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刚进入大别山，邓小平就为中原局起草了给所属各部队的电报，对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坚持大别山斗争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特别强调：我军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是我们树立良好形象，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31日，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大别山区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反动派“清剿”“围剿”，红军曾三进三出，这里的人民曾经拉锯式地受到反动派的屠杀和迫害，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对这支部队“敬而远之”。得不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无法在大别山站稳脚跟。邓小平和刘伯承分析后认为，人民群众之所以有顾虑，不敢接近部队，主要原因是怕部队再走。因此，邓小平和刘伯承指示部队多打胜仗，用实际行动向群众表明决心，获取群众的信任。特别是在严整军纪方面，要求全体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9月上旬，邓小平和刘伯承主持召开紧急干部大会。邓小平指出：部队纪律不好，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而政治危机必然带来军事危机，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我们纪律不好，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跟别人走呢?现在，群众还不理解我们，对我们能否站住脚还有怀疑，不敢接近我们。我们要多打胜仗，坚决执行群众纪律，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他对所有进入大别山的部队“约法三章”：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财物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要求所有干部、战士互相监督，严格执行，并指示成立了执法小组，严厉惩处违反纪律者。
25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致电中共中央，结合大别山部队的实际，提出在大别山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上作了一些修改。27日至29日，邓小平和刘伯承主持召开各纵队旅以上干部会议，解决指战员思想认识上存在的问题。邓小平特别指出要解决部队纪律松弛的问题，他说：“部队纪律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大别山根据地创建和巩固问题，必须把它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去抓。能否坚决执行，关系到我们在大别山能否站得住脚，能否生下根……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要带好头。”
10月13日，刘邓野战军司令部机关到达黄冈总路嘴镇。邓小平在街上发现一名军人刺刀上挂着一捆花布，一捆粉条，腋下还夹着白纸和几支毛笔。当即指示查明此人此事。得知是直属警卫团一名叫赵桂良的副连长从无人看管的店铺里拿了这些东西，因为当时该地老百姓都已经跑光，他想用棉布为缺衣的小战士做棉衣，纸和笔给连里出板报用，粉条给首长改善生活。
邓小平严厉道，我们事先已打过招呼，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要枪毙，这是纪律，要坚决执行。大家都觉得，已经三令五申，还执迷不悟，应该严肃处理。由于这位赵桂良打仗勇敢，立过战功，这次拿东西也不是为自己拿，所以许多人为他求情，请求饶恕他，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那位副连长对组织的处理没有意见，希望同志们从他身上吸取教训，他请求组织，革命胜利后，告诉他的家人，说他是在战场牺牲的。
一些群众也前来为他说情，店铺老板来到公判大会现场，高声哭喊：早知军纪这么严，说什么也不会往山上跑，如果家里有人，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请部队首长刀下留人。乡亲们纷纷求情。负责督办此事的副政委张际春见状再次请示刘邓能否宽大处理。刘邓沉默了很久，最后，邓小平严肃地说：群众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但既已约法三章，就不能说话不算数，失信于民。一个没有纪律的部队是没有战斗力的，是不会得到群众真心拥护的。尤其是在目前的情况下，纪律应该是铁、是钢，而不能是豆腐渣，不能一碰就碎，不能让人们说我们是虚张声势，所以还是要坚决执行纪律。
刘邓的眼里都含着泪水。邓小平说，三国时，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犹抚其妻儿。今天我们也硬要把眼泪往肚里吞啊，应该好好安葬赵桂良同志，按照烈军属待遇照顾他的家庭。一个同志犯了错误，也是我们没有教育好，我们也有责任，对不起组织……
这支铁的纪律打造的威武之师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实现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侯立新)编辑：郭梦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