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已经83岁了，因几年前的脑梗后遗症，行动已经不能自理。刚刚过去的疫情，更是使父亲大脑受损，很少说话，而且语速明显迟缓。如今，我有空儿尽可能多的去陪父亲说说话，希望最大可能的让他恢复大脑记忆和语言功能。这段时间，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他在公社广播站工作时的事。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全国开始大办农村广播事业。家乡青龙也开始筹建农村有线广播，当时虽然很贫穷落后，但还是艰难起步。1969年，当时父亲27岁，因为曾在承德一家企业当过临时电工，有一点机电知识，再加上人勤奋踏实，村里推荐到公社广播站工作，当上了一名外线工。
全公社有7个村，一条青龙河蜿蜒环绕，河水湍急，群山连绵，山高路陡，发展农村广播事业难度可想而知。农村有线广播是通过每隔一段路埋设一根电线杆子，有专门的广播线从公社广播站连接到各个村里面，然后再从村里连接到各家各户。父亲为了能在各村迅速普及农村广播，只能翻山越岭到各村调查摸底，实地踏査架设广播电线的路线，既要考虑架线施工的难度，又要尽量节省费用。架设电线必须翻山涉水，当时运输工具几乎没有，电线杆、电线等主要靠手推车推、靠双肩扛、靠背篓背，靠牲口驮。父亲从来都不辞辛苦，日夜奋战在乡村山岭之间。
父亲回忆起在山城村水峪沟架线时，这个居民组只有几十户人家，到大村有十多里路，需要翻过两座山，还要趟过一条河。整整三天时间，父亲和两个民工把一根一根电线杆和线扛到预定地点，起早贪黑，终于把广播线拉进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又用一天多时间把小广播喇叭接进每家每户。在村里父亲和两个民工要到农民家吃派饭，每一家都把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拿出来给父亲吃。按规定需要交半斤粮票和一毛五分钱，可是村民却死活不肯收。父亲常说起山村农民的纯朴善良，也看出农民们对广播的渴盼啊!小山村的社员群众听到墙上小喇叭里播出新闻、歌曲、戏剧等节目，非常新奇，乐得合不拢嘴。广播开播那天，村里敲锣打鼓，拉出了秧歌队，就连父亲也被推着换上秧歌服装一起扭了起来，热热闹闹地庆祝了一个晚上。
记得有一次，父亲去天津采购广播设备。一个人为了给公社省点钱，自己连旅馆都舍不得住，就蹲车站过夜，连顿饱饭都舍不得吃。采购好后，就急匆匆从天津往老家赶，要经过唐山、滦县等地，倒几次车，一箱一箱沉重的设备，上车下车倒腾，也不雇人搬运，全靠自己一件一件搬。回到家里时已经深夜，父亲累的倒头就睡。
父亲仅上过小学四年级，连初中基本的机电知识也没有学过，对广播技术业务更是一无所知。只要县里有广播技术培训，父亲一定积极报名参加。白天上课听不懂，晚上再凭记忆和残缺不全的笔记认真整理，及时消化领会，不懂的地方就追着别人不停地请教，直到完全闹明白为止。前年回老家，偶然翻到一本父亲参加培训的笔记本，一页一页记得密密麻麻，工工整整，可以看出当时父亲学习非常认真。
那时农村的文化生活十分匮乏，看不到图书报纸，没有收音机和电视。经过父亲的辛苦努力，全公社家家户户的屋里都挂上了一个有线广播喇叭，由县广播站一天三次播送新闻。除了转播中央和省级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外，大部分都是本县的新闻、乡村新风、听众来信、娱乐节目、天气预报。人们知道的天下大事，都来源于这个广播喇叭。广播站清晨开播，晚间关机，遇到突发事件或不测气候，还会临时开机播音，所以需要有人全天候在岗。农村小喇叭的开通，丰富了社员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就连社员作息起居、出工收工往往都踩着广播的节点。
除了每天县广播电台的节目，父亲还会搜集整理一些农村林果栽培、庄稼种植、牲畜养殖等农民渴盼的小知识小技术，在广播里播出，农民们听了这些更觉得直接受益，觉得父亲好像什么都懂似的，有什么不懂的事就找父亲问。
1973年父亲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平时不爱说什么大话，心里就是一个朴素的目标，让高音喇叭、有线广播遍布全公社的乡村田野，成为农村重要的宣传工具，宣传好党和政府的声音。重任在肩，只有尽心竭力。我们公社是全县最偏僻、交通最落后的地方，经济上最贫困，但是父亲的工作在全县广播系统也是名列前茅，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记得小的时候，父亲曾给我们小伙伴出过一个谜语：“墙上一朵牵牛花，一根藤儿连着它，没有叶儿没香味，能唱歌来会说话。”我们都猜不出来，父亲笑着抬手指了指家里炕头墙上挂着的广播喇叭，自豪的说：“这谜语说的就是小喇叭啊!”原来父亲连让我们猜谜语，也没离开自己的工作啊!父亲就是这样痴爱着农村广播事业。
1982年4月的一天，在县一中上高中的我正走在县城大街上，一辆解放牌卡车从身旁驶过。突然听到车上有人喊我的名字，车停下来，叫我上了车。看到车厢上放一副担架，父亲躺在上面。原来父亲在架设广播线路施工时，刚刚爬上水泥电线杆准备架线，突然电线杆倒下了，正砸在父亲的腰部，两根腰椎骨压缩性骨折。这次父亲在县医院住院一个多月，造成二级伤残。刚刚恢复就不顾家人的阻拦又到架线施工现场，自己不能爬上电线杆了，就指导着民工施工。
1986年，父亲转为公社广播站合同制工人，后来当上了站长。虽然这个站长没有品级，但是父亲觉得肩上的责任一点也不轻。每天必须按时按点开机播放节目。广播站人员少，父亲还要承担着县广播电台的通讯员，需要把公社内发生的好人好事采写上报宣传出去。父亲文化水平不高，为了做好这份通讯员工作，只能在繁杂的工作之余挤时间学习有关文化知识，还要下乡采访。写出新闻报道稿件后，往往先找公社秘书或文化站长提意见进行修改，然后再抄写清楚上报。我大学毕业后，父亲有时还会让我帮助改稿子。这样父亲竟然有不少新闻稿件在市县广播电台播出。1988年，父亲在河北省第四届有线广播评比中荣获先进工作者称号，受到省广播电视厅表彰。
当时农村通讯不发达，一个村只是村部有一部电话，平时经常没有人接听。所以，有什么急事，或者大事小情的，都会到广播站找父亲广播一下，父亲是个热心肠，有求必应，帮助社员群众解决了许许多多的急事难事，大家提起父亲，都交口称赞。
后来，农村经济发展了，许多农民家庭电视逐渐普及了，了解国家大事更方便了，信息渠道也拓宽了，曾经在乡村风靡一时的有线广播，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1996年，因为修建桃林口水库，家乡异地搬迁到唐山安置。当时父亲已经56岁了，因为年龄原因，办理了退休手续，离开了自己挚爱而坚守尽三十年的农村广播事业。搬家的时候，父亲还特意把平时用过的工具包和架线攀电线杆用的脚蹬都收拾好带上。前年，我回老家收拾东西又把父亲这些宝贝拿到我的家中，也作为我永久的留念。
一个小广播，连接千万家，也牵动着父亲这个农村最基层广播人近三十年的心心念念。每次父亲回顾起自己的广播生涯，都会感慨万千。正是广播，让他的人生更加丰富充实，更加充满意义，广播成为父亲人生中永远不变的情缘。