病人都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却连望一眼的力气都没有。据后来病友告诉我，当时我人瘦发长，面无血色，连当时非常稀罕的烤鸭都不吃，肯定凶多吉少。后来是什么时候、怎样转到急救室的，我毫无知觉。直到我清醒后，发现一个人躺在一间房子里，治疗台上摆满了盐水和药品，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脚几根管子在输液。之后还输了几次血，抽了几次胸水。后来医生告诉我，我的病，开始也是诊断不清，经过多次检查和会诊才确诊为“金黄色葡萄球菌败血症”，病根与我入伍前在家脚上生的那个疖肿有关。经过药敏试验，这种病菌对很多抗生素不敏感，只有“新青Ⅱ”有效。当时算是高档药了。每3个小时打一针，再加上链霉素和其他药物，每天要打十几针，臀部到处都是针眼、硬结，就像麻蜂窝似的无处下针，后来只好改在上臂注射。医生还告诉我，入院不久我就发生“感染性休克”，情况非常危险，能不能救过来他们也没把握。该病区上半年收治两例与我患相同疾病的人都死了，我之所以能活下来，医生分析，可能是我过去没有用过药，对药物还算敏感，再就是年轻、思想单纯等。想想真是后怕，算是捡回了一条小命。住院治疗45天，痊愈出院。
我住院的主管医生姓陈，是一位女大夫，40来岁，个子不高，态度和蔼可亲，说话轻声慢语，总是面带微笑，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就是她把我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她几乎天天围着我转，经常晚上到病房来看我，说，你寂寞难耐时就瞎唱唱，还把她自己学习的政治书籍拿给我解闷。当我能进食的时候，因为是吃“特食”，即下一餐吃什么，要提前半天由护士征求我的意见，记录后交到食堂。我因为来自农村，饮食单调，不知道要吃什么，护士就报许多主食和菜名供我选择，我也不知道选什么好。有一次，陈医生告诉护士：“你要把各种主副食的材料、做法，仔细给他介绍，然后再让他挑选，每顿不要重样。”这样，我就能够吃到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美味佳肴，这无疑对我的身体恢复起到促进作用。有一次需要到一楼放射科抽胸水，电梯坏了，她和一名女护士轮流背我上下楼，看着她们满脸的汗水，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陈医生请理发员到病房为我理发，理完后她高兴地说：“我们小宣还蛮精神呢!”还有一次我的病情刚刚稳定，医院晚上放露天电影，她和护士用轮椅推着我去观看，中途还不时问我能不能坚持。
在我病重期间，每天都有首长模样的人到病房来看我，这么年长的军人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们都慈眉善目、温文尔雅，对我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特别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女领导，看到护士正在给我喂早餐，她就接过去一勺一勺地喂，还给护士边讲边示范。当时我感觉她就像祖母一样亲切。
我生病是不幸的，差一点就命赴黄泉，但我又是幸运的，是军队、是那么多好人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像陈大夫那样的医务工作者，他们爱岗敬业、对技术精益求精、视病人如亲人的工作态度，是我一生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