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四月初的一天下午，县作协一位同志问我可认识一个叫“毕清泉”的人。略作思考后，我想起20年前在西部地区采访时遇见的一个肥东老乡(名字记不清了)，难道是他?
回家后，我找到当时的采访日记，查看后，果然是他——毕清泉。
2003年9月下旬，我与《合肥晚报》的两位记者组成采访组，奔赴祖国的西部地区采访“西部建设中的合肥人”。
那时在参与西部建设的合肥人中，主要是以肥东的工匠为主。肥东县是“建筑之乡”，常年有近20万人分散在全国各地，其中，在西部地区参与建设的就占一半以上。
《合肥晚报》的这次采访策划，是由肥东人提议的，采访行程中的所有经费，都有肥东某单位提供赞助。
去西部采访的第一站是西藏自治区，去前是检查身体的。就在要去做体检时，我的岳父离世，体检就没做了。到了启程时间，就跟着《合肥晚报》的两位记者一起出发了。到了西藏之后，我们的高原反应很厉害，但谁也没有吭声，依然迎难而上，到达“世界屋脊”城市，平均海拔4450米以上的那曲市，之后，又去了西藏的无人区——尼玛县和安多县采访，总共600公里的路程，来回在路上走了4天时间，从而让我切身体会到什么是“天路”。
按照采访计划，9月12日，我们途经了环境特别恶劣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高山地区——五道梁镇，然后到达采访目的地——雁石坪镇，那里有大本营驻扎在合肥的中铁四局的一支战斗队伍，在雁石坪段参与修建青藏铁路。没有想到的是，在接待我们的人群中，竟然有一位是我们肥东老乡。
尽管是第一次见面，但在异地相逢，彼此都感到格外亲切。在西藏半个月，一直没有喝酒(刚去高原地区是不能喝酒的)，可那天晚上，我却喝了不少的酒，也与老乡谈了很多话题。第二天，就在准备采访毕清泉时，他因一项特殊任务去了格尔木市，需几天后才能赶回。由于还要去别地采访，等待不得，采访毕清泉的计划就此中断。
这一中断，就是20年时间。20年后的今天，有些事情已记不清了。我只得打开当年的采访日记(下面是当年的日记原文)。
2003年9月12日，星期五，晴
一大早，我们就在路边联系去雁石坪的车。可拦了很多辆车，人家就是不愿意带。最后，还是左泽华联系了一辆车，人家要650元钱，才愿意送。无奈，只得如此了。
就在我们上车时，王经理来了。问车搞到没有，听说搞到了车，就给了1000元做路费。
步入青藏公路，我们才松了口气，心情舒畅多了。一是因为道路平坦，二是桑塔纳车，开车的又是汉族人，好交流沟通。一路上，晚报的两位记者说这说那，心情特好。
去雁石坪方向，必须要经过唐古拉山。都说这是一道难过的关口，我们的感觉一直很好，一点不良反应都没有。
在山口，司机将车停下来，我们在两块标有“唐古拉山”的石牌处分别留了影。最后，晚报的同仁感慨地说：“都说青藏公路多么神秘，唐古拉山终于被我们踩在了脚下。”那架势，大有“一览众山小”之威风。
在路上，我们还遇到了军车车队，足有100多辆车，很是气派。司机说，是遇到了部队的运输团。
青藏公路，绕山而行，的确很危险，我们在车上还有点胆怯。
上午10时出发，大约经过6个小时的运行，下午四时许，终于到达铁四局青藏铁路总指挥部所在地。
听说家乡来人，指挥部领导非常热情地迎接了我们，并将我们安置到招待所的上好房间，又叫来医生给我们检查身体。其中，我的血压最正常，只是供氧有点不足。
晚上晚饭前，餐厅里又到了一位肥东老乡。姓毕，是马湖乡人。
晚宴上，一直没有喝酒的我，与老乡干了好几杯酒。当我说晚上要采访他时，善解人意的他说，你们下午刚来，明天一早我主动找你们。临别时，我将所带的半年的《肥东报》赠给了他。
在西藏的铁四局青藏铁路修建指挥部遇见老乡，真是意外。同时，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采访素材。
2003年9月13日，晴转雨，星期天
今天一天，是在中铁四局青藏铁路建设指挥部度过的。
其实只进行了半天的采访，下午休息，是来西藏这么多天来，相对较轻松的一天。来西藏已经半个月，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车上度过的。通过走路，可看出人生之路的曲曲折折。同时觉得每行一段路，对于自己来说，都能发现和了解许多新的知识。
早晨，四项目区的老乡毕清泉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而后，他便去格尔木处理相关事务。
早餐后，我们先后采访了四项目处、一项目处和三项目处，这些大都是合肥人。特别察看了通天河大桥，拍了不少照片，准备回去给相关报刊发一组新闻图片。到了铁四局，本想自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没想到还遇到了肥东老乡。而且两个，即毕清泉、丁太环(当时去了北京参加英模大会，没有见到面)，都是英雄人物，值得大书特书一笔。
上午，还费了很大的劲给报社发了一篇稿件。尽管报社没花什么代价，但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要对得起自己的称谓。
晚上，铁四局指挥部的领导设了晚宴为我们送行。我们自己也喝了几杯酒，感觉还不错。说真的，在外地遇到家乡人，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特别的热情和亲近。
02
行文至此，有些背景要交代一下。“寻找西部建设的合肥人”是《合肥晚报》策划的主题，为何要带一个肥东人，且要带着我呢?
在《合肥日报》没有创办之前，《合肥晚报》承担着合肥市委党报的职责。我是市级党报的优秀通讯员，每年的发稿量在本县的通讯员中都名列前茅，每年都会受到表彰。
在做采访计划的时候，肥东赞助单位的领导表态说，愿派一个人跟随采访组的记者负责后勤保障工作。
而采访组的两位记者认为，既然这样，不如从肥东带一位通讯员去，这样，人熟悉不说，还好沟通。两位记者协商后，最终选择了我。
我并不知道有这次“天上掉馅饼”的机会，直到我们县报的领导通知我，让我做好准备时，我才突然感到“激动不已”。
那时在县报工作，偶尔也有外出采访的机会，但都是短暂的，一般两三天，至多三五天时间。
此次去西部地区采访，期限是较长的，计划一个半月时间，机会难得。更何况，西部很多神秘的地方，我只是听说过，或在书本上看过。
此次跟随采访组去西部，我的任务是做后勤工作，并没有采访任务。晚报的两位同志调侃我说：“你一是服务好我们俩，二是吃好、喝好、玩好。”
尽管没有写稿任务，可身临其境，还是被许多人和事所感动，于是，见缝插针，在近40天时间里写了20多篇新闻稿，记了2万多字的采访日记。
同行的三人中，有位女同志，理所当然要住一个房间，我与另一位男生住一个标间。
白天采访，晚上回来写稿。做后勤的我，首先要确保他俩的吃喝拉撒，并且能让他们安心地写稿。稿子写好后，由我陪同那位男生去外面发稿。那时的网络，主要是在网吧。要发稿回报社，必须要去宾馆之外的网吧。有时候，网吧里的信号也不好，需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将稿子发回报社。一次，在拉萨市，我们在一家湖北人开的网吧里发稿。听说我们是安徽人，老板(一位小伙子)亲切地说：“我们是老乡，免费发稿，不要钱了。”在亲近我们的同时，还热情地为我们端茶倒水。
在西部的那些日子里，白天我跟他们一道出去采访。他们堂堂正正地拿着采访本进行问话、记录，而我只能在一旁用耳朵听。晚上回来，他们理所当然地专心写稿，我却不能占用他们的空间。特别是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只有一张桌子可以使用，我只得利用他休息的时候，再悄悄地开始写稿。好在那位先生喜欢熬夜，我只得利用他早上睡懒觉的机会，起早起床写稿。然后，去宾馆里发传真回报社(那时，我们县报还不能用网络接收稿件)。而且，我写的稿子还不能跟他们一样，必须另辟蹊径。如果类似的话，见报后，读者可能会认为我在抄袭《合肥晚报》记者的稿件。
所以，我写稿、发稿都是悄悄地进行的，就像做贼似的，尽量不让他俩知道。我怕他俩知道后，认为我“不务正业”，不专心做后勤工作。
虽然是悄悄地写稿，偷偷地发稿，但也有欢愉和快乐的时候。每次我去宾馆的传真室发传真时，美女服务员大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那时的宾馆里有规定，发一页纸传真收费8元。一听说我是记者，向自己的报社发稿，服务员们大都减半收费，甚至免费发稿。她们这种“抬举我”的举动，着实让我至今回忆起来还感觉心里暖暖的，感觉到受人尊重的那种神圣感。
03
弹指间，去西部采访已经20年。我常常回忆起那些难忘的场景和感人的瞬间。完成了在西藏的采访后，我们的下一站前往新疆。
在与毕清泉共进晚餐的那天晚上，我俩坐在一起相互交流着。我说家乡的一些情况，他说施工过程中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幕。晚饭后，我说想采访他。他摆摆手让我早点休息，意思是等到明天再说。没想到，第二天一早，他去外地执行任务，约定的采访就此中断。
我还隐约地记得，那时，毕清泉是工地上的一个项目经理，带领一支队伍专打硬仗、啃硬骨头。在来西藏之前，毕清泉所带的队伍就曾参与过上海“F1赛道”以及北京的相关体育场馆建设，都是一些抢工期，在特定的时间内要完成任务的硬茬子工程。每次，他们都打了胜仗。
尽管去西部采访，我只是一个配角，但是，西部的神奇以及合肥人在西部所创造的业绩，却让我久久难忘。
西部归来，我觉得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完成对老乡毕清泉的采访。多年来，一直想着，要补上那次中断的采访，由于当时受通讯设施的限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回到肥东之后，由于工作不对口，采访一直中断着没能成行。没想到这次，一位无心“月老”意外的一句话，却为我们牵上了线，也将圆我的“补课”梦。所以，我在想，要以怎样的一种方式给他一个惊喜，同时，也完成20年前就约定的那次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