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历时3年的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并以粮食产量和钢铁产量翻番为中心内容的“大跃进”，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超越了客观实际，违背了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规律，结果不仅没有使粮食、钢产量上去，社会生产力反而遭到严重破坏，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大滑坡，经济生活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录自《中国共产党遵义市历史第一卷(二)》第257页)。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的“大跃进”，结果却导致人民生活出现严重困难。
当遵义人民的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时，有一名学生挺身而出，秉笔直书遵义的严重灾情，反映陷入极度困难的人民生活。他，就是遵义师范三年级学生蔺世忠。
1959年下半年，遵义农村出现大面积灾荒，到了冬天，“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现象随处可见。但是，城镇居民除了感受到生活物资供应紧张外，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物资仍在按照计划供应着，还感受不到死亡威胁。农民群众由于受公社和生产队严管，已经出现时不时外逃乞讨的情况，有人时不时被收容部门遣回原籍。那时，谁都知道农村出现了饿殍，却没有人敢公开谈论。当时，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叫“压盖子”。
这年冬天(约11月份),19岁的师范生蔺世忠回家(鸭溪区金刀坑)看望母亲和几个弟弟。在30公里的路途上，他看到了13具饿殍。
在家里，蔺世忠又看到了老母亲和几个弟弟跟其他农民一样，生活极端窘迫，全都在死亡线上挣扎，他极为痛心，也极为担心。
蔺世忠还了解到，从生产大队的粮库到区乡一级的粮库里都装有一定数量的粮食，而且这些仓库里粮食根本就没有动过一粒。为什么呢?因为基层当权的干部一直认为农村有粮，农民不缺粮，甚至把灾荒说成是富裕农民在捣鬼。这不是胡扯吗?蔺世忠认为，这是某些干部在草菅人命。于是，他萌生了越级反映灾情的想法，希望中央领导在了解灾民、灾情和灾荒的真相后，来个一声令下，把千百万饥寒交迫的农民解救出来。
当时蔺世忠还这样想过，某些干部既有“压盖子”的举措，越级反映灾荒问题(“揭盖子”)肯定就有一定的风险。但一想到这是拯救数以万计灾民的壮举,他就顾不得个人的安危了。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正是蔺世忠当年的心理心态。回到学校后，蔺世忠找同窗好友商量，如何才能让上级知道灾民、灾荒和灾情的问题，没想到大家都批评蔺世忠不识时务，是自己抓虱子在脑壳上爬,迟早要吃大亏。
如此一来，蔺世忠只得另辟蹊径了。
既饱含着满腔热情又充满了满腔怒火的蔺世忠,连夜提笔写下了两封如实反映灾民、灾荒和灾情的信件。信件写完后，蔺世忠如释重负，顿时轻松了许多。
蔺世忠在如实向中央反映灾情的同时，也针对当地干部对灾民视而不见，对灾情听而不闻，对大压盖子的做法极端不满，说他们不近人情，完全是草菅人命。在给中央领导的信件中，他这样写道：“民以食为天。仓里装着粮食，却让人民群众活活倒下，这完全跟中央为民谋幸福的初心与决策是背道而驰的。我斗胆直言，为民请命，恳请中央令行禁止，拯救灾民于死亡线上。”
蔺世忠的两封信件，一封是寄给《人民日报》社的。他请求编辑部的同志迅速把信转给中共中央。信件的落款是蔺世忠的真实姓名与地址。另一封他是直接寄给遵义地委的，这封信的落款只有“播州民”三个字，没有写寄信人地址。他知道这封信有一定的风险和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信件寄出一个多月后，也就在1959年12月29日中午，蔺世忠被一名教工叫到学校办公室，接着被穿便衣的公安人员带走，说有要事跟他谈。途中，一名公安人员问蔺世忠：“你说共产党好不好?”顿时，蔺世忠已经明白自己被带走的原因了，是自己寄出的信件出了问题。
接下来，公安人员开始对蔺世忠进行预审。预审人员问：“你知道是什么事叫你来吗?”蔺世忠回答道：“知道。好汉做事好汉当，无非就是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党中央，一封寄给地委，反映农村有饿殍的事。”审问人员说：“我们收到了一封,你已经犯罪了!”
这就间接地告诉蔺世忠，自己给党中央写的信还没有落到公安人员手里。这时，蔺世忠毫无畏惧地回答道：“我写的都是事实。”
审问人员说：“你这个同学嘴还硬呢!从现在起，你得到看守所去待着，听候判决。”
预审是如此的快速，又是如此的简单。蔺世忠就这样走进了牢房。
进入牢房，蔺世忠看到的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陌生的面孔都冷漠地看着蔺世忠。令人欣慰的是，当这些“罪犯”得知蔺世忠是越级反映灾情被关押的后，都对蔺世忠特别的尊重。这些“罪犯”，有聚众围堵粮仓的，有撬盗粮仓的，有偷杀耕牛的，还有一个是写诗攻击公社不发粮的杨老者。
4天后，一名校工把蔺世忠领回学校。学校已经为蔺世忠布置了一场斗争大会，还有其他学校的中学生参加。蔺世忠入场时，原本哄哄嚷嚷的会场，立刻安静下来。主持人说：“今天我们批斗书写反动信件，攻击粮食政策，造谣污蔑饿死人的反党分子蔺世忠。现在由他交代作案经过。”
这时，台下的口号声顿时响起：“打倒反动分子蔺世忠!”
谁都知道这是事先策划好的斗争会。当主持人叫蔺世忠“反省”时，他不抖不颤，只把事情的前后经过、想法和信件的内容讲述了一遍。他最后说：“我不争辩，也不抵赖，饿死人，抢粮人，杀牛人，都有，你们查就是了。”
蔺世忠没有认错，台下的口号声又响了起来，只是多了一句话：“要求开除蔺世忠学籍。”接着是批斗发言，有的说蔺世忠死不认罪，有的说蔺世忠大放厥词，有的说......。最后，公安人员汇报了接到地委通知后进行的“破案经过”。
两个月后的一天，即1960年3月8日，蔺世忠接到了法院的“劳动教养”通知书。次日，他被送到茅草铺通用机械厂，开始他的囚徒生活。
1960年12月13日早上，一辆吉普车接蔺世忠出厂后，停到湘江宾馆内。来人带蔺世忠上楼，进入一间会客厅。客厅的里面排，坐着七八个领导,带蔺世忠进去的人和气地对他说：“这里有中央和省委的领导找你谈话，你先谈谈自己受处分的情况吧!”
蔺世忠从容不迫地说起了自己写信的经过和目的。其中一位领导郑重地说：“你相信党党中央，是好青年。但对现实有不满情绪，很危险，要加强政治思想的修养和学习。对你的处分是错误的，现决定搬销。”
刹那间，一股暖流涌全身，蔺世忠终于体验到什么是“热血沸腾”了。另一位领导接着说：“对你的处分好比父母打错了自已的孩子，让你受委屈了，你不要记恨。你的工作,组织上会另行安排，你也可以提出你的要求。”
蔺世忠平反的事，《遵义报》在1960年12月15日的头版头条上作了隆重报道，迅速成为当时新闻的热点。
其实，酿成蔺世忠牢狱之灾的罪魁祸首，不是其他什么别的客观原因，而是地方的官僚主义和保护主义在作祟。蔺世忠的同学李明贵说，酿成蔺世忠牢狱之灾的罪魁祸首是他在写给地委的信件中，有几句话直接针对专员邵奉先。于是，地委将这封信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责成公安部门成立专案组限期破案。
由于蔺世忠写这封信的落款是“播州民”，这就给侦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后来，公安人员通过分析判断才确定这封信是一名学生写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封信里有这样的文字：红军长征期间，爬雪山过草地时，红军将领李有国为了挽救红军战士的生命，不惜杀掉自己的战马，才让饱受饥饿的红军战士度过了难过。这个情节只有师范和高中的课文《万水千山(节选)》里才有。于是，公安人员把侦查的范围缩小到了遵义师范和遵义四中的高中部，他们要求这个范围内的学生，每人写一篇涉及相关内容的文字上交。
这时，同学们才意识到公安人员是在查笔迹，是在破一桩大案要案。殊不知，没几天蔺世忠就被公安机关逮捕了。
蔺世忠被抓走后，同学们都以为他涉及到了什么大案要案，但对具体情况一无所知。大概过了十多天，学校突然通知全校师生集中到大礼堂开会，说蔺世忠写了两封反动信件，学校要开除他。大会开始后，蔺世忠被几名公安人员押到台上，对他进行正式审讯。
审讯人员问：“蔺世忠，你给中央领导写信的意图是什么?”蔺世忠回答说：“我星期天请假回家，从南门关到金刀坑30公里的路途，看到了13具尸体。回学校时，又看到不少。我认为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干革命，打江山，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的好日子。现在，我们死了这么多人，如果党中央知道，一定会拯救他们的。”
审讯人员又问：“你为什么针对专员呢?”蔺世忠说：“我认为他对死人这样的大事情，视而不见，是见死不救，他根本不过问老百姓的死活，就是该骂。”
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蔺世忠根本没有意识到法院会定他的罪，会判他的刑。
没几天，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蔺世忠劳动教养(当时的劳动教养不定期限，而刑事犯还有具体的年限)，并把他送到了茅草铺机床附件厂(即通用机械厂)。
纸是包不住火的。没有多久，党中央就知道了遵义灾情的真相。中央派员到遵义亲自撤销法院对蔺世忠的错误判决，蔺世忠亲自选择了继续在师范读书，决心完成自己的学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
如今，从教学岗位上退休的蔺世忠老人，晚年对传统国学和地方优秀文化情有独钟。他对自己当年为民请命的壮举从不言及，当有人主动问起那件事的时候，他只说“命数所在”，从不后悔。
这就2021年9月5日本人采访蔺世忠先生时，他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一个具有知识分子良知与担当的道德楷模的形象，一个知识分子的民间英雄的形象，一个知识分子的时代标杆的形象。
(编辑：黔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