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某个兵荒马乱的年头，或是民不聊生的季节，江西刘氏一家，头顶烈日，餐风露宿，一路跋涉到肥东，那个拖家带口逃难合肥的祖先不会想到，几百年后有一个叫刘政屏的后辈子孙出版了一本《秋毫露滴——庐州刘氏文墨初辑》的书。
书中眺望刘氏祖先的来路，记录合肥刘氏的生路，探索刘氏家族的心路。笔墨重点落在刘炳卿、刘定九、刘政屏身上。
刘政屏牵头，祖孙三代，每人携带一集文字，在书中聚齐了。《秋毫露滴——庐州刘氏文墨初辑》就像一个优雅安静的客厅，也像一座书声琅琅的书院，刘氏祖孙三代以各自的笔墨，书写着人生的况味，诵读着家族的荣光。
刘政屏书多，他送过我一本老版本的《白鹿原》，在孔夫子旧书网淘到我二十年前的小说集《谜语》，每有全国著名作家到合肥，刘政屏必定能带上作家的代表作，见面先握手，后签名。对书的痴迷以至于刘政屏买书从来不惜血本，他收藏的书比他收藏的钞票要多得多。越过物质边界，土豪可分成不同类型，在合肥，刘政屏肯定是藏书土豪。
刘政屏是一个藏书家，还是一个写书人。他写了编了十几本书，他居住的这座城市是他深度开掘的写作资源，于是就有了接二连三的《阅读合肥》《倾听合肥》《享受合肥方言》“合肥文字”丛书(包括《合肥的小街小巷》)《撮造山巷上空的月亮》《合肥这座城》《漫步合肥街巷》等出版。合肥是他地理上的户籍地，也是他情感上的故乡。而刘政屏最有影响力、最能代表他精神实力和文学体验能力的是，长篇纪实文学《就这样，我们赢了》。写作写到人心里去了，文学价值就得到了最大化的实现。
基因被生物学命名，成了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其实，历史和文化也是有基因的，其遗传的力量与生物学基因一样强大。《秋毫露滴——庐州刘氏文墨初辑》实证了这一判断。
刘政屏不是因为卖书而爱书，也不是因为爱书而写书，是他的文化基因引领他与书结缘，与文同行，这是在他来到这个世界前就已注定。
从零星资料推断，晚清刘氏家族与淮军应该是有些关联的，曾祖辈及至祖父都在军中和政府里领过薪饷，祖父刘炳卿在浙江省府里任过职，其伯父刘访渠是清太学生，做过翰林院待诏。而这个家族的本质定位：书香门第。
祖父刘炳卿，泼墨挥毫，书法大家，赋诗填词，从心所欲，虽娶正四品家千金，在浙江政府里任职也不过一年半载，他是作为文化名人成为合肥记忆的，在诗词、书法之外，刘炳卿以文论最见功力。《合肥沈用熙书法源流》纵论书道，随手拈来，点铁成金，梳理师承源流，皆是书法之精确要义。“书道通于事物之理，深思与工力，两者不可偏废。永字八法，即是一法，笔笔以点下，但下后要折，笔锋才能得力。笔在手中，要按得倒，提得起，一按一提，便能转换。”既有理论站位，又有实践支撑，三千多字，洋洋洒洒，是一篇自成一格的学术论文。
父亲刘定九先生做过文艺组织工作，但他的真正的身份是剧作家，在传统私塾和现代学堂双重熏陶下的父亲，国学功底深厚，对西方戏剧模式有足够的认知，他整理、编写和创作的庐剧《点大麦》《皮氏女》《焦裕禄赞歌》、京剧《郑成功•背父救国》《红缨似火》，在追求戏剧性结构、塑造鲜明艺术形象的同时，注重对人物内心情感世界的纵深挖掘和精准提炼。如果拿《红缨似火》与当年的电影《闪闪的红星》比较，《红缨似火》更接近于生活化、人性化，是较早颠覆脸谱化和概念化的艺术创作，其时代意义大于主题价值。
刘政屏出身在一个“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家庭中，成长于诗书歌戏的文化背景下，卖书是他的生活姿态，读书是他的生活方式，藏书是他的生活惯性，写书是他的生活理想，编书是他的生活趣味，出书是他的生活成果，他把自己全方位交给了书，书就成了他人生的终极价值。
如果要对《秋毫露滴——庐州刘氏文墨初辑》作一个整体性描述，我以为，用“一脉相承，三代书香”较为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