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人清代显官，莫过于张鹏翮与卓秉恬二人。”
此句出于《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607页“卓秉恬”的人物介绍一文。
卓秉恬，生于1782年，卒于1855年。道光二十四年(1844)，拜文渊阁大学士。去世后，赠太子太保，谥“文端”。
据笔者考证，卓秉恬虽然后来也迁籍他处，但他在岳池度过了少年时代，为官后还回到岳池并留下题刻。即便是暮年已高居宰相之位，仍与岳池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卓秉恬像(资料图片)
诸多资料印证 卓秉恬或有岳池生活经历
笔者初知卓秉恬之人，缘于《岳池县志》(光绪版)对其祖墓的记载。该志的《古迹志·陵墓》记载：“大学士卓秉恬祖茔，在治东负廓金石岩下，后通籍迁葬别所，惟古址徒存。”
近日，笔者偶获《南充地区书画名人录》，亦发现与卓秉恬相关的记载。《南充地区书画名人录》为上世纪80年代南充地区文化局编印的一本内部刊物，该书第63页对卓秉恬其人这样介绍：
卓秉恬[清](1782-1855)，字静远，号海帆，四川华阳(今成都)人，嘉庆六年(1801)举人，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历仕三朝，垂六十年，未尝外任。持身清正，耿直敢言。工书，尤善诗文。嘉庆年间，选辑有著名法帖《快霁堂帖》四卷。道光六年(1826)赴岳池为其师何棻祝寿，题匾“随处足”。又书“灵泉”二字镌刻于后山石壁上，字大过尺，笔力雄健洒脱，自然浑厚，神韵油然。
这段文字让笔者不解的是，“赴岳池为其师何棻祝寿”。《清史稿》和《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均记载卓秉恬为华阳县人，其老师又怎么会在岳池呢?结合其祖茔在岳池的记载，莫非卓秉恬年少时期也是在岳池度过的?
关于何棻，《南充地区书画名人录》也有收录：
何棻[清](生卒不详)号馨葊，岳池县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甲寅科举人，嘉庆六年(1801)辛酉科进士。历任山西绛州(今新绛县)、河津高阳、盐山、怀安、西宁、宛平等县知县，道光四年(1824)调补南皮县(今天津)加捐知州职衔。晚年优游林下二十余年，以训子孙耕读、教授生徒为乐。终年八十四岁。善诗文，工书。岳池县西门外甘佛寺后岩石刻“龟峰”两大字，径丈余，楷书，是其亲书，笔力雄健遒劲，苍老劲拔。
从卓秉恬和何棻二人的介绍可看出，两人有一定的年龄差距，但却是同期参加科举，二人又有着最大的共同点：善工书法。而何棻又是卓秉恬的老师，这大体就可猜出，卓秉恬善书多是受老师何棻的影响，其影响的年限不太可能在卓秉恬做官之后。结合两人的为官经历，两人共事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卓秉恬“历仕三朝，垂六十年，未尝外任”，而何棻则从未作朝官，一直在地方任职。
仅从以上资料分析，基本可以判断，卓秉恬在岳池有生活经历，这才有了他与何棻之间的师生缘分。进一步讲，何棻中举之前，作过私塾老师，卓秉恬便有可能是他的学生。
清光绪《岳池县志·艺文志》还收录了一篇墓志铭，名为《皇清例赠孺人康母李太孺人墓表》，作者正是卓秉恬。
铭文开头便这样写道：“乙巳春，康荷生年侄来京应礼部试，手先孺人事状丐余表阡，余先世家岳池，辛酉、壬戌与其父惺斋公先后入词垣，公旋下世，荷生尝馆于余之家塾，时称道母德，故余知孺人特详。”其大意是：乙巳年(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春，年侄(同年进士之子)康荷生来到京城参加礼部会试，手持他先母生平事迹材料来请我写一篇墓志。我原籍岳池，在嘉庆六年(1801)及嘉庆七年(1802)，与他父亲惺斋公先后进入翰林院，不久他父亲便去世了，而康荷生曾在我家私塾就读，时常称道他母亲的品德，所以我对夫人的情况知道得很详细。
这里的“荷生尝馆于余之家塾，时称道母德，故余知孺人特详”一句也可看出，已在京城做官的卓秉恬还曾经回到岳池，与在卓家私塾读书的康荷生有着深入的交流——若不然，又怎能“知孺人特详”呢?
岳池县翔凤山崖壁“灵泉”石刻，系卓秉恬手迹。
官居大学士
仍与岳池人交往密切
关于卓秉恬回岳池，岳池县的官方史料均无记载，但《岳池县志》(1911-1985)在第182-483页有这样的记载：“翔凤山石刻……清道光元年(1821)，体仁阁大学士卓秉恬题‘灵泉’。”相比前面所举《南充地区书画名人录》关于卓秉恬的介绍，《南充地区书画名人录》说得更详细，只是两者关于卓秉恬题“灵泉”的时间有区别。
结合《南充地区书画名人录》关于何棻的介绍便会发现，何棻是道光四年(1824)致仕还乡的，卓秉恬题“灵泉”处于到岳池为何棻祝寿期间，因此准确时间应该是道光六年(1826)，只是题刻落款中的“六”被岳池人误认为“元”罢了。
据《清史稿·卓秉恬传》，道光四年(1824)，卓秉恬任奉天府丞，因父亲去世，回乡丁忧。按古代丁忧制度，一般是居家3年。也就是说，道光六年，卓秉恬仍处在丁忧期间。在古代，官员异地做官期间，除了为丧父丧母丁忧之外，一般是不允许回家的。
正是这3年的丁忧时间，卓秉恬才有机会常处家中，并与正在卓家私塾读书的康荷生有密切的接触，故而常听康荷生讲其母德，对其母亲的事迹知之甚详。也正因这段时间，才能有机会为自己的老师、时已致仕还乡的何棻祝寿。
根据成都市相关资料，卓秉恬祖上在成都开了个“广益号”酱园，更有歌谣流传：“卓秉恬，卖过酱，道光年间拜过相。”从这里可以看出，卓秉恬祖上是卖酱的，在成都有铺子。康熙年间，岳池县被废50余年，后又复县归属顺庆府。被废期间，岳池县并入了广安州，或许，卓秉恬祖上是在康熙年间到成都开酱铺的，其铺子取名“广益号”，应得名于两地——“广”即指广安州，“益”则指俗称“益州”的成都。另外，清咸丰年间，卓家还在成都棉花街修了一座府第，人称“相府”，同期，卓家还牵头成立了酱园公所。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卓秉恬为康荷生母亲写墓志铭一事。此时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卓秉恬已年过六旬，官居武英殿大学士。而此时的康荷生还没考上进士，其父亲也只是与卓秉恬为同榜进士，且中进士不久就去世了。两人也并非亲戚关系，身为大学士的卓秉恬怎能轻易降下身段而接受康荷生之请呢?除了卓秉恬浓浓的乡情，恐怕很难用其他原因来解释了。从铭文开头“余先世家岳池……知孺人特详”来看，卓秉恬也确确实实是以一个家乡人的身份来认真对待这个事情的。
而卓秉恬的家乡情结，还不止表现于此。《岳池县志·艺文志》还收录了卓秉恬另一篇文章，即《恩赐八品衔例封征仕郎爵一周先生七旬晋四暨德配李太孺人七秩开一双寿》。这篇文章是受岳池人周虎臣兄弟二人之请，写给其父母的寿序(类似于今天的祝寿词)。
卓秉恬在寿序开头这样写道：“周明经虎臣，蜀中俊士也。前年以廷试入都，从余游两载，因稍悉其家事，比者旋里，偕其弟晓霞来征余文，归祝其尊人爵一先生暨尊慈李太孺人寿，言于余曰：‘家君未为世用，功名无可见，而孝义出自性生，所为事类依于道，用乞一言，以荣制锦。’”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读出四点信息：一是岳池人周虎臣，仅是一名贡生;二是周虎臣因参加廷试进京，跟随卓秉恬学习了两年，其实这也只是卓秉恬较为委婉的说法，真实情况大概是，周虎臣在京城这两年，是卓秉恬收留了他，不仅帮他大大节约在京城的日常费用，而且能快速提升周虎臣的学识，扩大周虎臣的“朋友圈”，为其将来的仕途作铺垫;三是周虎臣在京城待了两年，马上要回乡，准备给父母带上一点见面礼，于是便约上已在京城供职的弟弟周晓霞，来到卓秉恬家中，恭请身居高位的卓秉恬为父母写一篇寿序，以光耀门庭;四是周虎臣父亲只是岳池县城的普通百姓，但卓秉恬收留周虎臣这两年里，已从周虎臣那里知道不少关于他父亲的相关事迹，这说明卓秉恬离开岳池多年，依然惦记着家乡，常听他人讲述家乡的事情。
这篇寿序虽没有具体的落款时间，但文中却有这么一句：“次子即虎臣也，登道光己酉科。”这里的道光己酉，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也就是说，写序时间大约在咸丰元年(1851)，此时的卓秉恬，已任武英殿大学士好几年了。作为朝廷重臣的卓秉恬，竟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岳池一名贡生之请，为其父母作寿序，而这贡生的父母仅是岳池县的普通百姓，这背后难道不正是卓秉恬视岳池为家乡的体现吗?
光绪版《岳池县志》收录的2篇卓秉恬文章，均出自于卓秉恬官居高位之后，尽管此时卓秉恬已迁籍华阳县(1965年并入双流县)，但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来看，卓秉恬对“先世家岳池”有很深的情结。
其实，卓秉恬的事迹原本计划收入清代《岳池县志》的。清光绪《岳池县志》关于“大学士卓秉恬祖茔”的介绍中，还有这么一句：“嗣增补县志者直将学士父子载入邑《选举》，兹仍因旧志省去。”意思就是，道光三十年(1850)增修《岳池县志》时，修志的人直接将卓秉恬父子二人(卓秉恬子卓枟，官至吏部侍郎)列入“选举”部分，但因为卓秉恬已迁籍华阳县了，便省去了，于是光绪年间再修《岳池县志》时，也沿袭定版的道光版县志，没将卓秉恬父子二人纳入。而其祖茔因“通籍迁葬别所”，“通籍”也即做官的意思，这也印证了笔者的分析：卓秉恬做官之后才把户口和祖茔外迁。
尽管卓秉恬从岳池迁籍于华阳，但他逝世后并未葬于华阳，而是葬在了北京昌平县黄土村聚福庄。这或许与其儿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卓秉恬入仕较早，长期在京城任职，其儿子也是在京城出生并长大的，对于四川来说，既缺乏生活经历，也缺乏家乡认同感。(胡佐斌 文/图)编辑：郭梦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